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方略与去党留政 –>《和平革命建议案》述要 by 辛灏年

十大方略与去党留政 –>《和平革命建议案》述要 by 辛灏年 original quoted source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01日 首发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4/12/201412010347.shtml#.VJBy0SvF8X0 我心中挂念着故国的山河与百姓,明了当今的腐朽和危机,深知共产党只要多捱一天,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就要遭遇更大的灾难,甚至万劫而难复。所以「病」后我几乎没有休息,更以「我不畏死,何以死惧我」的心态,开始整理二十年前我从国内带出来的《和平革命纲领》等系列文稿。因为我们需要和祖国「危险的命运」赛跑,要勇敢地跑到祖国「可怕的劫难」前面去,在坚定的国民革命奋求中,去堵住巨大民族灾难的可能发生、、、、、、 ——作者 正文: 如果我们承认和平革命是当代中国「死中求变」和「变中求全」的首选方略;如果我们认同中国国民革命之最后一役是否需要采取武装革命的形式,将完全取决于中共是否继续迷信暴力镇压,因而郑重宣称,「我们绝不主动放弃革命的任何形式」;如果我们完全理解了「国民需要和平革命,社会需要有序革命,大多数共产党人愿意面对宽容革命」,特别是革命期间维系一个「看守政府」以持续内政外交的至为重要性;最后,如果我们还必须做到「天下不会大乱,国家不会分裂,人民不会遭殃,敢有去党者仍有前程可言、、、、、、」,那么,我们提出和平革命的十大方略,以作为「和平革命建议案」,也就是「顺天应人」的了!虽然,我们为「建议」而提出的「方略」,也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目的,还是期望国人能够群策群力地完成自己不可推卸的国民革命使命。 有鉴于此,我方敢提出「《和平革命建议案》述要」。而「述要」的中心,就是以「去党留政」为主体内容的和平革命「十大方略」。 和平革命的第一方略:「去党留媒」。为发动和平革命首先造就一个必须的革命环境,让丧失了六十五年「种种自由」的中国大陆国民,永远不再向共产党「求告」新闻自由,而是「自开」 一个新闻自由的新时代。如果成功了,它既是当代中国国民革命之第一个大胜利,又为当代中国的和平革命拉开了成功的序幕。 但是,中共至今还在声称,甚至还在强化着「党管媒体是铁打的原则」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方针,而党管媒体的具体手段,一是所有的出版机构,均为党的出版机构,都配有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拥有领导任何一家出版机构的绝对权力;二是所有出版单位内之各种形式的党组织,都要受到共产党各级宣传部的领导和辖制,一切都要听命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但是,在历史的机遇到来时,和在和平革命的发韧期,并且无论是媒体革命在先,还是媒体革命在后,由媒体从业人员,特别是当代报人自己勇敢地站起来废除共产党在媒体的党组织,并暂时保留原有的专业和行政管理系统,那么,长期以来严密控制着新闻出版机关和每一位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的「铁打锁链」,就会在转瞬之间被挣脱,被摒弃,新闻自由就会立即实现。因而,只要渴望着新闻自由的媒体人,能够迈出此关键一步,就是真正的革命,并且是「和平的革命」。回首1989年民主改良运动中大批媒体的局部自我解放,和近年来媒体人在报导温州动车事故等各种大事件中,为真实报导而「勇抗共命」的侠义行为,特别是今日国内众多媒体的绝大部分从业人员,其对共产党长期「专政媒体」早已厌恶透顶,甚至痛恨之至,敢于反抗者和不怕坐牢者不断涌现,因此,无论媒体是否是首开「去党革命」,都必为同道所响应,都必为国民所支持。媒体人在民主大潮之下的自我解放和独立革命,不仅会造就新闻出版自由的迅速实现,而且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和平进程首建功勋。 当然,为了和平革命的稳步推进,对原媒体中之中共党组织成员,亦须采取宽容的姿态,其中有专业能力者,可以相应地担任同等的业务工作,没有专业能力的中共党组织成员,可暂时保留其基本待遇不变,安置合适的工作。待新闻自由解放已成定局,各媒体必将会自然而然地走向「自选自治」的道路,以适应自由竞争的新的社会机制。 可以展望的是,于现有媒体勇敢打开「去党留媒」局面的同时,国民兴办媒体之风必然应运而起。从此,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必将会重新承续民国时代的美好局面,并在一个崭新的社会条件下,再获长足的进步。 和平革命的第二方略:「去党留军」。立即实现军队国家化,保卫和平革命的稳步进行。 诚然,武装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史以来,国家的武装力量一旦被君主、军阀、个人、帮派或独裁政党之种种专制势力所掌握,就会变成侵略、奴役和镇压的工具。国家因此而被窃夺,地区因此而被割据,人民因此而遭荼毒,异国他族亦有可能无辜地被侵占或掠夺。因此,唯有近现代民主国家的「军队国家化」,才能避免对内的武力镇压行为,才能理智地减少对外的战争,才能以保卫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国民的安宁为其主要使命。 同样不言而喻的是,中共的一部建军史,就是「党军」的历史,它在创始阶段,就不是中国的军队,而是苏俄的军队。因为他早期的名称(1927—1937)就叫做「红军」,既用的是苏共军队的名号,又用的是苏共军队的建制,并且为苏共扶植、命令和指挥,属于国际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所以,它才会遵照斯大林的「五月训令」(参见《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二章第一节),发动了南昌「八一」暴动,公开叛变北伐,背叛国民革命,并将1927年8月1日作为中共党军的建军节。 中共党军的第二个阶段(1927/8/1—1937),则是继续服从苏共的命令,接受苏共的指挥,发动武装叛乱,实行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即苏联通过中共在中国实行统治的地区——「苏区」,并在苏联公然侵略自己祖国的东北(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全面执行斯大林「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在南中国各地连续发动武装叛乱,公开里应外合,乘机扩大「苏区」,尤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不足两个月,即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的国庆节,受俄命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俄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由苏共指使的中共红军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疯狂叛卖,和对自己国家的长期武装分裂和颠覆,俱已成为不可粉饰的历史罪证。 中共党军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在中华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前夕,为欺骗抗日舆论,更为保存实力,主动呈递「四项保证」(参阅《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三章第三节),向国民政府投诚,并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表示愿意参加全民族抗战。国民政府不仅接受了他们的「输诚」,而且接纳中共红军并命名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即「八路军」。全面抗战初期(1937—1939),虽然中共的八路军中尚有敢于拒绝毛泽东「不许抗日」之命令者,曾有抗日的表现,其后,中共党军——八路军,特别是新四军,竟全然服从毛泽东要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发动「人民革命」以夺取政权的意旨(参阅《谁是新中国》下卷第四章第四节),非但是「专打内战,不打外战」,即专打抗日的国军,却不打侵略的日军,而且志在「夺地扩张」,乘机分裂中国。从而在那一场空前惨烈的民族战争中,中共党军非但没有遭受任何「创伤」,而且得以大大地「创强」。 中共党军的第四个阶段,就是「民族战争的历史条件」,确实让这一支「练兵深山人未识」的「八路军」,在八年「假抗战、不抗战和真扩张」的可耻历史中发展壮大起来了,并终于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晚即冲出太行山,发动了攻城略地的内战。中共党军因此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打倒了蒋介石,推翻了真共和,强化了旧专制」,从而成为一支以铁血手段捍卫共产党极权统治和腐败统治的中共党军。从文革前十七年到十年文革,再到文革后三十余年,只要中共指向哪里的人民,他们就杀向哪里的人民,犹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斑斑血迹一样,无辜人民的无量鲜血,一直烙印在、湍流在人民苦痛的心底、、、、、、。 中共党军,这支曾「专打内战、不打外战」的私家军队,在1949年篡国建政之后,确曾打过几次「象样」的外战,一是1950年助纣为虐的所谓「抗美援朝」,二是1962年损兵割地的「印度反击战」,三是帮助越共「专制一统」的援越战争——却于不数年后,因反目成仇而在对越共的开战中,损兵折将却寸土未归。今天,这支党军,除却将一千余枚导弹永远地瞄准着民主的中华民国台湾岛以外,却对弹丸小岛——我们的钓鱼岛,除掉望岛兴叹,就是荒腔走板地高唱着「爱国」的高调,手段低劣地制作着「爱国」的伎俩,却绝不敢登祖国的钓岛一步,更对侵占了中国近二百万平方公里疆土的世仇大敌——沙皇俄国,与中共的宗主国——苏俄帝国,低眉顺眼,绝不敢稍存「收回疆土之念」。 我毫无指斥当代中国军人之心,因为这一切都是中共所为。但我认为,一旦今日的中国军人知道了自己不堪的党军军史,必定会在心中产生对祖国,对人民和对自身历史及现状的深深愧疚。就像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党军中那些正直的军史研究家们一样,他们因研究自身的军史而满腹羞愧;更因为研究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抗战的英勇历史,而痛感自身投军误门;当他们写作《国民党—1937》这部记述国民革命军喋血抗战的巨著时,他们竟然情已难禁地在该书的扉页上郁愤地呼喊道:「五十年前那一场保卫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利知道!」因为他们的眼睛在流泪,心在流血;因为被他们保护和捍卫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欺骗着他们,蹂躏着中国军人的拳拳爱国之心。 而今,中共马列王朝已然摇摇欲坠,中共党国就要天崩地裂,中共最高统治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又不得不一再地嘶喊着「党指挥枪」,一再地嘶喊着「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甚至为了维护他们的党天下,维护他们枉法贪赃所到手的一切,维护他们已经腐烂透顶的奢侈生活,而敢于继续血溅国民,听凭血流华夏。1989年邓小平所谓「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的血腥遗言,完全可能在二十五年之后的中国,再一次驱使着一贯「为共前驱」的党军重演「六四」屠城的疯狂。 中国的军人们,你们一直被称为「人民解放军」。过去,你们非但没有将自己的民族「解放」到「自由的天堂」里,却将自己的人民「解放」进了「专制的地狱」。今日,当志在推翻中共专制统治的「民族民主民生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在我们国民的心头时,中国的人民「解放」军,你们还想解放谁?谁还需要你们来解放? 我相信,只要你们痛定思痛,幡然一悟,就一定会想到,首先是解放你们自己!然后才是解放你们的人民!而绝不再为保护「民族的敌人,国民的敌人和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者」——中国共产党层层马列子孙集团——而卖命! 解放自己,就是将中共党军解放为中国的「国军」,由自己在军中果断「去党」,迅即实现「军队国家化」。 解放人民,就是将人民从共产党的血腥专制和残酷压榨下彻底解脱出来,由你们让国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如此,你们就是真正做到了「将暴力归于中共,把武装还给人民」,并在保卫和平革命的进程中,一洗历史的耻辱,一变而为国家的军人,真正开始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一番开天辟地的大事业!要知道,晚清革命新军的英灵正在武昌城头期待着你们,国民革命军的英灵正在抗日的疆场上凝视着你们,当今的国民正在对你们寄托着无尽的期望。 现在,我该谈到「去党留军」的具体方略了。 一是迅速由各军兵种、各级军区和各类各级军事单位中有民主思想,特别是有「军队国家化」思想的高、中级军官,联合军中的进步官兵,发动成立各级「军队国家化行动委员会」,以迅速推进「军队国家化」的工作。各级「军队国家化行动委员会」当互通信息,相互支持,但不应有上下级领导关系。军队国家化行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废弃军中的各级党组织——党委、党组、党总支和党支部,废弃军中各级政治部,废弃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军中政治职务,全面实行「非党化」和「国家化」。对于被废弃的原军中党组织工作人员,其军衔一律保留,待遇一概不变,愿意并有专业能力担任军事指挥职务者,可以平级安排,不愿意担任军事指挥者,可任其选择退休,转业。原退休转业待遇不变。 二是迅速由各军兵种、各级军区和各类各级军事单位中有民主思想,特别是有「军队国家化」思想的中下级官兵,联合军中有「军队国家化」之进步思想的中高级军官,发动建立「保卫和平革命官兵委员会」。各级「保卫和平革命官兵委员会」必要时可以取代同级指挥人员的职责,并接受即将建立的全国各级「协调委」(参见下文第六方略,下同)指挥。以对内警惕军事叛乱的可能发生,对外保护和平革命的有序进程。对于企图叛乱的中共军人要及时争取和平解决。对已酿成的军事叛乱,则需要和「协条委」及相关方面共同讨论,找出和平解决的方案。不到最后,不可轻易决策以武装形式解决。 三是对人民的任何大规模的起义、暴动、和群体性报复行为,只要不是由中共顽固分子策划或由国际政治势力所策动,只能够结合各方力量,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对于人民需要绝对的忍耐,对于其中被查实的中共顽固分子,或国际势力的渗透人物,则要立即逮捕,予以公开审判,留待全国进入民主秩序后复审判决。 四是时机成熟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重新更名为「中国国民革命军」。因为,在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的前期,他们曾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在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开始之际,原中共红军又曾改名列入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今天,在伟大的和平革命——中国国民革命之最后一役中,重新更名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正是适逢其时。这不但可以告别历史的耻辱,而且可以为最后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为全中国能够尽快地走向共和,甚至为中国民主统一的最终实现,创立丰功伟绩。 和平革命期间中国军人的最基本口号就是「保卫和平革命,统一民主中国!」 和平革命的第三方略:「去党留政」。变原共产党政府为「看守政府」,维系正常的外交与内政。 第一,所谓去党留政,首先就是废弃中共在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所设立的各级各类党组织,以求「行政独立」的和平革命。 因为,正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级各类党组织,才对各级政府部门强化着党的领导,严密地控制着政府部们必须按照党的意志行事。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党内虽然有人提出过「党政分开」,三十余年来,中共党政非但从来就分不开,而且党对各级政府部门,甚至是对各行各业的的凌驾和操控竟然愈趋严厉。在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所有行政官员都必须听从同级中共党组织的摆布,党政矛盾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一种常态,而且矛盾时趋尖锐。真正有抱负并愿意为民众做一些实事的政府官员,常常因党官的干涉或否决而只能无所作为。其中若有获罪于党官者,不是被降职调离,就是被罢官去职,严重的还会遭遇开除党籍或公职的命运。因为,自中共篡国建政以来,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安排任命的,政府各级部门的行政官员都必须听从同级党组织领导。加之中共是一家信仰马列的政党,公开宣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架构是以教凌党、以党凌政和以党凌军的「教、政、党、军」合一政体,因而,它以「主义」为掩盖的宗教政治色彩,非但酷似欧洲中世纪「教政联合」的极权政治体制,而且与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传统的「教政军合一」极权政体,几乎如出一辙。而中共的各级党委会,不过是各级宗教教会的代名词罢了;中共的各级党委书记,不过是各级红衣主教罢了;而「中共马列朝廷」,无非是欧洲天主教廷的翻版罢了。因此,唯有实行「教政军分离」,和必须弃绝马教政党对国家行政的驾驭和控制,国家的行政才能真正地走向「理政」之道。犹如十五世纪之后,欧洲各民族国家都是在摆脱了天主教教廷及其各级教会的束缚之后,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样。 因而,所谓去党留政,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官员,要在和平革命中敢于挺身而出,摆脱、抛弃、解散同级共产党组织,自开「行政独立」的新局面。具体地说,在中央政府,就是要敢于弃绝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控制;在各级政府,就是要敢于弃绝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控制;在各级政府之各部门,同样要敢于弃绝党组织的领导和控制,从而在各方面获得真正的行政独立。 为保证和平革命的稳步进行和有序进行,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在废弃其同级的党组织之后,对于原共产党「党官」,适合者可以安排同级的行政职务,改变他们工作的性质。对于不愿意改从行政工作者,则任其去留,但要在他们另有着落之前,保留他们原有的基本生活待遇不变。 由于贪腐已经成为现中共党政官员的代名词,所谓「无官不贪」,因此,对于在「去当留政」中继续担任政府各部门工作的行政官员,或「卸党为政」的原党官,则存在着如何「去贪从政」的大问题。对此,我建议,对其中贪腐无度甚至已经造成极大民愤者,一经查实,轻则没收赃款赃物,停止他们的行政工作,暂时保留基本生活待遇不变;重则立即拘捕,同样没收他们的赃款赃物,留待全国进入民主秩序后予以法律解决。对于具有一般贪腐行为者,则要求他们在和平革命期间努力工作,戴罪立功。另外,对于所有因「留政」而继续担任行政工作的官员,都应该要求他们或是自己向有关部门申报并交出「贪产」,或是自己公布财产,公开「贪产」。总之,在和平革命「去当留政」的进程中,一切原党政官员,都应以「廉洁奉公、为民工作」的精神来要求自己,并为着自身的政治前途而收敛自己。我们相信大多数官员能够在和平革命进程中,迅速自醒自励,提高自己的人格觉悟和从政道德,以为和平革命的迅速成功而尽心尽责。 一个必须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当前一切反动势力的总根子,就是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特别是身攮各种党政军大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人。习近平若果真是中共当朝的一位「明君」,能够为了自身和全体「同袍」的身家性命着想,甚至也能念及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祸福,于和平革命的进程中,勇敢宣布解散中共中央委员会,甚至解散中国共产党,根据「去当留政」的需要,保留国家主席的职位,那么,全中国的「去党留政」,和全中国的和平革命,都将会赢得一个相当光明的进程。再倘若他能够在和平革命前期的看守政府中,积极领导政府从事正常的外交内政,努力推动和平革命,那么,在人民选举中,他完全可能转而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即未来中国民主政府的总统,其德其功,必将为后人所称颂。但是,如果他冥顽不灵,顽强抵抗,非但抱持中共的领袖地位不放,还要千方百计地阻拦、破坏「去党留政」的和平革命进程,甚至心无苍生,念无同党,不惜搞乱天下,发起反动政变,妄图拯救他的红色江山,那么,他只会成为共产党的首恶,而身负毛、邓、江、胡和中国共产党之全部滔天罪行,成为中国国民革命必以枷锁而待之的最大革命对象,留万世之骂名。我仅在此劝告白羽之人,「何不以一身而竟民族进步之首功,何以偏要一身而成天下同仇之罪囚」乎! 第二,「去党留会」,即在原各级「人大」和「政协」两会取缔共产党的党组织,属于「去党留政」的一部分。 虽然共产党「人大」和「政协」的性质和作为,举国皆知,不过是共产党用来「表演共和」的机关,甚至只是两个巨大的「政治摆设」而已,但是共产党的所有恶法,毕竟是由人大来盖上橡皮图章的。至于政协,更不过是一个由众多小政治花瓶集中而成的一个「大政治花瓶」而已。在和平革命期间,保留「去党」后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既有安定和团结人心的作用,又可以维持一般行政法令和所需提案的处理。但必须接受民选的各级「协调委」的监督,所通过的法令或提案,亦需由各级「协调委」审议通过。待由「协调委」主持选举的各级「临时国民议会」诞生,各级「两会」则正式停摆结束。需要提醒的是,在和平革命的有序进程中,已经去党的两会成员,均应积极地配合和平革命的进程,并在「去当留会」的阶段,应有维护国家稳定和保护人民福祉的积极表现。如此,国民在选举各级临时国民议会时,前两会成员中为国民所认可者,仍有被国民选举为各级「国民议会」成员的可能,甚至是临时政府领导人的可能。 第三,去党留「公、检、法、司、安」,保证和平革命期间的社会稳定。属于去当留政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中共的「公、检、法、司、安」部门,乃是中共赖以维系其极权专制统治的工具,它们工作的对向,既是普通的国民,又有敢持异议的海内外人士。他们工作的内容,除掉维持一般的社会治安以外,其重心则是在对人民和民主人士的万般箝制,甚至是种种迫害。六十余年来,他们对国民造孽,为国家添乱,甚至一次又一次地将无数可怜的国民逼上梁山,或逼入死地,近年来已经发展至极端。但是,这一切的罪恶,都是来自共产党的骄横统治方针和残暴统治手段,都是来自中共各级政法委对于「公、检、法、司、安」等各部门的专制制约,都是来自「公、检、法、司、安」之同级党组织自身的违法乱纪,而不能首先或完全推罪于该系统的行政执法人员。因此,在和平革命「去当留政」伊始,在中共各级党委被废弃之时,就必须同时解散中共各级政法委,并在各级「公、检、法、司、安」部门立即去党。去党后的「公、检、法、司、安」,将全部实行「行政长官负责制,执法人员责任制」,原党组织的成员中有专长者可以平级担任行政司法官员;无专长者,或不愿留任各司法部门者,可以任其去留。但在有着落之前,需要保持他们原有的基本生活待遇。其中有叛乱图谋甚至是叛变行径者,或罪大恶极直接欠有民命者一经查实,立即拘捕,留待全国进入民主秩序后再予以审理判决。 在「公、检、法、司」等部门实现「去党留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凡政治案件如叛国犯等,可以拘捕,但要留待全国进入民主秩序状态后,再予以审理;凡刑事案件,必须及时处理,但要遵循「变革期暂停执行死刑」的约制,留待全国进入民主秩序状态之后再予以重新审理执行。 凡已判决或尚未判决的各种罪犯,或已经送达劳改单位者,其中有冤屈者均可以办理申诉手续,要求重审。司法单位应该迅速审理,及时释放。凡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组织、参加家庭教会,和坚持自身信仰而遭遇逮捕判刑的所谓「信仰犯」,必须本着「信仰自由」的原则,一概予以释放并向之道歉。凡在执法中曾欠有血债而民愤极大的司法人员,经慎重研究后可以予以逮捕,以平民愤,但暂时不得处以死刑。全国各地的「城管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生活及工作问题归为原行政领导机构解决。其中欠有血债、民愤极大者,与同类司法人员一样,予以刑事处理。 特别需要建议的是,原国家安全部门和原隶属于所有安全部门的一切特工组织,在「去党」后「只能对外,不能对民」,并以防止国际、国内一切企图破坏中国和平革命进程的行为,如中共残余势力的政变、兵变、政治渗透等,为自身的主要任务。同时将保留、保护所有国安档案,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以确保和平革命进程不受任何境外势力的干涉和侵染。原派出海外的国安特工,凡是卧底海外华人民主阵营者,均必须停止原来的特工任务,并要及时向去党后的国安等部门报告海外原民主阵营中有通共嫌疑或曾出卖民族利益的「民主人士」,以戴罪立功。 全国各地各级武警部队,本着武装部队只能对外、不能对内的原则,在去党后立即「改制」成为正式的国家军队,并仿照原正规军,建立各级「军队国家化行动委员会」和「保护和平革命官兵委员会」,履行同样的责任,并在必要时接受「协调委」的指挥。 [...]

卢布崩盘掀风暴 恐动摇普京统治地位

卢布崩盘掀风暴 恐动摇普京统治地位 original quoted source:http://www.epochtimes.com/gb/14/12/16/n4319991.htm Original posted on Dec 16 2014. 【大纪元12月16日报导】(中央社莫斯科16日综合外电报导)俄罗斯中央银行今天功败垂成,未能阻止卢布汇率失控崩跌,俄罗斯总统蒲亭(Vladimir Putin,又称普京))现正面临一场全面性的货币危机,影响所及,恐削弱他对权力的掌控。 俄罗斯央行今天凌晨紧急升息至17%,央行奋力一搏仍难以阻止卢布再度破底。受累油价直落,加上俄罗斯经济濒临衰退,以及西方国家祭出制裁措施以修理俄罗斯干涉乌克兰内政,卢布目前面临“完美风暴”。 对经济而言,随着借贷利率走高恐损及成长,俄罗斯明年恐将陷入深度衰退;对企业来说,将充斥更多不确定性,以及借贷无门;对俄罗斯央行来说,则是公信力荡然无存。 对蒲亭来说,维系他老大哥地位主要靠二大支柱,也就是金融稳定与经济繁荣,如今二者不保的风险增加,加以正值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为了乌克兰危机而交恶之际,蒲亭恐将面临政策难题。 俄罗斯卢布兑美元今天首次贬破80大关,在俄罗斯央行闪电升息、升幅写下16年之最后,仍难以重振投资人对卢布的信心,有关俄罗斯将宣布资本管制的传闻如今甚嚣尘上。 Women with diabetes can suffer from orgasm problems; research reveals that AD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is accredited to the dysfunction of the inner wall of the blood vessels allow more blood to travel and fill the penis with [...]

历史会怎样记住你们?to all those CCP top party and military leaders!

历史会怎样记住你们?to all those CCP top party and military leaders! original source : http://www.yanghengjun.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40 original posted in 来源: 杨恒均的独立博客 发布者:杨恒均 时间:2014年10月08日 10:14 ——《光辉岁月》:美国民权英雄的心灵史 东方出版社请我为陈国平先生所著《光辉岁月》写几句推荐语,这本书写了包括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马尔科姆·艾克斯等五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的斗争经历与心灵历史。我为此书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建国时还是奴隶,半个多世纪前还没有投票权且被种族政策隔离的美国黑人,怎么突然走出了一位总统?奥巴马通向白宫的路是如何铺成的?书中的故事带你重走这段路,英雄的心路将触动我们的神经…… 写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时间阅读书稿,再说,那些故事我可是再熟悉不过了——看过不止一遍也不是两遍,而是好多遍了。十一长假结束后来到香港,发现躺在床头的这本书,我顺手拿起来翻阅,没想到的是,又一个通宵达旦的阅读,又一个不眠之夜——有些人,有些事,无论读多少遍,你还是会再读一遍,还是会被感动,而且每次阅读,总会找到新的感觉。虽然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但相信书中的故事你并不陌生,我就先和你分享一下我今天的三点感觉吧。 这些不但改变了美国,也以其追求正义、平等的不懈精神与崇高的道德感召力影响了世界的民权英雄是如何诞生的?他们同自己的族群、同普通民众是何种关系呢?就拿那位普通的黑人裁缝罗莎·帕克斯来说吧,在她的前半生里,她同无数的黑人妇女一样,忍受着种族隔离政策加在她身上的种种屈辱:上巴士后只能坐在后排的黑人专座上,前面白人的座位空着,也不能坐,而如果白人们没有了座位,司机则可以随意命令这些“黑鬼”站起来让座,稍微不服从,白人司机还会拳脚相向……这是何等的屈辱啊!但这是法律,你必须得遵守! 不过,1955年12月1日,罗莎·帕克斯突然不想再遵守这条“法律”,她决定坐在专为白人设的座位上不再起来,她要争取自己的权利。那一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一刹那间,天地为之变色”:罗莎被捕,但她的行为引发了当地5万美国黑人拒乘巴士,此次抵抗运动长达一年多,敲响了种族隔离的丧钟。 罗莎的事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有时甚至让我怀疑,一个人怎么能凭“一屁股坐下不再起来”就引发了一个民族甚至全世界受欺负的族群一个一个站起来呢?要知道,在罗莎之前,不说成百上千,但至少有几十起不比她懦弱的公车座位抗争事件。那些抗争的非洲裔美国人不但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抗争运动,甚至还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厄运。 罗莎其实早就对种族隔离恨之入骨,她也曾经抗争过几次,但都受到了白人警察与司机的粗暴对待。但最让她感到痛心的是,虽然周围同她一起遭到不公对待的黑人不在少数,可当她试图抗争而受到粗暴对待时,那些同胞不但没有同她一起抗争,反而有一两个人说闲话——怪她不守秩序!这些黑人(非洲裔美国人,下同)同胞都习惯了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习惯了被那些白人欺负吗?罗莎感叹,自己的同胞什么时候觉醒呢? [ Commentn from Martin Chu: When will most mainland Chinese also understand this and 觉醒. that is 遭到不公对待,受到粗暴对待 一起抗争] 只到罗莎决定抗争的那一天,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同胞是否“觉醒了”。要知道,发起拒绝乘坐设有种族隔离座位的巴士,对那些根本买不起小汽车、不得不靠巴士上班的黑人来说,艰难困苦要远远大过白人。黑人一开始不得不靠两条腿走路去上班,有些要走一两个小时,而且还会被白人雇主威胁、解雇,经济损失也大。 但当支持罗莎抗争的黑人维权组织发起拒绝乘坐巴士运动后,他们“被自己惊呆了”: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加入到抗争的行列:拒乘巴士。一位在路上行走的黑人老太太被问到走路上班的感觉时,她说:“我的灵魂曾经疲惫万分,可是现在,我的脚很累,但我的灵魂却逍遥自在。” 持续了整整一年多的抗争一定给当地的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历史根本不会记载这些,历史记下了罗莎·帕克斯的名字。现在我们看到,这位普通的妇女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权运动领袖,与同胞的觉醒,以及黑人同胞对她的支持分不开。假如罗莎·帕克斯生在一个浑浑噩噩的民族,她的抗争很可能让她成为一个寻衅滋事者,被当权者收拾,被自己试图维护的群体抛弃甚至嘲笑…… 我的第二个感想是在争取平等、自由与民主权利时,如何“遵纪守法”与破除恶法——尤其在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是当时世界上最“法治”的国家。种族隔离政策与把黑人排斥在民主普选之外的种种规定大多已被白人们通过立法机关变成了“法律”,那么,黑人们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争取权利,还是走上街头去冲击恶法?这是当时所有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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