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 Chu says: 马习会在即, 中华民国总统 马英九 先生 and 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先生 what should they discuss and communicate!

中华民国总统 马英九 先生 将于11月7日赴新加坡与 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先生 会面. What message should President 马英九 communicate to 习近平先生? Martin Chu say the following points should be clearly passing along to 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先生. (1) 國家和民族利益高於政黨和團體以及個人利益. (2) 破壞容易,建設難. 嫌隙易生,融合難. 放棄容易,堅持難. (3) 一將功成,萬骨枯 強摘的果子不甜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4) 職位和權力越高 就責任越大. (5) 絕對權力必然造成絕對腐化 民主, 法制, 是國家長治久安之道, 古來治世民為天! (6) 事有緩急輕重 任務有大小輕重不同 民主 法制安穩轉型 要有方法 方向 [...]

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Martin Chu say 走向共和

《新史記》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by 嚴家祺 ——兼談習近平的『中國夢』 Posted on 2014-7-11 in http://blog.boxun.com/hero/201409/yanjiaqi99/4_3.shtml 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新史記》2014-9 by 嚴家祺 政治的簡單和複雜 中國問題,與伊斯蘭世界問題、國際金融問題相比,看起來很複雜,實際上很簡單。一個運動,有許多『行為主體』參與,不知道它的規律性,無法預測它的變化,這就是複雜現象。地球绕太阳运行,古代人感到複雜,現代人知道,它不過是一個简单力学系统中的简单周期运动。如果让地球绕两个太阳运行,地球的運動就非常复杂,就像一只被无数只脚乱踢的足球。實際上,這樣的『三體運動』,每一個『行為主體』都不是『人』,不會『自主運動』,仍然严格遵循力学规律。這時,複雜運動的原因還是十分簡單的。 中國政治,『行為主體』不是地球、太陽那樣的不能作『自主行為』的個體。政治是人的行動,由於『人』具有『自主行為能力』,政治現象就比物理世界的現象複雜得多。 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影響力不等於權力,影響力可以轉化為權力。只有權力,才能推動大大小小的『政治行為主體』的運動,造成千變萬化的政治現象。 中國國內外的舞台明星、著名作家、評論家、海外民運組織、對這種『多體運動』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中國政治來說,都不是『行為主體』。網路上的『大V』,有影響力,也不是『行為主體』。就是像今天中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他不表現出任何『自主性』,不是『行為主體』。在胡錦濤當政時,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都是近於『獨立』的『政治行為主體』,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表現了『多頭政治』的複雜性。在歷史上,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和同盟會,對當時中國政治來說,並不是『行為主體』。今天我們是從『後面』看孫中山的,都知道孫中山的大名,他在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後一年,從夏威夷到美國大陸發展他的『民運組織』,從舊金山跑到紐約,一無所獲。1907年海外民運的『大分裂』,主要是孫中山在日本以『革命』的名義籌款籌到一萬兩千日元,離開日本時,只給《民報》留了兩千日元。章炳麟譴責孫中山(當時叫孫文)『挪用公款、背棄革命』。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他提倡『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影響力不是權力,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在美國丹佛市,他是在報紙上看到武昌起義消息的。武昌起義爆發後二個半月,孫中山才回到中國。當時的清政府,把國內的每一次起義和『群體事件』,都歸咎於孫文、黃興這樣的『境外敵對勢力』。這樣,孫中山的影響力就轉化為權力,孫中山回中國一個星期,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中國歷史上有『大一統』時期和『分裂割據』時期,『分裂割據』時期是許多『自主作為主體』作『多體運動』的時期。 今天中國的政治,與1916年袁世凱稱帝後死後十年的中國、與中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共產黨、汪精衛關係和國共內部複雜派系相比,是十分簡單的。今天中國政治的『行為主體』除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外,地方長官、野心勃勃的軍事將領、權貴集團,持續幾天到幾個月的『群體事件』,是大大小小的『行為主體』,大多數『行為主體』沒有完全的『獨立性』,李克強、王岐山總的來說,是隸屬於習近平這一『行為主體』的,沒有形成複雜的『多體運動』。 我說這些,主要是為了說明,研究分析政治現象,要分析政治體系和政治體系中的主要『行為主體』。思想可以產生影響力,但不是權力,沒有『行為能力』。美國的價值觀、民主法治的理念,可以產生影響力。對中國來說,把『美帝國主義』、『境外敵對勢力』拿來分析中國政治,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欺騙』和『自我蒙蔽』,大清王朝在滅亡前,沒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把所有『動亂』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孫文、黃興,不能挽救王朝的滅亡。今天的中國也一樣,把西藏出現的問題歸咎於達賴喇嘛,把中國其他地區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無助與解決中國本身的問題,因為即使沒有美國因素和海外民運的因素,中國只要維持它的古老的『王朝體制』,中國的根本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用『行為主體』來分析中國政治和國際政治,錯綜複雜的政治現象就可以看到它的簡單的、規律性的方面。 三種政治秩序 經濟體系有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自作自給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要是經濟體系問題,當然,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還是意識形態。君主制、共和制、專制、民主是政治體系問題。專制政體可以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結合,十九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二十世紀的希特勒德國和鄧小平後的中國,就是這樣。 專制、民主的政治體系都有許多具體形式,現在英國、加拿大、日本是君主制國家,君主是沒有多少權力的『國家元首』,君主立憲,是一種走向民主的途徑。中國、朝鮮、伊朗名義上實行共和制,實際上,政治還是古老的專制制度。 我在這裡,談一談『政治秩序』概念,談一談『政治秩序』與『專制』、『民主』的關係。 人類社會的政治秩序,主要有三大類:一是『人治秩序』,二是『多中心秩序』,三是『法治秩序』。『人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個體』是在一般情況下是一個個『人』,有時會出現一些有『自主行為能力』的『群體』。『多中心秩序』的『個體』主要是一個個『團體』或『群體』。如『武裝集團』、『軍閥』、『割據性政權』。1648年至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全德分裂為幾百個小邦,還有許多『帝國騎士領地』,這時的德國,各個小邦的秩序是『人治秩序』,而德國處於『多中心秩序』狀態。這三類以外,還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組合狀態。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始終在第一類秩序和第二類秩序中循環。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和今天的『人民共和國』是第一類秩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金夏、元末、明末以及大清王朝滅亡後『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時間內,是第二類秩序。 在農業佔主導地位、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不可能形成第三類秩序——『法治秩序』,當『人治秩序』無法維持下去時,就必然形成『多中心秩序』,而『多中心秩序』下混戰的結果,最終會回复到『人治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中國『王朝循環』和『分裂割據——大一統循環』的重要原因。袁世凱任『民國大總統』,後來又『稱帝』,死後十年期間,中國政治的『行為主體』,主要是大大小小的軍閥加一個孫中山和國民黨,軍閥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系統,一是北洋軍閥,二是地方軍閥,三是流動軍閥。這一時期中國政治是不受一個『最高權力』控制的『多體運動』的政治,北洋軍閥與地方軍閥之間、北洋軍閥直系與與皖系之間、孫中山和流動軍閥之間,國民黨的不同派系之間,一片混戰。共產黨這時還沒有武裝力量,影響有限,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校長,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1927年後,中國的政治秩序也是『多中心』的,蔣介石、汪精衛、共產黨和溥儀的傀儡政權,形成多個中心。 這種『多中心秩序』並不是中國僅有的,前面談到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德意志土地上有幾百個『中心』。國際關係從來是一種『多中心秩序』。『多中心秩序』會形成『霸權』。我在2006年出版的《霸權論》一書,專門研究這種『多中心秩序』。『霸權』不是『權利』,而是一種『權力』。 不是誰要不要『稱霸』的問題,『霸權』是一種客觀存在,狼在羊群中有霸權,航空母艦在小軍艦面前有霸權。國際社會中的『行為主體』有國家、聯合國、軍事條約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國際關係不是人際關係,『國際法』沒有能力對付不願意遵從『國際法』的國家和軍事條約組織的,不可能在國與國之間長期建立『和諧社會』、『法治世界』。國際關係在和平時期,可以建立像人與人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但國家外交政策可以突然發生改變,出爾反爾,國家沒有人的『良知』。國際社會不是『法治世界』。總的來說,國際關係是多種形式的動物關係,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但為了『國家利益』仍然不斷發生爭奪。[Martin Chu's comment: The above highlighted text is so true!] 人治秩序的起源 人有意志、情緒和理性,意志使人作出行為,情緒是行為的調節器和制動器,理性使行為有目標並能預測後果。『非理性行為』往往不顧及後果。人的群體,團體、企業、政黨到軍隊,也有意志,也能作出行為。有些動物也形成社會,但組織形式只有一種,就是專制獨裁。動物在複雜情況下往往沒有能力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動物社會和早期人類社會沒有什麼法治,只有文明的人類社會才能有法治。 何頻的明鏡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普遍進化論》的書,在這本書中,我探討了從『動物政治』到人類社會政治的進化,探討了宗教和意識形態的起源。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制度——古埃及的法老制度,是最早的专制制度,产生于公元前三十一世纪,距今五千多年。在中国,从夏商周以来,大大小小的王朝,包括分封的或割据的王朝,首领或首脑的权力不受限制,臣民的权利不受保障,也是专制制度。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把『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在广阔的地域中实行了,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專制制度的起源可以在動物社會中找到根據。 对某些动物物种来说,当他们集群时,或被安放在同一『领域』中,会形成一定的『攻击—顺从』关系。社群内部不同个体因而在获得食物、异性等方面有不同的先後顺序,这就是『优势顺序』。社會生物學家爱德华•威尔逊说,『优势顺序』也可以称为『优势等级系统』或『社会等级系统』,『专制是其最简单的形式:一个个体统治类群中的全部其他成员,而从属者中全无等级可言。』这种『社会等级系统』在鸡群、狒狒、猩猩、黑猩猩群体中都存在。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统治形式。 现代人是从远古人类经过猿人(晚期猿人就是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进化而来的。有些动物也有语言,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是,人类的语言中包含有无法遗传的『心因』。早期智人的喉未下降,不能说话。直到十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人种的大脑解剖结构——能产生、存储、重组复杂『心因』的大脑。从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从公元前五万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都沿袭了黑猩猩式的『最简单的统治形式』—— 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人类的专制政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国家形成前和国家形成初期,是没有『制度化』的。专制政治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一群人在一相对固定的地区定居,二是这群人之间存在一相对固定的等级秩序。专制政治下的权力,主要受武力和更高权力的约束。专制政治的核心是,这种等级秩序中存在一个权力不受其他成员限制的『最高权力中心』。这个『最高权力中心』通常是一个人,有时也可以是几个人,胡錦濤時期的所謂『集體總統制』就是專制政治下几个人同時掌握『最高權力』的現象。 在专制政治下,权力愈大,受的约束愈少。权力会增加人的动物性。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的政治行為,表現了強烈的『動物性』,說他們是『大老虎』,就是說他們並不是『人』,而是兇猛的野獸。唐太宗實行『仁政』,是在專制政治下抑制高官大臣動物性的努力。对动物来说,『优势等级』,就是食物、巢地、栖息地、交配机会的优先权以及受到恭维。看一看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世纪教廷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吧,看一看那些首脑——皇帝、国王、哈里发、沙皇、教皇吧,可以說,不顧一切追求权力使人丧失人性,追求绝对权力使人绝对丧失人性。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I hope those people still [...]

扈從+抗衡在國際強權下生存獲利 Martin Chu only agree with this partially!

扈從+抗衡在國際強權下生存獲利 2014.04.16 03:41 am http://udn.com/NEWS/OPINION/X1/8615621.shtml#ixzz2z59wbcyV Original author from ( as shown in UDN.com) 袁鶴齡/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台中市) 沈燦宏/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台中市) 太陽花學運以來,反服貿的學生與民眾提出「退回服貿」的訴求。然而,這種訴求涉及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不同的邏輯,如不先從兩種不同邏輯釐清「退回服貿」的背後意涵,學運所創造出對於改革國內民主憲政與兩岸關係發展的契機,可能瞬間消失或轉變成一種威脅。 從國內政治邏輯而言,國內所有行為者只要不是革命或政變,都會受到政府最高權威的保護和控制。換言之,國內行為者為了自利,權力小者都會儘量採取抗爭的手段,所謂「會吵的小孩有糖吃」,否則只要讓步妥協,利益常會被權力大者所占有。因此,反服貿者主張「退回服貿」,不論其反對理由是「反黑箱」,是反服貿審查違反民主程序,是反執政黨所稱的「利大於弊」,或是「反中國因素」影響台灣,都是以國內政治的邏輯,強調現實主義的競爭手段,爭取或保護自身的利益。 從國際政治邏輯而言,國際間的行為者還是以國家為主,國家之上不再有更高的權威,即所謂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在這種邏輯下,權力大的國家為了爭取利益,當然會多採取競爭的手段,如同上述國內行為者在國內政治邏輯下所採取的手段。然而,對小國而言,除了要利益也要安全,否則若與大國硬碰硬,小者失去國家利益,大者恐威脅到國家生存。換言之,國際政治的邏輯下,小國為了國家利益和生存的兼得,有時候採取妥協合作的「扈從」策略是不得不的選擇,而不是一味採取競爭的「抗衡」手段。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It is not just simply only two way, 扈從, 抗衡. There are also 自立自強 影響對手 應萬變以求贏! ) 因此,反服貿者若只遵循國內政治邏輯,「退回服貿」就是拒絕服貿,甚至要不要與對岸重啟服貿談判已不重要,而忽略了國際政治另一面「扈從」的手段。這種只見權力競爭的一面,而未見制度合作的另一面,對小國的台灣而言,可能獲利未得,即已喪失生存的機會。 為兼顧台灣利益與生存,兩岸服貿協議應置於國際政治的雙面邏輯來思考,即在「扈從」與「抗衡」手段間,或在讓步合作與堅持競爭之間要有所選擇和權變。反服貿者不能只看到中國大陸併吞台灣的野心,認為兩岸簽署的任何協議均有損於台灣,反對任何透過兩岸自由貿易加入其他區域經濟整合。而贊成服貿者也不能只看到台灣與中國大陸經貿交流的「利大於弊」,認為只有透過兩岸自由貿易,才有助於台灣加入其他區域整合。 In case of any doubts, you should talk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ver phone or [...]

论革命和改良——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by 潘晴 Martin Chu said -> A lot of excellent view points in this article!

论革命和改良——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by 潘晴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4/2014 Quoted source from 推动民主革命和倡导渐进改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诉求——即改良派和革命派无法划上等号。中国民主革命——是在中国废除专制,建立起保障基本人权,实行自由、民主、法治,和构建公平正义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这也是一部分坚定的政治人物,在历史时机到来的转折关口,依靠正确的观念,汇集起大多数民众的共识,采用有效的方式组织起各种社会力量,以必要的、突破性的行动方式,打破统治者的“暴力黑哨”规则,来加以完成的。革命既可以用人民“和平起义”(如天鹅绒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但在独裁者诉诸暴力镇压的时候,人民有权用各种方式,包括以强制性手段——即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罗马尼亚模式)来完成。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第四波“颜色革命”浪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本文缘起: 2013年10月6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在美国田纳西州发出“民主革命檄文”。其口号是:“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口号的前半截“改革已死,革命当立”来自国内民运人士的呼吁,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口号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急剧变化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对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是“六四”镇压后,海外民运中革命主张的老调重弹,和对东汉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现代翻版。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来自国内。这说明了,在“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共虚假的“改革”已被人民唾弃,国人已不再寄希望于中共的政治改革。而真正的“变革”——即改变腐朽专制政治体制的革命,已成为民众最强烈的愿望。 从《檄文》发出后各界的反馈来看,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普遍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一部分民运人士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长期反思的结果。更是民运对国内民众抗暴行动和体制内外人士革命呼声的回应。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对推动“民主革命”当仁不让的政治承担。 笔者作为田纳西会议的参与者和《民主革命檄文》的发起人之一,对此口号有清醒地认识和理解。并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当今变革时代中最重要的政治表述。历史已证明,不到无路可走,人们绝不会轻言革命。如今,统治者已明确拒绝政治变革,并公然对人民“亮剑”。因此,国人将视野再次投向“革命”,只能说是被逼出来的。这也表明了,这个“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已危机四伏、败象毕露了。 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在10月21日于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第六届年会》上,作了“论革命与改良”的专题发言,就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会中又与一些参会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在如何看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从会议各方面的反应来看,革命的话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北美开会回来后,一些关心“革命”话题的朋友与我交流,催促我将相关思考整理成文字。这些建议即反映了朋友们不言而喻的“革命热情”,也合乎情理。好在多伦多大会发言时,我有一个简要的文字提纲,根据大会记录再做一些补充,基本上可以完成“这项任务”。而这些想法,原本是希望和韩连潮先生以及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朋友们当面讨论和商榷的。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只好选择用文字的方式来完成了。 更重要的是,“革命”这个话题对于民主运动来说,是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思考的。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话题,以探寻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这篇文章只是个人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欢迎韩连潮先生和朋友们批评指正。 正文如下:(根据多伦多会议发言记录整理,并作了相关内容的补充) 感谢大会主办方给我选择了“引领变革”的发言主题,不过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谈谈革命。三天会议下来,大家都已经很累了,其实我本人也很疲惫。不过也许革命的话题带有火药味,比较刺激,可以让各位“脑力激荡”一下,兴奋起来。加上会中我和李伟东、高健、叶宁、汪岷等人交流过,认为革命的话题必须要谈,有些重要的概念需要澄清。既然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者,看来“这一炮”只能是由我来放了,希望各位谅解。 一、概念: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 自辛亥革命之后的百年以来,革命一直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人从欢迎革命话语到迎来一个接一个噩梦般的革命后果,如今已对革命的话题谈虎色变和充满恐惧了。这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实行专政的憎恶,同时也表明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对革命话语观念上的误解和看法上的歧义。这说明。在大变革时代来临之际,首先需要的是对革命概念的澄清,即在观念上消解对革命话语的误导和错误理解。 因此,重新梳理革命话语,正确解读和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概念,对中国民主运动来说,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实在是被中共的“革命”搞怕了,以至于一听到“革命”,就以为是又要“打土豪分田地”和“杀人放火”了;一谈起“革命”,就联想起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图像。今天,当我们提出民主革命(即宪政革命)的主张时,就必须对革命的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同时,也需要对改良在政治上的定义作出说明。 革命一词,在社会学以及日常口语中,通常表示一种极端的、常常带有暴力的、对现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社会性变革(颠覆)。【1】一般而言,“革命”表示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在政治学上经常出现的与“革命”相对的概念是“改革”——即改良。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而后者则是指体制内较大规模的修改。【2】 英国政治学家海伍德认为:“革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周期性的变换(来自动词“循环”),正如1688年英国所谓的光荣革命是对“正当的”政治程序的恢复一样。【3】 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是:“是包含超出法律范围的大众行为的群众起义,它们通常(并不必然地)带有暴力的色彩。这就将革命与武装政变——小团伙摄取权力的行为区分开来。革命不同于造反和叛乱,因为革命导致根本性的变革——即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与纯粹的统治精英的更换或政策的变化并不一样。”【4】 如果人们同意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我们即可以这样认为:民主革命究其实质,是指对专制制度进行政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必须是有利于保障自由、人权和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因此,中国民主革命——指的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革命。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不是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可以被称为革命(如中共所谓前30年到后30年的变革),以及是否以暴力手段达成变革目的(即是否流血),也不能成为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标准。在判断一系列变革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对其目的——即是否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检验,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和当今世界民主潮流下的颜色革命或和平革命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改良improve,一般意义上,是指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或得到改善。【5】 改良主义Reformism 是相对激进革命而言的。其主张在现有架构和基础上渐进演变,逐步进步,反对激烈变革,反对疾风暴雨式的推翻现有架构,重新构造新架构的革命。主张在保存现有制度相对长期不变的条件下,实行逐步社会改良的一种政治思潮。【6】 社会改良migliorare(意为改进),持该论点者旨在通过一系列温和民主的措施而非剧烈变革,从内部来改进社会制度体系——即在维持现存社会结构本质的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作渐进的、局部的变革。社会改良旨在完善和调整现存的社会结构,通常在社会体系中是由上而下地实现的。【7】 从上述对革命、政治革命,和改良、社会改良的不同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判标准:即革命是超越统治者所制定法律范围的民众起义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良是指不触动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渐进的、局部的变革。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客观地将革命与改良的分野确定下来。 一般而言,改良在政治领域是统治者的话语专利,而不是政治反对派的话语权利。如果将改良的概念扩展到民间社会,如将“公民维权运动”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笔者发现,虽然这些民间抗争有着社会的广泛参与以及同情和支持。但严格地讲,这并不等同于改变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也很难为它贴上“改良主义”的标签。因此,我们只能将其称为:在专制统治下争取公民权利的民权运动。 进行了上述概念的澄清之后,对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深入探讨才有可能。而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即使以理论的方式进行,也不得不与具体现实相映照,讨论革命和改良的问题同样如此。 二、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分野 在这次大会中,韩连潮先生作了《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专题发言,开宗明义的立论:“就结束专制,追求民主的目标而言,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并用当代“政治博弈学”中的相关理论,来说明改良在现实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作用。 韩连潮先生在发言中,生动的以“球场比赛”中的例子,就民运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利用“博弈规则”来达到政治目的作了介绍。颇有新意的将“政治博弈”和“比赛规则”联系了起来,对“改良”=“革命”这一理论加以论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韩连潮先生非常尊敬,也不反对改良对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我仍然认为“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主张,既存在着理论上的误区,也有违政治现实。很抱歉,因为韩连潮先生已经离场,所以我只能单方面的来说明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了。 在我们熟知的中共意识形态中,官方赋予了改良(即中共称之为的“改革”)广泛地社会含义,内容可谓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由于受官方话语系统的影响,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想当然地认为:“改革”(改良)是包涵了经济制度变革、所有制变革、和政治体制变革等方面的。 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地接受这一概念,将不由自主地落入官方所罗织的陷阱。既然“改革”已成为官方的主导话语,而社会改良又是代价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那为什么我们不积极顺应,利用合法的规则来进行“政治博弈”,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形成和执政当局的良性互动,以渐进改良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呢? 但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中共政权空喊了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仍然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不变,继续镇压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所谓渐进地政治变革早已寿终正寝。而正是人民对中共30多年来“改革”的绝望,“革命”才会成为越来越多人士的共识。这就是人们喊出“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的根本原因。 当韩连潮先生将改良派与革命派划等号时,实际上是认为:就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改良优于革命。而在结束专制,实现民主的目标上,双方是一致的(差别只是路径和代价)。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改良与革命——即政治革命等同起来。这说明,我们在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关系时,不光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也存在描述不同政治概念关系上的逻辑问题。 从逻辑上讲,渐进改良当然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但在现实政治中,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上的平等地位。仍举韩连潮先生关于“体育比赛”的例子来说明: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由于“比赛规则”是统治者制定的,并且不受监督。因此,它可以在比赛中任意更改规则(或根本抛开,滥用“潜规则”来替代)。政权作为比赛的控制者,不光野蛮地使用暴力参赛,而且无耻地用“吹黑哨”和“滥发红牌”等手段,将不符合其统治利益的参赛者“逐出赛场”(包括体制内人士)。就更不用说,在官方和民间完全不对等的博弈中,政权的无耻和流氓行径了。请问,这样的比赛如何进行?不光是对付民间人士,即使是中共高官,不是说拿下就拿下,胡耀邦、赵紫阳即使已在顶层,但一旦触及到中共的“统治规则”,哪怕只是做稍稍开明一些的变更,同样是回天无力,落得被“逐出赛场”的命运。 体制外人士就更惨了,无论你多么“温和”,多么遵守“比赛规则”——即表白自己不准备推翻政权,只要求渐进改良,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等待你的却照样是监狱。更何况,你连入场参赛的机会都没有,迄今我也没有看到哪位民运人士(哪怕你非常低调和愿意配合当局),拿到参加所谓“政治博弈”的入场券。事实上,中共的“博弈规则”,在89“六四”清场的枪声中已明白无误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请注意,中共在镇压人民时,经常用的一个词汇是“清场”(无论是在“六四”镇压中,还是在其它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时)。这说明,在中共的逻辑中,人民是没有“入场”资格的,更不要说请你合法参赛了。中国民主运动多年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将中共制定的“比赛规则”彻底改变(颠覆),由民间推动的渐进改良,只能是在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黑哨”中归于失败。 我们之所以提出政治革命的主张,就是要打破中共制定的“暴力黑哨”规则,让“政治博弈”回归人类的文明准则,使社会正义得到彰显。而渐进改良的主张,无论其出发点多么良善,在现实中有多少合理性,我们却只能将其归人官方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去,而无法与政治反对派应有的政治立场相对应。大陆网民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不合作、非暴力、公民社会、推动宪政、改良、渐进……全是变形的“我不是要你下台”的另类表述。其实多年来,民运中不乏这样的主张,如:“争取和执政党的良性互动,充当建设性的反对派;民主运动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中共除了批评之外,也要正面肯定它的改革”。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朋友迄今没有从“第二种忠诚”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就政治现实而言,韩连潮先生所称的民间改良派并不存在,实际状态是:官方既不承认,民间也不认同。目前,在中国以各种大规模“群体事件”为标志的“公民维权远动”。就其表现形式和诉求而言,将其贴上“改良派”的标签,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如果问一下各种“群体事件”中的参与者,你们是“改良派”吗?人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和“不知所云”。因此,客观地评估是:“公民运动或维权运动”属于中共专制统治下的民间抗争。事实表明:改良派主张,充其量是一部分民运人士的“主观愿望”。 此外,现实中也不存在韩连潮先生所说的“合法博弈”规则,中国民众的维权,从来就是在中共分化收买和暴力镇压下的艰难抗争。千万冤民上访无门,求活无路。千万失地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家园。仔细看看中国的现实吧:如今的中国已是“时局动荡、民怨沸腾”,各种“群体事件”此起彼伏,随时都有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可能。而且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它只会导向革命,而绝不会被改良所吸引。因此,“改良与革命是一派”的说法,客观上掩盖了革命和改良在政治内涵和诉求上的分歧。不光在操作层面,这一提法混淆了民间抗争中蕴涵的“革命愿望”和利益诉求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被官方找到借口镇压。更关键的是:在政治逻辑上,既然改良=革命,那人们何必吃饱饭了没事干,来鼓捣革命这档子“掉脑袋”的事呢?人们只要按照精英们鼓吹的“依法维权”、“和平、理性、非暴力”、“渐进改良”,坐等哪一天当局的“良心发现”,恩赐给我们一个民主就行了。问题是,老百姓愿意这样选择和等得到哪一天吗? 因此,将中国民间抗争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纳入“政治改良”更是逻辑错误),实在是民运精英们的一厢情愿。是在当事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不认可的现实中,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那还不如回到真实的场景中“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民间抗争,就是“非暴力抗争”的民权运动(与改良无关)。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是人民在中共暴政压迫下的血泪控诉;是中国人反抗奴役向往自由的顽强搏击;是这个民族还能够走向未来的希望所在! 回到政治常识上来看,由政治反对派来扮演“改良派”的角色,也存在着认知误区和严重的角色错位。余英时教授曾经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反之,则是所谓革命。”——这本是政治学的常识,不知为什么,多年来,民运精英们却总是视而不见?实在令人费解。对此,项小吉先生有过精辟地总结:即“改良”是统治者的话语,而“革命”或抗争才是民间的选择。为民运贴上“改良”的标签,实在是贴错了地方。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描述:“即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如果民主运动仍将其奉为“正确的”策略和主张,则不光束缚了自身的手脚、自废武功。还低估了民众反抗暴政的决心和智慧。因此,渐进改良的主张,被日益觉醒的民众所抛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简言之,笔者认为:推动民主革命和倡导渐进改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诉求——即改良派和革命派无法划上等号。 You [...]

启蒙者——父亲杨新亚 by 杨恒均 2013.3.13

启蒙者——父亲杨新亚 by 杨恒均 original posted on 2013.3.13 in 杨恒均的独立博客 发布者:杨恒均 source is from :http://www.yanghengjun.com/?action-viewnews-itemid-855 I posted this song 《感恩》from 李建復 to pay my sincere resepct to Mr. 杨新亚. 《感恩》 李建復 ♥ 一口口的飯和一瓢瓢的水 是父親的汗 母親的淚 飞机在悉尼机场降落。儿子开着挂P牌(新手驾驶)的车来接我。上车时我习惯性地对他说,我来开吧。儿子没有习惯性地递给我车钥匙,自己坐上驾驶座。看着身边开车的儿子,我突然有些伤感起来。多少年来,无论是在父亲身边,还是和儿子一起,我都一直扮演驾驶者的角色。如今,父亲离我而去,儿子也会自己开车了。 这次呆多久?儿子问我,我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个红绿灯后,他又问,这次什么时候回去?我这才回过神来,我问他,回哪里?这次轮到儿子没明白我的问题,我说,这不回来了。我的父亲,你的爷爷走了,今后,“回去”的目的地只有这里。 2006年7月23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见《伴您走过人间路》)。得知在中国大陆的母亲得了白血病后,我决定辞掉必须坐班的工作,把自己的时间和人生一分为二:一半放在老婆孩子这边,一半放在父母双亲那边。在海外赚钱容易,到父母身边也没有其它的事,就陪他们聊聊天,开车带他们去吃饭。无聊的时候,就上网。也因此,中国多了一个网民,还弄了个“民主小贩”的绰号。 母亲2007年去世后,父亲也于去年底追随她而去。我的人生好像又面临改变,不过,正如听到我对“回去”的解释后满脸狐疑的儿子一样,我自己也拿不准,我是否还能回到原来的人生? 我曾经问父亲,你为什么给自己取名叫“新亚”?父亲满脸沉重地说,他生活在内忧外患、日本侵华的时代,期盼一个和平环境与一个新亚洲,是当时大多青年学子的愿望,他又是特别活跃的一位青年学子,立志报国,要有一番作为。这位“青年学子”后来的人生充满艰辛,历经风波,最后连性格也变了,变得意志消沉,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的父亲是我的启蒙者。他对我的启蒙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那年恢复了高考。这之前,父亲从来不管我的学习成绩,身为教师的他心知肚明,成绩不能决定今后是否可以上高中、保送大学,反而可能会“知识越多越反动”。 高考恢复后,父亲好像突然寻得了生活的目标。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一年级,两年时间,父亲竟然亲自辅导我读完了《聊斋》与《史记》。父亲五十多岁就“病退”了,后来我才知道,虽然身体确实不太好(下放劳动时折腾坏了),但也不至于需要“病退”,他病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家照顾我,辅导我这唯一的一位学生。我考上大学那一天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对我最早的“启蒙”是他对鲁迅的评价。当时的课本里,鲁迅的文章无处不在,且被拔高到仅次于毛泽东的文豪与革命家的地位,但我发现父亲总是对鲁迅的文章不屑一顾,开始他说鲁迅只会骂,且专门挑选不会修理他的国民党骂,他既不骂日本,也不骂共党。父亲让我多读其它作家的作品,还有文言文作品。多少年后,当我写了一些评价鲁迅的文章后,我才想起来,我文章中的有些观点,就是父亲早在三十多年前灌输给我的。 父亲对我的启蒙主要是他对我讲述的1949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历史,这些知识使我在认知上比同龄孩子早熟一些。父亲讲的很多内容在后来我出国后,从海外的书籍与文章中才读到。生于1928年的父亲,对专制集权的认识,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几位学者能及,只是父亲在向我“启蒙”时,一再告诫我: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到处说,父亲脸上的恐惧表情让我感到害怕。父亲后来的座右铭早就不再是改变世界,更不是为建立“新亚洲”而读书与奋斗,他常常说:一个人,要活得明白。 父亲对我最大的一次“启蒙”,不是教我读书,也不是给我讲历史,而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那个眼神。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外交系统工作。不久,我发觉这个工作太死板,主动要求调到了保卫国家安全的部门工作。此事我并没有同父亲商量。那年春节探亲,我特意穿上了一套警服。父亲看到后,以为我在闹着玩,说,哦,在哪里借的那制服?我说这是我的。 父亲知道我换了工作,一直闷闷不乐。晚饭后我同他聊天,告诉他,我不是和xxx(我们的一位亲戚)一样的警察,我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是对付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国家的敌人,我是“更高级的警察”。父亲突然打断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会告发我吗?你会告发自己的亲戚朋友吗?你会像文革中那些打小报告的人一样吗? Trusting the doctor is the best option for the viagra [...]

[原创] 从 改革 到 民主法治 革命 的 沙盘推演 by 朱奇

从改革到民主法治革命的沙盘推演 by 朱奇 Post By:2012-1-21 8:34:12 source: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37&Id=1036886 我们说过,如果未能很快启动中央政府主导的以反贪腐风暴为先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民众将不再对中央政府抱有期待,中国的众多利益群体、维权群体将在三年内全面进入帮会化、地方化,执政党内部也会快速出现党中有党、党中有派的情形。有了帮会化社会基础,公共秩序将沦为各个帮会群体明争暗斗的筹码,街头聚集事件以及其它暴力事件会连绵不断,这会同脆弱的经济系统所衍生的大量失业人口相互催化。再说具体一点,由于帮会化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搭便车行为,会出现一种“民众争相出头闹事”的现象。这标志着改革将让位于民主法治革命。 民主法治革命起码在三个方面明显区别于改革: 一、改革的主体是现有权力系统本身,而民主法治革命的主体是包括党内民主法治派在内的全体人民。其中,权力系统外的人民已经演化为民主法治革命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推动力量;党内民主法治派在民主法治革命中的主要作用是政治整合,即及时和有效地整合人民的革命意愿和革命行为,从而提高民主法治革命的效率和减少民主法治革命的震荡程度。 在此,人民被定义为排除了那些自认为是社会政治精英和当然的统治者的人群以后的国民。 二、改革的性质是权力系统本身的局部自我修复和局部自我手术,它无法走出线性推演的逻辑怪圈和潜规则的话语陷阱,而民主法治革命的性质是建立包括人民授权系统、人民监督系统在内的完整、科学的权力系统,它具有高度的全局性和综合性,它产生的是显规则的阳光话语信号。 三、改革的组织形式是同原有权力系统一致的具有金字塔结构特征的传统组织,它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性,而民主法治革命的组织形式则是与现代信息条件一致的具有蛛网特征或图结构特征的战略思维型组织,它具有全部信息瞬时共享、全部行为瞬时协调的多向性。 民主法治革命的具体形式包括和平革命形式和暴力革命形式。前者包括和平抗议、集体维权等,后者包括各种形式的屠杀行为。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法律而无法治的主要漏洞在于各种程序类法律的缺失和无法执行,国民在法律语言形式上依然具有各种法律权利,因此,坐实法律权利的和平抗议、集体维权等和平革命形式是中国民主法治革命的首选。中国民主法治革命是否会由和平革命形式演化为暴力革命形式,主要取决于党内民主法治派对人民意愿进行政治整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取决于党内专制派对和平革命形式的反应方式。 从预案沙盘推演的角度看,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规劝专制派的朋友,要有一点相互妥协的博弈精神,不要再继续制造中国民众对贪腐官僚的仇恨!我们要从观念上消除专制派朋友的一个认识误区,有许多专制派的朋友似乎一点也不惧怕暴力革命,因为他们绞尽脑汁所能想象出的暴力革命无非是一群衣衫褴褛、抗着破鸟枪、满山沟乱钻的暴民!掌握着现代化强力工具的他们当然不惧怕这样的暴力革命!但是,专制派的朋友有所不知的是,如果官民矛盾激化到再次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他们就会遇到一种暴力革命的新形式,那就是“杀掉你身边的贪腐官僚”。 即使已经从改革阶段进入民主法治革命阶段,我们的良好愿望依然是我们的祖国能够和平地实现民主法治转型,我们要努力将民主法治革命控制在和平革命形式的阶段。 在民主法治革命的和平革命形式的阶段,帮会化社会生态将使“三罢一游”层出不穷!主流经济运行系统之内会不停地出现“三罢”,主流经济运行系统之外会不停地出现“一游”。加紧认识和平革命形式的规律性,以一种博弈精神而不是绝对敌视地扼杀思维对待即将大量出现的和平革命的新现象,是政治家的大智慧,是执政党升华为现代党的大智慧,是中华民族避免从和平革命滑入暴力革命的关键点。 Next posting in the same article Post By:2012-1-21 8:48:14 中国改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漫长、最低效的一次改革 朱奇 从1978年执政党主动举起改革大旗算起,中国政府一届接一届地、连续地把制度改革列为施政目标已经33年有余了,这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由执政者为主体而进行的最漫长、最低效的一次改革工程!并且更加令人惶恐的是,这一次改革工程至今“仍未进入深水区”,改革主体至今仍然对衡量改革工程绩效的最基础的指标讳莫如深,这最基础的指标就是按照科学随机原则统计而成的国民生活质量和国民满意度指标。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改革悲剧!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首先是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居然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改革。 国家之改革从根本而言是重新架构或局部调整一个国家的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少涉及他人的行为趋于自由化和多样化,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多涉及他人的公共行为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并且能使人们的全部行为更有效地达成一国国民的需求格局。被改革之制度系统,或者是技术层面不够系统化,导致各个个体的行为相互冲突、互为成本,个体行为无法形成合力,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微小;或者是,制度系统虽然在技术上是有效的,但它使人们的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与国民的需求格局渐行渐远,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的效用较小。 人类共同体为追求“幸福”而行为,有些行为能有效接近“幸福”之目标,即人们对行为的结果满意程度较高,而有些行为则是低效的甚至在方向上就已经使我们远离目标。人们愿意反复模仿那些令人满意的行为,并将这些比较有效的行为概念化、标准化、稳定化、强制化,就形成了规范行为之制度。 制度按照可概念化、可标准化、可强制化的程度又区分为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前者如法律规章等,后者如道德舆论等。 完整的制度是由显化的部分和隐含的部分共同构成,前者如文字化的法条和口语化的规矩等,后者则是形成制度时远未尽列的甚至尚未明确意识到的环境条件。专业从事制度研究和设计的人员有义务格外关注和准确描述制度的隐含部分,因为非专业的公众在多数情况下只意识到制度的显化部分,而对制度的隐含部分缺少概念化的认识。 改革是什么?或者由于人们的需求格局或目标变了,或者由于环境条件变了,以前的制度的隐含部分不再与现实状况吻合了,导致以前的制度的显化的行为准则不再能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达成目标了。于是人们就要重新寻找在新的条件下能比较有效达成目标的典型行为,并将它概念化、标准化、强制化,从而形成新的规范行为的制度,这个过程就是改革。按照要改革的制度在整个制度系统中的层级位置,按照制度改革滞后的程度,按照人们不满意的普遍程度,按照制度改革的成本比较,改革又分为全面系统改革和局部调整改革。 人们为了提高制度改革的准确性和效率,预先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重大假设条件下,对人们行为的片段规律做了学科性研究,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人们按照抽象思维的要求将研究区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等是恰当的,但在现实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特别是全面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当初为了学科研究的便利性而设定的那些重大假设就必须放松,因为多变和速变的现实并没有为我们预备好这些片段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那些片段结论就必须紧随着对现实环境条件的扫描而随时重新组合,因此在话语形式上改革就不应该再分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了,应该被称作系统的制度改革。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还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无视甚至蔑视改革工程的五个起码的通用技术标准 。 有效的公共制度会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有区别、有变化,但人们在跨地域跨时代的大量观察的基础上归纳出一些适用期限比较耐久、适用地域比较广泛的公共制度设计标准,在没有充分的依据表明它们无效之前,这些设计标准就是我们评价公共制度优劣的通用技术标准,它们是制度设计的必要条件,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不一定是在现实条件下最理想的制度系统,但不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一定是差的制度系统。改革者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排除掉不满足通用技术标准的制度方案,再在符合技术标准的若干预案中遴选合适的方案。这些通用技术标准是: 一、公共制度必须有利于促进在统计多数个体成员的需求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否则便无法在共同体内形成自愿遵守制度的局面,没有绝大多数人的自愿遵守做基础,由制度的监督成本所制约,制度就是无效的,就形同一个没有制度、没有规则的共同体,并且这种摆样子的制度极容易转化成少数人的寻租工具。在统计基础上归纳出来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是现代制度设计的核心、基础和出发点。以某种教义或教条为核心、基础和出发点来设计制度是愚昧时代的制度设计思想。一般而言,当初教义或教条的设计者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后来,以前人的教义或教条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者则割断了制度与现实需要的直接联系,例如,早年的中东地区,猪总是旋毛虫的携带者和传播体,当时的人们没有现在的科学分析,但用教义的禁忌来阻止人类食用猪肉,这是一种在当时条件下非常聪明的制度设计。由于有充足的替代品,后人至今仍遵循这古老的教义是无可厚非的。但可悲的是,人类在另外一些更重要的领域,不断出现教义或教条阻止了人们追求满足强烈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行为却无法提供人们认可的替代品。 二、制度应该是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取向一致、协调搭配和取长补短的完整系统。当认可一项行为经验的人数超过一个临界点后,这项行为经验就演化成内在制度,它的特点是自愿协调,它可诉诸的惩罚包括友善的责备、指责、排斥等。内在制度规范了一个共同体的绝大部分行为,它是外在制度被自愿遵守的基础,没有有效的内在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仅靠外在制度达成某种长期秩序。虽然人为的总结、提炼有助于内在制度的传播,但从总体和长期的角度看,内在制度不是人为设计和外在权威强制推行的产物。 当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的情形,最重要的干扰源一定是外在制度的混乱和无效。外在制度是由具有政治意志和实施强制权力的主体(如国家)设计出来并强加于共同体的,对违反外在制度的惩罚是正式的和暴力的,它通常是内在制度的后盾,但不可能取代内在制度。导致较长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情形的外在制度一定是需要变革的外在制度。 在制度系统因混乱和引起普遍不满而进行重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工具的超强运用可以短期地建立起没有外在制度支撑的内在制度。 三、在现代条件下,制度应该具有对所有人的平等性和普遍适用性,包括对所有人的程序平等,不能使人因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因素而高踞于制度之上,否则就会严重破坏对制度的自愿遵守基础。在中国,平等性突出表现在程序平等方面,例如,制度不清晰易懂和存在大量模糊概念,造成只有职业专家或权威者才能解释和应用制度;再如,制度存在许多可自由裁量的条件,让人无法判断行为与制度结果的对应关系;更甚者,制度严重缺乏执行监督和责任追究,执法犯法到了让人瞠目的程度,等等。这些都导致在制度之外存在一种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可以乘虚而入的潜规则。制度反到成了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工具。 四、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应该是一个层级清晰的系统,层与层之间存在有严密的演绎关系。最深层次的制度是更抽象的一般规则,规范人们行为的范围较广,稳定性较强,制定和修改程序较复杂,这些一般规则经常包含在权利法案或成文宪法的序言中,它决定着低级规则可以规定什么和不可以规定什么,它保证制度系统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中间层次的制度是大量成文法。最浅层的是政府条例。按由浅到深的方向,稳定性趋强;按由深到浅的方向,开放性趋强。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规范任务复杂的大国而言,绕开和回避宪法的缺陷而指望仅用较浅层次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一种蔑视制度系统性的错误选择,会导致缺乏有效的内在制度,从而积累共同体的无序。 五、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必须是单一话语系统下的显规则而不能是多套话语系统下的潜规则或阴阳规则。潜规则之所以叫潜规则,是因为它产生作用需要以多数人的不知晓为前提条件,例如,少数人通过行贿获得某种特许权必须以多数人不行贿为前提条件。潜规则不可能仅仅通过公开化就可以转化为显规则,公开化只能带来潜规则的失效,潜规则不可能成为引导和规范多数人行为的制度。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主要依靠潜规则维系的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很快就会因为潜规则的公开化和无效化而陷入无规则化,其运行系统只需二、三十年就会崩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By:2012-3-8 20:55:50 政治体制变革自古到今就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种就是自下而上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另一种说法就叫革命。希望中国的体制变革是前者,中国已经经不起再折腾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By:2012-3-10 [...]

临渊慕鱼 不如 退而结网 台湾护照给力 中国网民感叹:情何以堪

临渊慕鱼 不如 退而结网 台湾护照给力 中国网民感叹:情何以堪 2012-10-03 23:08 来源: 美国之音 source 美国政府宣布台湾将享受赴美免签证待遇。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大陆,引起网民的不同反响。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纳波利塔诺星期二宣布,台湾正式成为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最新成员。台湾民众从11月1日起就能免签证进入美国90天,从事旅游和商务活动。 *给力的台湾护照* 中国网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在微博上各抒己见,有人祝贺台湾,称这是台湾跻身文明先进国家之列的有力证明;有人感叹台湾护照给力;更多的网民则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为什么中国护照不给力,连去港澳都不能免签? 网民HHS-Kevin说:“台湾护照全球免签证的国家数量是126个,美国护照全球免签证的国家数量是186个,大陆在全球目前的国家……悄悄地说:只有18个,其中14个还在非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江苏网民“艾瑞莉娅”说:“几次国外旅游,当拿出中国的护照,一阵心寒。” *不同的护照,不同的命运* 网民“假装在纽约”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10月1日过国庆,而你在10月10日过国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拿着我的暗红色护照本,为一个签证历尽艰辛;而你拿着你的墨绿色护照,120多个国家畅通无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却有着不一样的表情,不一样的悲喜,不一样的命运。” 台湾与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却获得美国免签证待遇。相比较之下,跟美国有着正式邦交关系的中国却没有得到国民赴美免签证待遇。中国网民表示,这让人“情何以堪”。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认为,台湾获得美国免签证待遇,是因为台湾人民的素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得到了国际认可与信誉。中国作家赵达功认为,虽然台湾和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是台湾是一个有人权保障,有新闻自由的地区,从本质上来讲,它的制度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一致。 *以羡慕嫉妒恨释放社会情绪* The medication is not intended for women or anyone under the age of 18. levitra price Try these solutions only after discussing with your doctor. cialis vs levitra It is always better to start [...]

緬懷王同義 幻象編隊掠空致敬

緬懷王同義 幻象編隊掠空致敬 source: 【聯合報╱記者許紹軒、王慧瑛/新竹報導】 2012.10.16 08:43 am 新竹空軍基地飛官王同義上校,本月3日在法國受訓時罹難,昨天在新竹基地舉辦公祭,典禮最後由4架幻象戰機採「缺席者編隊」飛越天際,4號機脫離,向殉職王上校致上最高敬意。 記者蘇健忠/攝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空軍幻象飛官王同義中校日前不幸在法國殉職,軍方昨天在新竹空軍基地舉辦公祭及追思會,王家人帶著王同義5個月大的女兒坐著嬰兒車參加爸爸的喪禮,場面讓人鼻酸。馬英九總統親臨頒發褒揚狀給家屬,國防部長高華柱也頒發旌忠狀及追晉上校官階。 當王同義的忠靈罐啟程離開基地時,4架幻象戰機採「缺席者編隊」呼嘯掠過靈車上空,向王同義致敬。空軍官員解釋,缺席者編隊源自於美國空軍的傳統,根據失事戰機在編隊的位置,來決定哪一架應該要飛離編隊;王同義在法失事時為編隊的4號機,因此昨天最靠外側的4號機在靈車上空脫離編隊離去。 王同義靈柩在追思會上覆蓋國旗,旁邊並陳列生前所獲獎章;馬總統首先頒發褒揚令,表彰王同義捨身救人英勇事蹟,由王同義妻子代表接受;高華柱隨後主持頒授旌忠狀與追頒「光華甲種二等獎章」與追晉上校等儀式。空軍總部政戰主任吳萬教中將表示,會從優撫恤,並申請入祀忠烈祠。 駐法軍事協調組副組長易智榮中校說,王同義是他見過最用功的飛行員,不斷自學法文,常見他拿本手冊,比手畫腳,他說「只要飛行前一天,一定會複習緊急程序」,有回2人共進晚餐,王告訴他「今天要準時就寢,要睡單人房,確保最佳精神出勤」,由此可見他律己甚嚴。 易智榮說,看著王同義結婚、赴法受訓、喜獲千金,「很遺憾再也無法幫他送機了」。 If it is decreased, then spermatozoa can have difficulties with penetrating through the mucus in the female menstrual cycle. viagra sildenafil canada browse around these guys Prosolution gel: This gel contains natural ingredients that can help in improving the blood [...]

邓丽君离世17年! 我只在乎你 何日君再来 再來一杯 & 二人でお酒を

邓丽君离世17年! 我只在乎你 何日君再来 再來一杯 & 二人でお酒を. 五月八日是“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逝世十七周年祭日,她所唱的歌,首首深入全球无数华人的心。她享有“十亿个掌声”美名,其歌曲在华人社会影响深远,风靡华人世界,广泛传唱,有“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之说法。她在世时,不只带给观众“甜蜜蜜”的歌声,也拥有“甜蜜蜜”的爱心,无论事业繁忙或淡出银幕,她总不遗余力参与公益活动。其中,尤以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参加的香港跑马地卅万人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令人印象深刻。 六四事件后,邓丽君说,我是中国人,无论到世界何处,在何处生活也好,我都是中国人。所以今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很心痛,中国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我十分担心,我渴望自由,而且所有的人都该享有自由,如果自由遭受到威胁,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在二○○七年,邓丽君去世十二年之际,中共央视四台破天荒播出了长达四十分钟的专辑《永远的邓丽君》。不少网民称邓丽君是中华民族最有才艺、最有骨气、最有良知、最有立场的优秀儿女。 大陆于六四廿周年时,中共举办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网路评选活动中,邓丽君居首遥遥领先他人。 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年代,邓丽君的歌便悄悄地在大陆民间流传,在比较开放的南方当时就有“白天听老邓(邓小平),晚上听小邓(邓丽君)”、“只爱小邓,不爱老邓”的流行语。 邓丽君的歌声是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她原定于一九八九年十月登陆演唱,但中共的六四屠杀使她不再想踏足中国大陆(一个政府屠杀自己百姓的地方),也成为邓丽君一生的遗憾。 一九九五年,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气喘去世后,人们在她的寓所中找到了生前遗留的手稿。“往事不堪思,世事难预料,莫将烦恼着诗篇,梦短梦长同是梦。”由李寿全等音乐人谱上曲子,题为《星愿》,在她出殡前发表。 家在山那边 当时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她,为了声援天安门广场前的学生,独排众议,头上绑着“民主万岁”的白布条、胸前挂着手书“反对军管”的牌子,以一曲《我家在山那边》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支持。几天后,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对她的人生产生极大的冲击,她曾说过:“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后来她渐渐淡出演艺界,但是每年到了六四的时候,她都会去参加相关的悼念活动。 家在山那边 作词:王琛 作曲:周蓝萍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那儿有茂密的森林, 那儿有无边的草原,春天播种豆麦的种子, 秋天收割等待着新年。张大叔从不发愁, 李大婶永远乐观。自从窑洞里钻出来狸鼠,一切都改变了。 它嚼食了深埋的枯骨,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张大叔失去了欢乐,李大婶收藏了笑靥, 鸟儿飞出温暖的窝巢,春天变成寒冷的冬天, 亲友们失去了自由,抛弃了美丽的家园。 朋友,不要因一时欢乐,朋友,不要贪一时苟安, 要尽快的回去,要把自由的火把点燃, 不要忘了我们生长的地方,是在山的那一边, 山的那一边。 有田芳生《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书中曾披露,邓丽君说:“身为歌手的我,很想以演唱会的方式,尽可能地带给中国人什么帮助,但是总觉得不安,因为那次事件死了很多学生,总觉得开演唱会唱歌是不好的,其实我也感到很困惑……”“完全无法相信那个共产党了,如果我只顾着自己享乐的生活,而无视问题的存在,那势必之后就会有大灾难来临。”“最近在香港录国语歌,甚至需要花三天练习才终于可以录成,因为很容易就哭,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希望中国可以很快地民主化,到时候就可以唱很多庆祝的歌曲,我现在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就想哭。” 一九八九年六月份邓丽君原本计划要赴日为唱片作准备工作,发生天安门屠城事件后,邓丽君迟迟未能动身到日本,她于六月廿一日接受日本电视台香港现场转播时说:“我非常想去日本,但是因为中国发生状况,现在我想留在香港。” 家在山那边 当时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她,为了声援天安门广场前的学生,独排众议,头上绑着“民主万岁”的白布条、胸前挂着手书“反对军管”的牌子,以一曲《我家在山那边》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支持。几天后,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对她的人生产生极大的冲击,她曾说过:“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后来她渐渐淡出演艺界,但是每年到了六四的时候,她都会去参加相关的悼念活动。 An ED is incurable condition, but can be calmed down at that age. cheap viagra professional Treatment Improved – Results Achieved [...]

重庆黑幕中觉醒 蒋介石 充满远见 的 告书 by 苏明育

重庆黑幕中觉醒 蒋介石 充满远见 的 告书 by 苏明育 posed on 2012-02-28 14:16 近期王立军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对美国大爆中共内幕资料的重庆黑幕,让中共内斗曝光于国际社会,也使中共当局恐惧万分。有报导说这启事件让更多中国人觉醒了,纷纷主动表示要退离这个党。 通过这件事不禁想到蒋介石在1927年于南京庆祝建都大会上发表的《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里,有一段话讲到“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此外还有一段说“但是我想中国人一定不会麻木到如此,共产党在湖南、湖北还没有实行他的政策百分之一,大家已经觉得不能聊生;在上海、杭州还没有实行千分之一,大家是已经提心吊胆,疾首痛心。广东、福建各处工人农民告苦的函电,已经雪片飞来,大家难道真是麻木到头杀下来才想起叫痛吗?”1949年前,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中共的恶行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就已让人民痛苦万分。1949年后,中共窃国成功,中国人民真正陷于水深火热中了。这篇文章发表于于86年前,中国人民却经过一段极常的时间,经历万般痛苦,才认识中共的真面目而觉醒。 但这也不能全怪在人民头上,因为中共骗的技巧太高明,宣传的手法太高段。中共在尚未取得政权前,一边从民间抢夺资源,一边极力利用他们的宣传媒体大肆宣讲民主、自由、人权,骗取学生及许多人士的同情。在1949年抢夺政权后,当时这些可称为最激动人心的“承诺”立即被抛在一旁,露出真面目,在这块土地上掀起层层血浪,发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大浩劫”。 各种疯狂的整人杀人运动(土改、镇反、反右、四清等),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抢夺百姓土地、财产,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让国家经济陷入绝境,造成各地饿殍遍地。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国家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邓小平掌权后,一个“改革开放”,让穷怕了的老百姓沉迷追逐经济利益,道德、信仰缺失进一步恶化。毒大米、地沟油、毒奶等,就是人们为了钱不折手段弄出来的。还有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事件”,军队当众杀害大量学生和市民。强行推动的“一胎化”更造成大量光棍、大量女婴死亡,祸害至今!而现今对西藏的迫害,尤其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其残忍程度,更令人发指。 仅管其尽力粉饰太平,创造“和谐社会”,但随着“打黑英雄”王立军事件的发生,中国人民不会再像当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死后一样,跟着当局去批林批孔,而是看清中共的真面目,选择退离这个党。 下面附上蒋介石这篇充满远见,鞭辟入里的告书: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庆祝建都大会发表 我们中国国民党的目的:是本着三民主义,为中国全体人民利益,为中国全个民族谋解救,且为世界各个民族求平等的。我们国民革命的工作:是要以实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扫除国内外一切黑暗横暴势力,为中国求独立自由平等;这也是世界革命一部份的工作。 多少年来,我中国民族无时无刻不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侵略我们的领土,破坏我们的主权,霸占我们的关税,操纵我们一切的经济和政治的生命;甚如前年的五卅惨案,擅杀我们的民众,受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种次殖民地的待遇,中国还能算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吗? 帝国主义利用军阀的暴力和愚蠢,以宰制中国,使他们的兽性发展到不可遏止的程度。最初则为权利,数年一战,近来则每年一战,一年数战,连年不息,社会残破,民不聊生。以一国的生命托在无办法、无知识、无人性者的手里,这种民族还有生存的希望吗? 我们国民党 孙总理手创中华民国,为欲挽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国全体人民都能够满足他个人生存的条件,于是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定下了国民革命的计划。不幸他以四十年奋斗的辛苦,为中国民族而死,把国民革命的艰钜交给忠实的国民党员,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全国革命的民众。 中正从事国民革命,誓师北伐以来,无时无刻不本着 先总理的主张而奋斗。我国民革命军是为全体民众谋利益而争生存的,所以我们的武力不但是民众化,而且要使他成为真正的民众武力。 赖民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首先肃清湘鄂,打倒顽梗军阀吴佩孚;次奠赣闽浙皖,扫除狡黠军阀孙传芳;续清沪宁,大创残暴军阀张宗昌。如川、如黔、如滇、如陕、如甘,莫不在国民革命军义旗之下,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已经像冢中枯骨,扫荡起来也如摧枯拉朽。国民革命军所行所至,处处得人民合作;人民对于军队,是箪食壶浆;军队对于人民,不但是秋毫无犯,而且爱同手足一样,所以处处都有“党军可爱”的话。 不意寄生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蒙着国民党的招牌,借着国民革命军之掩护,处处扩张他们的势力,运用他们的阴谋,实行他们的破坏的恐怖政治。他们知道国民党在政治上依著建国大纲、建国方略是有具体办法的,所以利用官僚政客、流氓暴徒、浮嚣少年,擅行生杀予夺之权,使我们政治上束手无策。他们知道国民党是注重农工,对于社会经济是定有演进的程序;于是他们又利用那班人来挟制,压迫真正农工,一面排斥国民党员参加农工运动,一面又以摧残农工之名,来破坏国民党,弄到农工利益,毫无增进,农工痛苦,日甚一日,以同归于尽的手段,使中国社会经济完全破产。谈到教育,则知识的提高和普及,是他们利用群众的最大障碍,所以湖北省党部有“读书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在他们统治下的湖南、湖北,教育几乎全部破产。谈到外交,则破坏我们国民党首先单独对付一国的策略,必要造成帝国主义者目前一个坚固的联合战线,使中国处处皆敌,然后可以投入一个特殊团体和特殊国家的圈套。至于我们的党务,他们知道我们是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唯一的出路,所以钻进国民党来扰乱我们的系统,离间我们的同志,利用我们的党贼,一方面盗窃把持所谓中央机关;一方面用尽方法,盘据下级党部,压迫我们的真正党员,排斥他们去工作,以实行“金蝉脱壳”的毒计。至于军事,则他们看见军事进展很快,恐怕国民革命就会成功,立将从事建设,以后没有他们发展的机会,所以离间我革命军人,破坏军事行动,扣饷扣械,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情形,都详于中正“谨告国民党员书”里,大家可以公看。总之,他们假借名义,无恶不作,于实行其大破坏后,由国外团体统率他们利用的无业流氓的实行专政,所以长江一带都有“党人可杀”的话。 难道可杀的就真是国民党的人吗?这要请全国国民认个清楚。中正不能说我们一百万国民党同志之中,个个都是纯粹的;但是真正国民党员,自有确定的主张,不能任挂羊头卖狗肉的共产党去蒙混的。若是国民党员不根据三民主义的主张,他不是跨党分子,就是本党叛徒,不但人民愿意杀他,就是本党也要严重制裁他。关于这次中国的大改革,国民党的立足点至少有三种和共产党根本不同的地方。 The discussed generic viagra cipla is free from this kind of marketing strategy, so, it is cheap. In case your specific health conditions require a different dosage [...]

中国知识分子 的 整体性堕落 by 姜莱

中国知识分子 的 整体性堕落 by 姜莱 original article was posted on 2011-03-25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生存的伦理价值底线,且有守护这类最低价值的核心团队,这个团队就是该民族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当下出现的严重的信仰危机,精神世界的大面积荒芜,就与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团队的缺失不无关系。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性堕落,知识分子精神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几乎流失殆尽,我们的社会才会出现巨大的理性真空,价值和道德真空。 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随处可见,且触目惊心。我们这里有点文化的人已大面积官僚化,无数读书人争先恐后往官场挤。他们到了官场,可又不把知识分子应具备的起码的良知、理性和人文精神带过去。他们一进官场就以加速度堕落,其堕落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人格之低下,甚至不如早期那些有着人类道德本能的没文化的工农干部。请问 现在那些贪腐成性的“公仆们”谁不是博士硕士的?那些视民如贼的官员有几个不是高学历携带者? 同时,我们的“知识分子”也高度商业化了。这倒不是说他们都做了商人。商人只是一种职业,做商人而不失知识分子本色的也大有人 在。我说的是精神的商业化。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堕落了,所以,他们经商很容易地就经营成了官商勾结的奸商;他们做官,满脑子装的也是钱财,有机会贪污受贿、消费公币竟成了如今的知识精英们争相从政的第一动因。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古代的士大夫。 士大夫心中至少还装着一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士大夫无论怎样迂腐,却不会像如今官场的知识精英们那样虚伪——一边打着官腔喊爱国,连自己都不相信,把配偶子女都送出了国外,把自己变成了裸官。 官员已蜕变成与知识分子的本意不相干的一群人了,就不去说他们了。现在说说职业上貌似知识分子的中国精英们——学者、专家、教授等等。说到这些人,由于他们打着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旗子,又大多把知识分子的魂给丢了,所以他们才是给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抹黑的“元凶”。说到这些人灵魂的肮脏,我们只须看看现在的论文抄袭风有多严重就够了。这些抄袭者中,不少人竟是有头有脸的知识精英,不是博导教授,就是大学校长什么的。我在这群人中混过,知道他们 For years scientists have been discover my page buy cialis overnight trying to come up with smart IEP program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isabled children free of cost. All these medications are used for the [...]

胡哥和溫總 趕快來看帖! 陈光诚 让 中国领导层 面临考验 from 德国之声

陈光诚 让 中国领导层 面临考验 from 德国之声 2012-04-30 22:05 Video about 陈光诚 陈光诚向温总理提出三个要求 earlier 陳光誠被軟禁流出視頻(完整高清版) 新浪网友探望陈光诚惨遭围抢围殴 營救陳光誠 请到www.nvquan.org签名声援陈光诚! 陈光诚女儿入学受阻 外界关注外来者子女受教权利 《新苏黎世报》4月29日认为,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从软禁中逃脱,“这个轰动事件的爆炸性在周末相当明显。尽管官方没有证实,似乎可以确定的是,陈就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内。 “几天后就是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财长盖特纳(Geithner)按计划出席美中两国每年一度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两国外交关系因而在走钢丝。对于两国相互关系而且对中美各自而言,这个棘手案子面临重大考验。” 让安全机构蒙羞 该报写道:“在陈2010年获释后,国家安全机构用围墙、监视器和密布岗哨将他的家变成了监狱。至于陈逃亡几天后都没有被察觉,直到他进了美国大使馆,这让安全机构的羞辱感更加一层。” 文章称:“被免职的重庆警察局长王立军2月份进入美国总领馆,从而推动薄熙来倒台,在中共内部引起一场地震。现在,这个新的外交纠葛来得不合时宜。然而陈是一位极受国际尊重的人士,尽管他没有任何可被指责之处,多年来却与其家人一道饱受最残忍方式的折磨。” 该报指出,“中国领导人面临考验,让薄熙来下台是以实施’法制’为理由,这在党和司法混为一体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对陈也应该正确使用法律,然而,权力中心对属下安全部门完全违法的折磨是间接批准的。美国人的卷入对中央高层是一次挑衅,同时,也为高层那些嗅出美国颠覆中国阴谋的势力提供了养料。 “陈并非真正的政治活动家,而是政权专横的受害者。他不愿人们将他逃入美国大使馆理解为寻求流亡,出境会让他的活动不能进行。然而,今后极其紧张而偏执的国家机构会让他不受阻碍地从事自己的事情,似乎也不现实。” “正值一个关键时刻” 《世界报》4月29日认为,“陈光诚避难美国大使馆,美国外交官不愿证实也不愿否认,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和华盛顿秘密进行的外交争夺战。正值一个关键时刻,两国政府代表星期四在北京进行‘政治和经济战略对话’,这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最重要双边峰会。 “两大世界经济强国关于货币、增长和金融所涉及的议题,会影响世界经济。而这位异议人士案不合双方的计划,尤其两国2012年都面临选举新领导人。 “或许因此它们对外才表现出若无其事来,北京下令全体官媒不得报道。西方外交官说,可能难以找到一个让双方都保全面子的解决办法。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ithout being buy cheap sildenafil potent in bed one cannot have the happiest of conjugal life. While buy viagra without [...]

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quoted from Mr. 方励之

(1) 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2) 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民主是会收回去的 (3) 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予我们的。 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 (4) 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 quoted from Mr. 方励之 Original Title is “当以世纪来计算——纪念方励之先生” published in 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by 作者: 黄秀辉 on 2012-04-30 15:30 据说方励之正准备去给学生讲课,离家前咳嗽一声,就倒在书房的椅子上鹤去了。方励之“咳嗽”一声,中国就感冒,他的名字成为敏感词,网民们只得为他改名“立之”,又改为“lizhi”,再改为“荔枝”…… 自1990年方励之流亡美国后,仅仅20多年,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旷日持久的洗脑、屏蔽令中国民众集体失忆,专制政治制造了遗忘断层。 今天,作为流亡的中国科学家、思想家、革命者、殉道者,方励之大致被中国大陆的权贵和百姓、精英和《环球时报》读者、绿卡明星和记者以及二奶和三奶们遗忘 了。 22年前,方励之被迫离开祖国,正如但丁离开意大利、弥尔顿离开英吉利、雨果离开法兰西、索尔仁尼琴离开俄罗斯、爱因斯坦离开德国……这是沉痛的事,方先 生失去了祖国,而祖国失去了一位精神带领者。但是流亡使方励之免遭牢狱之灾,继续他的天体物理学研究,继续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呼吁,这也是他的幸运。 方励之两次被开除党籍,最后成为通缉犯,他的苦难源于他的知识分子精神。他不会顺从自己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皇帝或是“党”;他要真实、自由、尊严地 体现自己,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立与质疑的品质,正是这种不依附不苟且的本质,使他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诉求而勇敢地采取行动。自由、内省精神是人的生命 最高本质的体现,他超越本能,抵制权力的强制,从而使自己智慧、刚强而高贵。 方励之本不是政治家,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而使自己无法对专制权力妥协。是这种精神上的不妥协,促使他走上了与集权制度斗争的道路。方励之勇敢地挑战 集权制度,批判马、毛意识形态,高扬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作为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尊崇的是爱因斯坦;是科学与真理将爱因斯坦带向对普世的关注,方先生 也同样。他们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也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关爱社会和人类,为之承担责任。 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物质是不是无限可分?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学……方励之从1972年开始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当时,姚文元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杂志 刊登了一系列批判宇宙学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批判对象就是以方励之为代表的科大天体物理小组。但方励之并没有妥协,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思考。这场科学与专制 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1986年,胡乔木曾专门写信给上海的《自然》杂志,对其发表方励之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 方励之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典范,理清了二者间的关系。他认为,“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得把西方科学精神引进中国。中国文化层次虽深但理络不明,为要发 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注一)“中国要建设民主社会,在学术上要有独立性,我研究的是学问,你(统治者)采取与否是另一回事。有学术上的独立,才能有 政治上的独立精神。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民主、自由的涵义。”“从学术角度讲,民主化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民主环境,学术界是无法发展的。”(注二) 方励之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导师,留下了宝贵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注三)“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 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民主是会收回去的。”(注四)“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 予我们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注五) 仲维光先生认为,方励之是中国自六十年代以来第一个公开谈论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注六)。方励之这样向自己的同胞解释什么是人权:“人权不是上面给我们的 权力,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注七)“我认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权概念,民主与人权不是一回事,但与人权密切相关,就是说,一个社会里的人应当 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旅行自由权。”(注八)“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人权不是这样。所有的人权公约,每一条的第一句话甚至第一 个词,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注 九) 方励之的一生是为科学与民主而战斗的一生,在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心寺和“暴民恐惧”》,依旧是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Fertilization [...]

英烈千秋 張自忠 / 軍人武德的極至表現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張自忠(1891-1940),號藎忱,出生於山東省臨清縣唐元村,年輕時就讀天津法政學堂,就學期間曾秘密加入同盟會,而後由於國難將至投筆從戎,進入馮玉祥部西北軍,以功累升排,連,營,團長,西北軍校校長等職,曾參加北伐諸戰役。 張自忠將軍自小就受儒家教育,他進私塾讀書,以致後來上的臨清高等小學堂學的仍然是四書五經。可以說,自張自忠懂事起,就開始接受儒學的熏陶,因此,強調忠、孝、仁、義的舊道德從小就已經在 張自忠將軍的內心深深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西北軍也是一支傳統色彩極為濃厚的軍隊,從這樣的軍隊裡出身的張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來要求自己。這就是為什麼以治軍嚴厲著稱的張自忠,凡士兵如嚴重違紀,必打軍棍,但卻又主張「八不打」: 一、官長生氣時,不許打 二、士兵勞碌太過時,不許打 三、對新兵,不許打 四、初次犯過者,不許打 五、有病者,不許打 六、天氣過熱過冷時,不許打 七、飽飯後及饑餓時,不許打 八、哀愁落淚時,不許打 從他訂下的「八不打」軍規就可看出他的帶兵除了(嚴)以外還有(仁)的成分在裡面。另外,無論他身處多高位階他總是與士兵吃一樣伙食,也和士兵們一起工作,所以所有是官兵都願意和他生死與共。 中原大戰結束,即將面臨對日抗戰,中央對馮玉祥不計前嫌,雙方敵對氣氛消除,元西北軍受到中央改編為29軍,以宋哲元為軍長, 張自忠將軍 為下轄的第38師師長 29軍剛組成不久,即奉命調駐平津,負責河北省防務,然而不久之後就遇上日軍進犯。 當時廿九軍第三十三師,在師長張自忠及旅長趙登禹率領千人大刀敢死隊,以急行軍兼程趕赴前線,用大刀、手榴彈為武器,於月黑風高之夜,乘敵不備,殲滅日軍步兵兩個聯隊騎兵一個大隊,在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驚中外,張自忠將軍獲中央頒授青天白日勳章,於是抗日英雄的威名,傳遍全國,婦孺皆知。 盧溝橋事變暴發,二十九軍撤出北平,張自忠將軍奉命留平緩衝與日本人周旋以增加國軍的準備時間,他也在這期間面臨到了他一生中最沉痛的選擇,他與任本人周旋的行為被輿論誤解為逼宮奪權,附敵為逆。在國人的眼中,張自忠將軍從民族英雄了漢奸。。 而後日軍全面進犯東北, 張自忠將軍見大事已去,繼續留在北平已無必要,乃設計脫險,騎自行車出走天津,再乘英國輪船去青島。 由於舊識秦德純的陪同引見,張自忠有機會會見蔣介石。他首先起立請罪說:「自忠在北方失地喪師辱國,罪有應得,請委員長嚴予懲辦。」蔣介石回達道:「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瞭。我是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切統由我負責,你要安心保養身體,避免與外人往來,稍遲再約你詳談。」 蔣介石第二次召見時對他說,決令讓他重返部隊,有機會報效國家,並回到原先部隊。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 張自忠將軍為五十九軍軍長,返回部隊那天,他對部眾宣示:「今天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戰死的地方。」全體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聲。 五十九軍組成不久,便與日軍的板桓師團發生大戰,當時在南京,上海相繼失陷後日軍直指徐州,志在奪取這一戰略要地。 日軍王牌師團板桓師團側面進攻臨沂,當時守衛臨沂的是龐炳勳的第三軍團。由於實力過於懸殊,傷亡慘重,龐部急待援軍。龐炳勳與張自忠原是仇敵,但是 張自忠將軍仍以大局為重,率第五十九軍以一晝夜180里的行軍速度及時趕來增援,打得板桓師團措手不及,大敗而逃,也間接造成了日後的台兒莊大捷 ! 當時中央明令嘉獎,同年十月就升為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駐防襄樊一帶,成為第五戰區機動部隊。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軍進攻鄂西,進犯隨縣、棗陽, 張自忠將軍 再次親自率領兩軍團渡海迎戰,大破日軍,擊斃擊傷敵軍超過一萬三千人,再為抗戰史上寫下了「鄂北大捷」在此戰役張將軍以一對十,竟奏大功。 同年12月,日軍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駐守長壽店地區的第33集團軍所屬第132師等部陣地進攻,雙方激戰7天7夜,132師陣地多次被突破。 張自忠將軍 決定用奇兵打敵神經中樞的戰法挫敗敵人。 他調第132師的第359團另配1個營,令其於夜間繞道偷襲日軍設在鐘祥縣的總指揮部。臨出發前,他鼓勵將士們說:「 國家養兵就是為了打仗,打仗就會有傷亡。人總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轉眼就過去了。但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為國家為民族而死就重於泰山,否則輕如鴻毛。」在張自忠的激勵下,奇襲部隊當晚潛行30里路,一舉打下日軍總指揮部。正面進攻的日軍惊聞老巢被攻陷,大為恐慌。 張自忠將軍 指揮部隊趁勢猛烈反攻,打得日軍狂退60里,大獲全勝。此役稱襄東大捷」。蔣介石通電嘉獎,稱張部為「最優部隊」,其防區為「模範戰場」。老百姓則美稱張自忠為「活關公」。 Male impotence or erectile http://miamistonecrabs.com/travel-lacrosse-miami-summer/ buy cialis viagra dysfunction is a condition when you did [...]

中国必弃共产,否则必有暴动 by 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

中国必弃共产,否则必有暴动 by 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 (Martin Chu totally agree with scholar’s statement about CCP ) 北京时间2012年3月26日 转载 original source Video 1 about Great Scholar Mr. 周有光 Video 2 about Great Scholar Mr. 周有光 Video 3 about Great Scholar Mr. 周有光 Video 4 about Great Scholar Mr. 周有光 (苹果日报) 中共十八大前高层动盪,薄熙来事件引发唿吁中共政治改革之声不绝。 106岁的着名文字语言学家、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近日也在北京发声,怒批中共拒绝政改,直言共产党应该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将来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要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就无法摆脱黑暗」;他更指中国若不能向自由民主和平过渡,将会有革命暴动,「那是迟早的事情」。   「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 106岁的周有光日前在北京住所接受英国广播电台( BBC)专访时,神情严肃地说道。被问言论会否令当局不快,周又掷地有声说:「他们能怎么样?把我带走?」周老在受访中,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尤其是 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所蒙受的人生苦难,访谈中对共产党有诸多批评。 (博讯 boxun.com) [...]

铁流 探望 辛子陵 纪实 [轉帖] Must read! Strongly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铁流 探望 辛子陵 纪实 Strongly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建华 侧记 时间:2012年2月27日 地点 : 北京黑山扈总参谋部总医院VIP病房 Original source: 著名学者辛子陵2012年2月9日因腰椎间盘突出住进总参总医院。15日,由骨科主任马远征主刀,黄凤山副主任为第一助手,进行了手术治疗。手术效果非常理想。当代极富盛名的外科专家蒋彦永教授曾亲往探望。从美国归来的文友铁流,特去看望了辛子陵先生,下面所载是两人在病房的对话。 辛: “铁流兄旅美归来,见闻一定不少?”子陵热情招呼。 铁:“我在休斯顿足足呆了一个月,天天看《世界日报》和当地社区的华文小报。那里不用翻墙可自由自在地看外网。先是关心吴英案,写了好几篇为她呼吁的文章。在回国前的2月8日,发生了王立军事件,一下成为全球特大新闻。我立即写了第一篇文章“王立军助纣为虐,薄熙来生意收摊”。回国后又连写了三文“薄熙来皇帝梦[一枕渠]”、“薄熙来的问题不是贪腐,是要想篡党夺权当第二个毛泽东”、“王薄事件的变数及其它”。我的文章粗浅,远不如老兄的有理论水平,不知你看到否?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辛:看到一些,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但对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缺乏分析与评述,这跟你掌握资料不够有关。你是记者出身,先说说你的见闻。 铁:我 在美国看望了不少老朋友,回国后又和不少人交换了一些意见,总的是对当前国家发展态势不看好,大家认为胡温主政十年软弱无能,面对“平西王”的挑衅坐观其 大,中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毛泽东统治的血腥时代。故国内外都是一片唱哀之声,而国内更甚。时下官员们没信心,精英们没信心,民营资本家都在明里暗里转移财产 到国外,认为呆在大陆极不安全。中国像个泰坦尼克号,已经触礁正在下沉,到处都是乱象。哀莫大于心死。不少人认为中共没希望了,国家没希望了,不知十八大 后有无变化?一致的意见中国必须政改,必须融入世界普世价值,走宪政民主之路。要不这个国家真的没希望了。你住进医院里,长期不讲话、不写文章,有点违背“救党派”的初衷吧?我虽不是党员,却与这个党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认同你 的理念,与你有共同语言。今天我还在奔走,你却撂挑子了。我来,是要你讲话,09年你有“救党三策”,今天不能一策没有吧? 辛:铁兄,我不讲话,是有点寒心了。前贵州社科院院长周成启说:中国到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的地步。信哉斯言! 你说中国像个泰坦尼克号,此言精辟。我是船上的人,只能坐在船上等着沉没。 铁:太消极了吧。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是放不下贵党的“朝中事”的。所以一回国就想找你聊聊。重庆的事引发全球沸腾,各国媒体都是大版大版的报导,只有我们国家不见只字片语,这很不正常啊!现在薄频频亮相,仍是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不少人都在批胡锦涛软弱,一点动作都没有,有人说他没有主持和掌控大局的能力? 辛:老兄错了!他完全有能力,是被压着使不出来啊!有一股政治势力多年来一直持续矮化胡,有很深的用心。古来治蜀是非多。左右皆非,宽严失误,这八个字早给他预备好了。领了这顶帽子,下一步就不是处理薄熙来,而是处理胡锦涛了。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在这里。群龙无首,大乱必至。毛泽东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机会就来了。 铁:子陵兄,你研究治乱兴亡,历经世事沧桑,依你看怎样才能避免出事,中国真的经不起大乱了。我是历史的见证人,不能再看到遍地是饿殍,遍地是监狱的悲惨局面啊! 辛:我们没拿这份钱,照说不该管这类闲事。今天是朋友摆龙门阵,话到口边留半句就没意思了。最根本的是不能软,不能存息事宁人、讨好各方的心思。要拿出中央的身份来,拿出军委主席的身份来,拿出三军总司令的威严来。先让犯上作乱者心怯认错,让外国政府觉得中国政府是有权威的靠得住的。 重庆市长黄奇帆是个丧心病狂的家伙。泗上亭长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你黄奇帆怎么就那么没出息,在重庆华蓥山遇见条小长虫薄熙来,就认定他是真龙天子,就把身家性命全压上去了。叫你指挥70辆警车,千里奔袭,从重庆杀向成都,你就敢干!后来他本人否认这事,说不是他指挥的。要好好查一查到底是不是他指挥。如是,其性质属地方叛乱。如果犯了杀头的罪,那就要借黄奇帆的项上人头,以镇天下,而儆效尤。让乱臣贼子知所畏惧。 治乱世要用重典。要把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权威树起来。说话要算数,有令要行,有禁要止,行要行得通,止要止得住。哪有解个犯人上京还要跟地方商量的道理!这么大个国家没个有权威的人不行,一旦乱起来将不可收拾。 铁:可惜这些年胡没把威信立起来。在百姓眼里他是个无所作为的领导人。你说要树他的威信,他扶得起来么? 辛:名为集体领导,实际是江制造了九龙治水的局面。不许他成为核心,限制他的作为。世人对胡锦涛有诸多误解。我给你说说我的观察。 第一,胡锦涛本质上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胡锦涛进入中南海,如同林黛玉进入大观园,不能说错一句话,不能走错一步路。两代婆婆压着他,还有吞噬了刘少奇、赵紫阳的极其森严可怕的党国体制。有些他不同意的,他必须高调认同,积极执行;有些他内心赞同欣赏的,他得看够了大小婆婆的脸色,查清了党国体制的明规则和潜规则之后,不露声色地悄悄放下。就如2007年《炎黄春秋》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胡锦涛内心是赞成的、欣赏的,甚至想在17大采用,但两个大佬出来当横,一个江泽民,一个李鹏。他只好放下。 谢老在序言中说:“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 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 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谢老的文章引出了一场大论战。从列宁、斯大林那里传过来,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一辈子高扬“批修”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的烙印在中共党内打得太深了。中国社科院带头,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批谢韬。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全国各地老“左派”一下来了精神,有八个城市召开了批判会,批判谢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道路”。支持我们观点的人分散全国各地,没有会议的声势,却有比会议远为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成了许多人那年春节聚会的热门话题,文章的复印件成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最佳的春节礼物。尽管有不同看法,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对于这场论战,没有权威的中央领导人出来做结论。2007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我们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算是官方的表态。来自中央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大大减煞了“左”派的杀伤力。于是,第一次争论沉寂下来。胡锦涛暗中保护了谢韬,然后坐上飞机到瑞典访问去了。他要亲自看看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 第二次大争论发生在国庆60周年前后。2009年6月中宣部推出一本小册子《六个为什么?》,突出肯定和歌颂1956年毛泽东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的功劳。说从此“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批判说:“有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如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作为重要任务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有某些共同点,说明我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六个为什么?》不仅掩盖了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饿死3755万百姓的滔天罪恶,更为严重的是,为回归毛时代,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次对民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大剥夺放出了试探气球。 这时谢韬老已经重病,我只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年底,我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讲话说:“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我还说:“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这里我说的不能犯第二次的错误,就是再一次消灭私有制,再一次进 行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干这么一次,肯定亡党亡国。 情急之下,我写了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救国无门,在大陆我没处发表。于是在香港出书,书名叫作《中共兴亡忧思录》,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出来。该书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尚未上市,第一版就销售一空。买主中北京党政机关占了相当大的份额。2010年年初,文章在五柳村网站和广大读者见面,许多网站转载了。文章指出: [...]

政治 改革 的 合理路径 by 俞可平 posted in 中共中央编译局

政治 改革 的 合理路径 by 俞可平 posted in 中共中央编译局 cited posted source 发布时间 (in 中共中央编译局 web site):2012-02-24 点击数: 99. source 2 in 21ccom.net:  导语:近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接受凤凰网独家访谈。俞可平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突破,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官员选拔等层面都应该有所突破。俞可平称民主法治进程,不是想不想、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必须的问题、不得不的问题。要实现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会就会更加不公平,稳定的压力就会更大。   中国实现民主的三条路径   凤凰网:俞教授称民主是个好东西,具体到中国,实现民主的路径是怎样的?   俞可平:谢谢你们多次诚恳的约访。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或民主法治,我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讲,老生常谈,读者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如果能够不采访或访谈后不发表,那是最好,那就更感谢你们。   比如说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我早就认定三条路线,观点也一直没有改变。在国内这么讲,国外也这么讲;在党内这么讲,在党外也这么讲,在《人民日报》这么讲,在凤凰网也一样这么讲。   第一条路线,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党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假如核心权力没有民主,这个国家将来会怎么样? 有一些体制外的朋友反对党内民主,认为党内民主只是党员内部的事情,与党外的人没有关系,这其实是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市委书记专制、搞特权,这难道跟全市的老百姓没关系吗?老百姓可能就遭殃,其他干部也可能遭殃;如果这个市委书记很清廉、很民主、很开明、很有能力,给老百姓带来许多实惠,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党内民主就只跟党有关系,跟老百姓没关系。党是领导核心,扩大党内民主就是扩大权力核心层的民主,是从核心向外围的扩散。这是第一条路线。(Comment from Martin Chu. Mr. 俞可平 is still has the mindset to teach general Chinese to knee down and begging for Demoncracy! What a pitty! This [...]

革命,还是改良?这不是一个问题!by 杨恒均

革命,还是改良?这不是一个问题! 2011-12-26 21:49:49 original source 关于民主素质论,民主与自由之关系等,仅过去两年我就写了几十万字,已经讲透彻了,大家可以顺着后面的链接去看看。我今天主要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如何实现民主?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是要暴力,还是温和?虽然我已就这个问题论述过多次,也给人主张温和改良的印象,但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我的用词与表述,就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有些网友看出来了,不以为然,认为我在和稀泥,殊不知,这正是我这些年研究民主、传播与追求民主最有收获的部分。 毫无疑问,我的最高理想是通过温和的改良,波澜不惊,和平过渡到民主自由的政体。我甚至描述了一个让人热泪盈眶的前景:某一天,一位普通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你——起床后看新闻才发现,执政党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与低层民众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民主制度。听到这个消息,你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挎上背包,像往常一样出门,等候公共汽车,上班去。就在你等车时,一位街道办事处的同志过来通知你:别忘了下个星期要选举市长哦(也许是总统,你没有全听懂)。你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哦”,继续去上班,下班,做饭,做爱……但慢慢地,你发现,一切都在变化,贪污腐败因为选举而大幅度减少,市长不再能够为所欲为,总统得经常出来向你解释他为什么要征税,他的老婆与孩子干什么工作……你继续上班、做饭、做爱,有时间,还依然会逛逛老杨头的博客,但你已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就他妈的这么简单! 这个前景并不是梦,是我来往世界各地感受到的中国和世界的唯一区别。这些年我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接受了全球化,唯独在民主一事上,能拖就拖!简单的统计显示,过去50年地球上实行了民主的国家,其中有绝大多数的民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民主的时代。我希望这样的场景在中国重演,但我却依然不会也不能对革命与改良来一个泾渭分明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没有立场,更不是因为我墙头草、没有理想,当然也不是因为我搞不清这两者的概念与关系,而是民主政治300年的历史告诉我一个铁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民主的到来,都不是靠单一的革命或者改良能够实现的! 世界上最早的三个民主国家——英、美、法,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与战争,这是不争的事实。常常有中国学者拿英国的民主化来贬低法国大革命,认为温和比激烈好,但他们忘记了英国革命把国王都杀掉了,前后死的人并不少,而且,现在的英国民主就一定比法国的强?这可能是连英国人都不敢承认的吧? 除了这三个原生民主国家之外,后来民主的到来,不是伴随战争,就是依靠政变与颠覆,都少不了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这些都不是秘密,大家翻看一本大学历史课本,就都清楚了。1949年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宣传过分宣扬革命,伤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与身体,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革命在世界民主化中的作用啊。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的民主化,血腥味越来越少,革命开始褪色,这也是一个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是民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优势,民主价值变成普世价值,世界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自然很多人就不愿意去阻挡历史潮流,成为历史罪人。而且,民众也觉醒了,这个尤其重要。 我曾经和网友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网友问,你为什么反对暴力?我说,民主是每个人为自己作主,如果他们不愿意为自己作主,我为什么要去搞暴力,为他们争取民主?另外一个网友紧接着问,那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呢?我说,我不但坚决支持,而且,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也会走上革命暴力之路,去争取民主。结果,网友一起问:为什么?我说,很简单,那时候,地球上没有几个民主国家,民众几乎都不知道民主的好处,你等他们觉醒,等到猴年马月?革命吧。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也可能像两千年一样,建立另外一个独裁的制度),让他们掌握、运作与喜欢,从而推广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为什么,越早实现民主的国家,暴力革命的色彩越重,而后来的,包括苏联、东欧的瓦解,尤其是中国台湾的变革,几乎都成了改良的典范。可是,即便是改良的典范,就真的告别革命了吗?就拿世界上最和平、最温和的中国台湾来说,我们现在推崇蒋经国先生放松权力、从善如流,可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压力,没有从雷震时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冒死奉献,到党外人士、民进党的前仆后继,你真认为国民党会甘心放弃权力,建立一个光辉的改良的典范?如果你看看当时国民党关押了多少人,驱赶了多少人,让多少人妻离子散,甚至暗杀了多少人,你能说台湾的民主力量、党外人士与民进党当时进行的不是一场争取民主的“革命”? 还有前苏联的例子,更是革命与改良的完美结合。苏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也是我们认为无论靠革命,还是改良都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专制帝国——这也恰恰是当时没有一位美国专家能够预测苏联会垮台的原因,因为每一位专家都认为革命无法摧毁一个靠革命建立并在继续革命的政权,而这个政权更不会改良,他们却忘记了:革命与改良一起进行的话,哪怕都不彻底,却可以达到单独靠革命或者改良都无法企及的目标。 正是在苏联这个大帝国里,我们看到改良派戈尔巴乔夫在以改革维护党的统治,而民主派却在关键的时刻发动群众冲上街头,进行了革命和政变——虽然最关键时刻只有大约一千多人占领红场。但你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一千多人,共产党的书记叶利钦有胆量站到坦克上,从改良派一步登上革命派?苏联会解体吗?——看看戈尔巴乔夫这几个月的讲话,他从来没有想过实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The reproductive free sample viagra system is improved with Vital-40 capsules. The erectile organ amplification Machine in Asian country could be procured from another generic tadalafil from india where it is legal. It is available in the denomination of 60, [...]

那边投票 这边抢车票 精彩网语, 台湾百姓向大陆人民 加油和給力

那边投票 这边抢车票 精彩网语 2012年01月14日讯】新年前,大陆台湾民众同为一张“票”在忙。今天台湾上下忙活投票选总统,结果马英九胜出。大陆新年返乡民众,却为这张票在上下求索。 真是体会到手中拿的是选票还是车票就是大不一样。 无论台湾的选举结果如何,对大陆民众来说都是兴奋的,因为幸亏有了台湾的选举,才证明了中国人不是不能进行民主选举,而这边无论是否买到这张车票都是难忘之痛的。什么时候大陆民众的这张车票变成选票,就不用再为这张车票忙活了。 * 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哪个人当选都不重要,最关键的是 台湾可以选。 * 一国两制: 台湾人在排队投票,大陆人在排队买票。 * 对岸在为选票忙,这边在为车票忙。虽然都需实名制,但一张上面印着尊严和人权,一张上面烙着屈辱和卑微。那张选票或许可以把人带入四年的天堂,而那张火车票也许直接能把人送进永久的天堂。 *一台湾朋友向我炫耀:他现在要去投票了,明晚就会知道结果咧。靠!我不屑道:我们这边,今天投票,昨晚就知道结果啦!台湾弱爆啦! * 天朝全国人民都知道习*平是下届中共主席了,中华民国还投票,弱爆了。 * 你在那边投票,我在这边抢车票。 * 有人说中国人太多,搞普选不现实;可为啥买火车票搞实名制就现实可行呢? * 闭上眼睛想像了一下大陆也在进行全民投票选举,我为了赶回国投票,急急忙忙从出差的鸟不拉屎的国家飞回去,尼玛,感动的眼泪都出来了…… * 人家选票易得,我们火车票难求。 * 对岸台湾在刷选票,我们在12306刷火车票。 * 乡愁,是一片薄薄的纸张,台湾是选票,中国是车票。 Some students will wait until age 17 to apply for a provisional license without having to take driver’s education online. cialis 5 mg Therefore you should [...]

枪杆子 为何 没保住苏联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must read]

枪杆子为何没保住苏联 2012-01-05 19:01 来源: 南都周刊2011年第50期 20年前的12月2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立国69年的苏联宣告解体。作为当时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及其导弹部队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但强大的军力,未能在苏联解体时挽狂澜于既倒。有人说,苏军未能保住苏联,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对军队的领导权。也有人说,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攻势下,苏联军队失去了原有的核心价值观。如今,莫斯科街头的炮火早已散去,但人们心头的疑云仍在:在1991年夏秋之交,当苏联面临生死关头,是什么让军队放弃了这个红色政权? 天蒙蒙亮,雾气弥漫,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迟缓地向市中心挺进,履带沉重地碾轧着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军队行进的道路没有实施交通管制,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早起的乘客和公交车司机惊呆了。从广播里,他们听到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声音: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戈尔巴乔夫肯定是被软禁了。如果他身体不好,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出来讲,而是他们替他说?”公交车上的乘客们议论纷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当时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办公室,打开电视机时,他发现好几个频道停播了,其他还在播放的频道全是放芭蕾舞《天鹅湖》等节目。在使馆大食堂吃早饭时,大家议论纷纷,说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了。杨恕意识到:出大事了。 当天,代总统亚纳耶夫还宣读了一份命令:从当日凌晨4点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一天正是1991年8月19日。在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苏联解体前最重要的一幕在此上演。 “第16个共和国”陷入危机 8月19日凌晨,苏联国防部长办公室的灯光没有熄灭过,亚佐夫元帅一夜未眠。 按照亚佐夫的命令,当天清晨,坎捷米罗卡师的一个坦克团、塔曼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小股部队,向首都市中心的目标进发。 从亚佐夫发布命令伊始,军事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人们听到亚纳耶夫的声音前,军队已接管了电视中心,塔斯社、政府大楼、电报电话局等重要目标也都置于军队的保护之下。 国防部长是职业军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军职。亚佐夫是在军队出现一次严重事故后获提升的。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被撤职,亚佐夫随即接任。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1989年4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 这个红色政权迷信枪杆子,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50、60、70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 基于苏联军方庞大的规模和财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军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并列,称其为“第16个共和国”。 不过,到了1980年代后期,苏军的好时光已经过去。苏联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全面收缩。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裁军树立政权的好形象,主动放弃争夺军事优势,转为裁减军备。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82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 “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 “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 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 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1989年4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失望与分化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 从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为军人们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顶头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 “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博尔金说。 对此,戈尔巴乔夫一言未发。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弱。 此时,军中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已经靠边站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许多年轻将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唯一的总统军事顾问,但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找过他。 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军队的丑闻,其中一些是冲着阿赫罗梅耶夫的,这令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说,当有人用种种丑闻玷污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时,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 1991年初,在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撤军问题上,国防部建议:由于需要时间建造营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队,苏军应在4到5年内逐步撤出。但戈尔巴乔夫却单方面决定了撤军时间——1年内完成,有人甚至在谈判前就把这个决定透露给匈牙利当局。 此时,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1990年到1991年间,亚佐夫给总统写了好几份报告,报告这些地区苏军和俄罗斯居民受歧视的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答复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分送安全委员会委员。”对于亚佐夫这个从青年时就习惯于“说了就得照办”的老兵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在这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动,使得军队各方面的抱怨声越来越高,传媒甚至时常讨论出现军人骚乱的可能性,但亚佐夫一直坚称“不会发动政变”。甚至在1991年5月,当各军区、舰队的司令们纷纷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声明时,亚佐夫还严厉地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成为皮诺切特(智利军事独裁首脑,通过政变上台)呢?办不到!” 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科别茨将军1991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 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 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1991年8月4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8月20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 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密谋的人,在“8·19”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12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的办公厅主任伊万绍夫中将回忆:“失望是使这位一向循规蹈矩的国防部长(亚佐夫)站起来反对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亚佐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已经不符合从前所宣布的改革目标了。” 一年后,在“水兵寂静”监狱,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 把军队开进首都 亚佐夫是旧体制的受益者,旧体制让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最终,他下定决心,同意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把军队开进首都。亚佐夫错误地判断:军队开进首都,就可以挽救苏联。 但亚佐夫在下令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开始忙碌起来,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军官们被召到这里的苏军总参谋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马尔琴科夫、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丘日科夫几次来到总参作战部,并受到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的接见。 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领导的部队也举足轻重,他的图拉空降师就驻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亚佐夫向格拉乔夫交办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国内形势和前景。尽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格拉乔夫的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有怀疑,但亚佐夫认为,格拉乔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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