中国 2012 权力移交 情况 预测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must read]

Posted on May 29, 2011
Filed Under Analysis_and_predictions, Leadership, Need_to_review_in_future, Political, essential_Information | 8 Comments

中国 2012 权力移交 情况 预测
作 者 :程致宇
整 理 :2011年5月11日22:21

核心提示：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介绍，以及对中共高层交接班当中值得关注的六名重要人物的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ments from 周亚辉说明：

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美国人，他写的下文，很具体，值得一读。但是，有个小错误，习近平不是什么工程师。习近平只读过初中，初中毕业后，就被下放到陕西农村。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清华大学化工系读书。但是，当时，他因为只有初中基础文化，在清华化工系，主要是补习高中基础文化课，虽然也学了点化学，但是，学的化学知识，绝对没有现在的高中理科毕业生多。习近平在清华1979年毕业后，没有做化工工作，而是在军委办公厅工作，当军委秘书长军委常委耿飚的秘书，后来，靠父亲的权力和关系，一步步在地方党政体系升官，最后，2007年，被曾庆红作为退休的交换条件而提名进入政治局常委，成为接班人，在2012年，将接替胡锦涛成为总书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文作者：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美国人

原文链接： http://chovanec.wordpress.com/2011/05/08/primer-on-chinas-leadership-transition/
译者：cys.tony
校对:南山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些人写信来要求我关于中国明年即将开始的权力交接做一个简要介绍。新旧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权力交接在媒体中引起了大量的猜测，人们关注谁会成为新的领导人以及这意味着什么。然而，有时候回顾一些基本原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看来十分令人迷惑的政治制度。

首要的事情是，要明白政治制度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在美国，我们有行政，立法，司法这三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则是党、政、军。和美国的三权分立、彼此平等制衡不一样的是，在中国，党是至高无上的，并且统治着另外两个部分。中国的“领导换届”包括政治体系中三个部分的相互协调的权力交接。

党

这里我说的党，当然是指中国共产党（CPC，或CCP）。这个政治组织在1921年建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革命战争，并且最终在1949年上台执政。它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这意味着与大多数西方政党不同，它是类似于军事单位和宗教团体的一个严密的、等级形的组织。在美国，并没有一个作为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党员”的这样一个概念——最接近的应该是登记参加两党中任何一党的党内初选。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委员会”，无论是地方级别或者国家级别，只用来筹集资金并且为候选人提供支持和帮助。他们没有能力向选民、活动家、候选人或者当选官员发布号令。与此相反，加入中国共产党则是一种正式和严格选拔的过程，需要花费数年来完成。这个过程一旦启动，成员必须服从党的指示，并且接受党安排的一切任务（包括担任公职）。如果他们胡作非为，或者甚是触犯了法律，他们会被党拘留、调查和处罚，而不是被警方处理——只有被开除党籍之后，他们才会被移交给这个国家的常规司法机构并被起诉。

想了解这个党的最好方法是想象一个庞大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所不同的是，这个人力资源部门是如此强大，它拥有任命所有人包括从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到最底层的看门人的权力，因此它能够有效的发号施令。在中国，所有政府部门、军事单位、国有企业——甚至许多私有企业也是一样——都有一个党委会，它决定重大人事问题。通过这种做法，它实际上掌握着实权。有时一些较为公开的单位的负责人同时也会是党委的领导人，这意味着名义上的老板也是实际上发号施令的人。但是如果这两个角色是分开的——比如每个省的领导——那么党委的领导人肯定是掌握实权最多的那个。

这个党的7800万成员（比中国的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略多），基本上是经过了预先审查的、能够被党的领导层安排到任何职位的候选人群——他们当然明白自己的主要效忠对象是共产党，因为正是党安排了他们的职位。来自党的上级的指令——人事的安排和提拔，或者遵循什么样的政策——绝对比从较为正式的渠道（如政府部门，法院或者企业董事会）获得的指示要重要的多。

每隔五年，共产党会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议自从1949年以来一直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上一届全国代表大会（17届），在2007年10月召开。理论上来说，参加大会的是2000名左右由基层党员选举出来的代表；实际上，这些选举的组织方式使得其结果总是被党严格控制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它是党的高级领导层宣布新的方针以及调整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主要场所，比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第二，代表们“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其实事先已经被高层选定了。

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核心领导阶层，由掌握着实权的300名左右的“决策者”组成。他们包括党的高级官员、大多数（但不是全部）国务院各部部长、主要机构负责人、军方最高级将领、一些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少数最有权力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他们是中国的“枢机主教团（译者注：负责教皇的选举）”，他们负责任命由24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然后再从其中选出5至9人组成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真正掌管着中共。在两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之间，这个中央委员会以“全体会议”的形式批准重大决策以及领导人的变动。虽然这些决策往往是由最高层下达的，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确掌握着一定实权和影响力，在幕后的政治斗争可能异常激烈，并且对最后的结果会产生一些影响。

这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九人成员（他们总是男性）实际上有着次序排位，从1号到9号。无论他们是否担任正式的公职，他们是在中国的政治制度里作出重要决定的真正的“大哥大”。例如，排名第5的李长春，除了是一个低级职位的全国人大成员以外，没有掌管任何政府部门。但实际上，他是党的宣传部门的首要负责人，负责所有媒体和网络审查。《福布斯》杂志称他为“控制着13亿中国人的所见、所闻、所说”的人。排名第9的周永康也“只”是一名全国人大成员，但是实际上控制着中国国内的安全力量。

政治局及常委会的1号人物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2年11月的16大上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并在2007年10月的17大获得连任。实际上，这使他成为了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胡锦涛是党的首席负责人，并且控制着军队和政府，我们即将看到，他也有让他能够更加直接的控制这两部分的兼任职务。

据推测，胡锦涛将在2012年秋季的下届全国党代会中辞去总书记职务，以符合限制最高领导人连续担任两个五年任期的新的“传统”。那时，有希望接替他的职位的人是习近平。目前在党内，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中的排名是第6位（仅仅比李长春低一位）。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他掌管着党的最高行政机构——书记处。那里包括非常关键的党的中央组织部。中组部控制党内所有的人事安排（因此也包括军队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与此同时，习近平也是中央党校（等同于肯尼迪学院【译者注：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校长，中国高级党政官员在这里接受培训。胡锦涛在被任命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前，也担任着这两个职位。而这并非巧合。这两个职位给予了习近平强大的权力基础，使他可以在各个关键职位安插他的支持者并且巩固他作为“继承人”的地位。

中国现任总理温家宝，在政治局常委会中排名第3。无论是谁接替总理——被看好的候选人是现在排名第7位（比习近平稍低）的李克强——几乎肯定会在2012秋季公布的新排名中向上移动。

自1990年代末起，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受到一个半官方的法定退休年龄（68岁）的限制。如果该规则适用于2012年（目前没有理由预计它不会），则现任常委中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另外的7名成员全部都会退休（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并被新人取代。在最有可能获得提拔并接替他们的16名“下级”政治局成员中，只有9人足够年轻。这大大缩短了有可能填补七个空位的竞争者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诸如王岐山和薄熙来这样的名字，这些人我后面会更详细的谈到。

我也会详细的谈到胡，温，习，李的个人性格和政治倾向，以及这些权力交接有可能会带来的变化。但首先我们要看看中国另外两个的权力结构：军队和政府，以及它们是如何融入整个政治权力系统的。

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作为共产党的军事武装力量建立于1927年（当时共产党刚刚成立六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早二十多年。因此，这支军队的成立实际上早于政府，它主要效忠于党。中共统治中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毛泽东定下的“党指挥枪”。

中国的国防部不能行使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控制（顺便说一下，解放军不仅包括中国的陆军，还包括它的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二炮））。作为中国政府一部分的国防部，仅负责解放军和外国军队间的联系事务。中国军事力量的指挥权和控制权是由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CMC）行使的。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度保密的机构，理论上由党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但实际上是被政治局常委会严密控制的。（外人常感到困惑的是，政府机构中也有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两者有着一模一样的成员。但是党的中央军委是拥有实权的那一个）

党的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着高级军事官员的人事任命、军事单位的部署、武器装备的支出。除了解放军，它也与公安部共同指挥人民武装警察（PAP）——这是中国主要的国内安全力量。

中央军委的11位成员大部分是指挥解放军各大总部的高级军事将领，类似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国防部只发挥着有限的作用，但作为高级将领和党员的现任国防部长梁光烈将军，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不用说，所有其他中央军委的将军们同时也都是党员。通过他们的总政治部（其负责人李继耐将军也是中央军委成员），解放军保持着一个由政委组成的网络，他们和军事指挥官一起工作，保证每一个军事单位都对党效忠。

自2004年9月以来，胡锦涛一直担任军委主席，中国的三军最高指挥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的必然结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前任江泽民从总书记的位置退下来之后，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长达两年之久。一些西方观察家怀疑江泽民有意模仿邓小平。在整个80年代，邓用自己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在幕后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即使在他辞去了更加正式的职务很久以后依然如此。当时有传言说，胡锦涛和江泽民之间有着激烈的摩擦。只是在江泽民于2004年彻底退休后，这样的传言才消失殆尽。

这也是为什么当2008年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没有像外界广泛预测的那样任命习近平（胡锦涛的公认继任者）为三名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一的时候，观察者们恍然大悟似地发问：胡锦涛是否想学习江泽民，并且计划在他任期结束后通过中央军委继续掌握权力？他是否试图另选一个人——比如他的亲信李克强——作为他的继任者？这样的猜测让中国观察家兴奋了一段时间，但当习近平一年后被毫无争议地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后，这些推测渐渐销声匿迹。这个去年十月做出的决定，让习近平成为中央军委中除了胡锦涛之外的唯一文职人员，并且表明了他走上了全面继承胡锦涛所有权力（不是部分权力）的轨道，即将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过去，政治局中的很多委员都是解放军将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代人。即便是邓小平也曾是一名解放军高级政委，在退役前参加过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最为重要的战役。而现在的24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两位是解放军的将军。九常委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在军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当胡锦涛初次进入中央军委的时候，其官方个人简历中提到他曾经在军队担任过政委等各种职务，但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一点；相同的事情最近在习近平身上也发生了。这很可能只是为他们的简历装点门面的象征性职位而已。）

虽然有一部分中共高级领导人是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子女，但是解放军在党的领导集体中的直接缺失在观察家们当中引起一些疑问。他们怀疑最近几代中国领导人和军方的关系有多好和多深。一些解放军将领对胡锦涛的温和对台政策产生的挫折感将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明显。一些人推测说，像胡锦涛这样的与军方的个人联系比较弱的领导人，通过对解放军更加慷慨地拨款和对军方自行其是更加宽容来作为补偿。然而这种论断仍然具备高度的猜测性质。

政府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政府。

从理论上说，中国政府是围绕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构建的。人大在每年的三月定期召开。事实上，这个由3000名左右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只能批准已经由党和党的中央政治局做出的政策和人事变动。在几乎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中国还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这是一个由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组成的顾问性会议，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党员。这两个会议被合称为“两会”。近年来，由于大众媒体影响力的增长，尽管“两会”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仍然成为一个关于讨论公众关注的问题和塑造公共意见的引人注目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与现代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党派全国大会有很多相似之处：沟通，但是不做实际的决定。

每隔五年，全国党代会结束后，全国人代会立即地（当然不是巧合地）“选举”出一名总统（在中国，这实际上叫主席），他主要是在礼仪上作为中国国家元首。自从1993年，江泽民成为国家主席以后，这项工作的唯一候选人一直是中共的总书记。所以胡锦涛在2002年10月出任党的一号人物后不久，他就在2003年3月被“选举”为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任期也被限制为两个连续的五年。人们普遍预测，习近平在2012秋季接任胡锦涛的党总书记职位之后，他会在2013年3月被全国人大“选举”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担任国家副主席一职。

国务院经由国家主席任命，全国人大官方“批准”成立——从本质上讲，这是中国的各部部长组成的内阁——包括该内阁负责人，国务院总理，他有几位副总理协助工作。毫无疑问，既然国家主席也是党的总书记，他是事实上决定谁来担任这个职务的人。

国务院以及组成它的各个部门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代名词。总理是政府首脑，等效于首相。本质上来讲，中央政府的作用就是把党的各项政治指示和优先事项纳入具体的国家政策和法规，并管理它们。因此总理需要对执行各项政策负责，比如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总理是个总管，由各种半官方的智囊团协助工作。许多中国的最重要的官僚机构，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发改委，中国的经济规划机构），中国人民银行（PBOC，该国的中央银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拥有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和国家统计局（NBS），都直接向国务院报告。

自国务院往下，中央政府有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总理被认为是一级公务员，副总理是二级，部长是三级，如此依次往下。然而，对包括国务院本身在内的所有级别的官员来说，他们都在党委的阴影笼罩之下，党委提供“指导意见”并且决定关键的人事变动。不出所料的是，总理也恰巧是国务院党委的书记。这是个对应着政治局常委中的3号人物的关键职位，这也是他真正的权力源泉。（党委系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可以这么确信所有合适的人都会被任命到合适的职位。政治局常委会2号人物吴邦国，是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党委负责人。这样一来，他可以确定党的1号人物能够当选国家主席，以及他关于政府职位的任命能够获得批准。——他只需简单地对他下属的全国人大代表发布党内指令就行了）

现任国家总理温家宝是在2003年3月被胡锦涛任命的，这是他于2002年10月获任国务院党委书记职务并在政治局常委排名第3的地位带来的。因此，实际上他的政府职务晋升是由于在此之前几个月的党内职务晋升决定的。和国家主席一样，国家总理的任期也被限制在两个五年任期之内。普遍预测的是，当习近平在2013年3月接任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会任命李克强成为总理。李克强自2008年的上一次任命以来，担任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负责经济事务。并非巧合的是他同时担任着国务院党委2号人物（副书记）。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在2012年10月李克强是否被提升到温家宝的党内位置，来提前获知他是否能够在2013年接任国务院总理。

在对中国政治体系的三方结构——党，政，军——以及各个部分的权力分配做了一个概述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对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概念。

如果一切如预期那样，习近平将通过一系列程序和步骤，顺利地在党政军三方面接替胡锦涛担任最高领导人：在2012年10月召开的第18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会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也是政治局常委1号人物。与此同时，他也可能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被提升为中央军委主席，这个职位让他成为中国三军最高领导人。随后，在2013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他将“当选”国家主席，成为中国的国家元首。那时他将任命总理和各部部长。

等到2012年10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我们就将知道习近平会在来年3月任命谁成为总理，因为这个人（几乎确定是李克强）会被提升并接替温家宝成为国务院党委书记和政治局常委的3号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现任总理并没有任何中央军委的职务。他拥有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关键地位，而不是军队。

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9名政治局常委中剩下的职位预计会大换血，由新的年轻一代接任。而填补这七名重要职位的主要候选者是16名“下级”政治局委员中的9名年轻成员，他们足够年轻因此到时不用退休，当然也有其他的竞争者在伺机而动。党内很有可能已经做出了这些决定，只是等待向民众公开。但是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一些政治斗争仍然有可能发生。

习近平会替代胡温？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侧重中国权力交接的体系制度方面。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自从邓小平在1990年代中期将权力交接给江泽民以后，中国的权力交接变得更加制度化，当然这是和随性独裁的毛泽东时代相比。但是此事的另一个侧面是这些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政治倾向。这依然让外界很感兴趣，因为这将有助于评估中国领导人的交接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然而因为如下几个原因，如果想要着手探究这方面的情况会是非常困难的。第一，党对其领导人的私人生活有着严密的保护措施。由中共发布的官方个人简历泛泛地将他们描述成毫无特点的工作人员和尽职尽责的工作狂。除了谣言以外，公众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政治与职业声誉、以及关键性的人生经历知之甚少。第二，他们与他们的政治竞争对手之间的关于政策的争论也几乎是闭门进行的，而且从来不会公之于众。我们只能凭借他们的公开或私人的谈话来推测他们的政治路线，中国对外展示的是坚强的、有纪律的、完全相同的立场。第三，任何可能获得提升的中共党员——尤其是高层提升——都被建议不要亮出自己手上的牌。如果习近平和李克强怀有任何激进的想法或者对路线方向的改变，也不会告诉我们。

把这些丑话说完，我再来大致勾勒一下即将在中国的权力交接中成为主要角色的那些人。

胡锦涛，年龄68岁。像他们这一代的很多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前任一样，他被训练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他的主要权力基于共青团，这源于他在1984-1985年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他在中共内部仕途一路升迁，获得了诚实、服从、守口如瓶、以及很少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意见的声誉，他倾向于在幕后悄悄地建立联盟。有些人可能因为他缺乏个人色彩和魅力而诟病他；在发表公共演讲的时候，他必定会显得过于正式和僵硬。胡锦涛被邓小平指定为江泽民的继任者，江泽民只能无奈的接受这一结果。胡花费自己的第一个五年任期来把江的亲信从关键岗位上换下来，并换上自己的亲信（不过，至少有三名政治局常委——吴邦国（2号人物），贾庆林（4号人物）和李长春（5号人物）被普遍认为是忠于江泽民的。这种情况对胡锦涛想要树立自己的控制力制造了一些麻烦）。自从胡锦涛接任了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他的核心主题一直是转变经济发展重心，从惊人的经济增长率到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更加平均的利益分配（这在最近被称为“包容性增长”的方法），以避免社会和政治动荡（确保“和谐社会”）。本月初全国人大批准的的“五年计划”中优先提及了这些事项。

温家宝，年龄也是68岁，是一名地质学家，并在担任这一领域的副部长的时候被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看重。温家宝的能力和对细节的掌握让他获得了上级的支持，包括胡耀邦和朱穃基。然而接任总理以来为他赢得声誉的是他的“平易近人”。和胡锦涛以及很多中国官员不一样的是，温家宝在和民众交流的时候看起来更加轻松自然，这一事实让他很受欢迎，就像他的昵称“温爷爷”一样。温家宝的人气偶尔引起了与他的同事们之间的摩擦——尤其是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当时他在屏幕上的救援努力和手里拿着扩音器的形象，抢过了胡锦涛主席的风头——但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的用处。温家宝的妻子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据报道她通过钻石生意获得了财富，她从不公开露面，因为担心这会损害温家宝受欢迎的程度，这也是被认为是禁忌的话题。

尽管表面上是中国最高决策者，温家宝对政策的影响力还不是那么清晰。他关于经济事务上的哲学是很模糊的。在一些场合，他似乎通过提及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衡”来呼吁市场化改革；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则称赞中国“市场化社会主义”的国有体系让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经济。过去的一年里，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温家宝都发表了“中国需要深化政治改革”的发言，这也引起了很多评论和推测。一些人甚至推测党内出现了内部裂缝：温家宝领导着一个民主改革派来对抗由吴邦国和周永康领导的强硬派（这种理论的势头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得到升温，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抵触了温家宝的观点）。不过，温家宝从来没有清晰的说明他所谓的“政治改革”的实际意义，而且温家宝和其他人的实际立场差别可能远比外界猜想的要小的多。

不管怎么说，胡温都只剩下的一年多的任期，因此他们都不大有可能对党的未来走向发挥更长久的影响力。

习近平被预计将替代胡锦涛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今年57岁，是一位所谓的“太子党”，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后代。他的父亲习仲勋，曾经参与领导了共产主义革命并在1960年代早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之后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清洗。被邓小平平反以后，习仲勋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在深圳他计划并实施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并且是一位积极提倡市场改革的官员。他曾经告诉邓小平说“我们需要改革中国并且建立这一经济特区，即便这意味着我们要向前开拓一条血腥的道路，我也会为此负责。”习仲勋后来公开谴责了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暴力镇压。

他父亲的遗产似乎让习近平坚定地站在政治经济改革这一阵营。然而，一些人认为习近平在文革期间曾表现得“比红更红”，以一个坚定的党的忠诚战士面目度过了难关。（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这样形容习近平：“一个深思熟虑的经过很多磨难的人”，甚至把他和纳尔逊.曼德拉相提并论）。像胡锦涛一样，习近平也是清华毕业的工程师。通过在党内稳步的上升——包括在沿海关键且繁华的省份福建、上海、浙江任职——他学会了不亮出自己手中的牌。总的来说，他没有什么丑闻或者争议，专注在中共批准的与腐败斗争的战役上面。因此，习近平的内心想法，以及在接任执政之后会是什么样，基本仍然是一个谜，至少对于外人来说是这样。

习近平娶了中国的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因此她成为不寻常的公开露面的第一夫人。他们的女儿目前化名在哈佛大学就读。

李克强，55岁，预计将会接替温家宝成为总理。这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以及排在习近平后的2号人物。和习近平相比，他来自一个卑微得多的家庭——他的父亲曾经在贫穷的农村省份安徽担任地方官员——但是他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并且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提升至共青团（胡锦涛的主要权力来源）的领导职位的过程中，他成为胡锦涛的关键亲信。在1998年，李克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省级官员，执掌人口众多的农业省份河南。

他在那里的任期内受到一些负面事件的影响，其中包括由于被污染的血液被粗心地使用而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可怕丑闻，这给他带来了“坏运气”的名声。但是他成功地提升河南经济——也因为他是胡的亲信——让他晋升为辽宁省省委书记，在那里他倡导振兴全省夕阳工业区的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李克强是胡锦涛挑选的接班人，但他在随后的权力斗争中败给了习近平。即使李已经成为副总理，温家宝的预订继承人，仍然有很多传言：王岐山和薄熙来希望打败他而让自己成为总理。批评家提及李克强过去在河南的问题以及他“坏运气”的不好名声。然而，在一系列成功的外事访问中，李克强表现的很好，这似乎稳固了他的地位以及清除了在成为中国下一届总理的路上的障碍。

王岐山现在是政治局委员（但不是常委委员）并担任国务院负责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副总理。王岐山在大学里面学的是历史。和李克强相比，他拥有“能干”的名声。在1990年代，作为中国建设银行的行长和国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他改组了中国的银行，以应对风险巨大的不良债务危机。当北京市市长在2003年搞砸了SARS应对工作之后，王岐山被任命来替代北京市市长并收拾残局。他还领导北京在2008年举办了非常成功的奥运会。王岐山目前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参加“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在这里他获得了来自国外同行——如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的赞誉，他认为王“果断并且好奇”，而且颇有“冷幽默”。鉴于王的辉煌纪录，毫无疑问很多人认为他——其中很多人也相信王岐山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是一个强大的总理候选人，即使是在李克强被指定为总理继承人之后。然而王也有一个不利因素——他的年龄：现在已经62岁。在他的法定退休年龄之前，王只能获得一届任期。尽管他几乎不可能获得2号人物的位置，但王岐山在接下来几年仍然很有可能成为这个9人团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员。

薄熙来在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中以持“外卡”的面目出现。和习近平一样，薄熙来——现任重庆党委书记——也是一位“太子党”，但是薄熙来被认为是“太子党中的太子”。他的父亲薄一波是一名长征老兵，后来他反对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薄一波受到折磨而他的妻子（薄熙来的母亲）被殴打致死。薄一波在文革之后是“中共八老”的成员之一，这些最高级的解放军将军在背后为邓小平提供支持。与习近平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薄熙来的父亲在1989年实行的戒严镇压行动中，是一名关键强硬派。

薄熙来长相英俊，口齿伶俐，熟悉媒体。他有时候会被喻为中国的肯尼迪。在1990年代，作为大连市市长，薄熙来通过极大复兴了这个当时日渐没落的港口城市而明显加分。2003年薄熙来——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并且娶了一个著名的律师——接任商务部。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他令他的外国同行们眼花缭乱。虽然薄熙来——现年61岁，并且是政治局成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调的职业生涯，他一直未能进入核心权力圈。有一部分可能的原因是出于对他个人魅力以及他愿意讨好媒体和公众的怨恨。西方媒体对他的赞扬肯定没有为他在中国保守的权力掌握者之中赢得任何朋友。

当薄熙来2007年被任命到一个有3100万人口的城市化省份重庆做党委书记的时候，这被视为他“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毋庸置疑的是，他成功地引起了全国人的瞩目，无论是他对这个城市的黑帮所做的打击（其中一些辩护律师因为他们的职业行为被关进监狱），还是他野心勃勃（同时也很昂贵）的大规模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计划，薄熙来一直在制造新闻。他还用一场民粹主义似的旨在恢复文革的精神（如果不是文革的混乱的话）的运动让西方世界感到困惑。这场运动包括称赞毛主席的“红色歌曲”和“红色短信”——考虑到他们家在文革中的悲惨历史，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甚至有些讽刺性的举动。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些能够给他增加什么筹码，或者薄熙来会这样做多久，但是肯定不会有人忽略他。去年12月，习近平到重庆访问期间，公开赞扬了薄熙来的新毛泽东主义运动。

薄熙来近来的举动以及滑稽表演有可能让他得到一个9人政治局常委的名额——也许这只是为了安抚这个捉摸不定的政客（就像我们在军队里说的那样，“站在帐篷里往外撒尿好过站在帐篷外往里撒尿）。如果当真如此——当然这样的结论还远远没有得到肯定——他会是接下来几年里最有趣最值得观察的一个人。

很明显的是，即使我们只关注有可能接任“九常委”的候选人，在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之中也会涉及到很多人士。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最好的方法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以上六个人身上。我只想再作一个更进一步、更广泛一点的观察预测。2012到2013的权力移交体现了“第四代”到“第五代”领导核心的过渡。第一二代分别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占主导地位的是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奋战的将军和干部们。接下来由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的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工程师，他们在苏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获得晋升，也很适应使中国“现代化”的市场改革路线。现任9名常委中，有7名工程师，1位（温家宝）地质学家，只有一位（李克强）是律师/经济学家。然而而下一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工程师，大多数未来在他领导下的第五代领导人是学法律，经济，历史出身的。这些学科背景可以在中国面临挑战的时候提供不同的观点。

几乎所有的新一代领导人，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学业，这一点和他们的子女不同（以习近平的女儿读哈佛大学，薄熙来的儿子读牛津大学为代表）。这些人在国外学习甚至在国外工作或者教书。我被一些清华的学生告知，出国读书——在挣钱角度来看很有价值——仍然被那些希望在党内提升的人视为职业死路。观察新一代“太子党”带着西方的文凭回到中国之后，这条规律是否会继续生效，而他们又会为中国政治带来什么新的观点，将会是很有趣的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other related posting
Uploaded by Martin Chu on Dec 16 2011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中共十八大，除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最受关注的是中共军委委员人选。在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一中全会上决定的军委名单，其中副主席习近平是2009年增补进去的。

明年从胡到习的过渡中，中共军委成员大换血，年龄一刀切或再次发生剧烈变动。

即将卸任总书记职务的胡锦涛是否会效法当年邓小平和江泽民形成的惯例，为了延续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中共在军队中的顺利交替，而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引发人们的关注，若如此，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还得被迫继续呆在军委副主席位子上至少两年，而军方人士担任副主席的是两人还是三人也成为悬念。

军委大换血 年龄一刀切

据多维网评论文章表示，近年，中共军委成员及各总部领导、大军区负责人基本是以67岁划线，
到年龄就退，很少有例外。若按此标准，本届军委军方成员10人中，只有总装备部长常万全（1949年）、海军司令员吴胜利（1945年）和空军司令员许其亮（1950年）得以留任。

以上3位将领都是在2007年十七大时晋任军委成员。而这三人中，吴胜利将卡在67岁年龄线上，因此进退要看是否需要。

其余7人军委委员中，两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1943）和郭伯雄（1942）都已过线，即将退休；另外5人，国防部长梁光烈（1940），总参谋长陈炳德（1941），总政主任李继耐（1942），总后勤部长廖锡龙（1940）和二炮部队司令靖志远其年龄也都将超过67岁线而面临退休。

因此，这是近20年来军委因年龄换血换得最剧烈两次之一。

两人还是三人的猜数

依照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先例，江泽民续任军委主席，副主席为胡锦涛、郭伯雄和曹刚川。至2004年9月十六大四中全会，江泽民交权，胡锦涛接任军委主席，徐才厚接替胡锦涛的空缺，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到2007年十七大，曹刚川到年龄退休，徐才厚和郭伯雄留任副主席，此时军委副主席只有两人，另一个位置留给两年后才进军委的习近平。

文章表示，如果胡锦涛“恋栈”军委主席，习近平仍将“蹉跎”于副主席，留给军方的副主席位置自然只有两个。但倘若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坐上军委主席宝座。

文章分析估计，十八大习近平如果接任军委主席，目前又没有新一代接班人浮出人面的情况下，军方人士出任副主席的，估计仍是两名，但也不排除爆冷有三人出线，直到5年后的十九大，新一代接班人形成，占掉一个军委副主席位置，军方再退回到两人的情况。

据悉，明年从胡到习的过渡中，中共军委成员换血再次发生剧烈变动，但是否能排除因政治斗争或派系斗争造成大清洗的情况，人们拭目以待。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These coming years going to be very turbulent for Mainland China.
How to safe and smooth transition to a system that all Chinese want is a very challenging issue!

History always repeats itself. However if human beings know, study,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 of the history, every tradegy can be avoided!

Please also read these other related postings about this topic for your own knowlegde!

(1) 中国的命运 掌握 在 亿万民众 手里 from 王建勋的微博

任何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by 温家宝

(2) 别给 子孙后代 留下一个 无法收拾 的 烂摊子 by 熊飞骏

(3) 百年前后 的 中国 悲剧史 惊人相似

(4) 資料間 隱含關係 的 挖掘 與 展望

(5) 铁流探望辛子陵纪实 [轉帖]

(6) 何谓爱国者 萧瀚 在 解放军 测绘学院 讲演

(7) 枪杆子 为何 没保住苏联

(8) 中国人没有勇气去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转贴]

(9) 成大事的九种手段 [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other somewhat related news for my own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美國 改變 軍事戰略 有啥考量!

2012年01月07日 08:16:07 來源： 解放日報

美國5日公布《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安全戰略報告，以縮減地面部隊人數、軍費開支以及將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為重點。美國在新年伊始做出一“縮”一“轉”的軍事新布局有何考量？它將給亞太帶來何種影響？

出于三點“再平衡”

這份歷經8個月討論的新報告包括幾方面要點：第一，美國有必要向亞太地區重新定位，並正在促進與一些亞洲國家的長期戰略合作關係。第二，美國今後10年內將削減約4890億美元軍費開支，並削減美國陸軍、海軍陸戰隊等地面作戰部隊人數。國防部長帕內塔透露，10年內地面部隊裁減幅度約為10%至15%，下降至45萬人。第三，美國將放棄長期堅持的“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目標，代之以“1+”戰略——打贏一場主要戰爭的同時，有能力應對和“毀掉”第二個潛在敵手的戰略意圖。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前所長潘振強表示，此份報告要說“新”也不盡然，因為美國在軍事上對亞洲的關注由來已久。早在冷戰結束後的上世紀90年代初，五角大樓的“防務指南”中就稱，歐亞大陸不能出現挑戰美國的力量。2001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同樣有對亞洲沿海國家加大戰略投入的表述。但“9‧11”打亂了美國的軍事步伐，反恐10年後，從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泥沼中緩緩抽身的美國，自然走到了戰略再平衡的新十字路口，而群體性崛起的亞太國家成了其戰略實施的落腳點。

有分析人士認為，這種“戰略再平衡”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一是美國尋求國防投入減少和維持美國絕對軍事優勢之間的平衡。美國經濟有待重振旗鼓，加之跨入大選年，減少軍費開支、“1+”戰略可視作奧巴馬對小布什窮兵黷武政策的“溫柔一刀”，砍下軍費既為財政讓路，也是貼合民意之舉。當然，美國在戰略收縮的同時，不忘強調重視亞太，以安撫盟國。二是美國把握應對當前威脅和未來挑戰之間的平衡，在確保歐洲安全的前提下，將戰略關注點更多地轉向亞太。三是美國使盟友和自身所承擔的義務更趨均衡。體現了前沿部署、“新幹預政策”、“巧實力”的特點。削減歐洲駐軍，也有壓歐洲盟國負起更大責任的意圖。

而新軍事戰略面臨的最大挑戰將來自美國國會。國會削減赤字委員會未能在去年年底達成協議，意味著如果國會今年不採取行動，自動減赤機制可能在2013年啟動，國防等安全開支將被削減6000億美元。

“軍事控”不合潮流

美國此舉又會對亞太安全產生何種影響？

應當看到，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具有復雜的多樣性，這裏既有美國的盟友，也有美國的“冤家”等等。美國軍事深度介入，將引導地區軍力格局發生衍變，不可避免地產生“列隊效應”。潘振強表示，亞太發展形勢的決定性因素，仍然是經濟問題和區域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而非安全問題。如果地區軍事因素升級，勢必牽制發展精力，這是本地區人民不願看到的。

其次，去年國際形勢亂象叢生，變局不斷。在中東局勢不穩，朝鮮領導層更迭，美俄關係可能出現反復的當下，美國依靠軍事力量鞏固在亞洲的地位，可能為亞太這個多極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增添不安定的火苗。而一旦在某些國家出現矛盾升級，不但危及地區普遍利益，反過來也會牽扯美國注意力，使其難以在亞洲多個方向上做到“一心一意”的戰略投入。

第三，亞太有比較成熟的多種地區機制，自有解決分歧之道。就地區整體而言，促合作，求共贏才是主題。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地區事務，想造成劍拔弩張的假象，並非順乎潮流之舉。

報告還三度提到中國，並有所指地涉及一些國家“反介入”戰力。對此，潘振強指出，新報告反映出美國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華 “接觸加防范”兩手，其中更強調了軍事防范的一面，但這並不能判斷為美國把中國視作主要對手。未來，美國在精簡投入後，軍事重點可能在于加強在海軍、空中火力和外層空間武器等方面的投入，國防資金可能流向無人機、“隱身”戰鬥機和電子幹擾係統等領域，實現“海空”、網絡優勢的“馬太效應”。而且，即便削減兵力、開支，美國軍費仍高于全球軍費開支第二名到第十名國家的軍費總和。這些都需要中國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張全 宰飛）

Comments from Martin Chu.

US is reducing it military budget now and that is solid reality. However, under that kind of high budgetary pressure and US decide to focus on Asia (China) and increase military muscile, does that mean anything to you?

Also are we forseeing any war that going to be start from China? I don’t think so! Then what is the main (or potential) driving forces that make US (or President Obama) to shift military forcus to China.

He must know or forsee something
that normal people can not clearly see or conprehend right now!

Please go to figure out yourself!

Year 2012 is going to be a very INTERESTING YEAR for China and all Worl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other related and meaningful posting 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

韩寒三文掀起的巨浪还未过去，正由国内网络波及到海外媒体。我因为写了一篇《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而受到波及。但这批评声音不是来自国内网友，而是少数能在海外发言的“纸上畅想暴力革命派”。

中国有没有暴力革命的现实条件？ (Martin Chu’s comment: I think not yet. But 暴力革命的现实条件 can be wisely created and nuritured and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best place and right group of people). Hope to do it right and execute perfectly in only one short period of time. You go to figure out!

buy levitra This circumstance brings about erectile disappointment in men. Most wholesale tadalafil of the people of all over the world do in fact suffer from male impotence. You can join a gym or health club or at least practice basic exercises like cycling, swimming and 4frontimports.com purchase cialis jogging on routine basis. But among them Kamagra http://www.4frontimports.com/wines/buoy-ten cheap viagra pills is most known names.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目前实施民主，中共政府未准备好；发动革命（包括天鹅绒革命与暴力革命在内），中国人民也未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最务实的选择是大家各尽所能，做些启蒙工作，涵育各种变革力量，比如加强民间自组织能力，扩大言论自由空间等，尽量促成中国尽快转型。 为了避免误解，我在文章中特别指明：以任何形式结束中共一党专政，都不缺乏道义基础，关键是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国人能够做些什么。

此文在国内博客登出，绝大部分网友赞成，认为这是非常务实的考虑。但在推特上，少数人忍不住了，有说我这是在为中共帮忙的，居心叵测；有说我是剥夺人民革命权利的；还有人说我因为在国内开微博，这样说别有隐情。由于讨论这个宏大题目很重要，推特上网友普遍年青，作为前辈学人，我认为有必要谈清楚一些问题。于是戏拟一段文字，发在推上：

“如果要我来写一个《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章节大概如下：一、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在全国做抽样调查）及其可行性；二、在全国、一省、一市、一县进行暴力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预算；三、参加暴力革命的人员数量预估；四、对抗某地政府武装力量所需要的武装力量投入；五、外部游说成本（游说国际社会支持的人员及其相关费用）”……

用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说明，就是想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尽管“飞机和大炮才是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但我们现在没有飞机与大炮，没法进行“武器的批判”。况且，暴力革命在中国现阶段，很明显没有民意基础。

我进一步说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推广一项产品，都得做市场调查与推销成本核算，更何况一场牵动甚广的暴力革命。战略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叫做“战略场景想定”。想要从事暴力革命，当然得考虑革命的事前准备，如可能参加者的数量，武器来源、给养、人员的军事素质训练，并以一城一县一地为目标考虑物质装备，进行沙盘演练，胜利或失败后的方案A（如何接管政府）、方案B（失败后如何保存力量）。这些事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不做，甚至连有多少人愿意参加暴力革命都不知道，这样的暴力革命有可能顺利起航吗？

解开死结之道：政府放权、基层自治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I do not agree with this 政府放权、基层自治 statement. Once it is decided to be a Cancer operation, then it need to be clean, well plan, precise and complete sugerical operation! PERIOD!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有人说，现在的情况与清末相似，为什么清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现在反而不能？我指出，现在与清末社会状况相比，有三点相当重要的不同：1、清末是朝廷小、江湖大。现在是党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即党将统治神经末梢有效地延伸至每一处）；2、清末政府军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差别是算术级差，即1与2、3、4的差别，如今是棍棒菜刀猎枪与最先进武器的差别；3、就政府与外部关系而言，那时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现在西方诸国对北京并无那样的影响力。

一位推号为“天雷无妄”的人在推特上妄言，中共是没有信仰的乌合之众，组织能力是其死穴，中国农民的组织能力比中共强多了，这完全是昏愦之言。中共没有信仰是真，说是乌合之众却毫无根据。中国民众缺乏的正是自组织能力。过去这些年来，工人运动与市民运动相对少，只有农民因地缘、血缘、亲缘等作为组织纽带，才能组织一些社会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败于中共有高度组织的镇压行动。

我的看法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与中国人同属一脉的台湾，以及去年阿拉伯之春当中过渡最顺利的突尼斯，都是在民主化实现之前，整个社会已经做了大量涵育民主化力量的基础工作，如开放言禁，允许私人办报；开放党禁，允许民间结社。这些当然都是在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统治者为了求存而逐步让出来的空间。但正是社会空间的扩大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才最终促使了社会转型。

以政治开放度相比，中国现阶段有如突尼斯1990年代初；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比，中国沿海地区与大城市的民智水平已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前相若。在政治形态上，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是开明专制，中国现在还处于半黑暗专制状态，要想象突尼斯与台湾那样成功转型，最佳的对应之策应该是先促成中国从半黑暗专制向开明专制过渡。

今后几年内，中国当局倘若能从国家利益与长治久安考虑，应该让农村与城市基层自治，使民众有机会涵育自组织能力，实现自治。这是为社会转型做基础工作，也是唯一能够解脱中国政局之结的方法。

变革压力来自执政者危机感

北京有没有危机感？有。这次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中那句“群众被激怒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这就是危机感。目前胡锦涛任期即将届满，对一位指望平安下车、不在意社会痛感的“看守内阁”之大管家来说，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改革了。

但中国第五代领导层与第四代不同，接任时面临的是遍地烽烟、生态濒临崩溃、社会道德溃败的“溃而不崩” 之局——这里的“不崩”指的是政权依赖高压维稳得以不崩溃。就在2012年元旦后这几天，广东东莞、四川米易县、宁夏河西均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这些注定第五代领导人已经不能象其前任那样守成而不求变地熬过十年，应对危机将成为其日常政务。

中共这代50后领导人的基本特点是：无信仰，灵活务实（因有过底层经历），骨子里奉行机会主义政治策略。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共统治有一定弹性，在压力下有可能做少许调整，今年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后，外交政策立刻转向就是例证。因此，在压力足够大时，也许能在危机煎迫之下做出一些改革。这点审慎的乐观，是我基于假想他们是“理性人”这一前提。如果不是“理性人”，这话只能算白说了。

总结一下，解开中国局势死结的钥匙，就在第五代领导手中。步骤应该是：首先尽快放权实现地方自治（包括资源自管）；其次，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切断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的管道；第三步，政府从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无责任政治过渡到有责任政治。只要第一步棋走出，我相信，以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民众素质，中国民主化进程会比较快，目前在高压维稳之下的僵死之局才可能走成“双活”。

北京如果拒绝逐步放权，中国这口沸腾的高压锅找不到出路，前景非常不妙。这种结局只会是双输之局，中共输掉的是政权，人民输掉的是社会重建资源。

Comment by Martin Chu: It would be better for us to give up imagnation and to face curel reality and deal with i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et another good posting from Web

苏联官僚们做出“换船”决定导致苏共垮台

周亚辉说明：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见风使舵，最终做出换船决定。这是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基本原因。

今天，别看中共有8千万共产党员。一旦政治风向有变，绝大多数的中共官僚会见风使舵，最终抛弃中共一党独裁。何时？在几年以内，这种风向变化和换船决定随时发生。

附文：

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程晓农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13日 转载)
　一九九一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并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在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其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 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 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 “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像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选择，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有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的路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顾人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改造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会被迫放弃很多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很多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一代人为了经济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可以说是“父债子还”。换言之，第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尝到社会主义高福利的“甜头”；第二或第三代人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却享受了社会主义高福利，无论比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过得轻松舒适，但把子孙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 “吃”光“用”尽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幸运了，他们面临着不得不摆脱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不但再尝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头”，相反，还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转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头”，自然，付出代价的这代人总是心有不甘的。

　　一般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市场经济，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当做“破衣烂履”，坦然弃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对市场化改革半心半意，对旧制度恋恋不舍，欲拒还迎。在东欧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用刺刀输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态度的人比较多。在苏联，则多数人持后一种态度，因为，亲身经历经济转型时代的人，多半属于第二到第四代，他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记忆和相当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指责父辈，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对市场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

　　许多俄国和西方的专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苏联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其实，就算他对经济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苏联多年的高福利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条件实行给“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只能进行有“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这样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泽东才办得到，他们既拥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挥动着专政的铁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认了。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好几任前领导人早就已经没法用共产主义理想号召老百姓，而改用“花钱买稳定”的政策了，这是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个时期，就休想再号召老百姓为了党和国家 “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不管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是半心半意、还是全心全意，他面对经济困境，都只能“拧紧螺丝”，即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工作定额、开源节流。换句话讲，就是推行一种给“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谁来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呢?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就试图“拧紧螺丝”，各单位的负责人管不住自己的职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拦截行人、检查身份，看是谁在工作时间跑去逛商店、买东西了，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加强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拧紧螺丝”，发动“禁酒运动”，想减少酗酒现象，提高劳动效率，同样也失败了。

　　由此可见，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坚决一些，“拧紧螺丝”式的经济改革也还是“曲高和寡”，不可能像有“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那样受欢迎。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九八八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会大幅度上涨，戈尔巴乔夫手中没有资源，无法在价格改革时给老百姓大量涨工资，也无法给企业大量财政补贴以平抑物价，因此，这样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让老百姓“受苦”，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

　　政治“开放”政策的党内“同路人”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是他却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场改革一定会遭到党内官僚体系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发动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声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呢?西方学者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建立同盟关系，换句话讲，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个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当他的后盾。

　　面对这样一个“孤家寡人”，为什么组织完善、运转良好、掌控一切的苏联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苏联的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一些俄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一场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

　　通过研究大量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学者们发现，在苏联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 “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民主制度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

　　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投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苏联官僚们做出“换船”决定导致苏共垮台 全文完 此文于2010年11月07日做了修改 by 周亚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共高层分四派 十八大或存变数
2012-01-26 23:39

新年前夕刘少奇之子刘源对600名军官讲话大谈军中腐败，以及前总理朱鎔基再度活跃，都被海外媒体解读关乎十八大前的中共内斗。而国内的评论人士对本台阐述不同看法。

被胡锦涛提升为军队总后勤部政委的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春节前夕对600名军官讲话时大谈腐败。

据《悉尼晨锋报》称他当时表示，“腐败事关中共和军队的生死，宁可丢官也要与腐败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有海外媒体分析称，刘源是胡锦涛一手提拔。而胡的最大政敌是江泽民，军队的很多高官都是江泽民的人，刘源的矛头所指就是江泽民用钱买来的高官。

另据香港2月份的《前哨》杂志说，江泽民自去年十月份出席纪念辛亥百年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前哨》引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他的健康再度恶化并于耶诞节入住301医院。

有消息说他在入住医院之前还在陆续约见几批人士，谈话内容都与十月召开的十八大有关。他一是希望王岐山出任总理；二是坚持要有一位“老军头”进入下届政治局常委，从而使得胡锦涛在交出总书记职位的同时也交出军委主席一职。

大陆时事评论员朱健国对本台表示，十八大前党内斗争一定存在，主要分为四派，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以及薄熙来派系。

他说：“江本身自己不可能重返一线，但他为什么要争夺呢，无非是家族子孙安全的问题，虽然江他不是“六四”的作俑者，但他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他还有一个心病是他当初对法轮功处理失当留下了很大隐患，他担心清算，所以他无论怎么身体衰弱，他也在尽力争取对十八大影响，推荐自己放心的人上去，最后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久前他发表了领导干部要学外语，那个影响很大，中组部各地方都马上闻风而动，可见他影响力非凡。胡这一派他倒没有什么大的隐患、对头，但是他希望把十年的政策延续下去，现在已经证明了他十年的所谓科学发展维稳恰恰是适得其反的，维稳是压制最底层的，他破坏了根本的根基，所以这才导致极左的可能，是胡造成了让薄熙来可能异军突起，夺取最高权力的可能性，表面上他没有直接的什么破坏性的事件，但他做的隐性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江，很可能党内会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在他身上当替罪羊清算他的，所以他要极力维护自己这方面利益。”

而温家宝和薄熙来派系，朱健国认为，温家宝代表了党内的开明派，他喜欢走过去臣子监督皇帝，实际上也让社会上包括文化界、知识界的精英对他给予了希望，他很空很虚，他们只存在道义上、口头上的喊空口号，没有实力，没有军方影响力，也没有多少行政的影响力。而薄熙来这派现在只是一个地方诸侯，但是他实际上和在党内高层那些退下来的人一样对于改革走到死局了以后不思前进，认为改革不成功就只有退后退到毛去，薄熙来是真的信仰毛还是假信仰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借助毛来凝聚天下一批人，只要条件可能他会突然异军突起。

《前哨》说，虽然江泽民有自己的考虑，但是他还是把总理的人选权交给了习近平。报导说习近平已拿定主意仍用李克强出任总理，但安排王岐山作副总理分管经济，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出任人大委员长。

前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认为，十七大权力体制基本上为十八大已经定下来了，习李体制，这个不可能再有大的变化，常委是七个，是九个？这方面是要有一些平衡有一些斗争的，我愿意推我的人，他愿意推他的人。

而朱健国认为，从近期的一些迹象显示，不能否认十八大之前存在变数的可能。

他说：“包括刘源现在为什么都跳出来了？现在没有强龙了，各方的势力实际上江也就强那么一点点，中共的传统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传统的权威，这届十八大力量来讲就是最高层传统稳定最差的一届，因为大家都觉得有可能才内斗，现在就是还不知道会不会有军方什么人突然冒出来，习近平很多人是不服的，像薄熙来能服他吗，你没有什么政绩，他的名望没有薄熙来大，尽管很多人反感他（薄熙来），但这种中共体制下他居然还能打开一块根据地。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也就是为他去加分，也就是因为党内的不服，让他争取国外的认可，最后来稳固党内的地位，就是为了18大。这个原因可以预料习近平这次访美他只会尽量迎合美方的意图来争取美方的支持。”

对于近期报导朱鎔基突然活跃是在18大前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一说。朱健国认为主要是因为温家宝的清廉形象超过了朱鎔基，再加上目前的通胀、房改以及金融改革的问题都牵涉他当时的政策，他再度活跃主要是为自己正名，不要把今天的问题算到当时他那一届上去。

Important message here:
Why 习近平Need to 到美国去访问? What IMPORTANT ISSUES need to drive Mr. 习近平 come to US in person. Why need to come to US in PERSON?
Do you ever think it ov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价少的改革好 还是来得快的革命好 by
作者： 魏京生 2012-01-25 04:28

中国的出路在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或者革命。这个我们已经谈论了很长时间了。前几天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讲演，又有学生提到了一个老问题，就是代价少的改革好呢，还是来得快的革命好。这个问题之所以永远困扰着人们，是因为人们总是会进入一个误区，总以为自己有选择的机会。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既没有选择的资格，也没有机会。

真的完全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吗？还是有。但不是我们老百姓有，而是当权的一小撮人有。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大多数人有选择的机会。而专制政权之所以成为专制政权，就因为选择的机会被一小撮人给垄断了。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大权，而且垄断了几乎所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实。

假设老百姓有选择的权利。我相信大多数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选择代价比较小的改革道路。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革命呢？难道利比亚的人民就很傻，就不知道改革的代价会比较小吗？一定要死伤几万人才好玩吗？不用很聪明的人都知道，那是因为独裁专制的集团不准改革。卡扎菲不准改革和人民要改革之间无法调和，就只能革命了。无论你管他叫改革还是革命，总之是革了专制独裁的命，革了上层利益集团的命。

如果改革触动的利益不大，双方都可以接受，那么温和的改革就可以进行下去。这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是可行的。那时候各阶层人们的经济利益差别不大，没有多大的利益冲突。干部和百姓的主要差别是政治权利和自由度，也就是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

那时候给予人民民主的权利和经济上的自由，干部们失去的特权不多，而获得的平等的权利可以部分弥补失去的特权。就像苏联和东欧的革命一样，一些人满腹怨言可是并非无法接受。对于改变一个专制体制来说，这是最温和的革命了。但是统治阶层失去特权还是会带来巨大的震动，而不是中国精英们幻想的那样温和。

现在的中国经过了邓小平设计的三十年“改革”，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经过三十年的酝酿，阶级差别已经非常明显。各阶级的利益也已经严重地对立或者冲突，之间对各种事务和事件的判断差别巨大，已经难以弥合。

官方不讲理，所以老百姓也早就不习惯于讲理了。只要街头发生了官民冲突，围上来的老百姓也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见官就打，打完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阶级对立已经走向极端的证据。这种形势下靠讲理来解决阶级矛盾，恐怕双方都不会接受。温和改良的道路，得不到任何社会现实的支持。

温和改良也就是讲理的革命。讲理就需要双方都接受才行得通。老百姓其实都想要讲理。老百姓是弱者，讲理对弱者最有利。问题是强者们不想讲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和谁讲理去？现在的官僚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利益，你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去讲理。那叫与虎谋皮。这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所以现代中国的温和改良派，是不现实的幻想派。 因为国际资本需要温和的改良不喜欢革命，所以有资源支持温和改良派。因此就有了拿空中楼阁换取国际资本援助的吃货。

除了官僚资产阶级那百分之一的人口之外，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穷阶级之上还有一个中间阶级，或者叫做中产阶级。他们比上不足，却比下有余。虽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随着经济危机正在下降到贫民阶级，但是思想上还保留着中产的面貌：比上他们满腹怨言强烈抨击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比下他们很满足于已经温饱的现实。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要改变但是不要大的代价，要革命但是只要温和的革命。这些人就是温和改良派的社会基础。遗憾的是他们既没有权力也不是多数，只能代表一种幻想而已。

革命一定会像温和派描写的那样恐怖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如果统治集团内部稳定，团结一致，就像卡扎菲那样，革命就不得不流很多血。如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一些比较明智的人出面发动政变，就像苏联和埃及那样，不会流很多血。但是需要长期的调整和反复，总的代价不一定会少。 普京执政的俄罗斯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一场流血的革命少。

无论是什么形式的革命，不付代价是不可能的，就像天上不可能掉馅儿饼一样。有趣的是温和改良派的鼓吹者们盛产于美国。这些美国人和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似乎忘记了美国的历史。美国是第一个依靠民众的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在它改良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暴力。在它维护现有的民主社会时，也依靠着警察和军队的有组织的暴力。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戏规则，需要依靠合理的暴力去建立和维持。如果不能或者没有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暴力就是唯一可行的规则了。总之不可能没有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合理的规则，就有不合理的规则。

Commented from Martin Chu :
革命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选择，而是当权者们逼出来的。
I think Mr. Hu does not want all Chinese people to have any other choice but to give up their imagination on CCP and to choose the path to 革命!
Do you think Mr. Hu is stupid and does not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side Mainland China?

And Do you think Mr. Hu is such a idiot (with very low IQ) that he does not know what is the best path for overall China?

You go figure ou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other posting from the web. I am not the author. Good for thought and review and monitoring!

胡锦涛选择引爆民族冲突危机
by 梁京 on 2012-01-31 original source

上周，有两条与西藏有关的重要政治新闻。一条是中国官方发布的新闻。即龙年除夕，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自治区党政大院隆重举行领袖像揭幕暨升国旗仪式。官方说，当地正在广泛开展‘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目前已赠送国旗、领袖像100余万面（张）”。infomation source

不少网民看到这一报道和“领袖”像的图片，极为震惊。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把中共领袖像强制挂到藏人寺庙中，是不可思议之举。事实上，中共当局对汉人也没敢这样做。这说明中共不是不明白这样做对信众是一种公然挑衅和侮辱。对藏民来说，把胡锦涛像，也就是二十年前下令射杀和平抗议的喇嘛的元凶之像挂在寺庙中，更是对藏人无以复加的羞辱。

有关西藏的另外一条政治新闻遭到官方全面封锁，这就是四川甘孜地区爆发了藏民对中共政权的抗议活动。警方开枪镇压，造成伤亡。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china_tibetan-01272012083455.html

把这两条消息联系到一起，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胡锦涛正在无所顾忌地引爆民族冲突的危机。

胡锦涛的国内治理非常失败，尤其是他对西藏、新疆以及内蒙这几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完全是灾难性的。这已是无法掩饰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胡锦涛即将下台。他面临著两个选择。选择之一，就是给后任创造调整政策的氛围和机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加剧危机，甚至引爆危机，让后任没有回转余地，只能顺著胡锦涛加剧民族冲突的路子走下去，进行更强硬、更血腥的镇压。

现在看来，胡锦涛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道理不难理解。第一，他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过去的强硬路线是唯一选择，后任也只能做这种选择。第二，他要给后任出难题。

胡锦涛与太子党的矛盾，由来已久，毫无秘密可言。在太子党看来，胡锦涛简直就是在毁他们父辈创下的家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没有人比胡锦涛给中共政权带来更有杀伤力的破坏。他一方面放纵各级权贵大肆掠夺和瓜分财富，同时调动全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对付像陈光诚、胡佳这样并无政治动机的，关注公益帮助弱势的维权者。胡锦涛把最有良知的人当成中共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没有任何手段比这一招能更有效地动员民众反对中共政权。

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是如此，他利用少数民族中的败类来维护中共统治。没有这些败类，像“领袖像进寺庙”这样的馊主意，根本不可能被采纳。

人们会问，胡锦涛是成心去毁中共政权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确实知道，不少对中共满怀仇恨的人被中共提拔为高官。这些人当然不会去苦心维系中共江山。他们也无需刻意去毁这个政权，而只需跟著感觉走，跟著自己的私欲和私利走，结果自然就会毁掉这个政权。这完全是中共自作自受。中共元老既不便直接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子女，又决意不把权力交给真正的忠义之士，只好自欺欺人，把权力交给奴才。这些奴才中自然会有大奸似忠者。胡锦涛是不是一个，已经不重要了。即便胡锦涛自以为对中共赤胆忠心，他给中共政权带来的破坏之巨，要超过许多大奸似忠者，因为胡锦涛敢胡来，敢作这些聪明的“奸臣”也不敢做的蠢事和坏事。

太子党对胡锦涛给中共政权的巨大杀伤非常清楚，张木生公开指责胡“抱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现在看来，临近换届的胡锦涛不仅要抱著炸弹击鼓传花，他还要点著引信把炸弹交给太子党。即将接班的太子党似乎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

问题是，他们真有什么像样的“大谋”吗？是谋保住父辈打下的江山以自保呢，还是去谋自己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要谋后者，恐怕就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毁掉”中共政权。因为不从根本上否定中共专制，不依靠那些反对中共专制的仁人志士，无人能建功立业。太子党中显然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有人试图找一条中间道路。

我对太子党的建言是，不做恶就是他们对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最大贡献，其他就由天意去决定吧!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