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Martin Chu say 走向共和
《新史記》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by 嚴家祺 ——兼談習近平的『中國夢』 Posted on 2014-7-11 in http://blog.boxun.com/hero/201409/yanjiaqi99/4_3.shtml 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新史記》2014-9 by 嚴家祺 政治的簡單和複雜 中國問題，與伊斯蘭世界問題、國際金融問題相比，看起來很複雜，實際上很簡單。一個運動，有許多『行為主體』參與，不知道它的規律性，無法預測它的變化，這就是複雜現象。地球绕太阳运行，古代人感到複雜，現代人知道，它不過是一個简单力学系统中的简单周期运动。如果让地球绕两个太阳运行，地球的運動就非常复杂，就像一只被无数只脚乱踢的足球。實際上，這樣的『三體運動』，每一個『行為主體』都不是『人』，不會『自主運動』，仍然严格遵循力学规律。這時，複雜運動的原因還是十分簡單的。 中國政治，『行為主體』不是地球、太陽那樣的不能作『自主行為』的個體。政治是人的行動，由於『人』具有『自主行為能力』，政治現象就比物理世界的現象複雜得多。 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影響力不等於權力，影響力可以轉化為權力。只有權力，才能推動大大小小的『政治行為主體』的運動，造成千變萬化的政治現象。 中國國內外的舞台明星、著名作家、評論家、海外民運組織、對這種『多體運動』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中國政治來說，都不是『行為主體』。網路上的『大V』，有影響力，也不是『行為主體』。就是像今天中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他不表現出任何『自主性』，不是『行為主體』。在胡錦濤當政時，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都是近於『獨立』的『政治行為主體』，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表現了『多頭政治』的複雜性。在歷史上，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和同盟會，對當時中國政治來說，並不是『行為主體』。今天我們是從『後面』看孫中山的，都知道孫中山的大名，他在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後一年，從夏威夷到美國大陸發展他的『民運組織』，從舊金山跑到紐約，一無所獲。1907年海外民運的『大分裂』，主要是孫中山在日本以『革命』的名義籌款籌到一萬兩千日元，離開日本時，只給《民報》留了兩千日元。章炳麟譴責孫中山（當時叫孫文）『挪用公款、背棄革命』。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他提倡『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影響力不是權力，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在美國丹佛市，他是在報紙上看到武昌起義消息的。武昌起義爆發後二個半月，孫中山才回到中國。當時的清政府，把國內的每一次起義和『群體事件』，都歸咎於孫文、黃興這樣的『境外敵對勢力』。這樣，孫中山的影響力就轉化為權力，孫中山回中國一個星期，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中國歷史上有『大一統』時期和『分裂割據』時期，『分裂割據』時期是許多『自主作為主體』作『多體運動』的時期。 今天中國的政治，與1916年袁世凱稱帝後死後十年的中國、與中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共產黨、汪精衛關係和國共內部複雜派系相比，是十分簡單的。今天中國政治的『行為主體』除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外，地方長官、野心勃勃的軍事將領、權貴集團，持續幾天到幾個月的『群體事件』，是大大小小的『行為主體』，大多數『行為主體』沒有完全的『獨立性』，李克強、王岐山總的來說，是隸屬於習近平這一『行為主體』的，沒有形成複雜的『多體運動』。 我說這些，主要是為了說明，研究分析政治現象，要分析政治體系和政治體系中的主要『行為主體』。思想可以產生影響力，但不是權力，沒有『行為能力』。美國的價值觀、民主法治的理念，可以產生影響力。對中國來說，把『美帝國主義』、『境外敵對勢力』拿來分析中國政治，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欺騙』和『自我蒙蔽』，大清王朝在滅亡前，沒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把所有『動亂』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孫文、黃興，不能挽救王朝的滅亡。今天的中國也一樣，把西藏出現的問題歸咎於達賴喇嘛，把中國其他地區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無助與解決中國本身的問題，因為即使沒有美國因素和海外民運的因素，中國只要維持它的古老的『王朝體制』，中國的根本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用『行為主體』來分析中國政治和國際政治，錯綜複雜的政治現象就可以看到它的簡單的、規律性的方面。 三種政治秩序 經濟體系有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自作自給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要是經濟體系問題，當然，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還是意識形態。君主制、共和制、專制、民主是政治體系問題。專制政體可以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結合，十九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二十世紀的希特勒德國和鄧小平後的中國，就是這樣。 專制、民主的政治體系都有許多具體形式，現在英國、加拿大、日本是君主制國家，君主是沒有多少權力的『國家元首』，君主立憲，是一種走向民主的途徑。中國、朝鮮、伊朗名義上實行共和制，實際上，政治還是古老的專制制度。 我在這裡，談一談『政治秩序』概念，談一談『政治秩序』與『專制』、『民主』的關係。 人類社會的政治秩序，主要有三大類：一是『人治秩序』，二是『多中心秩序』，三是『法治秩序』。『人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個體』是在一般情況下是一個個『人』，有時會出現一些有『自主行為能力』的『群體』。『多中心秩序』的『個體』主要是一個個『團體』或『群體』。如『武裝集團』、『軍閥』、『割據性政權』。1648年至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全德分裂為幾百個小邦，還有許多『帝國騎士領地』，這時的德國，各個小邦的秩序是『人治秩序』，而德國處於『多中心秩序』狀態。這三類以外，還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組合狀態。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始終在第一類秩序和第二類秩序中循環。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和今天的『人民共和國』是第一類秩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金夏、元末、明末以及大清王朝滅亡後『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時間內，是第二類秩序。 在農業佔主導地位、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不可能形成第三類秩序——『法治秩序』，當『人治秩序』無法維持下去時，就必然形成『多中心秩序』，而『多中心秩序』下混戰的結果，最終會回复到『人治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中國『王朝循環』和『分裂割據——大一統循環』的重要原因。袁世凱任『民國大總統』，後來又『稱帝』，死後十年期間，中國政治的『行為主體』，主要是大大小小的軍閥加一個孫中山和國民黨，軍閥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系統，一是北洋軍閥，二是地方軍閥，三是流動軍閥。這一時期中國政治是不受一個『最高權力』控制的『多體運動』的政治，北洋軍閥與地方軍閥之間、北洋軍閥直系與與皖系之間、孫中山和流動軍閥之間，國民黨的不同派系之間，一片混戰。共產黨這時還沒有武裝力量，影響有限，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校長，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1927年後，中國的政治秩序也是『多中心』的，蔣介石、汪精衛、共產黨和溥儀的傀儡政權，形成多個中心。 這種『多中心秩序』並不是中國僅有的，前面談到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德意志土地上有幾百個『中心』。國際關係從來是一種『多中心秩序』。『多中心秩序』會形成『霸權』。我在2006年出版的《霸權論》一書，專門研究這種『多中心秩序』。『霸權』不是『權利』，而是一種『權力』。 不是誰要不要『稱霸』的問題，『霸權』是一種客觀存在，狼在羊群中有霸權，航空母艦在小軍艦面前有霸權。國際社會中的『行為主體』有國家、聯合國、軍事條約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國際關係不是人際關係，『國際法』沒有能力對付不願意遵從『國際法』的國家和軍事條約組織的，不可能在國與國之間長期建立『和諧社會』、『法治世界』。國際關係在和平時期，可以建立像人與人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但國家外交政策可以突然發生改變，出爾反爾，國家沒有人的『良知』。國際社會不是『法治世界』。總的來說，國際關係是多種形式的動物關係，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但為了『國家利益』仍然不斷發生爭奪。[Martin Chu's comment: The above highlighted text is so true!] 人治秩序的起源 人有意志、情緒和理性，意志使人作出行為，情緒是行為的調節器和制動器，理性使行為有目標並能預測後果。『非理性行為』往往不顧及後果。人的群體，團體、企業、政黨到軍隊，也有意志，也能作出行為。有些動物也形成社會，但組織形式只有一種，就是專制獨裁。動物在複雜情況下往往沒有能力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動物社會和早期人類社會沒有什麼法治，只有文明的人類社會才能有法治。 何頻的明鏡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普遍進化論》的書，在這本書中，我探討了從『動物政治』到人類社會政治的進化，探討了宗教和意識形態的起源。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制度——古埃及的法老制度，是最早的专制制度，产生于公元前三十一世纪，距今五千多年。在中国，从夏商周以来，大大小小的王朝，包括分封的或割据的王朝，首领或首脑的权力不受限制，臣民的权利不受保障，也是专制制度。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把『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在广阔的地域中实行了，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專制制度的起源可以在動物社會中找到根據。 对某些动物物种来说，当他们集群时，或被安放在同一『领域』中，会形成一定的『攻击—顺从』关系。社群内部不同个体因而在获得食物、异性等方面有不同的先後顺序，这就是『优势顺序』。社會生物學家爱德华•威尔逊说，『优势顺序』也可以称为『优势等级系统』或『社会等级系统』，『专制是其最简单的形式：一个个体统治类群中的全部其他成员，而从属者中全无等级可言。』这种『社会等级系统』在鸡群、狒狒、猩猩、黑猩猩群体中都存在。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统治形式。 现代人是从远古人类经过猿人（晚期猿人就是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进化而来的。有些动物也有语言，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是，人类的语言中包含有无法遗传的『心因』。早期智人的喉未下降，不能说话。直到十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人种的大脑解剖结构——能产生、存储、重组复杂『心因』的大脑。从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从公元前五万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都沿袭了黑猩猩式的『最简单的统治形式』—— 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人类的专制政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国家形成前和国家形成初期，是没有『制度化』的。专制政治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一群人在一相对固定的地区定居，二是这群人之间存在一相对固定的等级秩序。专制政治下的权力，主要受武力和更高权力的约束。专制政治的核心是，这种等级秩序中存在一个权力不受其他成员限制的『最高权力中心』。这个『最高权力中心』通常是一个人，有时也可以是几个人，胡錦濤時期的所謂『集體總統制』就是專制政治下几个人同時掌握『最高權力』的現象。 在专制政治下，权力愈大，受的约束愈少。权力会增加人的动物性。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的政治行為，表現了強烈的『動物性』，說他們是『大老虎』，就是說他們並不是『人』，而是兇猛的野獸。唐太宗實行『仁政』，是在專制政治下抑制高官大臣動物性的努力。对动物来说，『优势等级』，就是食物、巢地、栖息地、交配机会的优先权以及受到恭维。看一看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世纪教廷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吧，看一看那些首脑——皇帝、国王、哈里发、沙皇、教皇吧，可以說，不顧一切追求权力使人丧失人性，追求绝对权力使人绝对丧失人性。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I hope those people stil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