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成为: 王涌 在 中国政法大学 2011届 研究生 毕业 致辞
王涌 在 中国政法大学 2011届 研究生 毕业 致辞 posted inside 发表于 on 2011年06月25日 in 杨长禄 Blog Note: 中国从来不缺少教授，只缺少思想家，从来不缺少官员，只缺少教育家。母校希望她的百年校庆像清华大学一样隆重，但那一天，不是高官云集，而是群贤毕至，不是君临天下，而是法治天下。建一条宽阔的宪法大道，让宪法理想铭刻法大学子心中，一生一世。 ___________ Begin of real original speech and content _________________ 同学们：你们好！ 三年的时光悄然逝去，2008年，它还蒙着一层轻纱，在你的幻想和期盼中，存在无限的可能，现在，全揭晓了——你们八零后是幸而不幸的一代，成长在盛世，却挣扎于困境之中。 英雄磨砺，风云际会，也许你们是母校历史上最有才华、最有胆识、最有成就的一代学子，所以，母校希望你们： 如果你成为一名商人，请不要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不要一掷千金，巴结权贵。你一定要把钱财捐给母校，因为母校的民主法治教育事业正缺少资金。帮助母校结束60年的蜗居历史，让法大在空间上树立尊严；建一座体面的教学楼，让法大学子不再羡慕北大和人大；建一座宏伟的大礼堂，让法大学子在毕业典礼上免受日晒雨淋，虽然日晒雨淋是法大毕业典礼的传统仪式；建一条宽阔的宪法大道，让宪法理想铭刻法大学子心中一生一世。否则，母校的败落将是法治的败落，当你在江湖中身中暗箭，蒙冤入狱时，母校将无力援手相救。 如果你成为一名法官，请你千万不要被双规，不要在校友贪官录上再增加新的名单，母校的心脏无法承受，母校也无意在这一项目上与红歌飘飘的西南政法决一高低。 如果你成为一名律师，请以你的追求和行动重新定义律师的概念，律师是法治社会的助产士，而不是权力政治的分赃者。请你一定执着坚韧，不畏强权，因为未来的国家领袖一定从你们中间产生。 如果你成为一名学者，请不要为虚名浮利所困，那是一条浪费生命、背离真理的歧路。中国从来不缺少教授，只缺少思想家，从来不缺少官员，只缺少教育家。 体恤民生之疾苦，静听时代之深流，方可成就最高最真之学问。 如果你精通法律，却无思想，你精通法律，却无良知，你精通法律，却无灵魂，你精通法律，却无担当，而以学者之名，收获名利，所谓学者，不过是一群“喝酒不再赊账的孔乙己”而已，那不应是你的理想。 如果你成为一名政治家，你一定要为民请命，用你的心灵和生命，而不是眼泪和言辞；你一定要有命世之雄才、决断之宏魄，而不是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得过且过，因为你身肩重任，你无权耽搁中华民族在千年沧桑轮回中的历史机缘。 如果你是一名女生，对法律失去了激情和信心，那你就做一个全职母亲，生一个健壮的儿子，集你的全部爱心，培养他成为21世纪的孙中山，证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依然存在追求民主法治的基因，那是你对母校莫大的贡献。 Those who are undergoing hypertension can also put the heart and the vessels to the damage of muscles, [...]
丰满与骨感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學院 副院長 何兵 毕业 致辞 & video
丰满与骨感 政法大学 法學院 副院長 何兵 2011年在毕业生典礼的一段致词。 Video source: at Youtube. Source_1 and Source_2 该副院長以风趣幽默的手法，对当今制度进行抨击和讽刺，赢得在场学生的热情欢呼，学生们情绪高涨，在阵阵兴奋热烈的掌声和口哨中，以示对这位校长演讲的支持。 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毕业晚会上，副校长何兵致辞： “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大家晚上好，在这个不能随便代表的时代，我不想代表别人，我就代表我自己，来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我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是：丰满与骨感。四年以前，你们带着很好的理想到政法大学，那时理想很丰满。而四年以后，你们带着些缺憾，离开政法大学，现实很骨感。而正是因为现实很骨感，我们理想才必须继续的丰满。” Physical and mental strength are necessary regencygrandenursing.com levitra without prescription to gain bigger and harder erection. Here the test will help determining the cause and go for a visit this levitra for women suitable treatment. brand cialis australia You [...]
别给 子孙后代 留下一个 无法收拾 的 烂摊子 by 熊飞骏 [Recomended by Martin Chu]
别给 子孙后代 留下一个 无法收拾 的 烂摊子 by 熊飞骏 [Recomended by Martin Chu] posted by 熊飞骏 on 二０一０年五月十一日 （2010/05/11 发表） 中国有一条大众认同的公理： 再苦不能苦了儿女，再穷不能穷了教育。 中国父母在儿女成长过程中所下的功夫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父母爱子女是出了名的。为了让子女吃好喝好穿好，父母就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委屈也无怨无悔。 但中国父母爱子女的方式出了大问题，结出的多是苦果而不是硕果。 对子女无原则的溺爱必然毒害后代的品行，多数中国父母对子女的爱还停留在“溺爱”层面。今天的“中国小皇帝”们的所作所为让文明国家的公民大跌眼睛，就是父母无原则溺爱结出的恶之花。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日少年联合组织“夏令营活动”。在中国的国土上，每逢遇到困难，总是日本少年身先士卒上前排忧解难，中国少年则习惯扮演坐享其成的角色……夏令营结束时，中国的“小皇帝”们被一辆辆小轿车接走了，日本少年则徒步走向交通站，没有一个日本父母来接他们…… 最后的一个境头让人心情异常沉重：一个日本少年对中国少年口出狂言：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见，你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除了爱的方式出了大问题外，多数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未来规划存在极大的观念误区。 几乎每个中国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情结，热切地渴望子女出人头地做人上之人。多数中国父母倾毕生精力为子女积瓒更多的物质财富，给后代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但却忽视了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决定“生存条件”，在一个遍布残枝败叶和腐烂水草的沼泽地建一幢金房子还不如在山青水秀的世外桃园搭一个草棚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出了大问题，再好的生存条件也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 所以聪明负责的父母第一步要给子孙后代营造一个尽可能好一点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则是第二位的。 生存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父母为子孙后代造福的第一步应该是改良自然和改良社会。 从生存环境层面来衡量，今天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称值的父母？ 首先我们破坏了子孙后代的自然环境。 There ar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produce this kind of canadian pharmacy viagra . It may be necessary to [...]
中国的命运 掌握 在 亿万民众 手里 from 王建勋的微博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亿万民众手里 from 王建勋的微博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source:http://t.163.com/wangjianxun/status/-5478213246333720769 自由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 http://163.fm/GtyD1eO 【自由】1、大约两个世纪之前，拿破仑曾经质问手下：“法兰西的文化为何不够繁荣？”尽管他未找到答案，但其统治方式替他做出了回答：原因在于让文化服务于权力。服务于权力的文化不会繁荣，因为这违反了文化繁荣的逻辑。文化的繁荣要求其获得自由，获得宽松、开放的制度环境。 【自由】2、自由为文化繁荣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在自由的土壤里，文化得以开花结果，繁荣昌盛。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空气，文化将会窒息，将会式微，将会衰落，甚至消亡。自由与宽容带来文化的繁荣，奴役与控制造就文化的沙漠。凡是政治上相对自由、开明的时期，几乎都是文化比较繁荣的时期。 【自由】3、近现代以来，随着自由社会的建立，欧美的文化事业生机勃勃，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学发明，大都独占鳌头，引领世界潮流。自文艺复兴以降，尤其自苏格兰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绽放出了鲜艳夺目的光芒，不仅涌现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人才，而且几乎垄断了所有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 【自由】4、自由社会的文化繁荣有着必然的逻辑。这一逻辑的核心在于，文化繁荣端赖人的创造性，而创造性离不开自由。自由的好处在于，它不仅使人区别于奴隶和动物，而且使人具有创造性和活力。在自由的制度环境里，思想的翅膀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没有意识形态的拘囿，没有权力的压制。 【自由】5、人的创造性和文化繁荣尤其离不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它们确保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表达，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流，确保“异端”看法不被压制。诚如布兰代斯大法官所说：“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理性商讨不过是一句空话。” 【自由】6、除非我们假定某些人永不犯错，否则，为了探究真理，就必须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让各种观点自由竞争。霍姆斯法官指出：“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也仅有真理，才能保证我们梦想成真。”思想最怕大一统。只有自由竞争，才有发现真理的可能。 【自由】7、凡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良好保护的地方，思想都比较活跃，人才也不断涌现。相反，在言论和出版自由不受尊重的地方，思想必然停滞，人才也逐渐枯竭。 【自由】8、英儒特伦查德和戈登在近三个世纪前写道：“言论自由是自由的伟大支柱。它们同生同死。……言论自由产生优秀的作家，造就卓越的天才。塔西佗告诉我们，罗马共和国养育了大量出色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大胆而又雄辩。但是当它遭受奴役的时候，那些伟大的人物便不复存在了。” 【自由】9、若当下中国谋求文化繁荣，首先要求给文化松绑，让文化不再为政治服务，让文化不再是宣传工具；其次要求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得到落实，让文化人不再担忧因言获罪，不再担忧出版审查；再次要求减少乃至消除权力对教育和科研的控制，让自由、自治和自律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则。 【自由】10、只有当人们拥有了自由，才会出现文化的春天，才会出现文化的繁荣。 The Chiefs could no longer pretend that they still had a shot fundacionvision.org.pa online prescription viagra at the playoffs. More important, you’ll want to comprehend that the E.D Protocol is perhaps purchase viagra uk not [...]
从 日本民族 的 崛起 看 中国人 的 民族视角 by 熊飞骏
从 日本民族 的 崛起 看 中国人 的 民族视角 by 熊飞骏 original posted by 熊飞骏 on 2010/09/14 发表 in his Blog 一个人看问题的视角决定这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聪明人总是看到他人的优势，并想法学习这些优势；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劣势，并努力克服这些劣势。糊涂人则习惯盯着他人的劣势，尤其是敌人的劣势，并因此陷入盲目自大固执自满的怪圈之中。 一个民族看问题的视角决定这个民族的文明水准和明天的希望。 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善于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使自己的民族博采众长，上升为世界上的优秀民族。 日本民族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纪元663年，中华帝国和日本帝国在朝鲜半岛的白江爆发争夺朝鲜控制权的争霸战争。双方的兵力对比是五比一：日本兵团五万人；中国兵团只有一万人，处于绝对的劣势。任何人都以为中国会战败，决战结果是日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全军覆没，中国兵团取得了完全胜利！ 中华帝国当时正处于唐王朝时期，中华民族在李世民父子的英明统治下，跃升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那时的日本民族则是货真价实的劣等民族，十个日本人的力量抵不上一个中国人！ 白江惨败后，日本民族痛定思痛，决定向战胜自己的敌人中华帝国学习，作中国人最谦恭的学生。日本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来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军事技术和思想文化，研究中华帝国一夜间强大的秘诀。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朝野掀起了“中国化运动”（大化改新），全盘照搬中华帝国的制度和文化，把处于草昧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 日本和中国的差距缩小了，学生一步步地赶上了老师。 一千二百年后1853年，美国军舰炮轰了日本的江华岛，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年前美国的“父亲”大英帝国也用同样的手段强迫中华帝国签订了更为羞辱的《南京条约》，比日本帝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 美国军舰撤走后，日本民族又一次限入了沉思：区区一艘兵船敢于远涉重洋向一万公里之遥的古老帝国挑战，并能顺利地达到目的，这个国家真的太强大了，太值得他们学习和仿效了。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倒退之后，昔日的老师中华帝国百病丛生，早已失去了作日本老师的资格，日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老师。在日本文化里，只有能够打败他们的强敌才有资格作日本的老师，于是日本选择了英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日本的老师中华帝国对打败自己的强敌大英帝国依旧横眉冷对，指斥对方的坚船利炮是“奇技淫巧”，典章制度则是“无父无君”，从心底一百个瞧不起…… 四十年后，日本帝国和昔日的老师第三次爆发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战争（第二次是十六世纪，双方打了个平手）。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七大海军强国，日本则极为勉强地屈居十二位。任何人都以为日本会战败，决战结果是中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失败，并且败得很惨，和一千二百年前“白江战役”的结果刚好倒转过来。此时的日本已把中国划到劣等民族那一边；就象唐帝国时期中国人把日本划为劣等民族一样。那时一个中国人可战胜十个日本人；此时一个日本人则能对付十个中国人？ 日本因何战胜中国因何失败？原因只有一个：日本善于向敌人学习；中国则不可救药地轻视敌人。日本善于发现敌人的长处，中国则用放大镜放大敌人的“短处”。 又过了半个世纪，器小易盈的日本在羽翼还没丰满的条件下极不明智地向老师讨尊严，错误地认为美国老师也象昔日的中国老师一样落伍了，不知道美国老师拥有不经过暴力革命就能自我更新的政治体制，结果挨了自有日本国以来最为致命的一击，本土成了一片废墟。近一个世纪向老师学习的成果全部付诸东流，再度沦落到连中国都不如的国家。日本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日本再度拜倒在已成为仇敌的美国老师面前，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的学艺不精和忘师卖道，发誓要作美国更为虚心的学生…… 日本在仇敌面前的“虚心”很快收到了丰厚的回报，十年后再度超过中国，今天则把昔日的老师远远地甩在后面。日本民族再度跃升为世界上的优秀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从“白江战役”到“中日战争”的一千三百年间，日本民族崛起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坠落的历史。日本从劣等民族上升为优秀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中华民族则失去“优秀民族”的称号，并一度被文明世界划到劣等民族那一边。 中华民族不应该坠落而坠落了，关键是中国人的民族视觉出了问题。 我们的民族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习惯于放大自己的优势，自己给自己颁发“诺贝尔奖金”，在“五千年文明”和“四大发明”等发了霉的辉煌牌匾后自我陶醉……如果碰上失败或丢脸的事，就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地单方面宣布“胜利”。很少有人能冷静地反思自己的劣势和不足，能勇敢挑战自身劣势并试图超越自我的人更是寥若晨星。 因此我们民族的最大毛病是“爱听好话”和“讳疾忌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贫民流浪汉都有这个嗜好；只要是“好话”，哪怕明知里面包裹有吡霜也忍不住要一口吞下。 与自我欣赏和自满自大相对应，我们看他人的视角则倒转过来了，总习惯于看到他人的劣势和不足，没有胸怀去正视他人的优势。如果是敌人，对方在我们眼中更是一无是处，就算被同一个敌人打败了一百次，对方在我们心目中的“份量”依旧是一百个瞧不起。阿Q给我们提供了战胜强敌的“法宝”：如果敌人打我们，我们在没有力量还手的情况下就可等到敌人走远后低声诅咒一句“儿子打老子！”如果我们头上生了一块有碍观瞻的“瘌痢”，我们一样可以嘲笑他人“不配长瘌痢！”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The kamagra jelly will work cheap viagra no rx on different people and will [...]
宪政与发展 by 王建勋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宪政与发展 by 王建勋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Original posted on 时间:2010-01-20 17:44 by 作者:王建勋 Martin Chu’s source for this posting [提要]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被人描述为“经济腾飞”或者“经济奇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没有法治、没有宪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对基本人权的保障。这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多思考，因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有了法治、宪政，或者至少安全的财产权保障之后，经济才有可能发展起来。中国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究竟该如何解释？ 茅于轼： 今天是天则所第393次双周学术报告会，主题是宪政和发展。宪政和发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王教授不仅研究宪政，而且身体力行地推行宪政，这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多次听过王教授的发言，他经常对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下面我们有请王教授来作报告。 王建勋： 谢谢茅老师！您这么高的评价，我实在不敢当。您的身体力行一直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榜样。首先，感谢张曙光老师邀请我来作报告！在今年华人哈耶克学会的年会上，我就《宪政与发展——一个初步考察》这篇文章做了报告，当时张老师看到了这篇文章，很有兴趣。 我简单说一下做这项研究的缘由。一方面，是受梁治平先生的邀请，他邀请我就宪政与发展的话题写篇文章，打算登在他主编的杂志《洪范评论》上；另一方面，这个话题是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关心的问题。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被人描述为“经济腾飞”或者“经济奇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没有法治、没有宪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对基本人权的保障。这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多思考，因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有了法治、宪政，或者至少安全的财产权保障之后，经济才有可能发展起来。这种看法迫使我思考，考虑如何看待中国这30年在经济方面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前景。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2712&cid=10342200 当然，对中国现状的关心并没有使我局限于仅仅关注中国的情况。我想 把这个问题放大来考察，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发展了，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发展。 这是一个老问题，历史上很多理论家都对其进行了考察。至少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不断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少学者，像秘鲁的经济学家德·索托等，都从不同角度考察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我在看了很多文献之后，觉得进一步的考察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些问题他们没有说，或者说得不清楚，或者视角和我不同。 在关于经济发展的文献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和假设。有人认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实物、人力资本有关系，有人认为和地理环境、资源有关系，还有人提出技术进步跟发展密切相关，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更有人主张文化传统，甚至基因都与发展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学说和假设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制度学派兴起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制度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当然，对制度的重视不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制度学派兴起后才开始的，早在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的时代就开始了。可以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考察法律和政治制度跟其他因素，比如人口、贸易、赋税、宗教等之间的关联。 他发现，共和国更有利于促进贸易，而专制国家不利于贸易的发展。亚当·斯密也考察了为什么一些社会富裕，而另一些贫穷。现在我们讨论亚当·斯密，都比较关心他在《国富论》里的论述，虽然这本书的后面部分讲了很多制度，但他的另一部著作《法理学讲演录》也很重要。在这本书中，他专门讨论了法律和政治制度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他是对制度的集中考察。 20世纪之后，对制度比较关注的主要是制度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家和宪政经济学家，比如布坎南、塔洛克等。诺斯对制度的研究影响比较大，他最近刚出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人类一万年的历史中政治经济变化的三种秩序模式：早期的称为原始秩序，后来出现的称为有限进入秩序，一两百年前出现的称为开放进入秩序。 在诺斯看来，现在大部分的社会仍然是有限进入秩序，其基本特征是当权者通过对经济领域的控制来获得租金，以制造精英与大众的差别。他认为这种秩序不利于市场的繁荣和长期的经济发展，而开放的社会有利于竞争、进入和流动，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他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政治和经济几乎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2712&cid=10342200 更多人研究了具体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人研究财产权，有人研究合同制度。什么样的财产权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对于像森林这样的资源，是可以共有的。还有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或者法学家研究过宪法框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司法独立和分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的看法，认为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比如对二战后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发现，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民主法制国家，发展比较慢的也不一定是非民主国家。 这些文献当然会给我们以启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到底是仅有相关性，还是有因果关系，很多人都没有说清楚。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学者关注的时间段很短，一般是三、五十年，甚至更短。我觉得这种分析局限性很大，因为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很难在短期内衡量，它更可能是个长期的问题，是几个世纪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不能只看到5年、10年的发展就认为没有宪政制度经济也照样可以快速发展，要把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放到更长的时间框架中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有说服力。很多文献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并不是考察经济发展和宪政的关系，而是和某个具体制度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概念很宽泛的民主，甚至是选举意义上的民主。这些研究当然都是有意义的，但我关注的核心是从宪政的角度来考察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选举民主和发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能是很自然的，把选举当成民主是对民主极为狭隘的理解，不能因为拉美、甚至非洲的很多国家有选举，就认为他们是民主国家，这是对民主非常肤浅的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考察民主和发展的关系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在情理之中。现有文献还有一个问题是，虽然有些文章考察了宪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但对为什么有这样的关联以及宪政促进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分析缺乏解释，这也是敦促我做这项研究的一个理由。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2712&cid=10342200 粗略的观察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富裕繁荣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国家，大多数落后不发达的国家基本都是非宪政国家。但这样从经验观察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靠不住，因此需要细致的分析，需要仔细考察哪些国家发展了，哪些国家没发展，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发展或者不发展。 首先，有必要界定一下这个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宪政”和“发展”。 什么是“宪政”？简单地说，宪政就是通过一套宪法制度来约束政府的权力，保护公民的自由。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即有限政府。这样一个粗略的概括，使得宪政的概念可以运用到不同的社会当中。宪政细究起来有很多种类型，比如古代的宪政、中世纪的宪政、现代的宪政等。我在这里笼统地使用“宪政”的概念，是想把它适用于大部分的社会，如果使用严格意义上的宪政，就很难讨论那些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的社会。当然，一方面，“宪政”应该满足一个最低的门槛，正如我们可以说英国、美国和瑞士是自由社会，但没有人会说中国是自由社会。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只有具备了这个最低条件后，我们才能称其为自由社会，或者宪政国家。这是从一个点来看，但同时，“宪政”又是一个连续体，它并非一成不变。我们说美国两百年前是宪政国家，今天，她仍然是宪政国家，但她两百年前的宪政和现在的宪政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民主”也是一样的，一个社会首先要具备最基础的条件，我们才称其为“民主”。但民主社会达到一定程度后，又是一个连续体。遵循这种理解，可以讨论过去几百年来，甚至是更长时间里，哪些国家大体上政府的权力是受限制的，哪些国家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或者限制非常弱。这是我对“宪政”大致的界定，但这种界定是可以争论的，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下的分析。 至于“发展”的概念，在经济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争论是比较多的。通行的衡量方式多是数量化的指标，最典型的就是GDP和人均GDP。后来，阿马蒂亚·森提出“发展即自由”的概念，我赞同这种宽泛的理解方式，但并不赞同森对“自由”的理解。他对“自由”的理解加入了很多“积极自由”的成分，这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我仍然认为“自由”主要是消极的自由。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彼得·鲍尔很早就提出，发展意味着个人选择的增加，即人们获得更大的有效选择空间。显而易见，这样的理解比把发展理解为纯粹物质或者GDP的增加和提高更有利。但问题在于，如果采取如此广义宽泛的理解，实证的研究就会非常难做，因为很难找到衡量的指标。另外，如果把“自由”等同于“发展”，“发展”的概念其实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直接用“自由”就行了。从这个角度讲，对“发展”采用狭义的理解还是有必要的。虽然我对“发展”的理解是广义的，但研究当中使用的仍是狭义意义上的材料，因为找不到广义的“发展”的衡量指标，只能退而求其次，仍然用GDP和人均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2712&cid=10342200 文章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他考察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在过去2000多年间的发展问题，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我找了很久后发现，这几乎是我唯一可以用的材料，因为他有从公元1年到公元1000年以来的数据。虽然我利用了他的数据进行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数据本身没有缺陷。因为早期历史上没有统计资料留下来，许多数字他是根据各国的经济史、财政史推算出来的，不一定十分准确。 讨论完两个基本概念和材料后，下面就看看宪政与发展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看世界各国的宪政状况。建立在他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我考察了近代以来，哪些国家开始对政府有了宪法意义上的限制，或者有了立宪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约束了政府的权力，但并不一定是完全意义上的约束，因为这需要很长的发展过程。英国、瑞士和荷兰都较早地建立过某种形式的有限政府。英国1215年就有了《大宪章》，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后来经历了多次反复，对《大宪章》重新签署了几十次，但英国国王的权力一直都不是绝对的。在17世纪，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时期曾出现过短暂的绝对主义倾向，但即便在那时，他们仍然不能为所欲为，仍然有库克这样的大法官敢和詹姆士一世对抗，约束国王的权力。这表明，英国在过去800年历史中，政府权力是有限制的，虽然大家公认，英国建立近现代意义上宪政国家的标志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次年的《权利法案》。瑞士建立有限政府的时间也非常早。1291年，瑞士的几个邦就联合在一起，建立了邦联共和国。可以说，瑞士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共和国之一，有着悠久的自治和自由传统。1848年，瑞士制定了联邦宪法，确立了联邦共和国，从比较松散的邦联走到了联邦，但其实他们的联邦共和国比美国的联邦还要松散。比如瑞士的26个邦在很大程度上有外交的权力，可以和外国订立条约，而美国的州则不行。所以，瑞士的联邦体制是非常有趣的。另一个较早确立宪政政体的是荷兰，在1581年成立了联省共和国，也是一个联邦制的政府，有7个省。后来虽然有一些反复，但在1815年，荷兰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美国在18世纪末建成了宪政国家，是一个典型的联邦共和国。比利时在19世纪早期也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还有北欧的一些国家，比如，瑞典在1719年就建立了议会制的政体，挪威在1814年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丹麦1849年，芬兰稍微晚一些。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作为英国殖民地，在19世纪中期或者后半期确立了宪政政体。另外一些国家在20世纪，甚至是20世纪后半期，才确立了宪政政体，比如奥地利、日本，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反复，尤其是日本，还有意大利、德国、印度、法国。法国是个很有争议的例子，虽然1789年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出现了《人权宣言》，但在政治史上，人们并不认为当时法国就确立了宪政政府，直到1958年，她才确立了比较稳定的宪政共和国。葡萄牙、西班牙更晚一些，在20世纪后半期。另外一些国家，比如韩国，因为现在仍在转型当中，宪政还不成熟，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难考量，就没有被列入到讨论中来。 看完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之后，再来看看它们的发展状况，尤其是确立了民主政体以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即至少一两个世纪的发展状况，而不是三五十年。 从麦迪逊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在公元1000年，甚至到公元1500年，世界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普遍都很落后。公元1000年时，人均GDP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只有400元左右，非常低，各个国家基本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1500年时，这个数字稍微有了一些变化，西欧的一些国家，比如荷兰、意大利，其经济稍微超过了其他地区，这可能跟中世纪的繁荣有关系。当时，欧洲出现了像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大量的城市共和国或者自治市。而欧洲比较繁荣发达的城市都是自治市这一现象，正是民主政体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很好体现。英国对这种城市取了一个独特的名字叫“borough”，这个词的字面翻译就是“自治市”，说明这些城市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有很大的自治权。今天，我们对中世纪有很多偏见，受马克思等理论家的影响，人们大都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这其实是错误或者说是片面的认识。诚然，中世纪有黑暗的地方，但是每个世纪，包括20世纪，都有黑暗的地方。中世纪其实还是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成就，一位宪政史学家认为，没有中世纪就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世纪的自治市和城市共和国。当时很多自治市有自己的宪章，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中有一章很好地讨论过这个问题。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2712&cid=10342200 到了17、18世纪时，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差距就比较大了。当时，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在一些国家已经确立了，像刚才提到的英国、瑞士和荷兰。有了有限政府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可以说开始突飞猛进，独占鳌头，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发展比较早的是荷兰，其于1581年就建立了共和国，到了1700年，荷兰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欧洲一些国家的一倍以上，更不用说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了。到1820年，英国就赶了上去。因为工业革命，英国的经济很快走到了前面。此后近两个世纪中，这些国家的经济也一直在发展，虽然20世纪有短暂的放缓甚至停滞，但长期来看，它们的经济不仅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在过去三四个世纪里的平均发展速度也很快，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 如果把确立宪政的国家和没有确立宪政的国家做一下对比，差距就更加明显了。中国在公元1000年，甚至公元1500年时，和西欧国家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从1000年450元到1950年的448元，在95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GDP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中间曾经上升到了600，但后来因为制度安排，20世纪的战争等，我们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印度的发展也非常缓慢。可能有人会提出，印度1950年以后，在某种意义上也建立了有限政府，成为了民主政体，为什么印度的发展还这么缓慢？一种解释是，50年的观察时间不够，印度的发展潜力还没有体现出来，可能需要一个世纪或者更长时间；另外一种解释是，宪政是发展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因素，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有了宪政，其他因素不具备仍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当然，还有更多没有宪政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反例，比如新加坡和石油国家。但是，我认为，新加坡的发展只有几十年的时间，维持现在的政体，它能否持续发展一个甚至几个世纪，还是个未知数。 从对实现宪政和没有实现宪政国家经济发展的简单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实现了宪政的国家经济都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发展速度在几个世纪里，相较于非宪政国家也比较高。当然，这仍是粗线条的概括。我们可以详细看一下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例子。 很多人认为，工业革命是英国经济起飞的重要体现。人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 学术界对此有很多争论，历史学家彭慕兰认为，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地理因素。在他看来，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煤矿资源接近其人口居住中心，这对于工业革命所需的大量钢铁生产非常重要；同时，欧洲国家在美洲开拓了广阔的殖民地，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正是这些能源和原材料使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成为了可能。而另外一位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最近写了一本书，他指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中国、日本、印度等的重要原因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就出现了富裕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但是他还需要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前，英国就出现了这样的中产阶级？我看了他的材料，如果这些材料可靠的话，当时英国的教育水准确实是远远高于中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他还说，中产阶层的价值在文化和基因方面的迅速传播为其技术革新奠定了基础；尽管中国和日本在“工业革命”之前并非完全停滞，但两个因素阻碍了它们的工业革命契机：一是1300-1750年间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增长比英国要快很多。但这个理由不免让人们提出疑问，为什么人口的增加会阻碍发展，人口是负担吗？长期以来，“计划生育”等政策暗含的一个假定就是：人口是负担，人口的增长会阻碍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但有些人可能认为，人口不是负担，反而是繁荣的条件。因为，如果每个人创造的财富都至少足够自己消费的话，那么他（她）创造出的更多的财富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有人认为“计划生育”是不必要的，或者说“人口越多，社会越不发达”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假如每个人都像比尔·盖茨一样，人越多越好。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克拉克提到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和日本的人口生育制度使得富裕人家的繁殖优势比英国要小，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比较平等，而平等的社会不利于有钱的家族发展。 彭慕兰和克拉克的研究都遭到了一些反驳，有人认为他们忽视了英国与其他国家制度等方面的重要差异。不少学者指出，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作用不可低估。尤其是1688年，英国发生了政治和法律上的革命后，确立了分权制衡原则，建立了第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这种有限政府的确立迫使国王做出可信的承诺，司法得以独立，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财产权得到良好的保护， 而这使人们有信心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并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这是诺斯和温加斯特，还有奥尔森的解释。 另外，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塔洛克曾经说，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的宪政变革使得整个社会中的寻租行为受到了遏制。他发现，在1600年时，英国与其它大部分国家没有根本区别，整个社会中弥漫着寻租现象，而经过以“光荣革命”为标志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之后，寻租行为在英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制。而这种对寻租行为的克服以及对垄断和管制的削弱构成了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主要原因。塔洛克早年在中国做过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他来到中国后，非常吃惊，因为他觉得这里的老百姓都非常勤劳，但这个国家却如此落后。他后来发现，这个社会中最有才华和能力的人不是在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而是耗费大量时间在寻租上，比如，想办法获得城市户口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它既解释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也回答了中国的问题。 以上是英国的情况，另一个例子是美国。18世纪初，美国还是殖民地的时候，经济相当落后。但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其发展速度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尤其是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次大战之前，一个半世纪里，她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并且，美国当时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中国。刚独立时，美国只有300万人，到1790年，增至450万人，而到1920年猛增到1.14亿，翻了25倍还多。但在如此高的人口增长率下，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仍然达到了2.5%。像美国这样，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持续发展的例子，非常少见。 [...]
何谓爱国者 萧瀚 在 解放军 测绘学院 讲演
何谓爱国者 萧瀚 在 解放军 测绘学院 讲演 Original source: 作者：蓝无忧 昨（11月1日）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做题为《何谓爱 国者》的演讲，在场许多军校学员肺都气炸了！大家纷纷要麦克风，与萧瀚先生展开面 对面的观念对峙，严肃驳斥！ 昨下午六时许，来到测绘学院门外，先找了个地方吃东西。要了一碗炒刀削面，上 来竟然是很大的一盘，味道尚可，风扫残云般吃完。此时下起了微微小雨。在门外等候 ，与几位朋友会合后，一同入校进礼堂。 测绘学院原来是一所副军级院校，后来和其它学校合并成正军级的解放军信息工程 大学。军校邀请一个以叛逆著称的学者做演讲，的确令人遐想。小礼堂大概可以坐三百 人，学员占了绝大多数，也有少数如我等的社会人士。 礼堂前方打出横幅，是“测绘学院团委‘成才、成人、成德’人文素质讲座”，可 见学校是尊崇萧瀚盛名，请来做人文素质讲课的。来之前，我把萧瀚先生最近两篇论政 改的微博体论文打印若干份，给一些朋友传阅。 今天来的除近来读书会常相与的朋友，还有较长时间没见的W兄。W兄有种神秘感，见识不可谓不透彻，而游离在官民之间。W兄看过萧瀚先生《论政改》等文，并说给萧瀚先生带了一束花。 趁还没开始，我起更衣，在门外问卫生间在哪，一位年轻学员竟把我领了去。他面 容清秀，态度谦和，问我是不是读书会的，又问学生可否参加。我勉励其多看书。我意 军校不同他处，不免警觉。但应是多心了。 7：30，萧瀚先生入场。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他。我为观人气象，特意坐到了最前 边的第二排。萧瀚先生容貌清隽，面带笑容，身姿轻盈。全体听众以雷鸣般的掌声表示 欢迎，并献花两束。 昨晚萧瀚先生演讲内容，参见他此前同名文章《何为爱国者》。我接着叙述现场故 事。 讲台上有座椅，但萧瀚先生扶案而立，自始没坐。答谢后，看表为19：37，笑道： ”按照国际惯例，我只讲四十五分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同学们提问。这样算来，我20 ：20分不管讲到哪里都结束。“ 萧瀚演讲和风细雨，不疾不徐，内容即《何为爱国者》所述。略谓：国民利益和国 家利益相辅相成，而党权利益横亘其间，利用并侵害两者。增加党权的爱国者实为爱国 贼。 萧瀚先生温文尔雅、说话必带笑。学员则都比较严肃。不但我对这些人多大程度听 懂不肯定，或许萧瀚也如此。是以在谈到拆迁的推土机时，特意说：“推土机，还有另 外一种含义，大家肯定知道，本行嘛，坦克。” 萧瀚先生在20：13就以“一切阻止党权利益侵害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人都是爱国 者，一切损害国民利益、增强党权利益的都是爱国不成反成贼的爱国贼。”结束演讲， 不足40分钟。 我颇感意犹未尽，不似秦晖老师演讲那种酣畅淋漓。萧瀚先生的这场演讲和他的身 姿一样很轻盈，很灵动。随即，提问互动环节开始了。此后发现，这才是真正的精彩之 处。 “萧瀚老师您好！请问您是否主张推翻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我一惊， 回头看，原来是后排一个敦敦实实的学员。包括萧瀚先生在内，大家似乎都楞了一下， 随即还鼓了掌。那学员又表述了一遍类似的意思。 我和朋友都兴奋起来，没想到学员一上来问得这么犀利！但我打量后，对友人说： “也许他是个探子。”萧瀚先生仍面带笑容，从没有制约的权力一定是混蛋来解答。但 那学生再次道：“请明确回答您是否支持多党制。” 那学员看上去质朴而坚定。质朴可能是其出身，而坚定大概来自信仰。我感觉他像 主旋律军旅、战争题材中的正面形象。在几次追问后，萧瀚先生类似一字一顿的说道： “我认为中国未来一定要实行多党制。”我带头鼓掌！ 我注意了一下，在短暂的30分钟互动时间，大概有7个人提问，其中有一个是身份不明的 [...]
萧瀚 先生 西北政法 讲座 受阻记 作者：谌洪果 [Martin Chu] posted here for 历史的见证
萧瀚 先生 西北 政法 讲座 受阻记 作者：谌洪果 2010-11-10 Original source: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国西北部的法学重镇西北政法大学里面。我把它记录下来，只是为了做一个 历史的见证。 从“申博”风波到“被就业”风波等等以来，尽管西北政法大学这两年有些流年不利，人心涣散，似乎早已不像一所真正的大学，但至少在我自己的课堂上，在我自己通过各种方式与学生“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我还在捍卫着这个学校的荣誉和尊严，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我喜欢一方讲坛，喜欢就这样默默耕耘。我爱学生，希望他们能在大学里健康阳光地成长。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对一些学生的压力和误解让我愧疚，让我感到有责任为他们分担一些苦恼，我本来已经和校方妥协不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我不在乎个人的影响，也不会开学术的玩笑。说实话，这次和我谈话的各位领导，平时对我都关爱有加。所以，我诚恳希望他们能理解我出于公心的行动，我对我的文字负责。同时，我也要在这里旗帜鲜明地对那些在学生面前颐指气使惯了的西北政法团委的个别老师说，我理解你们奉命行事的难处，但你们真的不必拿着鸡毛当令箭，来训斥学生，甚至让学生“政治正确”。做人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人，尤其这是一所大学，你我都是为学生服务的，没有资格高高在上。 原定于2010年11月8日晚请中国政法大学萧瀚老师到我的课堂上做个讲座。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增加学术的气氛。同为法学教师，我对萧瀚的敬业精神一直很佩服。尽管我不一定赞同他的一些观点和判断，但这无损于我们在学术层面和个人友谊方面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交流、开展教学合作等。我相信萧瀚和我一样，都是“无组织有纪律”的人，即不参与任何组织，不拉帮结派，不搞什么集体运动，只想做个体的公民和个体的学者。但我具有法律人认理守法的底线，我认为纪律性的东西需要公开化明确化规范化，我们的行事判断都应从自己的良知出发，而厌烦什么阴谋论、宏大政治抱负的东西。这仅仅是我自己的理解。 请别的学者讲座，在大学里本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想到却在西北政法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下面是简要的过程： 11月5日星期五下午4点，我正在给学生讲课，突然收到教务科的紧急电话，没办法接；随后收到负责老师的短信，说本来为讲座申请的另一个教室不能用了，因为多媒体有问题。我感觉实在蹊跷，下课后便去问相关人员，那位熟悉的善良的女负责人告诉我：谌老师，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不能用教室了，我也没办法，我很难呀，我不能告诉你是谁下令的。我对她说，我们都是平等的，我理解你，没事，我只是问问而已。 随后我短信得知萧瀚那边所在学校也希望他不要来西北政法讲座（但萧瀚拒绝了）。 下午6点左右，我所在学院一位副院长和我谈了情况，说这次是校党委书记专门指示，昨晚就开了紧急会议并开始追查是谁请萧瀚来讲座的。全体领导都出动了，很紧张，他传达意思要我叫萧瀚别来了。我说我得先搞清楚明确禁讲的理由再说。 晚上8点多，我所在的学院党委书记及教研室的党支书在外教楼一个会议室和我喝茶约谈，再次转达上面指示，劝我最好让萧瀚别来了。我说，你们很了解我对教学的认真和为人的原则，我不能不明不白地就取消这个讲座。这样对朋友也不合适。 就在谈话过程中，帮忙贴这次讲座海报的某学生社团的一个小女孩带着些哭腔给我打来电话，说团委的老师把她狠狠训了一顿，要求“交代”来龙去脉，并撕去相关海报。女生很害怕。我告之让她别担心，你不过是帮忙贴贴海报而已，与你没任何关系。团委这些老师在学生面前的工作态度总是这样，不要放在心上。 晚上10点半左右，在外地出差的学院院长给我打来电话，但我因为已经休息，所以没接上。第二天得知也是奉校长书记之命让我别让萧瀚过来讲座了。据说当晚“上面”有人过来专门查问情况，随时汇报。 11月6日星期六上午10点左右，学校一位主管副校长召开有保卫处、宣传部、科研处和一些院系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传达有关萧瀚不能来学校讲座的精神。他肯定了学校学术讲座的确不多，洪果推动这种讲座本是好事情，但这次是政治“大局”，所以要服从，不能进行。随后指示刑事法学院的书记、副院长以及科研处处长兼校长助理三位老师中午专门和我吃饭，劝说不要萧瀚来的事宜。我再次理性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和主管副校长及负责团委学生工作的校副书记谈话。 11月6日晚上8点，和学校主管副校长在他的办公室谈话，陪同的有刑事法学院副院长。据说之所以没叫上主管团委学生工作的校副书记，是因为担心我和他沟通不好。副校长这次说得很严厉，表达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说也许我并不了解萧瀚做过什么。我强调说我只关心公开言说的东西，我只关心学术。他严肃给我指出，西北政法自从申博事件以来，省教育厅很不满意；最近陕西发生的上街事件也让上面压力很大，所以这次让我不必添乱，顾全学校大局。我说，我是最顾全大局的人，在高校顾全学术就是顾全大局。申博是否得罪教育厅，完全是领导之责，与我这个普通教师实在扯不上关系。为那种事上街我也从来是反对的。他说下午省维稳办人员也通知决不能让萧瀚进入西安。而且他如果来，想走就不那么容易了。校长并表态，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萧瀚进入西北政法课堂。我回答说，言重了，到底能用什么野蛮的手段？难道将人从堂堂文明高校教室拖出去？我并表示，我不懂得什么阴谋论，行事从不拉帮结派，也不懂政治。但我懂大局，也理解你们的难处，希望互相体谅，我会劝萧瀚不来西安，但既然我错了，我希望知道错在哪里，希望不影响今后我的教学工作和学术交流的顺利开展。我并且希望他批评团委那些对学生态度恶劣的老师，甚至要他们向学生道歉。 11月7日星期日，在我已经通知萧瀚不用来西安后的下午，校方再次电话问我确定萧瀚不来了吗？我说，放心吧，不来了。对方松了口气。我想我也不用再操心这事了，周一晚上可以正常上课了。可是没有想到…… 11月8日星期一晚上，我的300人《法律与文学》课堂，按正常我于7点30分到教室上课。刚要开始授课，门口出现三个保安，一个系头头模样。我开门问干什么，一人反过来质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是我的课堂，准备上课，怎么了？他说是不是有外面人员在这里搞活动，规定不能让外人进来。我说，怎么不能？我上课还需要你们管？然后开门出去对他们说：“进来吧，欢迎你们进来听课，公开开放，没问题，进来。”结果他们三个连声说不用不用，然后又探头探脑看了看旁边教室，悻悻离开。我不禁有被不信任的受骗的感觉。 The product is advised and prescribed for men who experience it. lowest price levitra It helps to increase the blood circulations in the organs of reproduction and after that [...]
北大教授 夏业良 遭举报 by 陈苏 [转帖]
[转帖] 北大教授 夏业良 遭举报 by 陈苏 source: 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说他在授课过程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学院领导表示不知情。与此同时，夏业良教授说，他的人身行动自由最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夏业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领导找他谈话，说有学生反映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解释说，在讲课过程中他谈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专利发明数量上的差别时，提到台湾，引发了一些误会。 *因台湾而起的反党帽子制作过程* 他说：“我当时列举了很多国家，我说：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台湾、芬兰、比利时等，我当时想说的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但在专利数量上还不如一些小的国家。如果严密一点讲的话，应该讲‘小的国家或者经济体’，但是由于讲课时不是能像念书那么准确，加上‘经济体’这几个字。但是大家都知道，凡是学者，经常看国际论文的，在很多国际组织公布的资料里面，台湾都是被列入国别里面的，一长串的名单，没有说台湾是个地区，把它单独列出来。” 夏业良说，每年有大批中国学者到海外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场合，没有人公开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讨论各种话题时，台湾往往被列入这样一个名单的行列里。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哪位中国学者立马站起来，抗议这种国际间已经习以为常的把台湾列在国家名单里的做法。 但在夏业良的课堂上，当时就有两个人站了起来，打断了他的授课。他们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夏业良当时停下讲课，向这两个人解释了一下国际间的通常做法。他说，看来他们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 *北大90后新生令教授震惊* 夏业良授课的对象是北大一年级新生。他说，当时上的是开放性的大课，去听课的有400人左右，其中应该有他的270名学生，其余的都是来自其他院校的大学生，也有看上去3、40岁的中年人。 夏业良教授说，他并不认识当时站起来打断他讲话的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学生还是外来人员。不过，夏业良说，领导表示是学生反映的情况。他说，这令他非常震惊，因为他在北大讲课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有学生告他讲课言论的情况。 夏业良说，能考到北大来的学生都是全国各地所谓的状元，但这批90后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的成长求学过程是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度过的，除了考试，他们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学习独立思考，培养健全的品格与人格。 *中国特色：学生告老师思想有问题* 学生告老师，给老师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在中国的学校中时有发生。近年来比较轰动的一起发生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该校人文学院的杨师群教授在讲课时的言论被某些学生视为是“反革命”。据杨师群本人两年前发的博文说，学生把他告到上海市教委与上海市公安局。 These counterfeit drugs are sold at very small costs. http://djpaulkom.tv/the-k-o-m-s-rolls-royce-playlist/ viagra cheap prescription Sometimes you may get prone to wooziness, head ache, stomach cramps, nausea, and sickness. online prescription for viagra Chain smokers cialis tablets 100mg [...]
資料間 隱含關係 的 挖掘 與 展望
資料間 隱含關係 的 挖掘 與 展望 沈清正、陳仕昇1 高鴻斌、張元哲、陳家仁、黃琮盛2 陳彥良3 1.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博士班 2.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3. 中壢市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Tel: 03-4267266, Fax:03-4254604, e-mail:ylchen@im.mgt.ncu.edu.tw 有關本文各事宜，請聯絡陳彥良 摘 要 資料挖掘指由大量資料中擷取出有價值之知識，亦即將資料轉換成知識的行為。這些資料包括一般交易資料或多媒體資料，而知識則是資料間隱含關係的具體表達與呈現。因為資料挖掘能協助企業取得知識並創造競爭優勢，故引起廣大的重視，也促成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系統或雛形的發展，而成為一個快速成長的領域。因此要在短短的文章中提供完整廣泛的研究現況回顧與展望是一個極困難的目標。故本文從資料庫研究者的觀點，對於最近發展的資料挖掘技術提供一個合理廣泛的報告。對於目前現有的資料挖掘方法和資料挖掘系統，本文根據〝資料間隱含關係〞的不同，提出了八種不同的資料隱含關係類別，分別是資料關聯性、順序性、結構性、週期性、類似性、有趣性、個人性、合用性，對每一種資料關係，我們將介紹其定義、應用狀況、研究現況和其研究展望。本文除了可幫助讀者了解資料挖掘領域的現況外，也提供了有用的資料挖掘分類並介紹了資料挖掘的比較性研究。 一、 序論 近來，資料產生和資料收集方面的技術有非常快速的進展。許多商業產品廣泛使用了條碼、許多企業和政府的交易皆已電腦化，這使得電腦成為資料收集的主要工具，也因此產生了大量的交易資料。同時，數以百萬計的資料庫正被使用在企業管理、政府管理、科學和工程的資料管理和許多其它的應用上。因為資料庫能力的提升，讓資料和資料庫產生爆發性的成長，如何能有智慧且自動的將資料轉換成為有用的資訊及知識，便成為資料庫應用的前瞻目標，所以資料挖掘逐漸地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資料挖掘指由大量資料中擷取出有價值之知識，亦即將資料轉換成知識的行為。這些資料包括一般交易資料或多媒體資料，而知識則是資料間隱含關係的具體表達與呈現。對於目前現有的資料挖掘方法和資料挖掘系統，本文根據〝資料間隱含關係〞的不同，提出了八種不同的資料關係類別，分別是資料關聯性、順序性、結構性、週期性、類似性、有趣性、個人性、合用性，對每一種資料關係，我們會先介紹其定義，接著再談到研究現況，最後談到研究展望。 二、 資料關聯性 資料關聯性之研究即挖掘關聯規則(association rule)，是最重要的資料挖掘問題之一。它的目的是要從銷售的交易資料庫中，發現項目(item)間的關聯。若在許多交易中，我們發現某些項目的出現會引發其他項目的出現，這樣的關聯關係，即可以用關聯規則的型式加以表達。例如：牛奶麵包。 在探討關聯規則的挖掘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最小support和最小confidence的概念，最小support界定一個規則必須涵蓋的最少資料數目，最小的confidence則界定這個規則的預測強度。規則的support和confidence可以評估規則是否有趣，當挖掘演算法所找出的規則滿足使用者訂定的最小support和confidence的門檻時，這個規則才算成立。 傳統的Apriroi關聯規則挖掘演算法 [5]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找出所有超過最小support的項目集合(即大項目集合large itemset)，第二階段再從大項目集合找出關聯規則。其中第一個步驟決定了整個作業的效能，它佔了作業的大部分時間，所以在探討關聯規則的挖掘時，均將焦點放在如何有效率的找出大項目集合，這方面過去所用的改進方法有使用hashing技術 [53]、使用sampling方法 [74]、使用Partition資料庫的技術 [64]、使用closed itemset lattice [57]、使用item clique [42] 及使用FP-tree [34]。 關聯規則有許多種類，不過我們大體上可以將它分成以下三類[33]： 1. 以屬性值的型態為基礎： 如果我們所關注的只是item是否出現，這種便稱為布林值的關聯規則(Boolean association rule)，例如「牛奶麵包 (support=2%,confidence=60%)」即屬於這類關聯規則。如果我們也一併關注item的購買單位數，這種便稱為有重複項目的關聯規則(association rule with repeated items) [...]
百年前后 的 中国 悲剧史 惊人相似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must read]
百年前后 的 中国悲剧史 惊人相似？ by 熊飞骏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从武昌兵营的那次“擦枪走火”至今，一百年过去了。一百年间，我们制造了人类世界亘古未有的文明灾难，仅三年人祸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就比2200年皇权中国在和平时期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中华文明不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相反还在原来的位置大大倒退了一步。 当历史老人重新踏上“百年门坎”时，明眼人吃惊的发现，中华文明列车又倒退回辛亥革命以前的困局，已经犯下的历史错误和即将犯下的灾难性错误居然惊人相似。 百年前当局企图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拒绝政治体制根本变革的前提下给经济松绑，三十年间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奇迹。 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中国号称世界第六大海军强国亚洲第一大军事强国，北洋水师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撮尔小国日本的海军实力则极为勉强地屈居十二位…… “一条腿走路”的半吊子改革从来都是好景不长。三十年的“泡沫盛世”一过，中日海军在黄海进行历史性决战，号称世界第六大海军强国的中华帝国，竟被力量居屈十二位的撮尔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东方无敌舰队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军港全军覆没。最后的日子来临时，中国官兵居然没有按海战惯例凿沉剩余舰只，而是率领军舰向日本帝国投降？ 用先进武器和落后体制武装起来的旧式军队，在碰上落后武器和先进体制组建起来的新式军队时，令世人震惊的丢脸失败自然命中注定。 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自此灰飞烟灭！ 中日甲午战争是“体制之战”，现代民主宪政体制显示出的巨大优势，是传统的官僚专制体制无法比拟的。所以 只变革经济体制不变革政治体制的“一条腿改革”注定死路一条。在沙堆上建造摩天大楼，最终轰然倒塌的结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楼层越高跌倒声越响亮！ 经济领域的南柯一梦还不是致命的；政治领域的倒行逆施则无可救药。 太平天国邪教暴动和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差一点就把大清帝国送进了坟墓。逆境使人明智，在满清权贵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统治者灵光一闪及时下放政治权力，让汉族精英参与军务，通过笼络汉族后起之秀，重用汉族军政精英共度难关，使清帝国得以绝处逢生。 慈禧太后虽然大搞特权，但脑瓜并不糊涂，深知满贵老革命已暮气深沉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重用汉族后起之秀是清帝国得以苟延残喘，老革命能够继续特权享受的不二法门。因此垂帘听政期间继续延揽汉族人才，重用汉族军政精英来主宰大局。 太后虽然精明过人，但毕竟是急功近利的“政客”不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了维护满贵老革命高高在上的特权，在中华命运的关键时刻棋错一着，对主张政治变革的汉族维新志士亮起了“自杀式”屠刀，把有望使中国短期赶超日本；同时令皇室光芒永驻，使满清权贵浴火重生并晋升为绅士贵族的戊戌变法扼杀在血泊之中。前进的车轮自此嘎然而止，此后开始连环大倒退。汉族后起之秀的政治晋升大门开得越来越小，官二代红二代垄断了政治经济的各要害部门。 慈禧太后万寿无疆后，新上任的统治者比她走得更远，居然在中央政府搞起了清一色的“太子内阁”，各主要部门全是满贵红二代的天下。唯一的汉族布衣宰相袁世凯虽然年不过五十，却以“身体不好”为名勒令回老家退休去了。 “太子内阁”自然熟悉并醉心于老子们打江山时期的极权独裁老套路，由开明专制倒退回高度集权，各省汉族自治机构的有限自治权自此不复存在。 红二代外围后起之秀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由政权的拥护者变成唯恐天下不乱的失意者。 当全国多数精英离心离德时，“太子内阁”终于发现自己坐到了火山口上，一个偶然的“擦枪走火”就赢得了全国的群起响应，红二代的屁股还没坐热，统治大厦就象多米诺骨牌连环倒下。 ………… 特色中国后三十年的困局与百年前清末执政春秋的惊人相似之处，令人联想起不详的因果报应。 史无前例的反智反文明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差一点就把红色中国推下万丈深渊。 经历过反文明运动切身之痛的邓政府果断结束无休无止的“自残式革命”，在神州大地实行“改革开放”，给一大二公的经济松绑。 “改革开放”与“洋务运动”异曲同工，只变革经济体制不变革政治体制，既搞市场经济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为了顺利推行经济改革，邓公也曾不拘一格选人才，大胆启用无老革命背景的后起之秀，胡耀帮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拥有远见卓识和强烈民族责任心的良心政治家。 邓公启动的“改革开放”一样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年后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一条腿改革”一样好景不长，三十年高速发展一过，中国经济步入了难以跨越的瓶颈，只有即时启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绝处逢生。以温总理和刘亚洲将军为代表的体制内睿智官宦对这一困局洞若观火。 中国人太不幸了，体制内的良心智慧力量在关系国家命运的时刻总是处于难以扭转的劣势。智慧官宦的声音很难赢得决策层的共识。 结果中国经济不但没有顺利越过瓶颈，相反沿着豆腐渣高铁奔向灾难性“追尾”。 以房地产为龙头的浩大钢筋水泥工程，将成为中国经济“追尾”的重磅炸弹，除了进行大刀阔斧政治体制改革外根本避不过去。 号称GDP世界第二的中国泡沫经济，将在三年内被房地产钢筋水泥工程压垮？和百年前的洋务运动一样以彻底的悲剧收尾。 经济领域重蹈覆辙，政治领域也难免旧病复发。 和华盛顿式的伟大政治家相比，邓公一样存在一个悲剧性的距离，在实现经济的“改革开放”之后却无法完成自身的“改革开放”，在中华命运的关键时刻陷入了和太后当年一样的困扰。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红色中国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在政治上开始了大踏步后退。燎原烈火样的腐败和无所不用其极的特权像两颗政治毒瘤，把特色中国一步步推向百年前的灾难陷阱。 恐怖的是当局依然浑然无觉，就算发觉了也无必要责任心力挽狂澜，依旧在火山口继续高速发展和“中国世纪”春秋大梦。政权已沦为官二代红二代独享的禁脔，后起之秀越来越远离权力中心，由不满抱怨一步步走向绝望愤怒。 很有意思的是事隔一百年，当局连犯错误也几乎一模一样。一百年前清政府在最后时刻玩红二代集权，皇族内阁出台，长期以来维护统治的汉族地主绝望离心，所以一旦天下有事（只是一位士兵的枪走火）就导致铁统江山忽喇喇似大厦倾。 今天“唱红”成功了，“打江山坐江山”了。基层”官二代“早已接班，上层“红二代”也盯紧了2012。一旦2012成为“红二代”的天下，那“代表”以来组成的统治联盟就会分裂，天下就等着下一个“擦枪走火”了。 中国将深陷下一个悲剧轮回？ 很可能是一个无法东山再起的悲剧轮回？ 天佑中华！！！ 二0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2011/11/29 发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Dear reader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