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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和改良——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by 潘晴 Martin Chu said -> A lot of excellent view points in this article!
论革命和改良——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by 潘晴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4/2014 Quoted source from 推动民主革命和倡导渐进改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诉求——即改良派和革命派无法划上等号。中国民主革命——是在中国废除专制，建立起保障基本人权，实行自由、民主、法治，和构建公平正义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这也是一部分坚定的政治人物，在历史时机到来的转折关口，依靠正确的观念，汇集起大多数民众的共识，采用有效的方式组织起各种社会力量，以必要的、突破性的行动方式，打破统治者的“暴力黑哨”规则，来加以完成的。革命既可以用人民“和平起义”（如天鹅绒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但在独裁者诉诸暴力镇压的时候，人民有权用各种方式，包括以强制性手段——即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罗马尼亚模式）来完成。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第四波“颜色革命”浪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本文缘起： 2013年10月6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在美国田纳西州发出“民主革命檄文”。其口号是：“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口号的前半截“改革已死，革命当立”来自国内民运人士的呼吁，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口号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急剧变化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对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是“六四”镇压后，海外民运中革命主张的老调重弹，和对东汉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现代翻版。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来自国内。这说明了，在“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共虚假的“改革”已被人民唾弃，国人已不再寄希望于中共的政治改革。而真正的“变革”——即改变腐朽专制政治体制的革命，已成为民众最强烈的愿望。 从《檄文》发出后各界的反馈来看,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普遍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一部分民运人士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长期反思的结果。更是民运对国内民众抗暴行动和体制内外人士革命呼声的回应。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对推动“民主革命”当仁不让的政治承担。 笔者作为田纳西会议的参与者和《民主革命檄文》的发起人之一，对此口号有清醒地认识和理解。并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当今变革时代中最重要的政治表述。历史已证明，不到无路可走，人们绝不会轻言革命。如今，统治者已明确拒绝政治变革，并公然对人民“亮剑”。因此，国人将视野再次投向“革命”，只能说是被逼出来的。这也表明了，这个“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已危机四伏、败象毕露了。 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在10月21日于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第六届年会》上，作了“论革命与改良”的专题发言，就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会中又与一些参会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在如何看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从会议各方面的反应来看，革命的话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北美开会回来后，一些关心“革命”话题的朋友与我交流，催促我将相关思考整理成文字。这些建议即反映了朋友们不言而喻的“革命热情”，也合乎情理。好在多伦多大会发言时，我有一个简要的文字提纲，根据大会记录再做一些补充，基本上可以完成“这项任务”。而这些想法，原本是希望和韩连潮先生以及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朋友们当面讨论和商榷的。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只好选择用文字的方式来完成了。 更重要的是，“革命”这个话题对于民主运动来说，是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思考的。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话题，以探寻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这篇文章只是个人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欢迎韩连潮先生和朋友们批评指正。 正文如下：（根据多伦多会议发言记录整理，并作了相关内容的补充） 感谢大会主办方给我选择了“引领变革”的发言主题，不过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谈谈革命。三天会议下来，大家都已经很累了，其实我本人也很疲惫。不过也许革命的话题带有火药味，比较刺激，可以让各位“脑力激荡”一下，兴奋起来。加上会中我和李伟东、高健、叶宁、汪岷等人交流过，认为革命的话题必须要谈，有些重要的概念需要澄清。既然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者，看来“这一炮”只能是由我来放了，希望各位谅解。 一、概念：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 自辛亥革命之后的百年以来，革命一直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人从欢迎革命话语到迎来一个接一个噩梦般的革命后果，如今已对革命的话题谈虎色变和充满恐惧了。这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实行专政的憎恶，同时也表明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对革命话语观念上的误解和看法上的歧义。这说明。在大变革时代来临之际，首先需要的是对革命概念的澄清，即在观念上消解对革命话语的误导和错误理解。 因此，重新梳理革命话语，正确解读和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概念，对中国民主运动来说，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实在是被中共的“革命”搞怕了，以至于一听到“革命”，就以为是又要“打土豪分田地”和“杀人放火”了；一谈起“革命”，就联想起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图像。今天，当我们提出民主革命（即宪政革命）的主张时，就必须对革命的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同时，也需要对改良在政治上的定义作出说明。 革命一词，在社会学以及日常口语中，通常表示一种极端的、常常带有暴力的、对现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社会性变革（颠覆）。【1】一般而言，“革命”表示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在政治学上经常出现的与“革命”相对的概念是“改革”——即改良。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而后者则是指体制内较大规模的修改。【2】 英国政治学家海伍德认为：“革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周期性的变换（来自动词“循环”），正如1688年英国所谓的光荣革命是对“正当的”政治程序的恢复一样。【3】 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是:“是包含超出法律范围的大众行为的群众起义，它们通常（并不必然地）带有暴力的色彩。这就将革命与武装政变——小团伙摄取权力的行为区分开来。革命不同于造反和叛乱，因为革命导致根本性的变革——即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与纯粹的统治精英的更换或政策的变化并不一样。”【4】 如果人们同意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我们即可以这样认为：民主革命究其实质，是指对专制制度进行政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必须是有利于保障自由、人权和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因此，中国民主革命——指的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革命。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不是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可以被称为革命（如中共所谓前30年到后30年的变革），以及是否以暴力手段达成变革目的（即是否流血），也不能成为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标准。在判断一系列变革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对其目的——即是否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检验，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和当今世界民主潮流下的颜色革命或和平革命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改良improve，一般意义上，是指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或得到改善。【5】 改良主义Reformism 是相对激进革命而言的。其主张在现有架构和基础上渐进演变，逐步进步，反对激烈变革，反对疾风暴雨式的推翻现有架构，重新构造新架构的革命。主张在保存现有制度相对长期不变的条件下，实行逐步社会改良的一种政治思潮。【6】 社会改良migliorare（意为改进），持该论点者旨在通过一系列温和民主的措施而非剧烈变革，从内部来改进社会制度体系——即在维持现存社会结构本质的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作渐进的、局部的变革。社会改良旨在完善和调整现存的社会结构，通常在社会体系中是由上而下地实现的。【7】 从上述对革命、政治革命，和改良、社会改良的不同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判标准：即革命是超越统治者所制定法律范围的民众起义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良是指不触动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渐进的、局部的变革。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客观地将革命与改良的分野确定下来。 一般而言，改良在政治领域是统治者的话语专利，而不是政治反对派的话语权利。如果将改良的概念扩展到民间社会，如将“公民维权运动”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笔者发现，虽然这些民间抗争有着社会的广泛参与以及同情和支持。但严格地讲，这并不等同于改变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也很难为它贴上“改良主义”的标签。因此，我们只能将其称为：在专制统治下争取公民权利的民权运动。 进行了上述概念的澄清之后，对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深入探讨才有可能。而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即使以理论的方式进行，也不得不与具体现实相映照，讨论革命和改良的问题同样如此。 二、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分野 在这次大会中，韩连潮先生作了《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专题发言，开宗明义的立论：“就结束专制，追求民主的目标而言，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并用当代“政治博弈学”中的相关理论，来说明改良在现实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作用。 韩连潮先生在发言中，生动的以“球场比赛”中的例子，就民运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利用“博弈规则”来达到政治目的作了介绍。颇有新意的将“政治博弈”和“比赛规则”联系了起来，对“改良”=“革命”这一理论加以论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韩连潮先生非常尊敬，也不反对改良对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我仍然认为“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主张，既存在着理论上的误区，也有违政治现实。很抱歉，因为韩连潮先生已经离场，所以我只能单方面的来说明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了。 在我们熟知的中共意识形态中，官方赋予了改良（即中共称之为的“改革”）广泛地社会含义，内容可谓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由于受官方话语系统的影响，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想当然地认为：“改革”（改良）是包涵了经济制度变革、所有制变革、和政治体制变革等方面的。 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地接受这一概念，将不由自主地落入官方所罗织的陷阱。既然“改革”已成为官方的主导话语，而社会改良又是代价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那为什么我们不积极顺应，利用合法的规则来进行“政治博弈”，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形成和执政当局的良性互动，以渐进改良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呢？ 但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中共政权空喊了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仍然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不变，继续镇压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所谓渐进地政治变革早已寿终正寝。而正是人民对中共30多年来“改革”的绝望，“革命”才会成为越来越多人士的共识。这就是人们喊出“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的根本原因。 当韩连潮先生将改良派与革命派划等号时，实际上是认为：就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改良优于革命。而在结束专制，实现民主的目标上，双方是一致的（差别只是路径和代价）。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改良与革命——即政治革命等同起来。这说明，我们在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关系时，不光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也存在描述不同政治概念关系上的逻辑问题。 从逻辑上讲，渐进改良当然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但在现实政治中，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上的平等地位。仍举韩连潮先生关于“体育比赛”的例子来说明：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由于“比赛规则”是统治者制定的，并且不受监督。因此，它可以在比赛中任意更改规则（或根本抛开，滥用“潜规则”来替代）。政权作为比赛的控制者，不光野蛮地使用暴力参赛，而且无耻地用“吹黑哨”和“滥发红牌”等手段，将不符合其统治利益的参赛者“逐出赛场”（包括体制内人士）。就更不用说，在官方和民间完全不对等的博弈中，政权的无耻和流氓行径了。请问，这样的比赛如何进行？不光是对付民间人士，即使是中共高官，不是说拿下就拿下，胡耀邦、赵紫阳即使已在顶层，但一旦触及到中共的“统治规则”，哪怕只是做稍稍开明一些的变更，同样是回天无力，落得被“逐出赛场”的命运。 体制外人士就更惨了，无论你多么“温和”，多么遵守“比赛规则”——即表白自己不准备推翻政权，只要求渐进改良，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等待你的却照样是监狱。更何况，你连入场参赛的机会都没有，迄今我也没有看到哪位民运人士（哪怕你非常低调和愿意配合当局），拿到参加所谓“政治博弈”的入场券。事实上，中共的“博弈规则”，在89“六四”清场的枪声中已明白无误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请注意，中共在镇压人民时，经常用的一个词汇是“清场”（无论是在“六四”镇压中，还是在其它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时）。这说明，在中共的逻辑中，人民是没有“入场”资格的，更不要说请你合法参赛了。中国民主运动多年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将中共制定的“比赛规则”彻底改变（颠覆），由民间推动的渐进改良，只能是在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黑哨”中归于失败。 我们之所以提出政治革命的主张，就是要打破中共制定的“暴力黑哨”规则，让“政治博弈”回归人类的文明准则，使社会正义得到彰显。而渐进改良的主张，无论其出发点多么良善，在现实中有多少合理性，我们却只能将其归人官方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去，而无法与政治反对派应有的政治立场相对应。大陆网民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不合作、非暴力、公民社会、推动宪政、改良、渐进……全是变形的“我不是要你下台”的另类表述。其实多年来，民运中不乏这样的主张，如：“争取和执政党的良性互动，充当建设性的反对派；民主运动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中共除了批评之外，也要正面肯定它的改革”。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朋友迄今没有从“第二种忠诚”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就政治现实而言，韩连潮先生所称的民间改良派并不存在，实际状态是：官方既不承认，民间也不认同。目前，在中国以各种大规模“群体事件”为标志的“公民维权远动”。就其表现形式和诉求而言，将其贴上“改良派”的标签，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如果问一下各种“群体事件”中的参与者，你们是“改良派”吗？人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和“不知所云”。因此，客观地评估是：“公民运动或维权运动”属于中共专制统治下的民间抗争。事实表明：改良派主张，充其量是一部分民运人士的“主观愿望”。 此外，现实中也不存在韩连潮先生所说的“合法博弈”规则，中国民众的维权，从来就是在中共分化收买和暴力镇压下的艰难抗争。千万冤民上访无门，求活无路。千万失地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家园。仔细看看中国的现实吧：如今的中国已是“时局动荡、民怨沸腾”，各种“群体事件”此起彼伏，随时都有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可能。而且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它只会导向革命，而绝不会被改良所吸引。因此，“改良与革命是一派”的说法，客观上掩盖了革命和改良在政治内涵和诉求上的分歧。不光在操作层面，这一提法混淆了民间抗争中蕴涵的“革命愿望”和利益诉求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被官方找到借口镇压。更关键的是：在政治逻辑上，既然改良=革命，那人们何必吃饱饭了没事干，来鼓捣革命这档子“掉脑袋”的事呢？人们只要按照精英们鼓吹的“依法维权”、“和平、理性、非暴力”、“渐进改良”，坐等哪一天当局的“良心发现”，恩赐给我们一个民主就行了。问题是，老百姓愿意这样选择和等得到哪一天吗？ 因此，将中国民间抗争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纳入“政治改良”更是逻辑错误），实在是民运精英们的一厢情愿。是在当事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不认可的现实中，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那还不如回到真实的场景中“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民间抗争，就是“非暴力抗争”的民权运动（与改良无关）。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是人民在中共暴政压迫下的血泪控诉；是中国人反抗奴役向往自由的顽强搏击；是这个民族还能够走向未来的希望所在！ 回到政治常识上来看，由政治反对派来扮演“改良派”的角色，也存在着认知误区和严重的角色错位。余英时教授曾经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反之，则是所谓革命。”——这本是政治学的常识，不知为什么，多年来，民运精英们却总是视而不见？实在令人费解。对此，项小吉先生有过精辟地总结：即“改良”是统治者的话语，而“革命”或抗争才是民间的选择。为民运贴上“改良”的标签，实在是贴错了地方。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描述：“即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如果民主运动仍将其奉为“正确的”策略和主张，则不光束缚了自身的手脚、自废武功。还低估了民众反抗暴政的决心和智慧。因此，渐进改良的主张，被日益觉醒的民众所抛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简言之，笔者认为：推动民主革命和倡导渐进改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诉求——即改良派和革命派无法划上等号。 You [...]
改良还是革命 by 袁红冰
改良 还是 革命 by 袁红冰 Original source Quoted from is: http://blog.boxun.com/hero/201401/dongsai/2_1.shtml 前言 为什么中共暴政历经了那么多次危机，却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踏平万里艰难，迎来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 无数人千万次地问过这个问题――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场之前，昂首怒目，逼问苍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无尽的苦役和劳改之路上，泪干血滴，逼问干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铁门之内，用干枯的心去追问那似乎永远不会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国外的中华儿女，时常悲愤如漫天飘飞的红叶，去追问那涌向我可爱祖国的万里长风！ 是的，中共暴政历尽危机，为什么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今天，我将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只是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书写一篇墓志铭；当然也可能，我的回答会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一起，撞响中国民主革命的晨钟。而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能力理解真理，并崛起于危难之际；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潜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样一群英俊秀丽、国色天香的中华儿女，他们愿意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去浴血奋战。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必须首先把我所理解的关于革命的真理告诉天下。 当改良主义思潮仍然像滚滚阴云笼罩在中国民主运动上空的时刻，当许许多多自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们还在以百种妖娆、千般媚态、万种风情，向中国兜售改良主义幻想的时刻，我，作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历史讲述革命的真理。 一、中国海外民运现状 中国海外民运的现状，一言以蔽之：如深秋寒风过后的北方原野，一片萧索，万里荒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六四”被摧残之后，中国海外民运却洪波涌起，气贯长虹。当时可谓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资金如山。然而，曾几何时，便呈资金烟消云散，将士落花流水之颓势。 海潮退后，沙滩之上，死贝枯蚌无数；中国海外民运退潮之后，也遗留下无数主席、理事、常委、秘书长，以及众多相关组织。只可怜，主席、秘书长常是形影相吊；常委、理事只能总理家庭柴米油盐之事。民运组织名目繁杂，然多为“一人组织”；更有甚者，为壮个人声势，竟将民主政党办成家庭作坊，却也可成政治史上一道奇观。 也有些民运组织的残垣断壁之间，立几个七长八短汉，站几个南腔北调人，竖几面东倒西歪旗，开几场谈天说地会，说几句不疼不痒话，就宣称自己已经坚守了民运阵地。 海外民运近年几成萧条之祭奠运动。年年“六四”，三五十人，悲悲切切，纸马香烛，燃于中共使馆门外，一年大事就已告终。即便如此，尚有霄小之徒，机心百端，欲争全球主祭之位，冀用“六四”英烈之血，满足其对虚名的饥渴之欲。一旦事机败露，互相之间便红眼相向，唇剑舌枪，唾液溢溅，丑态百出。 自命为民运人士者，虽形色各异，千姿百态，却也可就其经典形象，描绘如下： 有人卧于幻想之云端，欲将昨日良心犯之苦难，换取未来总统或高官之宝座。此类人镇日里忧心忡忡，只怕不留神间被人超越，丢掉未来的总统高官之位。天下人皆见幻想之云早就消散，惟独此类人如醉如痴，死死揪住几缕悲凉的秋风，以使自己能继续吊在半空中。 有人心疲神倦之际，茶足饭饱之余，发几篇隔靴搔痒之声明，写几篇老生常谈之文章，便以为伤害了中共暴政，便以为确定了民运理论家、思想家之历史地位，并以此得精神之自慰。然而，自慰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精神的，都脱不了猥亵之气。 有人奴性如附骨之俎，对抗中共不久，便思“悔过”，对“召安”的苦恋十余年不改，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可惜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中共暴政视这些软骨头“民运人士”如政治上的残花败柳，有心玩弄，无意垂爱。 有人自视为“民运领袖”或“学运领袖”，常故作颐指气使状，每年发一篇“海外民运工作重心”之类具有全局指导性的公告，以显示其有控驭海外民运之势。只是此类“工作重心”连其本人也转瞬即忘，还要怨天下人不肯维护其领袖之威仪。殊不知，唯有视民主为神圣使命者，唯有胸怀天地者，唯有天纵之英才，方可领袖伟大之历史运动。 为坚守政治意志而作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方会得到历史的尊敬。然而，有“民运领袖”却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当作商品，向出价最高的政治势力叫卖，以图换来维生或挥霍之金钱。出卖思想与出卖灵魂是同一回事，而这些出卖灵魂者却仍然渴望得到历史的尊敬，岂非太小视了历史维护公正的能力。 亘古未有之暴政仍在荼毒国运，数千万同胞的冤魂仍在如磐的暗夜中悲泣，却已有人急不可待，欲收回他们对中国民运的生命投资。于是，自命“资深民运人士”者有之；自命“民运之父”者有之；自称“民运道统”之象征者有之。而且为争此类虚幻的历史地位，竟可至积思成疾之程度――一些“民运人士”的心理变态，皆由此而生。此种人不知，历史是最忘恩负义的。无论你曾经付出了多少，历史将只把鲜花献给最后的胜利者。尽管胜利者的桂冠，是由此前无数的苦难孕育而成。 自命“民运人士”中之最堪怜者，乃网虫也。此类人俱已心神衰朽如老树昏鸦，无力再与命运搏斗，却难忘青春时幻想大于才能的凌云壮志，难舍酸秀才追名逐利的虚荣之心，于是，只好在网络虚拟的生活范畴内，逞口舌之利，与一帮三流文人、四流学者泼打厮混，聊以充填空洞之灵魂。此类人日夜颠倒之间，只顾指天骂地，数黄道黑，互相攻击，还自以为可以由此成为历史人物。殊不知在他人眼中，直如闲汉与泼妇争风，无赖与悍婆对阵，全无精神之价值，思想之魅力，唯余泼皮牛二之流韵。 自命“民运人士”中最不堪者，是一群由于心理变态而醉心于没有任何政治、思想原则的内斗之人。此类人士或貌似宽宏，实则心胸狭隘，如循墙之鼠；或形似谦谦君子，内心却虚荣浮躁，如瞪目高鸣之鸡；或外显忠厚之状，却嫉天妒地，如更年期之丑妇；或其言以侠义自许，其行却阴损刻毒，如食腐尸之蜥蜴。他们为虚幻之名争风吃醋，时至疯癫之状；为些小之利痛心疾首，常达迷乱之态。他们抗争暴政百无一能，醉心内斗，实已成癖。他们早无雄心为民主而战，却视同道互搏为生活乐趣。精神意志沦落至此，亦足为中共狗特窃笑。 诚然，环顾海外民运，也可发现志趣高远之人，意志刚烈之士；也可见到一、二卧薪尝胆之组织。只可惜这类人士和组织不仅廖若晨星，同时也缺少创造历史之能力，常只能徒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失败并不可怕，屡战屡败，也可能最终一战成功。可怕者，不敢或不愿正视失败之现实，探寻失败之原因。今日海外民运颓唐如此，连中共暴政也视之如无物。然而，若有人敢直陈海外民运凋蔽不堪之现状，则必遭端着海外民运之饭碗乞讨精神或物质生活者，群起而攻之。此类人外战暴政，早已力倦神疲；窝中内斗，则必定悍如疯虎。 清帝逊位，西风残照，尚有遗老遗少白衣麻带，望阙痛哭失声。今日之民运却已落入只有遗老没有遗少之境――海外民运人士鲜有35岁以下者。放眼望去，三三俩俩，多为进入生命黄昏之人，真可谓暮霭沉沉一片。 历史运动凋残了诱惑少年之心的魅力，也就丧失了前途。然而，有“资深”民运人士对此却无忧无虑，幻想时机一旦到来，就会风云际会，万众拥戴。殊不知，时机从不在等待中到来，而只能在创造中涌现。时机只属于她的创造者；徒然的等待决不可能受到时机的垂青。 现在，为使海外民运再度崛起如奇峰峻岭，并重返人类历史的中心，首先必须以历史为铜鉴，冷峻审视目前海外民运之“西风残照”，并找出命运如此为海外民运画像之原因。 海外民运至今几如风中残烛，若再如某些人那样，本已日暮途穷，尚以为正在朝霞之端昂视阔步，海外民运将进入绝境。 其实，早有有识之士看到海外民运的败落的现状，只是不敢以探讨之剑，直指问题的咽喉。所虑者，无非怕自命“民运人士”者操戈围攻。然而，即便如此，又有何惧――不过是一株枯树临秋风，满枝昏鸦噪斜阳而已。 中国海外民运现状观之令人心痛欲裂，思之令人黯然神伤。无论如何，为中国命运计，已至必对海外民运作一历史总结之际。 有人常愿把海外民运败落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中共特务的破坏。这些人多是对民运有深厚感情的、心地善良的朋友。但是，把失败归因于对手的狡诈和强大，虽然可得到些许精神安慰，却不能使海外民运辉煌崛起。弱者渴望安慰，强者才敢于在失败中探索胜利之路。既然如此，就让所有真正关心海外民运的朋友都成为强者吧。 二、中国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 人乃社会运动的生命承载者，因此，人格状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衰必然直接相关。当年海外民运洪波涌起之时，投身其中的人格状况，大概可分为三类。现一一分析之。 伟大的“六四”，败于中共暴政的血腥屠杀。不过，现实中失败之际，“六四”已为中国民主运动赢得了势将流芳百世的道德荣耀。正是由于“六四”之血蕴涵的政治道德魅力的感召，大批海外华人学子以及“六四”后从大陆逃出的学运参与者群体，聚集于海外民运的战旗之下，一时声势如潮。当时，民运的主体是良知被“六四”政治道德魅力点燃的青年学子。这个群体对民主的向往中，激情高于坚硬的意志。虽然溅在专制铁幕上的“六四”之血依然殷红，他们却继续幻想民主运动会迅速成为凯旋的英雄，丝毫没有意识到，追求中国的民主，犹如在铁铸的荒原上播种希望一样艰难。 现实很快就冷冰冰地告诉人们中国民主的艰难；大大小小民运领袖低俗甚至恶劣的人格，又强烈地腐蚀着人们对民主运动的信心。几度政治风雨之后，没有坚硬意志支撑的激情便黯然熄灭。丧失了神圣的激情，世俗生活的诱惑便成为生命的暴君。中国海外民运的主体――由脆弱的良知和瞬间的激情构成的人群，从此便风逝云散，落花流水，黄叶飘零。一代作为高贵政治道德象征的生命群体，很快便湮灭于平庸的世俗生活中。 另一类人则是基于个人野心和命运偶然性的双重作用，而进入海外民运。专制政治的特质之一就在于孕育个人野心，从而形成畸形的政治人格。中共暴政下，真实人格难于生存，野心人格则多如牛毛，就连小小科长都常会有黄袍加身之梦，一介平民也总思飞黄腾达，希冀有一日成为专制政治之显贵。对于专制体制内为个人权力或利益进行的角逐，野心人格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只是天不作美，由于诸种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这类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大到诸如“六四”这种重大历史事件，小到个人性格，千姿百态，难以尽述――某些野心人格也被命运之风吹进民运之范围。 野心人格进入民运，无论对于野心人格自身，还是民运，都意味着悲剧。 中共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坚硬而凶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之路必然是献祭者的命运之路，而不可能成为野心人格的成功之路；试图通过创建民主政治实现个人政治野心，需要付出太沉重、太长久的个人代价，这在野心人格的天平上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野心人格彻底败坏了海外民运的人格构成。凡是中共专制体制内能发现的所有腐烂人格特征，都可以在海外民运中找到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之所以如此，端在于野心人格对海外民运的广泛渗入。海外民运外战外行，内斗内行；一时之间，背信弃义、阴险诡诈、鼠肚鸡肠、嫉贤妒能、勾心斗角、争名窃利、抢权夺势、首鼠两端等等人性最不堪之丑态，都以海外民运为舞台，粉墨登场，成为历史斜视中的过客。 野心人格，乃海外民运内斗的人格之源；乃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这类人格的存在和活动所彰显出的肮脏、卑鄙、低俗的人性，似乎在告诉历史，海外民运是人格不净洁者的运动。海外民运也由此丧失了原有的群众基础，并且没有吸引新的力量加入的人格魅力。 野心人格崇拜实用主义。被命运推进民运后不久，他们便意识到民运非栖身之所。所以，有能力通过别的生活方式实现其野心对生命价值的定位者，便纷纷弃民运如蔽履，另觅高就。惟独有一部分野心人格，除了混一个“海外民运大佬”的虚称外，再也无能靠自己的能力通过其它方式，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于是乎，他们便只能“悲壮”地坚守于海外民运之中，尽力使海外民运变成他们的个人财产，只差插上“私人领地，法律保护，请勿擅入”的招牌。这类野心人格虽然蠢笨无能，却又常常自视甚高，正在幻想中等待中共崩溃之后，回去捞个总理部长当当，过一把权力野心瘾。 有人当会问：“现在海外民运中就没有高尚之人吗？” 我对此一问的回答是：确乎有一类心灵纯而美之人，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受到理想主义的召唤，而壮怀激烈，投身民运。只可惜天不作美，这类理想主义者往往单纯到脆弱的程度。在同那些皮糙肉厚、心狠手黑的野心人格进行的政治较量里，一败再败，几至无还手之力。因此，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从来没有能够哪怕暂时主导海外民运。如何使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成为坚硬的意志――这是下一个历史过程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因为，脆弱的美，没有能力证明真理。 理想主义人格屡败之后，其中一部分颓然退隐，另一部分间或还对民运有些许关注，不过，那种关注也只是怀旧之情使然。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仍然孤独地坚守对自由民主真理的纯洁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海外民运还能保持最后几分声誉和尊严。 这部分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更是艰难的。最艰难之点不在于同中共暴政的抗争，而在于同海外民运内部野心人格的周旋。对事的失望足以伤神，对人的失望足以伤心。伤神尚可奈何，伤心至极，常令人绝望。由卑污的野心人格导致之对民运的绝望，恰是理想主义者们心灵的艰难。不过，我相信，理想主义者们终将会超越绝望，思考这样的问题：与其承受同野心人格周旋的肮脏的艰难，不如破釜沉舟，同野心人格群体作政治上的决裂，再辟新的战场，去迎接同中共暴政直接抗争的锐利的艰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