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再版《蒋经国传》 暗示 ??? 大变局？ by 剑平
大陆再版《蒋经国传》 暗示 ??? 大变局？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2-06 讯】作者：剑平 source: http://www.aboluowang.com/2016/0206/688269.html 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海内外以蒋经国隐喻习近平，以蒋经国寄望习近平，以蒋经国解读习近平，已屡见不鲜，似无新意了。 不过，以当下习近平与中国大陆所处之变局来看，蒋经国与台湾民主转型之经验值得反覆重申，再三敬意。 1月13日，中国大陆新兴官媒澎湃新闻重磅披露美国学者、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外交官员陶涵（Jay Taylor）所着〝《蒋经国传》（十五周年新版）近日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再度引发媒体和网民对于习近平效仿蒋经国推动大陆民主宪政转型的猜测。其实，这部所谓新版的《蒋经国传》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其内容仍然是华文出版社2010年引进的中文简体字版本。 不过，这部《蒋经国传》被普遍认为是迄今为止理解蒋经国与台湾民主转型的最好传记。该书英文版于2000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中文正体字版，并在书的封面突出蒋经国是〝台湾现代化的推手〞。2002年，大陆新华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该书中文简体字版，但鉴于当时中国大陆江泽民派系专政维稳气势仍盛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所限，大篇幅删节了该书内容，并在封面删去了〝台湾现代化的推手〞的字样。 2009年，时值蒋经国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时报出版公司推出该书新版，增添了作者陶涵2009年专为该书撰写的全新序言，封面保留了〝台湾现代化的推手〞字样，并增加了〝蒋经国的一百年，也是你我的一百年。〞2010年，大陆华文出版社引进了该书〝最新全译本〞，除个别内容和表述方式有所删节和修改外，基本保留了原书全貌，但仍然删去了封面的〝台湾现代化的推手〞字样，而增添了〝一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一样的人〞。2012年，华文出版社再次印刷出版了该书最新全译第二版。 2016年，时值该书首次出版十五周年之际，华文出版社时隔五年之后再次推出了该书十五周年新版纪念版，而此时该书2012年版本仍有销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台湾时报出版公司都没有专为该书十五周年出版纪念版。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十五周年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日子，而一个出版社一般也不会在一本书首次出版某某周年出个什么纪念版。可见，中国大陆反倒比美国和台湾更关注和看重这部传记。显然，这一切都是源于中国大陆正处在大变局前夜，正处在转型的关键节点和微妙时刻，高层频频释放民主宪政转型的含蓄信息和微妙信号，出版商、媒体敏锐的捕捉到了高层政治氛围和民间政治期待。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Maybe and Maybe not! All Mainland Chinese need to push toward the direction you want. Ask all current CCP official everybody to buy and study this book and write a report about it. All Chinese [...]
馬總統明飛太平島 慰勞駐島人員. I hope you said it, then you are going to do it well! [Martin Chu say so! ]
總統府發言人陳以信上午表示，由於農曆春節將屆，馬英九總統將於天候狀況許可的前提下，於明日前往我國南沙太平島訪視並慰勞駐島人員。 Quoted source from http://udn.com/news/story/1/1469174 陳以信指出，外交部已將此規劃正式通知相關友邦，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已致電民進黨，代表馬總統邀請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派員參加。 陳以信強調，太平島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馬總統從未排除過將會前往視察，陳水扁前總統也曾於任內登島視察。陳以信說明，由於專機機位有限，此行並未安排媒體隨行，馬總統將於返臺後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 [Please make sure you have done a good job in this trip and 記者會. Don't screw it up, please! You did not do many great things while you are the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馬總統赴太平島 民進黨婉拒派員隨行 【記者林敬殷╱即時報導】針對總統馬英九明日前往南沙太平島訪視並邀請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派員參加，民進黨發言人楊家俍上午表示，民進黨秘書長吳釗燮稍早已回覆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民進黨沒有這個計劃，不會派人隨行前往。 [Martin Chu's comment] national interest should be defended [...]
王默自辩书：我就是要颠覆共产党独裁政权,
王默自辩书：我就是要颠覆共产党独裁政权, Martin Chu says: 此人真勇敢 敢於天下之先 為萬民請命 喚醒大眾 真希望大陸百姓早日覺醒 上下一心 朝向民主和法制和平轉型 Quote source from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15/11/28/593471.html#sthash.8NzlJAAV.dpuf 【看中国2015年11月28日讯】（看中国记者夏言综合报导）因声援香港占中的南方街头运动人士谢文飞和王默，被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日前在广州中级法院开庭。庭审中，王默发表的自我辩护词里说，“我要颠覆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政权”。王默的自辩书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许多关注。28日，美国之音采访了王默的律师覃臣寿。他表示，谢文飞和王默对中共非常了解，他们绝不会向中共妥协。 去年10月，王默因为声援香港民主抗争，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王默2015年6月3日写了自我辩护词。他在这个月初的开庭期间发表了自我辩护词。他说，中共短短六十几年残酷迫害死近一亿人，是一个血腥残暴的反人类的政权，他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些每个毛孔都滴著国人鲜血的刽子手，是那些坚持独裁制度的当权者，是那些替这个政权效劳的打手、帮凶、走狗们。 他说：“我就是要颠覆共产党独裁政权。” On poor sites, which don’t care about the problem – even if you do! Let him know all that is required and necessary so that he can perform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viagra sample online utmost satisfaction. By [...]
Martin Chu says: 马习会在即, 中华民国总统 马英九 先生 and 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先生 what should they discuss and communicate!
中华民国总统 马英九 先生 将于11月7日赴新加坡与 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先生 会面. What message should President 马英九 communicate to 习近平先生? Martin Chu say the following points should be clearly passing along to 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先生. (1) 國家和民族利益高於政黨和團體以及個人利益. (2) 破壞容易,建設難. 嫌隙易生,融合難. 放棄容易,堅持難. (3) 一將功成,萬骨枯 強摘的果子不甜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4) 職位和權力越高 就責任越大. (5) 絕對權力必然造成絕對腐化 民主, 法制, 是國家長治久安之道, 古來治世民為天! (6) 事有緩急輕重 任務有大小輕重不同 民主 法制安穩轉型 要有方法 方向 [...]
President 马 in Taiwan, are you still in charge? Do not sent 王睿等四人 back to Mainland China! Martin Chu says so!
（大纪元记者钟元台湾台北报导）台湾民进党立委田秋堇、台联党立委赖振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前立委钱达9月25日在立法院召开“为什么急着把羊送进虎口？”记者会，他们质疑马政府未信守15日内不遣返滞台的五名反共义士，已将其中之一的杨卢旖旎强制遣返，是否背后有中共的压力？他们呼吁加速通过难民法，并营救王睿等四人不让被中共迫害。 反共人士杨卢旖旎已被马政府遣返大陆 一艘载有5名自称大陆民运人士欲前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机动帆船“雾隐号”，船上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日前在台湾汉光演习期间因形迹可疑遭台湾海巡查获逮捕，遭留置三峡收容所。此前，赖振昌、杨宪宏等人18日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他们关心中国大陆青年王睿和女友杨卢旖旎、陆宁、苏黔龙、石坚是否15天内会被遣返遭中共迫害。 大陆青年王睿在台湾研讨会上力挺“光复民国”理念 (Martin Chu, you definitely need to see this youtube video from this young mainland Chinese Youngest) 20150905 中華民國立法院 當代大陸光復民國熱 辛灝年座談會 18日出席的移民署专委徐昀曾表示，本案经过海巡署，有涉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移民法的违反，目前该案已由桃园地检署检察官侦办中，在厘清案件前，移民署不会15天就一定强制出境。 但目前经过桃园地检署调查，未掌握5人任何危害国安证据；王睿等4人被检方起诉违法入境，杨卢旖旎虽获不起诉，却遭移民署遣返回大陆。移民署公关科科长徐健麟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杨女士是依逾期停留的规定，把她遣返。 他们五人没有说要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而且要提出的话，也要在居留合法期间提出申请，现在已经逾期了，都不符合规定。” 钱达表示，他24日下午去三峡看守所看望杨卢旖旎，当她看到他的一刻就已经哭出来，他当时不知情况，正想要安慰她，但是她对钱达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已经被告知明天就要被遣返！”他强调，政府涉及遣返反共人士的相关官员，你们的官位不会长久，但是你们的臭名会留得很久的。 台湾立委民团呼吁营救王睿等四位反共人士 台湾立委田秋堇及赖振昌表示，24日经钱达告知内政部移民署将遣返杨卢旖旎，他们还紧急赶到立法院质询内政部长陈威仁要求暂缓遣返，但没想到杨卢旖旎今天一早上就被遣送回大陆。 Delivery should be free, fast, in total discretion and no one viagra the pill but you will know what is causing the ED. Having [...]
孙子兵法教你如何成功 by:王志钧
孙子兵法教你如何成功 by:王志钧 original quoted source: http://www.epochtimes.com/gb/15/4/10/n4408932.htm 有朋友问我，孙子兵法与西方的SWOT策略分析有何不同？ 这问题我倒从没想过，因为就我的经验值来说，我很少会把油和水混在一起想。也就是说，两种不同的东西，对我来说，没什么好比较的。 我这么说，当然是站在我的人生经验值和习惯来说，未必代表一定是对的。或者，也不代表别人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东西方思考事情的模式有很大的差异，可说一个是纵看事情，一个是横看事物，两种不同观点硬要拿来类比或比较，对我来说，徒增烦恼而已。 事实上，我曾经写过一套SWOT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s) 分析的职场工作法则书， 最近又准备开课谈孙子兵法。对我来说，我谈这两套东西时，是很清楚各自的可用之处与不足之处。 SWOT分析其实是一种协助西方企业经理人制定商业决策的辅具，希望通过分析自家产品的优点、缺点、机会与威胁，制订出一套能扬长避短、攻取市场机会和避开竞争同业威胁的策略。这个思考观点，和中国孙子兵法强调作战要避实击虚、以强击弱的道理，似乎不谋而合。 但彼此的差异究竟何在呢？ 我只能说，西方的学问往往重静态，东方的思考模式则重动态。( Martin Chu does not agree with this point) 可以这么说，西方人企图找出一套客观世界的运作轨则，然后，人们可以透过依循这一套原则来制订一套人可胜天的成功执行步骤。 但对东方人来说，世界是动态的、变动的、发展中的，任何主观的人都能够随时随地改变这一个世界，因此，人没必要打败世界，只需掌握世界动态的变化法则与转变的机会，然后见机行事、在关键时候一击中的，便成了东方人思考事情的重中之重。 不只孙子兵法强调见机、观机的重要性，大概所有中国重要的哲学体系都在强调人为努力与天地变化之间，如何动态地相互配合、相辅相成，进而促成一种更和谐圆满、圆融成功的人生。 比如中国儒家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什么意思呢？便是取法天地生生不息的精神，努力不懈地提升自己，进而让自己获得天地生机，持续往成功推进。也就是说，只要不断努力，成功是自然发生的，不需刻意规划。这和西方人先定义成功的客观目标，再为目标来设想达成路径，是非常不一样的思考模式。 回到孙子兵法来说，东方人想事情是在思考一个作战的动态过程，从战前的前置作业、 敌我双方的分析、资源配置、作战的路线、时间和阶段性目标，都思考过一轮了，才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但整个兵法理论就结束了吗？没有，这才刚开始而已，后面 还有如何在执行军事计划中激励士气、取得地利，然后观察战情变化，在可打仗的地方打仗，不可打仗的地方观望等等。 通过理解这一大套复杂又繁琐的成功法则，加上一个懂得通权达变的好将领能动态掌握这些临机应变的法则，成功，因此可知（预判）也！ 但孙子兵法不说成功可为也，只说可知也。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成功不可能用同样的模式，重复操作出来；成功也不可能是人为所致之的！ (Martin Chu’s comment: This is so true! ) 我用上次做战成功的经验值，再来打一次仗，会不会成功呢？ 不一定。 So, anything which interrupts cialis price [...]
卢布崩盘掀风暴 恐动摇普京统治地位
卢布崩盘掀风暴 恐动摇普京统治地位 original quoted source:http://www.epochtimes.com/gb/14/12/16/n4319991.htm Original posted on Dec 16 2014. 【大纪元12月16日报导】（中央社莫斯科16日综合外电报导）俄罗斯中央银行今天功败垂成，未能阻止卢布汇率失控崩跌，俄罗斯总统蒲亭（Vladimir Putin，又称普京））现正面临一场全面性的货币危机，影响所及，恐削弱他对权力的掌控。 俄罗斯央行今天凌晨紧急升息至17%，央行奋力一搏仍难以阻止卢布再度破底。受累油价直落，加上俄罗斯经济濒临衰退，以及西方国家祭出制裁措施以修理俄罗斯干涉乌克兰内政，卢布目前面临“完美风暴”。 对经济而言，随着借贷利率走高恐损及成长，俄罗斯明年恐将陷入深度衰退；对企业来说，将充斥更多不确定性，以及借贷无门；对俄罗斯央行来说，则是公信力荡然无存。 对蒲亭来说，维系他老大哥地位主要靠二大支柱，也就是金融稳定与经济繁荣，如今二者不保的风险增加，加以正值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为了乌克兰危机而交恶之际，蒲亭恐将面临政策难题。 俄罗斯卢布兑美元今天首次贬破80大关，在俄罗斯央行闪电升息、升幅写下16年之最后，仍难以重振投资人对卢布的信心，有关俄罗斯将宣布资本管制的传闻如今甚嚣尘上。 Women with diabetes can suffer from orgasm problems; research reveals that AD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is accredited to the dysfunction of the inner wall of the blood vessels allow more blood to travel and fill the penis with [...]
历史会怎样记住你们？to all those CCP top party and military leaders!
历史会怎样记住你们？to all those CCP top party and military leaders! original source : http://www.yanghengjun.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40 original posted in 来源： 杨恒均的独立博客 发布者：杨恒均 时间：2014年10月08日 10:14 ——《光辉岁月》：美国民权英雄的心灵史 东方出版社请我为陈国平先生所著《光辉岁月》写几句推荐语，这本书写了包括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马尔科姆·艾克斯等五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的斗争经历与心灵历史。我为此书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建国时还是奴隶，半个多世纪前还没有投票权且被种族政策隔离的美国黑人，怎么突然走出了一位总统？奥巴马通向白宫的路是如何铺成的？书中的故事带你重走这段路，英雄的心路将触动我们的神经…… 写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时间阅读书稿，再说，那些故事我可是再熟悉不过了——看过不止一遍也不是两遍，而是好多遍了。十一长假结束后来到香港，发现躺在床头的这本书，我顺手拿起来翻阅，没想到的是，又一个通宵达旦的阅读，又一个不眠之夜——有些人，有些事，无论读多少遍，你还是会再读一遍，还是会被感动，而且每次阅读，总会找到新的感觉。虽然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但相信书中的故事你并不陌生，我就先和你分享一下我今天的三点感觉吧。 这些不但改变了美国，也以其追求正义、平等的不懈精神与崇高的道德感召力影响了世界的民权英雄是如何诞生的？他们同自己的族群、同普通民众是何种关系呢？就拿那位普通的黑人裁缝罗莎·帕克斯来说吧，在她的前半生里，她同无数的黑人妇女一样，忍受着种族隔离政策加在她身上的种种屈辱：上巴士后只能坐在后排的黑人专座上，前面白人的座位空着，也不能坐，而如果白人们没有了座位，司机则可以随意命令这些“黑鬼”站起来让座，稍微不服从，白人司机还会拳脚相向……这是何等的屈辱啊！但这是法律，你必须得遵守！ 不过，1955年12月1日，罗莎·帕克斯突然不想再遵守这条“法律”，她决定坐在专为白人设的座位上不再起来，她要争取自己的权利。那一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一刹那间，天地为之变色”：罗莎被捕，但她的行为引发了当地5万美国黑人拒乘巴士，此次抵抗运动长达一年多，敲响了种族隔离的丧钟。 罗莎的事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有时甚至让我怀疑，一个人怎么能凭“一屁股坐下不再起来”就引发了一个民族甚至全世界受欺负的族群一个一个站起来呢？要知道，在罗莎之前，不说成百上千，但至少有几十起不比她懦弱的公车座位抗争事件。那些抗争的非洲裔美国人不但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抗争运动，甚至还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厄运。 罗莎其实早就对种族隔离恨之入骨，她也曾经抗争过几次，但都受到了白人警察与司机的粗暴对待。但最让她感到痛心的是，虽然周围同她一起遭到不公对待的黑人不在少数，可当她试图抗争而受到粗暴对待时，那些同胞不但没有同她一起抗争，反而有一两个人说闲话——怪她不守秩序！这些黑人（非洲裔美国人，下同）同胞都习惯了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习惯了被那些白人欺负吗？罗莎感叹，自己的同胞什么时候觉醒呢？ [ Commentn from Martin Chu: When will most mainland Chinese also understand this and 觉醒. that is 遭到不公对待,受到粗暴对待 一起抗争] 只到罗莎决定抗争的那一天，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同胞是否“觉醒了”。要知道，发起拒绝乘坐设有种族隔离座位的巴士，对那些根本买不起小汽车、不得不靠巴士上班的黑人来说，艰难困苦要远远大过白人。黑人一开始不得不靠两条腿走路去上班，有些要走一两个小时，而且还会被白人雇主威胁、解雇，经济损失也大。 但当支持罗莎抗争的黑人维权组织发起拒绝乘坐巴士运动后，他们“被自己惊呆了”：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加入到抗争的行列：拒乘巴士。一位在路上行走的黑人老太太被问到走路上班的感觉时，她说：“我的灵魂曾经疲惫万分，可是现在，我的脚很累，但我的灵魂却逍遥自在。” 持续了整整一年多的抗争一定给当地的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历史根本不会记载这些，历史记下了罗莎·帕克斯的名字。现在我们看到，这位普通的妇女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权运动领袖，与同胞的觉醒，以及黑人同胞对她的支持分不开。假如罗莎·帕克斯生在一个浑浑噩噩的民族，她的抗争很可能让她成为一个寻衅滋事者，被当权者收拾，被自己试图维护的群体抛弃甚至嘲笑…… 我的第二个感想是在争取平等、自由与民主权利时，如何“遵纪守法”与破除恶法——尤其在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是当时世界上最“法治”的国家。种族隔离政策与把黑人排斥在民主普选之外的种种规定大多已被白人们通过立法机关变成了“法律”，那么，黑人们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争取权利，还是走上街头去冲击恶法？这是当时所有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
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Martin Chu say 走向共和
《新史記》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by 嚴家祺 ——兼談習近平的『中國夢』 Posted on 2014-7-11 in http://blog.boxun.com/hero/201409/yanjiaqi99/4_3.shtml 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新史記》2014-9 by 嚴家祺 政治的簡單和複雜 中國問題，與伊斯蘭世界問題、國際金融問題相比，看起來很複雜，實際上很簡單。一個運動，有許多『行為主體』參與，不知道它的規律性，無法預測它的變化，這就是複雜現象。地球绕太阳运行，古代人感到複雜，現代人知道，它不過是一個简单力学系统中的简单周期运动。如果让地球绕两个太阳运行，地球的運動就非常复杂，就像一只被无数只脚乱踢的足球。實際上，這樣的『三體運動』，每一個『行為主體』都不是『人』，不會『自主運動』，仍然严格遵循力学规律。這時，複雜運動的原因還是十分簡單的。 中國政治，『行為主體』不是地球、太陽那樣的不能作『自主行為』的個體。政治是人的行動，由於『人』具有『自主行為能力』，政治現象就比物理世界的現象複雜得多。 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影響力不等於權力，影響力可以轉化為權力。只有權力，才能推動大大小小的『政治行為主體』的運動，造成千變萬化的政治現象。 中國國內外的舞台明星、著名作家、評論家、海外民運組織、對這種『多體運動』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中國政治來說，都不是『行為主體』。網路上的『大V』，有影響力，也不是『行為主體』。就是像今天中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他不表現出任何『自主性』，不是『行為主體』。在胡錦濤當政時，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都是近於『獨立』的『政治行為主體』，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表現了『多頭政治』的複雜性。在歷史上，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和同盟會，對當時中國政治來說，並不是『行為主體』。今天我們是從『後面』看孫中山的，都知道孫中山的大名，他在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後一年，從夏威夷到美國大陸發展他的『民運組織』，從舊金山跑到紐約，一無所獲。1907年海外民運的『大分裂』，主要是孫中山在日本以『革命』的名義籌款籌到一萬兩千日元，離開日本時，只給《民報》留了兩千日元。章炳麟譴責孫中山（當時叫孫文）『挪用公款、背棄革命』。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他提倡『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影響力不是權力，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在美國丹佛市，他是在報紙上看到武昌起義消息的。武昌起義爆發後二個半月，孫中山才回到中國。當時的清政府，把國內的每一次起義和『群體事件』，都歸咎於孫文、黃興這樣的『境外敵對勢力』。這樣，孫中山的影響力就轉化為權力，孫中山回中國一個星期，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中國歷史上有『大一統』時期和『分裂割據』時期，『分裂割據』時期是許多『自主作為主體』作『多體運動』的時期。 今天中國的政治，與1916年袁世凱稱帝後死後十年的中國、與中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共產黨、汪精衛關係和國共內部複雜派系相比，是十分簡單的。今天中國政治的『行為主體』除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外，地方長官、野心勃勃的軍事將領、權貴集團，持續幾天到幾個月的『群體事件』，是大大小小的『行為主體』，大多數『行為主體』沒有完全的『獨立性』，李克強、王岐山總的來說，是隸屬於習近平這一『行為主體』的，沒有形成複雜的『多體運動』。 我說這些，主要是為了說明，研究分析政治現象，要分析政治體系和政治體系中的主要『行為主體』。思想可以產生影響力，但不是權力，沒有『行為能力』。美國的價值觀、民主法治的理念，可以產生影響力。對中國來說，把『美帝國主義』、『境外敵對勢力』拿來分析中國政治，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欺騙』和『自我蒙蔽』，大清王朝在滅亡前，沒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把所有『動亂』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孫文、黃興，不能挽救王朝的滅亡。今天的中國也一樣，把西藏出現的問題歸咎於達賴喇嘛，把中國其他地區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無助與解決中國本身的問題，因為即使沒有美國因素和海外民運的因素，中國只要維持它的古老的『王朝體制』，中國的根本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用『行為主體』來分析中國政治和國際政治，錯綜複雜的政治現象就可以看到它的簡單的、規律性的方面。 三種政治秩序 經濟體系有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自作自給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要是經濟體系問題，當然，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還是意識形態。君主制、共和制、專制、民主是政治體系問題。專制政體可以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結合，十九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二十世紀的希特勒德國和鄧小平後的中國，就是這樣。 專制、民主的政治體系都有許多具體形式，現在英國、加拿大、日本是君主制國家，君主是沒有多少權力的『國家元首』，君主立憲，是一種走向民主的途徑。中國、朝鮮、伊朗名義上實行共和制，實際上，政治還是古老的專制制度。 我在這裡，談一談『政治秩序』概念，談一談『政治秩序』與『專制』、『民主』的關係。 人類社會的政治秩序，主要有三大類：一是『人治秩序』，二是『多中心秩序』，三是『法治秩序』。『人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個體』是在一般情況下是一個個『人』，有時會出現一些有『自主行為能力』的『群體』。『多中心秩序』的『個體』主要是一個個『團體』或『群體』。如『武裝集團』、『軍閥』、『割據性政權』。1648年至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全德分裂為幾百個小邦，還有許多『帝國騎士領地』，這時的德國，各個小邦的秩序是『人治秩序』，而德國處於『多中心秩序』狀態。這三類以外，還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組合狀態。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始終在第一類秩序和第二類秩序中循環。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和今天的『人民共和國』是第一類秩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金夏、元末、明末以及大清王朝滅亡後『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時間內，是第二類秩序。 在農業佔主導地位、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不可能形成第三類秩序——『法治秩序』，當『人治秩序』無法維持下去時，就必然形成『多中心秩序』，而『多中心秩序』下混戰的結果，最終會回复到『人治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中國『王朝循環』和『分裂割據——大一統循環』的重要原因。袁世凱任『民國大總統』，後來又『稱帝』，死後十年期間，中國政治的『行為主體』，主要是大大小小的軍閥加一個孫中山和國民黨，軍閥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系統，一是北洋軍閥，二是地方軍閥，三是流動軍閥。這一時期中國政治是不受一個『最高權力』控制的『多體運動』的政治，北洋軍閥與地方軍閥之間、北洋軍閥直系與與皖系之間、孫中山和流動軍閥之間，國民黨的不同派系之間，一片混戰。共產黨這時還沒有武裝力量，影響有限，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校長，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1927年後，中國的政治秩序也是『多中心』的，蔣介石、汪精衛、共產黨和溥儀的傀儡政權，形成多個中心。 這種『多中心秩序』並不是中國僅有的，前面談到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德意志土地上有幾百個『中心』。國際關係從來是一種『多中心秩序』。『多中心秩序』會形成『霸權』。我在2006年出版的《霸權論》一書，專門研究這種『多中心秩序』。『霸權』不是『權利』，而是一種『權力』。 不是誰要不要『稱霸』的問題，『霸權』是一種客觀存在，狼在羊群中有霸權，航空母艦在小軍艦面前有霸權。國際社會中的『行為主體』有國家、聯合國、軍事條約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國際關係不是人際關係，『國際法』沒有能力對付不願意遵從『國際法』的國家和軍事條約組織的，不可能在國與國之間長期建立『和諧社會』、『法治世界』。國際關係在和平時期，可以建立像人與人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但國家外交政策可以突然發生改變，出爾反爾，國家沒有人的『良知』。國際社會不是『法治世界』。總的來說，國際關係是多種形式的動物關係，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但為了『國家利益』仍然不斷發生爭奪。[Martin Chu's comment: The above highlighted text is so true!] 人治秩序的起源 人有意志、情緒和理性，意志使人作出行為，情緒是行為的調節器和制動器，理性使行為有目標並能預測後果。『非理性行為』往往不顧及後果。人的群體，團體、企業、政黨到軍隊，也有意志，也能作出行為。有些動物也形成社會，但組織形式只有一種，就是專制獨裁。動物在複雜情況下往往沒有能力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動物社會和早期人類社會沒有什麼法治，只有文明的人類社會才能有法治。 何頻的明鏡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普遍進化論》的書，在這本書中，我探討了從『動物政治』到人類社會政治的進化，探討了宗教和意識形態的起源。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制度——古埃及的法老制度，是最早的专制制度，产生于公元前三十一世纪，距今五千多年。在中国，从夏商周以来，大大小小的王朝，包括分封的或割据的王朝，首领或首脑的权力不受限制，臣民的权利不受保障，也是专制制度。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把『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在广阔的地域中实行了，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專制制度的起源可以在動物社會中找到根據。 对某些动物物种来说，当他们集群时，或被安放在同一『领域』中，会形成一定的『攻击—顺从』关系。社群内部不同个体因而在获得食物、异性等方面有不同的先後顺序，这就是『优势顺序』。社會生物學家爱德华•威尔逊说，『优势顺序』也可以称为『优势等级系统』或『社会等级系统』，『专制是其最简单的形式：一个个体统治类群中的全部其他成员，而从属者中全无等级可言。』这种『社会等级系统』在鸡群、狒狒、猩猩、黑猩猩群体中都存在。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统治形式。 现代人是从远古人类经过猿人（晚期猿人就是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进化而来的。有些动物也有语言，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是，人类的语言中包含有无法遗传的『心因』。早期智人的喉未下降，不能说话。直到十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人种的大脑解剖结构——能产生、存储、重组复杂『心因』的大脑。从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从公元前五万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都沿袭了黑猩猩式的『最简单的统治形式』—— 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人类的专制政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国家形成前和国家形成初期，是没有『制度化』的。专制政治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一群人在一相对固定的地区定居，二是这群人之间存在一相对固定的等级秩序。专制政治下的权力，主要受武力和更高权力的约束。专制政治的核心是，这种等级秩序中存在一个权力不受其他成员限制的『最高权力中心』。这个『最高权力中心』通常是一个人，有时也可以是几个人，胡錦濤時期的所謂『集體總統制』就是專制政治下几个人同時掌握『最高權力』的現象。 在专制政治下，权力愈大，受的约束愈少。权力会增加人的动物性。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的政治行為，表現了強烈的『動物性』，說他們是『大老虎』，就是說他們並不是『人』，而是兇猛的野獸。唐太宗實行『仁政』，是在專制政治下抑制高官大臣動物性的努力。对动物来说，『优势等级』，就是食物、巢地、栖息地、交配机会的优先权以及受到恭维。看一看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世纪教廷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吧，看一看那些首脑——皇帝、国王、哈里发、沙皇、教皇吧，可以說，不顧一切追求权力使人丧失人性，追求绝对权力使人绝对丧失人性。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I hope those people still [...]
向大陆输出民主 台湾不应太吝啬 by 东步亮 [Martin Chu totally agree with this]
向大陆输出民主 台湾不应太吝啬 by 东步亮 Original quote from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12日 转载)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4/08/201408121138.shtml#.U-oRIKPLI98 东步亮 时事评论员 最近一则有关大陆在台就读学生的新闻，在台湾媒体和民众中引起讨论。台湾淡江大学即将于9月17至24日举行投票的学生会正副会长选举中，首次有赴台就读的大陆学生参选。在全部两组候选人之中，来自中国浙江湖州的大众传播系四年级学生蔡博艺与来自中国广东的资讯创新与科技学系二年级学生姚远鸣及另一名来自台湾的张国轩，一起与另一组三位均为台籍的学生竞争此次的学生会一名会长与两名副会长职位。 由于是首次有陆生参选台湾大学学生会会长职位，淡江大学公布竞选公告时，又首次标注了参选人的国籍（分别标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因而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台湾几家主要媒体，甚至包括BBC等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对此事作了报道。总体而言，包括台湾的几家绿营媒体在内，对陆生参选都是持肯定态度。淡江大学及台湾其他高校、台湾教育部、行政院陆委会等官方机构，也都认为此事并不违反相关规定，陆生参与校园自治活动，体验民主精神，有关方面乐见其成。 但在部分媒体和民众中，也有质疑之声。前中山大学校长张宗仁的说法较有代表性：「如果只是单纯的学生，参选学生会会长可能还好，担心的是背后是否有力量在推动参选学生会长；多数大学的学生会会长都会被列为校务会议的代表之一，也会安排学生会会长参加一些教务会议等，学生会会长有出席或列席发言权、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利。陆生的文化背景与台湾的文化相差很多，如果陆生当选学生会会长，可预期会对现有校园文化产生冲击，如果深度参与学校事务，对校方也是挑战。」 在脸书上，台湾民众的质疑声音更为激烈：「统战已悄悄进入校园阿九还在昏睡」。 「中共就是靠学生搞垮中华民国的」。 「台湾的大学已经沦陷了，落入共匪手中！」「共匪吃定台湾后，你们就会后悔让大陆人来选，但到时候一切已经太迟」。 The Sexual Healing Power of generic viagra sample you can try here Ashwagandha The ashwagandha herb acts as an aphrodisiac. Cautious approach is essential during and after its intake for ignoring occurrence of cialis prices any major [...]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 March 13 2014. (CNN) — It’s been almost a week since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 went missing. With few hard facts to work from, experts — and the public — are conjuring up and sharing theories on what became of the commercial airliner carrying 227 passengers and [...]
强烈要求中国当局释放王炳章博士的声明 王炳章博士 is fighting for all Chinese and including those good CCP members’ future!
强烈要求中国当局释放王炳章博士的声明 王炳章博士 is fghting for all Chinese and including those good CCP members’ future!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2日 来稿 今年6月27日是当代“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创始人暨民运杰出领袖王炳章博士 蒙难陷狱11周年之纪念日。 2002年6月27日中国当局违反国际法惯例，秘密派遣伪装成绑匪的特工，越境 进入越南，绑架了王炳章等一行三人。在之后六个月当中，当局一 直掩盖真相， 谎称自己跟王炳章失踪无关，直到2002年12月才承认他早在7月初就已被捕。随后 在2003年2月10日对该案作一审宣判，以所谓 的“间谍罪”与“组织、领导恐怖组织 罪”，数罪并罚，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并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将其投入广东韶 关监狱，一直至今。 中国当局作为一个大国政府，竟然罔顾国际法规范与司法程序正义，采用暧昧 的诱捕与绑架手法，越境将一个流亡在外的政治异议人士抓捕回国，进行 迫害， 使中国政府信誉尽失，留下一个难以掩饰的污点。 中国当局对王炳章罪名的指控更是子虚乌有，无法成立。他被指控替台湾做间 谍，密谋在北京国庆50周年庆典上策动暗杀，企图炸毁中国驻泰国大使 馆，在泰 国设立恐怖分子训练基地等等。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都是凭空捏造，不值一驳的诬 陷。法庭未曾公开任何经得起检验的证据，就凭这些“莫须有” 的罪名，就将一个 手无寸铁的书生定罪为“台湾间谍”、“恐怖分子”，判处终身监禁的重刑，制造了当 代中国一个惊天的大冤案。 如所周知，王炳章博士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杰出领袖，绝非“台湾间谍”兼“恐怖 分子”。他自1982年在加拿大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就立志为中国 的自由民主事业 而奋斗。他宣布“弃医从运”，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创建“中国民联”，并先后组建 “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民主党”等民运团 体，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国的自由， 民主，人权、平等与法治的进步事业。王炳章的所作所为，顺于当今世界普世价值 之潮流，应于中国人民渴求自由民主 之愿望，是又一位中国自近、现代向西方寻 求真理的先驱人物行列中的一员。 不料王炳章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却遭到中国政府如此不公正的对待，11 年来其身心备受虐待与摧残。他曾遭狱警的殴打、被长期剥夺接见亲属 的权利、 被强制学习洗脑，造成数度中风，留下后遗症，行动失去平衡。加上静脉曲张、胸 胁疼痛、得不到适当的治疗。更有甚者，这些年来一直被单独监 禁，缺少正常的 人际沟通，进一步造成他的心理创伤。王炳章在系狱期间，又遭父母双双去世之 [...]
谢科长 you should pay extra attention now! 妹妹 王玉华 探视 王炳章 被蛮横阻拦 的 投诉书
妹妹 王玉华 探视 王炳章 被蛮横阻拦 的 投诉书 谢科长 you should pay extra attention now! original source To: 中国广东监狱管理局局长刘芳女士 您好： 我是王玉华，我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加拿大温哥华领事馆签发的有效探亲签证和韶关监狱发出的有效探视信于2014年2月27日在广东监狱管理局狱政科办理探视王炳章手续，但遭到谢科长拒绝，使我的希望落空。 1月29号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领事约我谈话，经我们双方有效的沟通后我获得了签证。 中国政府驻外机构颁发签证给我是基 于以下两个根据： 1.我的探视邀请函是有效的探视邀请函. 2.我有权力见我的哥哥王炳章。 无奈谢科长无视以上两个根据，我反复强调请他正视我持有探视签证和探视函的事实，允许我探视， 但是他讲“外交部发签证是外交部的事，让不让探视是他的权力” 这真是令人贻笑大方，同是习主席领导的一个政府，一个发签证允许探视，一个否认签证有效。监狱管理局狱政科的科长有权利否定外交部的签证吗？在交涉过程中他的态度极其傲慢无理，我感觉他是滥用职权，他侵犯了我的探视权利。 另外要告诉您的是；在我们启程前两周我弟弟王炳武特地打电话与狱政科联系沟通，是魏处长接听的电话，他讲：“任何以前曾探视过王炳章的家属均可以探视，无须特别申请”。 Most viagra sale of them were published in Czech, Russian, German; hence they are strange by American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the public. The tablet not only [...]
改良还是革命 by 袁红冰
改良 还是 革命 by 袁红冰 Original source Quoted from is: http://blog.boxun.com/hero/201401/dongsai/2_1.shtml 前言 为什么中共暴政历经了那么多次危机，却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踏平万里艰难，迎来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 无数人千万次地问过这个问题――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场之前，昂首怒目，逼问苍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无尽的苦役和劳改之路上，泪干血滴，逼问干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铁门之内，用干枯的心去追问那似乎永远不会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国外的中华儿女，时常悲愤如漫天飘飞的红叶，去追问那涌向我可爱祖国的万里长风！ 是的，中共暴政历尽危机，为什么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今天，我将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只是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书写一篇墓志铭；当然也可能，我的回答会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一起，撞响中国民主革命的晨钟。而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能力理解真理，并崛起于危难之际；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潜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样一群英俊秀丽、国色天香的中华儿女，他们愿意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去浴血奋战。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必须首先把我所理解的关于革命的真理告诉天下。 当改良主义思潮仍然像滚滚阴云笼罩在中国民主运动上空的时刻，当许许多多自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们还在以百种妖娆、千般媚态、万种风情，向中国兜售改良主义幻想的时刻，我，作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历史讲述革命的真理。 一、中国海外民运现状 中国海外民运的现状，一言以蔽之：如深秋寒风过后的北方原野，一片萧索，万里荒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六四”被摧残之后，中国海外民运却洪波涌起，气贯长虹。当时可谓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资金如山。然而，曾几何时，便呈资金烟消云散，将士落花流水之颓势。 海潮退后，沙滩之上，死贝枯蚌无数；中国海外民运退潮之后，也遗留下无数主席、理事、常委、秘书长，以及众多相关组织。只可怜，主席、秘书长常是形影相吊；常委、理事只能总理家庭柴米油盐之事。民运组织名目繁杂，然多为“一人组织”；更有甚者，为壮个人声势，竟将民主政党办成家庭作坊，却也可成政治史上一道奇观。 也有些民运组织的残垣断壁之间，立几个七长八短汉，站几个南腔北调人，竖几面东倒西歪旗，开几场谈天说地会，说几句不疼不痒话，就宣称自己已经坚守了民运阵地。 海外民运近年几成萧条之祭奠运动。年年“六四”，三五十人，悲悲切切，纸马香烛，燃于中共使馆门外，一年大事就已告终。即便如此，尚有霄小之徒，机心百端，欲争全球主祭之位，冀用“六四”英烈之血，满足其对虚名的饥渴之欲。一旦事机败露，互相之间便红眼相向，唇剑舌枪，唾液溢溅，丑态百出。 自命为民运人士者，虽形色各异，千姿百态，却也可就其经典形象，描绘如下： 有人卧于幻想之云端，欲将昨日良心犯之苦难，换取未来总统或高官之宝座。此类人镇日里忧心忡忡，只怕不留神间被人超越，丢掉未来的总统高官之位。天下人皆见幻想之云早就消散，惟独此类人如醉如痴，死死揪住几缕悲凉的秋风，以使自己能继续吊在半空中。 有人心疲神倦之际，茶足饭饱之余，发几篇隔靴搔痒之声明，写几篇老生常谈之文章，便以为伤害了中共暴政，便以为确定了民运理论家、思想家之历史地位，并以此得精神之自慰。然而，自慰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精神的，都脱不了猥亵之气。 有人奴性如附骨之俎，对抗中共不久，便思“悔过”，对“召安”的苦恋十余年不改，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可惜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中共暴政视这些软骨头“民运人士”如政治上的残花败柳，有心玩弄，无意垂爱。 有人自视为“民运领袖”或“学运领袖”，常故作颐指气使状，每年发一篇“海外民运工作重心”之类具有全局指导性的公告，以显示其有控驭海外民运之势。只是此类“工作重心”连其本人也转瞬即忘，还要怨天下人不肯维护其领袖之威仪。殊不知，唯有视民主为神圣使命者，唯有胸怀天地者，唯有天纵之英才，方可领袖伟大之历史运动。 为坚守政治意志而作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方会得到历史的尊敬。然而，有“民运领袖”却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当作商品，向出价最高的政治势力叫卖，以图换来维生或挥霍之金钱。出卖思想与出卖灵魂是同一回事，而这些出卖灵魂者却仍然渴望得到历史的尊敬，岂非太小视了历史维护公正的能力。 亘古未有之暴政仍在荼毒国运，数千万同胞的冤魂仍在如磐的暗夜中悲泣，却已有人急不可待，欲收回他们对中国民运的生命投资。于是，自命“资深民运人士”者有之；自命“民运之父”者有之；自称“民运道统”之象征者有之。而且为争此类虚幻的历史地位，竟可至积思成疾之程度――一些“民运人士”的心理变态，皆由此而生。此种人不知，历史是最忘恩负义的。无论你曾经付出了多少，历史将只把鲜花献给最后的胜利者。尽管胜利者的桂冠，是由此前无数的苦难孕育而成。 自命“民运人士”中之最堪怜者，乃网虫也。此类人俱已心神衰朽如老树昏鸦，无力再与命运搏斗，却难忘青春时幻想大于才能的凌云壮志，难舍酸秀才追名逐利的虚荣之心，于是，只好在网络虚拟的生活范畴内，逞口舌之利，与一帮三流文人、四流学者泼打厮混，聊以充填空洞之灵魂。此类人日夜颠倒之间，只顾指天骂地，数黄道黑，互相攻击，还自以为可以由此成为历史人物。殊不知在他人眼中，直如闲汉与泼妇争风，无赖与悍婆对阵，全无精神之价值，思想之魅力，唯余泼皮牛二之流韵。 自命“民运人士”中最不堪者，是一群由于心理变态而醉心于没有任何政治、思想原则的内斗之人。此类人士或貌似宽宏，实则心胸狭隘，如循墙之鼠；或形似谦谦君子，内心却虚荣浮躁，如瞪目高鸣之鸡；或外显忠厚之状，却嫉天妒地，如更年期之丑妇；或其言以侠义自许，其行却阴损刻毒，如食腐尸之蜥蜴。他们为虚幻之名争风吃醋，时至疯癫之状；为些小之利痛心疾首，常达迷乱之态。他们抗争暴政百无一能，醉心内斗，实已成癖。他们早无雄心为民主而战，却视同道互搏为生活乐趣。精神意志沦落至此，亦足为中共狗特窃笑。 诚然，环顾海外民运，也可发现志趣高远之人，意志刚烈之士；也可见到一、二卧薪尝胆之组织。只可惜这类人士和组织不仅廖若晨星，同时也缺少创造历史之能力，常只能徒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失败并不可怕，屡战屡败，也可能最终一战成功。可怕者，不敢或不愿正视失败之现实，探寻失败之原因。今日海外民运颓唐如此，连中共暴政也视之如无物。然而，若有人敢直陈海外民运凋蔽不堪之现状，则必遭端着海外民运之饭碗乞讨精神或物质生活者，群起而攻之。此类人外战暴政，早已力倦神疲；窝中内斗，则必定悍如疯虎。 清帝逊位，西风残照，尚有遗老遗少白衣麻带，望阙痛哭失声。今日之民运却已落入只有遗老没有遗少之境――海外民运人士鲜有35岁以下者。放眼望去，三三俩俩，多为进入生命黄昏之人，真可谓暮霭沉沉一片。 历史运动凋残了诱惑少年之心的魅力，也就丧失了前途。然而，有“资深”民运人士对此却无忧无虑，幻想时机一旦到来，就会风云际会，万众拥戴。殊不知，时机从不在等待中到来，而只能在创造中涌现。时机只属于她的创造者；徒然的等待决不可能受到时机的垂青。 现在，为使海外民运再度崛起如奇峰峻岭，并重返人类历史的中心，首先必须以历史为铜鉴，冷峻审视目前海外民运之“西风残照”，并找出命运如此为海外民运画像之原因。 海外民运至今几如风中残烛，若再如某些人那样，本已日暮途穷，尚以为正在朝霞之端昂视阔步，海外民运将进入绝境。 其实，早有有识之士看到海外民运的败落的现状，只是不敢以探讨之剑，直指问题的咽喉。所虑者，无非怕自命“民运人士”者操戈围攻。然而，即便如此，又有何惧――不过是一株枯树临秋风，满枝昏鸦噪斜阳而已。 中国海外民运现状观之令人心痛欲裂，思之令人黯然神伤。无论如何，为中国命运计，已至必对海外民运作一历史总结之际。 有人常愿把海外民运败落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中共特务的破坏。这些人多是对民运有深厚感情的、心地善良的朋友。但是，把失败归因于对手的狡诈和强大，虽然可得到些许精神安慰，却不能使海外民运辉煌崛起。弱者渴望安慰，强者才敢于在失败中探索胜利之路。既然如此，就让所有真正关心海外民运的朋友都成为强者吧。 二、中国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 人乃社会运动的生命承载者，因此，人格状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衰必然直接相关。当年海外民运洪波涌起之时，投身其中的人格状况，大概可分为三类。现一一分析之。 伟大的“六四”，败于中共暴政的血腥屠杀。不过，现实中失败之际，“六四”已为中国民主运动赢得了势将流芳百世的道德荣耀。正是由于“六四”之血蕴涵的政治道德魅力的感召，大批海外华人学子以及“六四”后从大陆逃出的学运参与者群体，聚集于海外民运的战旗之下，一时声势如潮。当时，民运的主体是良知被“六四”政治道德魅力点燃的青年学子。这个群体对民主的向往中，激情高于坚硬的意志。虽然溅在专制铁幕上的“六四”之血依然殷红，他们却继续幻想民主运动会迅速成为凯旋的英雄，丝毫没有意识到，追求中国的民主，犹如在铁铸的荒原上播种希望一样艰难。 现实很快就冷冰冰地告诉人们中国民主的艰难；大大小小民运领袖低俗甚至恶劣的人格，又强烈地腐蚀着人们对民主运动的信心。几度政治风雨之后，没有坚硬意志支撑的激情便黯然熄灭。丧失了神圣的激情，世俗生活的诱惑便成为生命的暴君。中国海外民运的主体――由脆弱的良知和瞬间的激情构成的人群，从此便风逝云散，落花流水，黄叶飘零。一代作为高贵政治道德象征的生命群体，很快便湮灭于平庸的世俗生活中。 另一类人则是基于个人野心和命运偶然性的双重作用，而进入海外民运。专制政治的特质之一就在于孕育个人野心，从而形成畸形的政治人格。中共暴政下，真实人格难于生存，野心人格则多如牛毛，就连小小科长都常会有黄袍加身之梦，一介平民也总思飞黄腾达，希冀有一日成为专制政治之显贵。对于专制体制内为个人权力或利益进行的角逐，野心人格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只是天不作美，由于诸种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这类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大到诸如“六四”这种重大历史事件，小到个人性格，千姿百态，难以尽述――某些野心人格也被命运之风吹进民运之范围。 野心人格进入民运，无论对于野心人格自身，还是民运，都意味着悲剧。 中共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坚硬而凶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之路必然是献祭者的命运之路，而不可能成为野心人格的成功之路；试图通过创建民主政治实现个人政治野心，需要付出太沉重、太长久的个人代价，这在野心人格的天平上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野心人格彻底败坏了海外民运的人格构成。凡是中共专制体制内能发现的所有腐烂人格特征，都可以在海外民运中找到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之所以如此，端在于野心人格对海外民运的广泛渗入。海外民运外战外行，内斗内行；一时之间，背信弃义、阴险诡诈、鼠肚鸡肠、嫉贤妒能、勾心斗角、争名窃利、抢权夺势、首鼠两端等等人性最不堪之丑态，都以海外民运为舞台，粉墨登场，成为历史斜视中的过客。 野心人格，乃海外民运内斗的人格之源；乃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这类人格的存在和活动所彰显出的肮脏、卑鄙、低俗的人性，似乎在告诉历史，海外民运是人格不净洁者的运动。海外民运也由此丧失了原有的群众基础，并且没有吸引新的力量加入的人格魅力。 野心人格崇拜实用主义。被命运推进民运后不久，他们便意识到民运非栖身之所。所以，有能力通过别的生活方式实现其野心对生命价值的定位者，便纷纷弃民运如蔽履，另觅高就。惟独有一部分野心人格，除了混一个“海外民运大佬”的虚称外，再也无能靠自己的能力通过其它方式，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于是乎，他们便只能“悲壮”地坚守于海外民运之中，尽力使海外民运变成他们的个人财产，只差插上“私人领地，法律保护，请勿擅入”的招牌。这类野心人格虽然蠢笨无能，却又常常自视甚高，正在幻想中等待中共崩溃之后，回去捞个总理部长当当，过一把权力野心瘾。 有人当会问：“现在海外民运中就没有高尚之人吗？” 我对此一问的回答是：确乎有一类心灵纯而美之人，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受到理想主义的召唤，而壮怀激烈，投身民运。只可惜天不作美，这类理想主义者往往单纯到脆弱的程度。在同那些皮糙肉厚、心狠手黑的野心人格进行的政治较量里，一败再败，几至无还手之力。因此，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从来没有能够哪怕暂时主导海外民运。如何使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成为坚硬的意志――这是下一个历史过程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因为，脆弱的美，没有能力证明真理。 理想主义人格屡败之后，其中一部分颓然退隐，另一部分间或还对民运有些许关注，不过，那种关注也只是怀旧之情使然。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仍然孤独地坚守对自由民主真理的纯洁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海外民运还能保持最后几分声誉和尊严。 这部分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更是艰难的。最艰难之点不在于同中共暴政的抗争，而在于同海外民运内部野心人格的周旋。对事的失望足以伤神，对人的失望足以伤心。伤神尚可奈何，伤心至极，常令人绝望。由卑污的野心人格导致之对民运的绝望，恰是理想主义者们心灵的艰难。不过，我相信，理想主义者们终将会超越绝望，思考这样的问题：与其承受同野心人格周旋的肮脏的艰难，不如破釜沉舟，同野心人格群体作政治上的决裂，再辟新的战场，去迎接同中共暴政直接抗争的锐利的艰难。 [...]
大潮袭来时 选理性和正义 by 中国政法大学 丛日云教授
潮袭来时 选理性和正义 by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 2013年07月12日 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 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 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 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 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和正义一边，文明与进步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丛日云教授在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网络上暴红，其全文及精彩片段在微博上被频繁转发。 他在演讲中告知学生，未来社会可能有大的变化，目前局势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一旦遇上“重庆模式”这样的结果，该怎么去面对。他具体细分了勇敢者的做法及胆小者的做法，认为关键是不要让自己的人性在随波逐流中泯灭。即使不敢做抗争者，也不要去对抗争者背后放冷箭，助纣为虐。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站在人民一边。 6月27日上午9点，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201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在昌平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丛日云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向与会的毕业生送上了自己真诚而又感人的叮嘱，引起各界赞赏。 他在演讲中说到，今天毕业走出校园，明天就是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人生就是一次次的毕业与开学，但是，只有这次毕业与开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演讲中，他还告诫学生，即将踏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又精彩的人生舞台，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并称这个江湖深不可测，远非你们所能想像。 他还说，你们如果关注社会动态，就能看到天边在积聚着乌云，就能听到乌云中酝酿的风暴。敏锐的人都能看到，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 “面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大变局，你将如何选择？” 他用“重庆模式”来提醒学生面对复杂纷乱的现实该如何选择，他说：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你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如果你没有这个见识或勇气，能不能至少做个无害的逍遥派？” 他告诉学生，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不能总是抗争，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表达或者选择沉默。 如果你选择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或被迫干坏事时，能不能内心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他认为即使这点也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他对有可能选择不抗争做法的学生，也提出自己的要求，对其他抗争者，要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 他希望， 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他的演讲也引起很多企业家、专家学者的共鸣。北京一家信托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王锳女士对此感慨表示：“我愿意尽力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这个讲话，也为我们今天的大学的师长要以如此沉重的心情送学子和孩子们进入社会而难过。非常难过。”她还在结尾处加了三个泪奔的面孔。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总裁曹思源也引用丛日云教授演讲中的一句话，对其表示力挺与支持：“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人民一边。”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也对此回应，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记住的座右铭。经济研究学者刘海影表示，这是很低的要求，同时也是很高的要求。 四川某通讯公司法人“悲月的微博”也感叹：“世上还有这样的师长，才让人感到这国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真希望当初毕业时，也曾有人在耳边这样叮嘱，而不是一堆到今天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的官方套话和经学术包装后的‘成功学’。” 深圳人“今夜无人看星空”表示，只是有点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听得懂吗？他们所生活的背景都是被严重扭曲和隐瞒的。 ______ Original TEXT 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届的同学们： 今天是你们喜庆的日子，是你们的成人礼，是你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端。 你们将披戴上一副庄重的桂冠和礼袍，那表示你们成为了“学士”。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中，成为“士”，那就是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学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有各种，而“学士”，就是以学问和才智获得“士”的资格，受人尊重的人。 所以，我衷心地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十几年求学终成正果！ 昨天，我儿子通过博士答辩，完成学业，也与你们一样，在这个毕业季走出校园，走向社会。 我对他的担忧与期望，也就是对你们的担忧与期望。 我是他的父亲，也是你们的丛大大。 你们今天毕业走出校门，明天就是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人生就是一次次的毕业与开学，但是，只有这次毕业与开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与今后的漫长旅程相比，你以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学步而已；与即将开场的人生大戏相比，此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序幕而已。 你们即将进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精彩的人生舞台，你们将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你们的人生。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 这江湖深不可测，远非你们所能想像。你从此闯荡江湖，就像你当初学步一样。这江湖重新塑造你们的力量，你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估计。你如今要义无返顾地闯进去了，却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这些天，怀着几分激动几分惆怅的你们，都在憧憬着自己灿烂的未来，美好的人生。你们听到的，都是美好的祝福和高调的期待与嘱托。 但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作为你们的丛大大，我却怀着几分忐忑，只能讲些适合大多数同学的低调的临别赠言。 记得先秦时代有一个思想家杨朱，有感于人生歧路重重，歧路之中还有歧路，人很容易迷失，于是放声大哭。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曾面对歧路，大哭而返。 人生多歧路，这是人的宿命。如果严肃对待人生，不得不一次次面对歧路面前的困惑与焦虑。人生就是无数的选择。从人生终极目标的选择，大的发展方向的规划，直到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选择、迈出每一步的选择。你的选择构成你的一生。 正确的一生，还是错误的一生。 以往，家长、社会、学校几乎为你规划了一切。从今以后，你要独立选择你的生活道路。 人生之路只能一个人走下来，没有依傍，没有导师。哪怕你一直在随大流，那也是你的选择。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在8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如今很少有人关注他了。但他有一句话还是需要提起的，“人是自我选择的”。人选择成为自己所是的，并且要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 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就在于你与众不同。所以，每个人首要的选择，是应该成为你自己。 [...]
[原创] 从 改革 到 民主法治 革命 的 沙盘推演 by 朱奇
从改革到民主法治革命的沙盘推演 by 朱奇 Post By：2012-1-21 8:34:12 source: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37&Id=1036886 我们说过，如果未能很快启动中央政府主导的以反贪腐风暴为先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民众将不再对中央政府抱有期待，中国的众多利益群体、维权群体将在三年内全面进入帮会化、地方化，执政党内部也会快速出现党中有党、党中有派的情形。有了帮会化社会基础，公共秩序将沦为各个帮会群体明争暗斗的筹码，街头聚集事件以及其它暴力事件会连绵不断，这会同脆弱的经济系统所衍生的大量失业人口相互催化。再说具体一点，由于帮会化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搭便车行为，会出现一种“民众争相出头闹事”的现象。这标志着改革将让位于民主法治革命。 民主法治革命起码在三个方面明显区别于改革： 一、改革的主体是现有权力系统本身，而民主法治革命的主体是包括党内民主法治派在内的全体人民。其中，权力系统外的人民已经演化为民主法治革命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推动力量；党内民主法治派在民主法治革命中的主要作用是政治整合，即及时和有效地整合人民的革命意愿和革命行为，从而提高民主法治革命的效率和减少民主法治革命的震荡程度。 在此，人民被定义为排除了那些自认为是社会政治精英和当然的统治者的人群以后的国民。 二、改革的性质是权力系统本身的局部自我修复和局部自我手术，它无法走出线性推演的逻辑怪圈和潜规则的话语陷阱，而民主法治革命的性质是建立包括人民授权系统、人民监督系统在内的完整、科学的权力系统，它具有高度的全局性和综合性，它产生的是显规则的阳光话语信号。 三、改革的组织形式是同原有权力系统一致的具有金字塔结构特征的传统组织，它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性，而民主法治革命的组织形式则是与现代信息条件一致的具有蛛网特征或图结构特征的战略思维型组织，它具有全部信息瞬时共享、全部行为瞬时协调的多向性。 民主法治革命的具体形式包括和平革命形式和暴力革命形式。前者包括和平抗议、集体维权等，后者包括各种形式的屠杀行为。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法律而无法治的主要漏洞在于各种程序类法律的缺失和无法执行，国民在法律语言形式上依然具有各种法律权利，因此，坐实法律权利的和平抗议、集体维权等和平革命形式是中国民主法治革命的首选。中国民主法治革命是否会由和平革命形式演化为暴力革命形式，主要取决于党内民主法治派对人民意愿进行政治整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取决于党内专制派对和平革命形式的反应方式。 从预案沙盘推演的角度看，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规劝专制派的朋友，要有一点相互妥协的博弈精神，不要再继续制造中国民众对贪腐官僚的仇恨！我们要从观念上消除专制派朋友的一个认识误区，有许多专制派的朋友似乎一点也不惧怕暴力革命，因为他们绞尽脑汁所能想象出的暴力革命无非是一群衣衫褴褛、抗着破鸟枪、满山沟乱钻的暴民！掌握着现代化强力工具的他们当然不惧怕这样的暴力革命！但是，专制派的朋友有所不知的是，如果官民矛盾激化到再次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他们就会遇到一种暴力革命的新形式，那就是“杀掉你身边的贪腐官僚”。 即使已经从改革阶段进入民主法治革命阶段，我们的良好愿望依然是我们的祖国能够和平地实现民主法治转型，我们要努力将民主法治革命控制在和平革命形式的阶段。 在民主法治革命的和平革命形式的阶段，帮会化社会生态将使“三罢一游”层出不穷！主流经济运行系统之内会不停地出现“三罢”，主流经济运行系统之外会不停地出现“一游”。加紧认识和平革命形式的规律性，以一种博弈精神而不是绝对敌视地扼杀思维对待即将大量出现的和平革命的新现象，是政治家的大智慧，是执政党升华为现代党的大智慧，是中华民族避免从和平革命滑入暴力革命的关键点。 Next posting in the same article Post By：2012-1-21 8:48:14 中国改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漫长、最低效的一次改革 朱奇 从1978年执政党主动举起改革大旗算起，中国政府一届接一届地、连续地把制度改革列为施政目标已经33年有余了，这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由执政者为主体而进行的最漫长、最低效的一次改革工程！并且更加令人惶恐的是，这一次改革工程至今“仍未进入深水区”，改革主体至今仍然对衡量改革工程绩效的最基础的指标讳莫如深，这最基础的指标就是按照科学随机原则统计而成的国民生活质量和国民满意度指标。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改革悲剧！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首先是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居然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改革。 国家之改革从根本而言是重新架构或局部调整一个国家的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少涉及他人的行为趋于自由化和多样化，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多涉及他人的公共行为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并且能使人们的全部行为更有效地达成一国国民的需求格局。被改革之制度系统，或者是技术层面不够系统化，导致各个个体的行为相互冲突、互为成本，个体行为无法形成合力，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微小；或者是，制度系统虽然在技术上是有效的，但它使人们的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与国民的需求格局渐行渐远，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的效用较小。 人类共同体为追求“幸福”而行为，有些行为能有效接近“幸福”之目标，即人们对行为的结果满意程度较高，而有些行为则是低效的甚至在方向上就已经使我们远离目标。人们愿意反复模仿那些令人满意的行为，并将这些比较有效的行为概念化、标准化、稳定化、强制化，就形成了规范行为之制度。 制度按照可概念化、可标准化、可强制化的程度又区分为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前者如法律规章等，后者如道德舆论等。 完整的制度是由显化的部分和隐含的部分共同构成，前者如文字化的法条和口语化的规矩等，后者则是形成制度时远未尽列的甚至尚未明确意识到的环境条件。专业从事制度研究和设计的人员有义务格外关注和准确描述制度的隐含部分，因为非专业的公众在多数情况下只意识到制度的显化部分，而对制度的隐含部分缺少概念化的认识。 改革是什么？或者由于人们的需求格局或目标变了，或者由于环境条件变了，以前的制度的隐含部分不再与现实状况吻合了，导致以前的制度的显化的行为准则不再能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达成目标了。于是人们就要重新寻找在新的条件下能比较有效达成目标的典型行为，并将它概念化、标准化、强制化，从而形成新的规范行为的制度，这个过程就是改革。按照要改革的制度在整个制度系统中的层级位置，按照制度改革滞后的程度，按照人们不满意的普遍程度，按照制度改革的成本比较，改革又分为全面系统改革和局部调整改革。 人们为了提高制度改革的准确性和效率，预先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重大假设条件下，对人们行为的片段规律做了学科性研究，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人们按照抽象思维的要求将研究区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等是恰当的，但在现实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特别是全面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当初为了学科研究的便利性而设定的那些重大假设就必须放松，因为多变和速变的现实并没有为我们预备好这些片段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那些片段结论就必须紧随着对现实环境条件的扫描而随时重新组合，因此在话语形式上改革就不应该再分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了，应该被称作系统的制度改革。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还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无视甚至蔑视改革工程的五个起码的通用技术标准 。 有效的公共制度会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有区别、有变化，但人们在跨地域跨时代的大量观察的基础上归纳出一些适用期限比较耐久、适用地域比较广泛的公共制度设计标准，在没有充分的依据表明它们无效之前，这些设计标准就是我们评价公共制度优劣的通用技术标准，它们是制度设计的必要条件，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不一定是在现实条件下最理想的制度系统，但不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一定是差的制度系统。改革者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排除掉不满足通用技术标准的制度方案，再在符合技术标准的若干预案中遴选合适的方案。这些通用技术标准是： 一、公共制度必须有利于促进在统计多数个体成员的需求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否则便无法在共同体内形成自愿遵守制度的局面，没有绝大多数人的自愿遵守做基础，由制度的监督成本所制约，制度就是无效的，就形同一个没有制度、没有规则的共同体，并且这种摆样子的制度极容易转化成少数人的寻租工具。在统计基础上归纳出来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是现代制度设计的核心、基础和出发点。以某种教义或教条为核心、基础和出发点来设计制度是愚昧时代的制度设计思想。一般而言，当初教义或教条的设计者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后来，以前人的教义或教条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者则割断了制度与现实需要的直接联系，例如，早年的中东地区，猪总是旋毛虫的携带者和传播体，当时的人们没有现在的科学分析，但用教义的禁忌来阻止人类食用猪肉，这是一种在当时条件下非常聪明的制度设计。由于有充足的替代品，后人至今仍遵循这古老的教义是无可厚非的。但可悲的是，人类在另外一些更重要的领域，不断出现教义或教条阻止了人们追求满足强烈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行为却无法提供人们认可的替代品。 二、制度应该是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取向一致、协调搭配和取长补短的完整系统。当认可一项行为经验的人数超过一个临界点后，这项行为经验就演化成内在制度，它的特点是自愿协调，它可诉诸的惩罚包括友善的责备、指责、排斥等。内在制度规范了一个共同体的绝大部分行为，它是外在制度被自愿遵守的基础，没有有效的内在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仅靠外在制度达成某种长期秩序。虽然人为的总结、提炼有助于内在制度的传播，但从总体和长期的角度看，内在制度不是人为设计和外在权威强制推行的产物。 当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的情形，最重要的干扰源一定是外在制度的混乱和无效。外在制度是由具有政治意志和实施强制权力的主体（如国家）设计出来并强加于共同体的，对违反外在制度的惩罚是正式的和暴力的，它通常是内在制度的后盾，但不可能取代内在制度。导致较长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情形的外在制度一定是需要变革的外在制度。 在制度系统因混乱和引起普遍不满而进行重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工具的超强运用可以短期地建立起没有外在制度支撑的内在制度。 三、在现代条件下，制度应该具有对所有人的平等性和普遍适用性，包括对所有人的程序平等，不能使人因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因素而高踞于制度之上，否则就会严重破坏对制度的自愿遵守基础。在中国，平等性突出表现在程序平等方面，例如，制度不清晰易懂和存在大量模糊概念，造成只有职业专家或权威者才能解释和应用制度；再如，制度存在许多可自由裁量的条件，让人无法判断行为与制度结果的对应关系；更甚者，制度严重缺乏执行监督和责任追究，执法犯法到了让人瞠目的程度，等等。这些都导致在制度之外存在一种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可以乘虚而入的潜规则。制度反到成了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工具。 四、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应该是一个层级清晰的系统，层与层之间存在有严密的演绎关系。最深层次的制度是更抽象的一般规则，规范人们行为的范围较广，稳定性较强，制定和修改程序较复杂，这些一般规则经常包含在权利法案或成文宪法的序言中，它决定着低级规则可以规定什么和不可以规定什么，它保证制度系统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中间层次的制度是大量成文法。最浅层的是政府条例。按由浅到深的方向，稳定性趋强；按由深到浅的方向，开放性趋强。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规范任务复杂的大国而言，绕开和回避宪法的缺陷而指望仅用较浅层次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一种蔑视制度系统性的错误选择，会导致缺乏有效的内在制度，从而积累共同体的无序。 五、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必须是单一话语系统下的显规则而不能是多套话语系统下的潜规则或阴阳规则。潜规则之所以叫潜规则，是因为它产生作用需要以多数人的不知晓为前提条件，例如，少数人通过行贿获得某种特许权必须以多数人不行贿为前提条件。潜规则不可能仅仅通过公开化就可以转化为显规则，公开化只能带来潜规则的失效，潜规则不可能成为引导和规范多数人行为的制度。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主要依靠潜规则维系的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很快就会因为潜规则的公开化和无效化而陷入无规则化，其运行系统只需二、三十年就会崩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By：2012-3-8 20:55:50 政治体制变革自古到今就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种就是自下而上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另一种说法就叫革命。希望中国的体制变革是前者，中国已经经不起再折腾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By：2012-3-10 [...]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by 张大军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by 张大军 欢迎转载，欢迎批评指正，作者电子邮件：zhdj_gch@yahoo.com 2008年07月 source:http://www.politics.fudan.edu.cn/view.php?id=1068 摘要：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上） 张大军 摘要：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在第一部分，笔者指出，中国转型所面对的历史挑战其实是中国长久的负面历史遗产-信奉实用主义的官僚体制-在当代的回光返照。这一耗费巨大的历史遗产不仅直接加重了中国人的负担，成为各种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总策源地，而且也极大地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这样的历史重负下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历史负担，笔者在第二部分试图从源头理清这种历史循环的深层逻辑，指出打破历史的因循必须借助于一种超验亮光所映照的中道转型之路。在这种超验的亮光下，个人以及个人的自主性成为变革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崛起将取决于并表现为昂然屹立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个人。最后，笔者结合中国转型所实际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对中国的未来前景做出大胆的预测，着重论及最值得期待的、最有可能的、以及最糟糕的三种图景。 本文的中心论旨是，中国的政治失衡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问题，而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又将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关键的是我们要找到一条中道的变革路径，让未来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均富的现代化目标。在分析过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经验以及过去两千年变法实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以公民社会为推动力的中道变革模式。它既不是一种渐进主义的经验道路，当然也不单纯是一种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道路。毋宁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渐进主义的务实性，同时又有道德理想的成分。后者为这种道路指明了方向，而前者则为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动力。 最后，笔者有必要首先在此声明，中国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远非本文所能详细论述。很多问题，比如民族问题，宗教伦理问题、统独问题、国家结构问题等等，都超出笔者的能力范围。如果此文能对思考中国未来的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笔者就心满意足了。 一、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 圣经 传道书三章十五节 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1．中国变革本应是一个以模仿实现历史超越的过程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历史的发展有可能是跳跃性的，但更多的则带有延续性和反复性。本文的主题-从历史走向未来-所隐含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去理解转型的对象，确认转型的目标，并寻求转型的办法。这正如《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启示的那样，转型的对象“早先就有了”，将来的目标“早已也有了”，而转型的办法也只是“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从历史走向未来同时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是从自己的历史中走向未来，第二层意思是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上面托克维尔的话主要是讲从法国自己的历史走向法国的未来，这是一种内生性的历史传承。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的条件，因为法国政治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内生原创性的，它缺乏可资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唯一能够作为参考的大概就是英国吧，但英国是君主立宪贵族，和法国大革命的目标还不一样。而对后来的转型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后发国家的转型却常常要学习和借鉴其他较为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因为后发国家的转型一般是观念引导型的，并且它需要一个效法和追赶的对象-一个因着落实这样的观念而实现自由繁荣的榜样。 所谓的较为先进的国家是相对的概念，比如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是相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先进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对于韩国、巴西、匈牙利和波兰的先进国家，而在当下，所有这些国家相较于中国都属于先进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其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从别人的历史学习的不仅仅是观念，而且还应该包括被实践证明可行的办法。这一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中国执政党所定的执政目标之一-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它包括私有产权、自由创业、自由就业、自由交易和法治秩序等一系列的观念。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最初模仿对象恰恰是东亚国家以及象台湾和香港等已经实现市场经济的海外中国人地区。 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初期，经济学教授们最爱讲的就是“雁阵模式”。什么是雁阵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日本学者在1935年提出的，后来逐渐完善。我们大学教授谈论这一模式的背景是日本的经济当时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领先的位置，成为雁头，而排在其后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最后的则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在这个模式中，日本成为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领头兵，当这些领头的产业和技术在日本失去优势时，它就要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而把原有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到相对落后的亚洲四小龙。同理，后者在将该产业和技术充分开发后，也要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而必须把原有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到更为落后的国家，也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东亚地区这种先后秩序、逐级转移的分工模式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次第得到开发，并依次腾飞，这种格局有点象天空中有秩序的雁阵，故此这种分工发展模式被称为“雁阵模式”。这种雁阵模式就非常突出地显明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和模仿战略。当然，雁阵模式后来主要因为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大行其道以及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相对崛起而成为明日黄花。 除了“雁阵模式”，我们知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模仿的结果，是直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里学来的。中国到现在还在实行这种策略，其特点就是依靠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来发展自己的本国制造业。 这种模仿和追随还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今年春节后回我老家的一个小县城，我的高中同学是我们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我跟他聊天，问他现在的工作状况怎样。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当时着实吓了我一跳！他说我们正在西化，向美国学习。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公安机关的一套管理制度和办法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只不过他们依然还是一个专政机构，而不是一个服务机构。但是他们也在模仿，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和机构里都有人在模仿。我相信我们的军队也在模仿美国，尽管他们模仿的可能还仅仅只是技术工具性的，器物层面的。我相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和条件，也会成为如美国军队那样的国家化的中立机构和力量，而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力量。 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进步-包括经济的增长、社会管理手段的改进以及法治上的改善-并没有什么秘密和奇迹，因为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成效都是学习和模仿别人的结果。阳关底下无新鲜事，也就是《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说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 2．中国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滑回历史的深渊 客观讲，中国的模仿为中国带来很多积极变化，包括经济富裕程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但我们现在也发现中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经济发展了，只是表现为GDP总量的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却无法反映出这种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速度。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贪污腐败越来越猖獗；工资不涨，物价高涨；自然环境变坏了，人文环境也变坏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因于杨小凯先生所说的那种“后发劣势”。什么是“后发劣势”？后发劣势其实也是对后发国家的诅咒。其意思是，后发国家由于可以比较容易和快速地模仿先进国家的表面技术和方法而获得最初的成功，他们出于惯性和侥幸而不愿模仿那些比较难模仿的内在制度和规则。结果是，他们在尝到最初成功的滋味后就很快会因制度上的劣势而陷入一种发展上的不利状况。 现进的制度规则体系早就存在，成功地实践了这套规则体系的国家也早已存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模仿的机会，而是有没有模仿的意愿。中国执政党的意愿缺乏可以从邓小平先生说的一句话中清楚地读出，他说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不愿设定一个制度模仿目标，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改革或转型的路线图是没有的。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这种实用的理性主义。邓小平还讲过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要延缓一下，留给下一代，理由是下一代可能比他们更聪明。这导致执政党在很多事情上能拖就拖，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的理性机会主义，用俗话讲就是小聪明，也是推脱责任的借口。 制度后发劣势就是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孙中山曾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全球民主化的潮流中，中国不进则退。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制度在世界制度变革的潮流中，激流勇退，最后退到我们传统的官僚专制体制。如何理解这种退步？我上面引用的托克维尔那句充满睿智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尽管中国共产革命轰轰烈烈，历时几十年，先是暴力革命，后有文化革命，既试图改造社会政治制度，也妄想改变人心道德。可是，托克维尔说得明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在革命过后建设中国的过程中，邓小平及其所领导下的执政党又“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因为我们在世界变革的潮流中没能顺势而为，没有模仿先进制度以改进乃至扬弃我们的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能依然在延续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感情、习惯和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依然生活在过去之中。虽然现在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地叛逆，但事实是，他们和中国大陆的每一位中国人一样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情感和习惯之中。我们一方面没有从别人那里学到新的制度，另一方面却又从传统中继承了那么多的感情、习惯和思想，而且，这个新建的社会大厦中又存有很多传统旧制度的因子，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样，问题的后果就很严重了：旧思想、旧习惯以及旧制度的发酵和繁衍已经将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活拉回到在中国存活兴盛了两千年之久的旧官僚专制传统之中。向传统制度的这种回归也验证了圣经中所讲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关于中共统治方式向传统王朝治理模式的回归，我在下一部分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证，本部分主要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或观点。） 无庸讳言，这种回归或者复古始自邓小平。邓小平的没有路线图的实用理性主义是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推行改革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复古，它抛弃了革命理想主义或者专制乌托邦，却同时也抛弃了符合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的人道理想。如果失去了理想，人类将是什么？人类将下降到动物式的生存状态。对邓小平来讲，他既然抛弃了革命的理想，那他的唯一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思想。这种传统思想实际上是流在他的血液里面的。他的理性实用主义当然也就是传统儒家讲求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一种变种而已。这种理性主义后来在执政党内蔓延成风，甚至发展为极端机会主义，虽然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但其内在的演化机制却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是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对个人的辖制和影响。 如果说由于受革命历史的牵扯，执政力量在思想意识上向传统的回归显得比较暧昧和扭捏，那么，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在制度规则上向传统的回归则表现的更为鲜明和直白。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一词的盛行就活生生地表明我们的制度规则体系还是那套东西。我听说很多政府官员都喜欢阅读乃至研究这本书，以从中发现官场的秘密，升官的诀窍。可以想见，在这些人的想法里面，传统的东西依然是活生生的。顺便再说一句，中国民间最近几年的历史研究热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现象，它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摆脱旧体制，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上需要跨越很多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障碍。对此我们一定要警醒。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转型要背负的不仅仅是六十年的共产政权遗产，还有两千年王朝专制统治的历史负担。 另外，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也已经开始回复到传统的王朝体制。传统王朝统治结构的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下的层级式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明显了。这种历史性的回归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到底，官僚体系是专制体制维系统治的纽带和基础，因为位于专制体制最顶部的君王或者其他最高统治者，只能依赖他们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即使最高统治者讲什么“仁政”、“亲民”或者“和谐社会”的理念，他们推行这些理念的渠道和手段依然是官僚系统。对最高统治者以及整个专制体制来说，民众无法成为他们统治所依靠的对象，假使他们开始依靠民众，他们权力的“道统”乃至整个专制体制的道义性都要受到拷问。所以，如果他们不靠官僚系统，他们又靠谁呢？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正在于整个官僚系统对他的效忠和服从，一旦没有了官僚们的效忠，最高统治者的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最高统治者是很清楚他们所依赖的对象以及需要防范的对象的。正是由于官僚体系本身成为了专制统治须臾不可离的经脉系统，它也同时产生了依托这种独特地位大捞一笔的心态。有人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不到适当的制约和平衡，此言当然不虚。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问下去，他们的权力为什么受不到制衡，执政党不是天天在喊反腐败么？其实他们的权力之所以没有受到制衡是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的，他们作为专制体制贯通上下的控制系统，如果把它们制衡住了，整个专制体制就无法运转了。 3．“复古路线”不能承受之重 也是由于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官僚体系开始寻求相对独立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疆域的广大和地区间在风俗民情以及经济人文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位居中央的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就会有很大的漏洞。于是，中国官僚们独立的寻租空间会按照自己的惯性越撑越大，直到将一个专制体制撑死掉。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中国到2005年时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超过7000万人，远远超过除了农业之外的任何一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中国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大的雇主。中国的官民比也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18。中国吃“皇粮”队伍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县和县一下的基层政权中，而且不属于正式的公务员编制，但属于整个官僚体系，有些很象传统官僚衙门中的“吏”，他们是为“官”服务和跑腿的。据周天勇教授统计，在县、乡、村三级政权中，靠收费和罚款等非正规财政收入供养的编制外各类工作人员高达约2000万人，这里面有730万名村干部，1270万名编制外的各类聘用人员。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个县乡政府的组成机构往往人员严重超编，这些超编的人一般都是所在机构领导的关系户，一个局长会把十几甚至二十几个他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他主管的政府机构中，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市。 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和制衡，官僚们的腐败和官僚机构的臃肿就成了专制体制永远无法克服的痼疾。现在官员们的胃口好得很，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动则几千万，上亿。这都还是已经查出来的数额，没有查出来的，估计还有，总数肯定更高。想想农民现在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几千元钱，还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中国的贫富差距能不大么？ 另一方面，在庞大官僚系统中“服务”和“跟班”的人也要吃饭，也需要办公经费，而正规财政系统又没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他们于是就开始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土办法乱罚款，也不管有没有理由去罚款。中共现在对基层的治理基本上遵循的是以“罚”治国的原则，靠罚款来维持基层的治理机关，很多地方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计划生育罚款。我曾听到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有一个人，8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后到当地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计划生育管理人员找到他要他交罚款，理由就是他是超生的，当时没罚或者没罚够，现在补罚。真是无奇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现在农民普遍要的孩子比较少，很多都是要两个孩子，要三个或四个小孩的比较少，那计划生育罚款的收入也少了呀，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以前的人进行补罚。这就是整个官僚集团过度膨胀后的必然出现的财富掠夺问题，农民和小商户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了。 处于官员阶层以及广大的“吏员”阶层之间的是人数日益增多的一般公务员。他们也日益成为城市中其他社会阶层羡慕的对象。除了越来越高的基本工资外，一般公务员还有灰色收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稳定安全的工作保障，有健全的医疗养老保障，所以在中国的就业、医疗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挤进官僚体制成为很多人-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择业目标。就象过去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参加科举以挤入仕途一样，当下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也堪比以前的科举热。据报道，中国共有64万名考生参加2008年公务员考试，竞争1.4万个职位，相当于46个人争取一个职位。笔者还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职业比公务员更热门。这就是对这样一个官僚主导的利益格局的最真实反映。 据《检察风云》2006年的一篇报道：在2004年，官员们用于公车的财政支出费用就已经高达4085亿元。关于官员们滥配滥用公车的做法，媒体曾披露了两个实例。一是《新华每日电讯》披露的陕西人事厅“超级车队”。陕西人事厅总共才有126名公务员，却配了42辆公车，“这还不包括一些购买后仍未挂牌使用的车辆，也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的十多辆汽车”。另一个实例是《新快报》披露的：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有177名工作人员，拥有的公车达到172辆，理论上几乎每名政府官员都有一辆车可以开。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韩国首尔，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总共才有４辆；而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才配有专车，公车仅限于在公务时使用。官员们的公款吃喝数额也很巨大，有人说每年的开支在3000-3500亿元，也有人说在3700亿元。不管怎样，公款吃喝的费用都大大高于政府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开支的总和。我回老家经常能听到说谁谁谁的餐馆被当官的吃垮了。而且现在公款吃喝的排场越来越大，一顿饭下来常常要发好几万元钱，比一户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很多。中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日本GDP的五分之三，人均GDP只及日本的7%，而中国的公款吃喝总费用却比日本多出1000多倍。另外，中国政府官员一年的公费出国费用也在3000亿元以上。据估计，公费用车，公费吃喝以及公费出国的之处总额大约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与此相对应，中国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让人诧异的是，中国本来不多的医疗经费的80％发在850万名党政干部的身上，更有甚者，在中国很多病人因为没有病房而不得不推迟住院的情况下，却有40万中共各级各类干部长期占用着高干病房，吸收走非常多的医疗资源，让本来就很紧张的住院条件更加恶化了。除了这些数额惊人的费用之外，根据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中国各级官员一年贪污腐败的金额达2500亿，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被贪污200元。而且常识告诉我们，这区区的2500亿只是冰山之一角。 上述种种现象和事实说明，中国的官僚阶层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可怖的食利者阶层，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正如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政治理念上的实用主义加政治治理上的官僚集权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专制王朝的周期性循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解决这种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制度劣势，中国没法往前走，中国人的苦难就会象中国的王朝统治一样不停地循环下去，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就会持续地在时间之轴上画圆圈。 4．“复古路线”的经济和民生之痛 那怎样解决制度上的落后问题，答案自然和解决经济上的贫穷问题一样，就是继续学习和模仿那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导的专制体制之弊病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民主国家，它们-无论是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原生性民主国家，还是象韩国和波兰等后发追赶型国家-在实践上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宪政民主制度是确保经济繁荣和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能打破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掩盖下官僚主导体制的最佳制度安排。 我翻译的这本书就是讲后发国家在制度模仿上的经验和教训的。后发国家的转型说到底是结合每个国家不同情况的各种不同制度模仿过程。此间的制度模仿或者转型过程和经济发展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政治治理的目的是为民众提供一个让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用专业术语讲，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要体现出政绩合法性。这其中的原由就是，中国人在过去很多年以来生活得太贫困，有着难以遏制的追求物质繁荣的冲动。所以，谈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谈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谈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影响，谈它会给我们个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朝向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确实和这些问题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现在举三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以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模仿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以及我们同胞的生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第一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第二是税收负担的问题，第三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首先来看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通俗一点来理解就是钱太多了，要买的东西却是一定的，那东西就一定要张价。所以它和政府的铸币权有关，也就是政府控制货币供应的权力有关。从宏观的意义上讲，铸币权是政府对经济实施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滥发货币，尤其现在的货币都是纸币，还不是金银等贵重的金属，政府印刷机一开，货币就有了。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凯恩斯说的明白:“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 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用通货膨胀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妙就妙在“一百万人中间也未必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政府掌握铸币权，能给穷人增加财富的价格上涨总是最晚出现的，持续的时间是最短的，而且幅度也是最小的，而收益主要归富人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上涨却是最早的、持续的时间是最长，当然幅度也是最大的。这种现象正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典型例证就是房子的价格上升的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幅度也最大，而农民的粮食价格上涨的最晚，而且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即农药、种子和农用柴油大副涨价之后的被动反应。所以，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就是大家目前能亲自体会到的。所以现在一般家庭都感觉日子过得比较紧，压力很大，可是另一方面，我最近又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汇丰私人银行（瑞士）宣布，去年（2007年）获得主要来自中国富裕人士高达227亿瑞士法郎的存款，约合人民币1600亿。消息又说，去年（2007年）该行所管理的资产增加了179亿瑞士法郎，总额达到1860亿瑞士法郎。我们粗算一下就可以看出，2007年来自中国富裕人士的存款超过该行当年度的资产增加额，并且只是一年增加的存款已经占其所管理的总资产的12%。这还仅仅只是中国富裕人士向国外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的存款，并且这家机构的规模和知名度远远小于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正是由于中国有大量的富人，全球各地的负责个人理财的私人银行家正向中国蜂拥，尽管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这些人在中国开展业务。我常常纳闷，从1979年到2007年的将近30年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0%，可是一般民众依然这么贫困，常常为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发愁，那我们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上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管中窥豹。本来中国因为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已经比较突出了，现在，中国政府铸币权的滥用又成了雪上加霜。 所以归根到底，政府印刷货币的权力要受到其公民共同体的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众的利益为导向和指归。否则就会如凯恩斯讲的那样，民众的财富被再分配出去，可自己往往还没有觉察到。但是，怎样才能保证政府铸币权的行使最符合一般大众的利益呢？这就需要一个宪政民主的机制，如果你滥用铸币权，损害公民的普遍利益，那对不起，公民就会定期地用选票把你选下去。即使现在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专业化，其独立地位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可，一般不受政治干预，但这样的独立地位的维持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公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否则中央银行就难免沦落为统治集团攫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除了铸币权之外，政府拥有的另一项极其重大的经济权力是征税权，这也是和一般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明显感觉到政府很有钱，它的钱就是通过征税权的行使得来的。我说的征税权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定的税收项目，也包括各种名目的规费。据统计，中国政府2007年总的税收是5.1万亿，再加上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的约4万亿的各种规费收入，政府2007年的总收入达9.1万亿多，平均每人征收了6894元（以中国13.2亿人口算）。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这样，从人均的角度看，政府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个人收入+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33.3%。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城镇居民来说，他创造的财富刚刚好有三分之一都被政府拿走了。而且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140元钱，远远低于人均的政府税赋水平。农民一年辛劳的一大部分成果都被政府拿走了。可是政府把这些收入拿走后都干什么了呢？我们看到贪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贪污的金额越来越惊人，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越来越豪华，官员们出国旅游次数越来越多，官员们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开会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奢华。而我们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却越来越承担不起教育、医疗和住房的费用，更不用提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如果各位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去看看就知道，这么多人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盖不起房子。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创造的财富都被莫名其妙地征收走了。在城市里，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刚够维持生活，就开始被征税，而且中国的消费税无处不在，不管一个人买什么东西，他付的钱的一部分就是交税。而且在个人交了税以后，无论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还得再缴费。这样个人的税赋负担就很大，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制度劣势影响大学生就业初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细想一下各位就能完全理解。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我认为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最关键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一部分基本上以外资和民营企业为主；二是政府垄断或控制的企业，包括电讯、石油、采矿、银行、证券、保险、媒体和出版、教育、医疗卫生甚至房地产等等。至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比如低端的服务业，象餐馆、便民店、理发店、洗衣店，以及农业等，由于产业的性质，很难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对象，因为很少有大学生会毕业以后当个理发员或者售货员。 中国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它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可是，我们在制造业中纵容“低人权优势”，让工厂廉价却高效地使用中国的大量农民工，以此赚得巨额利润。此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的制造产业无法升级，管理水平粗放，技术含量一直无法提高，这样，中国的制造业就因着后发劣势被定格在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如此的产业结构当然需要的是低技能的产业工人，而不是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前两年，中国有一个首富叫施正荣，是从事太阳能行业的。他曾经准备从国外引进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生产线，想按照国外同类厂商的路子搞自动化生产。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着？他放弃了这样的生产线，而是雇佣了很多人来完成这条生产线的全部工序。为什么呢？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成本，发现全用人工比用那条自动化的生产线更能节省成本。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非常多。毫无疑问，大学生们在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工厂比在一个作坊式的制造企业里有更多的可能找到工作。 再来看国有垄断企业。从常识来看，垄断就意味着阻碍创新和遏止对人才的有效需求和使用，因为垄断使得这些企业不仅不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而且还阻碍了其他具有创新和进步能力的企业或个人进入他们的领域，而创新是需要知识的，并且竞争化的体制可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我听说在有些地方，收入高的垄断企业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世袭的领地，一般能进入这些行业的都是该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亲戚或者关系户。垄断就牵涉到政府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们很少有机会干预市场经济微观企业层面的运作。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也就无法做到。举例来说，如果把中国电视媒体产业完全私有化，电视行业会创造出很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因为媒体的产品需要知识和创意，这正是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所以我说大学生就业也吃垄断的亏。 [...]
历史 给予中国 向现代文明 转型 的 数次历史机会 by 郑酋午
历史给予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数次历史机会 by 郑酋午 Original posted in one website on 北京时间2012年7月04日 I am just 转载! 我们伟大的国家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从近代以来，我们落伍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无法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然而必须明了的是，这不是我们的祖先不行，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行。我们伟大的国家从黄帝建国开始上下五千多年来早已形成了“仁义”这一伟大道统，在这一伟大道统的指导下，我们祖先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于绝大多数的时间段里都在实行仁政，所以，从汉代以后，只要是统一时期我国一直都是农业社会里的超强国家。这是何等的光荣！但是，由于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我们，失去了辨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致使我们伟大的国家容颜渐失，从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对人类贡献甚少。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回顾历史，可以从中知道我们中国错过了数次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机会，现在我们又迎来新的历史机会，要让它错失吗？ 第一次我们错失的机会是从1769年到1861年的近一百年的第一次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这是“不睁眼看世界”的后果。1769年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都纷纷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是，这一个时期，我们的上层统治者，我们的士大夫精英却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我们在科技上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这种落后，只有具有政治和科技智慧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可是，在当时的天朝中却无人知晓。当时的西方国家都在拼命工业化，不论是已经民主化的美国，还是其他专制国家。大约从1769年到1869年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并有一些国家完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转型。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可以得知，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能实现工业化。在这一波工业化浪潮中，我国错过了将近一百年，应该说，这不是制度问题，因为不论是民主国家的美国还是专制的其他西方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这是我们的君主、朝廷高官和士大夫精英缺乏政治和科技智慧所致，他们不知道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已经到来！ 第二次历史机会是洋务运动中的戊戌变法。从1861年开始，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一群有智慧的大臣，上书朝廷，建议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工业化，中国历史称之为“洋务运动”。尽管是迟到的工业化，但毕竟天朝有人知道了世界历史的新方向。从1861年到1898年，我国工业化的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七年后，终于有人认识到了应该向宪政转型，所以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和在朝大多数的高官都没有识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他们做出了阻挡历史前进的决定，镇压了戊戌变法。也许这里面有实际利益的干扰，但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主要是认识问题。我们的舵手——慈禧太后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宪政智慧。本来，这是一次宪政转型的绝妙机会，被错过了。从现在回望历史，如果那一次变法成功，我国将会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体制，那么，我们不仅会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且会是一个世界强国。因为这种宪政体制有助于我们有机会迎接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利用这次科技革命的电机、内燃机、电话和电报等技术成果来发展自己，完成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任务，从而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我们错失的第三次历史机会是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已有了民主政体，只要在这一政体的框架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充分运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实现拥有新科技含量的工业化，那么从1912年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就会跟美国和苏联一样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这一次历史机会的错失是袁世凯个人的私心造成的，他握有实力，如果他有公心没有“只想当皇帝并把权位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一私心，中国民主就会走上正轨，社会就会呈现出有秩序，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割据、中共与国民党的争斗了。从1916年到1949年，中国几乎处于战争状态。从1916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的大文化人，比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几乎都是脑残。不知给自己国家带来混乱的原因是军阀混战、内部战争，而这又是因为我国没有实现工业化从而带不来要民主要人权的新国民所致，自己又没有能力创造新理论，只是从国外胡乱搬一些教条来攻击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比如，陈独秀和鲁迅搬来马列主义、胡适搬来自由主义。领袖自私、大文化人脑残，中国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我们错失的第四机会是，从1949-1976年，这是中共建政以后的毛泽东时代。这个无比绝伦有权谋的野蛮人，从1949年到1976年都是在无穷无尽的斗争中度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镇反”、“反右”、“文革”等等，斗人和杀人无数，还有一些极左派文人不懂得创造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既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也攻击西方文化，似乎只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其他的都是“邪恶”。领袖和文人都中了共产主义的“邪”，哪有不疯狂的？在共产主义的疯狂中既错过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来实现工业化的机会，也在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疯狂中错过了构建中华现代文明的机会。 viagra prescription free Sildenafil is the active constituent of the Silagra is sildenafil citrate that improve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penis good enough to create fulfillment during intimate performance. But again, there are levitra vs cialis [...]
中国留学生 十八大 前 致 胡锦涛 习近平 的 公开信
中国留学生十八大前致胡锦涛习近平的公开信 北京时间2012年5月30日 首发 Original source 我们是一群来自中国的留美学生，我们有幸接受了两种不同教育，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长期的执政党，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离开共产党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决定向二位共产党现任和未来的最高领导人发出这封公开信。 一、被完全掩盖的“六四”事件 我们到了美国后，没有了新闻封锁，也没有了互联网的屏蔽，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浏览到各种信息。最让我们震惊的就是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说实在话，当我们第一次看到网上的照片，我们第一时间以为是军事演习，看到那些死亡的学生、市民的照片，我们也首先认为是PS的。但是浏览阅读了更多的相关视频、更多的文字介绍，以及更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当时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相关书籍之后，我们不得不相信，在当代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国家军队针对普通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的所有媒体一直没有提及，并被刻意掩盖长达23年的“六四”事件。 我们在中国的教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后，也曾经犯过重大错误，比如“反右”、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等等。但是后来也都对这些错误进行了反思和改正。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像“六四”事件这样明显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罪行，不但没有进行反思改正，却一直隐瞒事实，我们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完全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难道我们年轻的一代将要在完全对历史无知的条件下面对中国的未来吗？这是一种对国家和年轻人完全不负责任的教育！ 温家宝总理在最近两年多次说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十八大上正式对“六四”事件进行平反，并对当年的错误决策者进行历史的审判，对“六四”事件的受难者给予国家赔偿，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让中国从此摆脱人治而正式走向宪政法治民主。 二、王立军、薄熙来事件 今年年初我们在海外的媒体看到了发生在重庆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这使我们联想到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林彪”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前，林彪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薄熙来也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和分蛋糕的“重庆模式”，并被看好要在十八大“入常”，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40多年过去了，历史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在重复着高层权力争斗的老把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现在王立军、薄熙来下台了，可能很快就要被以“腐败”为理由进行处分和司法审判。但是，如果不出现王立军叛逃事件，薄熙来不就可以继续搞“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吗？现在薄熙来下台了，“重庆模式”也受到了批判。这样的因人而异的治理模式，难怪有人认为薄熙来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政治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在一个民主国家，是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所谓“叛逃”事件的。即使薄熙来和他的家人真的因为杀人和腐败而触犯司法，也应该按照合法的程序来进行处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突然消失，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现在网上有人建议让薄熙来和温家宝就各自的执政主张进行公开的辩论，这最然不太可能，但是至少应该让薄熙来有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在台湾，陈水扁在下台后也被指控贪污，但是在司法定罪之前，他是无罪的；即使被定罪，他可以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辩护。这才是真正的司法独立。我们希望中国也可以从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开始，不再有政治路线斗争，真正让司法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 三、陈光诚事件 这个月发生的另外一件世人关注的事件就是陈光诚事件。陈光诚只是一个为当地弱势群体司法维权的自学成才的盲人，当地政府却以其他借口将他判刑。刑满释放后却又继续对他进行软禁监控。最后逼迫他逃到美国大使馆，“陈光诚”事件完全是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司法迫害而制造出来的国际事件。 随着经济发展，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冲突程度越来越激烈。出现陈光诚这样的人物，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维权，总比出现杨佳那样拿起屠刀为自己讨一个说法要好得多。中国已经制订颁布了比较全面的法律，如果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愿意以法律为标准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那么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会大大减少，也不会出现政府、司法机关被爆炸这样的恶性事件。从这点来看，陈光诚越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越有利而不是相反。陈光诚成为我们社会的“敌人”，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要改变目前的以武力、高压为手段的维稳格局，必须让法律真正具有权威，让陈光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他可以最终顺利取得护照来到美国学习深造，这是中国的一个进步；但是我们更希望他在美国学成之后，也可以顺利地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可以利用自己的法律特长为周边的普通民众维护权益。这才是中国真正走向民主法治的重要象征。我们不希望陈光诚离开中国后就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国家，和“六四”发生之后的逃到海外学生一样，成为失去国籍的流亡者。我们更不希望，作为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也因为发出独立思考的不同的声音，而变成无家可归的未来流亡者。 四、台湾、美国大选和国民党的启示 我们在海外的几年，目睹了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半个世纪之前，美国黑人还在为自己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现在却已经选出了黑人总统。在台湾的国民党一党独裁半个世纪之后，也终于通过全民选举而重新获得台湾人民的信任而再次上台执政，中国人生活的台湾，终于和平地进行了权力的交接。 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在决定开放党禁之时说过，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我们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老师是这样推理的：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失败了，只有共产党胜利了。因此，共产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 即使这样的历史是事实，难道中国人民只能进行一次性的选择？难道被选择的政党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人民就永远失去了再次选择的权力了吗？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改革和执政实践，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一个政党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就会在选举失败后下台；如果失败的政党进行反省而革新，可以在此取得人民的信任而重新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这样的国家才是我国宪法上所说的“主权在民”的真正体现。 中国共产党曾经被历史选择成为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就像300多年前的满族被历史选择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一样。但是历史的选择绝不是只有一次，人民也有权力随时更换代表自己执政的政党。这才是真正的历史逻辑。国民党的改革和实践，给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榜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并最终使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不但可以使共产党实现变革，而可以通过选举而继续在中国执政，也是海峡两岸消除政治障碍而最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五、结语 我们虽然只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但是就像当年的年轻的共产党的创立者周恩来、邓小平们一样，我们到了海外，不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也在观察、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更在思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作为在海外的学子，我们呼吁现任和继任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大胆选择世界通行的普世价值的政治架构，摒弃一党之私的独裁统治，实行全民普选、政党制衡和司法独立的制度，给海内外的中国青年人一个美好的前程，给海峡两岸的中华民族一个进步的未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脱胎换骨，并可以继续为中国国民服务的唯一途径。 Brantingham presented the case study of a 32 year old professional golf player who suffered chronic injury of hallux rigidus and presented to the chiropractic generico viagra on line [...]
什邡示威：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什邡示威：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2012年7月4日 一颗颗催泪弹/ 被塞入七月的腹中/ 整座什邡城/ 落下囤积六十三年的泪/ 雾茫茫的街头/ 散步的孩子被揪红了脸/ 一片片哭湿的树叶/ 摆出英雄的姿势。 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寥寥11字，铿锵悲壮，掷地有声！因为恐惧把本该在自己这一代该完成的责任，推诿给下一代。剥夺80后90后幸福的…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50后60后70后，逼迫青年流血牺牲，老而不死的你们/我们难道不惭愧吗 ? 对一个媒体人来说,中国丰富的新闻来源,却是这个国家国民的不幸! 向什邡的公民记录者致敬，向面对禁令手足无措的总编辑们致哀。 四川什邡民众示威，90后成为主体，对此网友们予以热议。著名微博叶隐表示：“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寥寥11字，铿锵悲壮，掷地有声！因为恐惧把本该在自己这一代该完成的责任，推诿给下一代。剥夺80后90后幸福的…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50后60后70后，逼迫青年流血牺牲，老而不死的你们/我们难道不惭愧吗？” 下面是网友对什邡抗暴的留言： @HifonNgan 沙溪刚镇压，什邡又开张，神州大地何处安？走投疑无路，移民缺钱粮，活在天朝何彷徨！民愤四处涌，官僚贪枉忙，此时不亡彼时亡。食品都有毒，医疗更豺狼，生灵涂炭尽哀伤。公平不可见，正义渺茫茫，是非颠倒鬼称王。贪婪吸民血，邪恶杖纯良，古今此时最癫狂。草民不可欺，苍天不可盲，巍巍中华待曙光。 @mozhixu: 环保维权对于体制的冲击很小，与拆迁类似，更多是政策性而非政治性的（当然，在专政体制下，一切政策问题都有政治成分），尽管都动用了武力，但与沙溪不一样的是，武力并不是必选项。 @今朝有酒醉：相比“人民”公安和武警在什邡市的所作所为，更让人心寒的是一个什邡网友的倾诉：今天给几乎所有能够找到联系方式的四川省内媒体打电话，对方一听说是什邡事件，就立刻挂断电话…如果说，旁观者是在纵容犯罪，那么四川的各大媒体，就是在助纣为虐。今天的你们却成了间接的五毛 @赵楚：按照现代文明和政治的基本伦理和规则，任何时候，向和平情愿或表达意见的人民使用暴力，这都是犯罪的行为，而且毁灭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因这种滥用暴力引发骚乱，然后又把事件责任归咎于请愿者，这是无耻，也是挖政权墙角的行为 @Suyutong 对一个媒体人来说,中国丰富的新闻来源,却是这个国家国民的不幸! 今天我不是媒体人,而是你们其中的一位行动者. #什邡 @tengbiao: 珍惜来自什邡的每一幅照片和每一段视频吧。那是用勇士的自由甚至是鲜血换来的。什邡前线有消息说，拍摄者若被发现就会被打、被抓走。珍惜的方法有：1、传播，2、传播，3、传播…… @tengbiao 【什邡事件的启示】其实民众抗争的背后是官民仇恨；是结构性的社会分裂和不公正；是司法不独立和新闻不自由；是制度性紧急出口的缺失；是无视法治和人权的灭火式维稳；根子在政治不民主。 @漂6瓶：我们被打了！！有好几个女孩子被警棍打倒在地！！！我们手无寸铁！我们只能闪躲！！我看见警棍在老人女孩身上狠打！我的心在滴血！我的手还在发抖！ @hexiefarm: 什邡事件又一次撕开党的画皮。我觉得，从每一次示威事件里都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比如如何记录，传播和汇总，如何自我防护等，结合中东和香港的一些手册，形成一个有效，安全，迅速的公民行动准则。 #什邡 @langzichn 从人心思变、人心在变到人心必变，留给三段论去推演的时间不多了。形势比人强，只是谁亦不知道，压倒骆驼的是哪一根稻草。 @ny_Louis_chen: 什邡直播：什邡民众开始自发为受伤同胞募捐，人民抛弃了暴政，中国一定会走向光明的！！！ http://t.co/xpnRMG9P @tufuwugan 根本无法和平抗争，那帮混蛋信奉暴力。 RT @mls3026489: 如果和平抗争的路被堵死了，那结局可知。未来可以期待！ @ynliuwq 陈竹竹cmz：刚有警察来我们这街来吃饭，肥肠粉的直接说警察不卖，然后整节街的人都出来吼起，简直壮观，现在很多店铺门口都有特警禁止入内的牌子，令人兴奋，是什邡人就都得这样做。大家都动起来封杀警察… @江静：我大使馆被轰炸，你抗议；美国向台出售武器，你又抗议；印度参与南海油田开采，你仍然抗议；日本拘留我船长，你再三抗议；菲律宾要强占我黄岩岛，你他妈还是抗议。当什邡人民对你扔了个矿泉水瓶子，你终于拿起了武器 @Jwong1202 草泥马祖国!看到这张，流泪了 RT @diyzh RT @yokel007: 无比心痛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
keep loo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