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by 张大军
Posted on October 2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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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by 张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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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7月 source:http://www.politics.fudan.edu.cn/view.php?id=1068
摘要：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上）
张大军
摘要：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在第一部分，笔者指出，中国转型所面对的历史挑战其实是中国长久的负面历史遗产-信奉实用主义的官僚体制-在当代的回光返照。这一耗费巨大的历史遗产不仅直接加重了中国人的负担，成为各种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总策源地，而且也极大地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这样的历史重负下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历史负担，笔者在第二部分试图从源头理清这种历史循环的深层逻辑，指出打破历史的因循必须借助于一种超验亮光所映照的中道转型之路。在这种超验的亮光下，个人以及个人的自主性成为变革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崛起将取决于并表现为昂然屹立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个人。最后，笔者结合中国转型所实际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对中国的未来前景做出大胆的预测，着重论及最值得期待的、最有可能的、以及最糟糕的三种图景。
本文的中心论旨是，中国的政治失衡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问题，而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又将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关键的是我们要找到一条中道的变革路径，让未来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均富的现代化目标。在分析过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经验以及过去两千年变法实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以公民社会为推动力的中道变革模式。它既不是一种渐进主义的经验道路，当然也不单纯是一种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道路。毋宁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渐进主义的务实性，同时又有道德理想的成分。后者为这种道路指明了方向，而前者则为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动力。
最后，笔者有必要首先在此声明，中国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远非本文所能详细论述。很多问题，比如民族问题，宗教伦理问题、统独问题、国家结构问题等等，都超出笔者的能力范围。如果此文能对思考中国未来的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笔者就心满意足了。
一、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 圣经 传道书三章十五节
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1．中国变革本应是一个以模仿实现历史超越的过程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历史的发展有可能是跳跃性的，但更多的则带有延续性和反复性。本文的主题-从历史走向未来-所隐含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去理解转型的对象，确认转型的目标，并寻求转型的办法。这正如《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启示的那样，转型的对象“早先就有了”，将来的目标“早已也有了”，而转型的办法也只是“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从历史走向未来同时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是从自己的历史中走向未来，第二层意思是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上面托克维尔的话主要是讲从法国自己的历史走向法国的未来，这是一种内生性的历史传承。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的条件，因为法国政治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内生原创性的，它缺乏可资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唯一能够作为参考的大概就是英国吧，但英国是君主立宪贵族，和法国大革命的目标还不一样。而对后来的转型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后发国家的转型却常常要学习和借鉴其他较为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因为后发国家的转型一般是观念引导型的，并且它需要一个效法和追赶的对象-一个因着落实这样的观念而实现自由繁荣的榜样。
所谓的较为先进的国家是相对的概念，比如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是相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先进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对于韩国、巴西、匈牙利和波兰的先进国家，而在当下，所有这些国家相较于中国都属于先进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其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从别人的历史学习的不仅仅是观念，而且还应该包括被实践证明可行的办法。这一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中国执政党所定的执政目标之一-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它包括私有产权、自由创业、自由就业、自由交易和法治秩序等一系列的观念。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最初模仿对象恰恰是东亚国家以及象台湾和香港等已经实现市场经济的海外中国人地区。
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初期，经济学教授们最爱讲的就是“雁阵模式”。什么是雁阵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日本学者在1935年提出的，后来逐渐完善。我们大学教授谈论这一模式的背景是日本的经济当时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领先的位置，成为雁头，而排在其后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最后的则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在这个模式中，日本成为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领头兵，当这些领头的产业和技术在日本失去优势时，它就要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而把原有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到相对落后的亚洲四小龙。同理，后者在将该产业和技术充分开发后，也要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而必须把原有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到更为落后的国家，也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东亚地区这种先后秩序、逐级转移的分工模式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次第得到开发，并依次腾飞，这种格局有点象天空中有秩序的雁阵，故此这种分工发展模式被称为“雁阵模式”。这种雁阵模式就非常突出地显明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和模仿战略。当然，雁阵模式后来主要因为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大行其道以及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相对崛起而成为明日黄花。
除了“雁阵模式”，我们知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模仿的结果，是直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里学来的。中国到现在还在实行这种策略，其特点就是依靠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来发展自己的本国制造业。
这种模仿和追随还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今年春节后回我老家的一个小县城，我的高中同学是我们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我跟他聊天，问他现在的工作状况怎样。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当时着实吓了我一跳！他说我们正在西化，向美国学习。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公安机关的一套管理制度和办法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只不过他们依然还是一个专政机构，而不是一个服务机构。但是他们也在模仿，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和机构里都有人在模仿。我相信我们的军队也在模仿美国，尽管他们模仿的可能还仅仅只是技术工具性的，器物层面的。我相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和条件，也会成为如美国军队那样的国家化的中立机构和力量，而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力量。
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进步-包括经济的增长、社会管理手段的改进以及法治上的改善-并没有什么秘密和奇迹，因为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成效都是学习和模仿别人的结果。阳关底下无新鲜事，也就是《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说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
2．中国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滑回历史的深渊
客观讲，中国的模仿为中国带来很多积极变化，包括经济富裕程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但我们现在也发现中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经济发展了，只是表现为GDP总量的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却无法反映出这种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速度。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贪污腐败越来越猖獗；工资不涨，物价高涨；自然环境变坏了，人文环境也变坏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因于杨小凯先生所说的那种“后发劣势”。什么是“后发劣势”？后发劣势其实也是对后发国家的诅咒。其意思是，后发国家由于可以比较容易和快速地模仿先进国家的表面技术和方法而获得最初的成功，他们出于惯性和侥幸而不愿模仿那些比较难模仿的内在制度和规则。结果是，他们在尝到最初成功的滋味后就很快会因制度上的劣势而陷入一种发展上的不利状况。
现进的制度规则体系早就存在，成功地实践了这套规则体系的国家也早已存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模仿的机会，而是有没有模仿的意愿。中国执政党的意愿缺乏可以从邓小平先生说的一句话中清楚地读出，他说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不愿设定一个制度模仿目标，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改革或转型的路线图是没有的。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这种实用的理性主义。邓小平还讲过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要延缓一下，留给下一代，理由是下一代可能比他们更聪明。这导致执政党在很多事情上能拖就拖，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的理性机会主义，用俗话讲就是小聪明，也是推脱责任的借口。
制度后发劣势就是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孙中山曾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全球民主化的潮流中，中国不进则退。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制度在世界制度变革的潮流中，激流勇退，最后退到我们传统的官僚专制体制。如何理解这种退步？我上面引用的托克维尔那句充满睿智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尽管中国共产革命轰轰烈烈，历时几十年，先是暴力革命，后有文化革命，既试图改造社会政治制度，也妄想改变人心道德。可是，托克维尔说得明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在革命过后建设中国的过程中，邓小平及其所领导下的执政党又“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因为我们在世界变革的潮流中没能顺势而为，没有模仿先进制度以改进乃至扬弃我们的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能依然在延续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感情、习惯和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依然生活在过去之中。虽然现在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地叛逆，但事实是，他们和中国大陆的每一位中国人一样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情感和习惯之中。我们一方面没有从别人那里学到新的制度，另一方面却又从传统中继承了那么多的感情、习惯和思想，而且，这个新建的社会大厦中又存有很多传统旧制度的因子，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样，问题的后果就很严重了：旧思想、旧习惯以及旧制度的发酵和繁衍已经将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活拉回到在中国存活兴盛了两千年之久的旧官僚专制传统之中。向传统制度的这种回归也验证了圣经中所讲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关于中共统治方式向传统王朝治理模式的回归，我在下一部分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证，本部分主要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或观点。）
无庸讳言，这种回归或者复古始自邓小平。邓小平的没有路线图的实用理性主义是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推行改革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复古，它抛弃了革命理想主义或者专制乌托邦，却同时也抛弃了符合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的人道理想。如果失去了理想，人类将是什么？人类将下降到动物式的生存状态。对邓小平来讲，他既然抛弃了革命的理想，那他的唯一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思想。这种传统思想实际上是流在他的血液里面的。他的理性实用主义当然也就是传统儒家讲求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一种变种而已。这种理性主义后来在执政党内蔓延成风，甚至发展为极端机会主义，虽然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但其内在的演化机制却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是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对个人的辖制和影响。
如果说由于受革命历史的牵扯，执政力量在思想意识上向传统的回归显得比较暧昧和扭捏，那么，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在制度规则上向传统的回归则表现的更为鲜明和直白。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一词的盛行就活生生地表明我们的制度规则体系还是那套东西。我听说很多政府官员都喜欢阅读乃至研究这本书，以从中发现官场的秘密，升官的诀窍。可以想见，在这些人的想法里面，传统的东西依然是活生生的。顺便再说一句，中国民间最近几年的历史研究热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现象，它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摆脱旧体制，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上需要跨越很多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障碍。对此我们一定要警醒。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转型要背负的不仅仅是六十年的共产政权遗产，还有两千年王朝专制统治的历史负担。
另外，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也已经开始回复到传统的王朝体制。传统王朝统治结构的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下的层级式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明显了。这种历史性的回归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到底，官僚体系是专制体制维系统治的纽带和基础，因为位于专制体制最顶部的君王或者其他最高统治者，只能依赖他们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即使最高统治者讲什么“仁政”、“亲民”或者“和谐社会”的理念，他们推行这些理念的渠道和手段依然是官僚系统。对最高统治者以及整个专制体制来说，民众无法成为他们统治所依靠的对象，假使他们开始依靠民众，他们权力的“道统”乃至整个专制体制的道义性都要受到拷问。所以，如果他们不靠官僚系统，他们又靠谁呢？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正在于整个官僚系统对他的效忠和服从，一旦没有了官僚们的效忠，最高统治者的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最高统治者是很清楚他们所依赖的对象以及需要防范的对象的。正是由于官僚体系本身成为了专制统治须臾不可离的经脉系统，它也同时产生了依托这种独特地位大捞一笔的心态。有人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不到适当的制约和平衡，此言当然不虚。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问下去，他们的权力为什么受不到制衡，执政党不是天天在喊反腐败么？其实他们的权力之所以没有受到制衡是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的，他们作为专制体制贯通上下的控制系统，如果把它们制衡住了，整个专制体制就无法运转了。
3．“复古路线”不能承受之重
也是由于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官僚体系开始寻求相对独立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疆域的广大和地区间在风俗民情以及经济人文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位居中央的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就会有很大的漏洞。于是，中国官僚们独立的寻租空间会按照自己的惯性越撑越大，直到将一个专制体制撑死掉。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中国到2005年时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超过7000万人，远远超过除了农业之外的任何一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中国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大的雇主。中国的官民比也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18。中国吃“皇粮”队伍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县和县一下的基层政权中，而且不属于正式的公务员编制，但属于整个官僚体系，有些很象传统官僚衙门中的“吏”，他们是为“官”服务和跑腿的。据周天勇教授统计，在县、乡、村三级政权中，靠收费和罚款等非正规财政收入供养的编制外各类工作人员高达约2000万人，这里面有730万名村干部，1270万名编制外的各类聘用人员。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个县乡政府的组成机构往往人员严重超编，这些超编的人一般都是所在机构领导的关系户，一个局长会把十几甚至二十几个他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他主管的政府机构中，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市。
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和制衡，官僚们的腐败和官僚机构的臃肿就成了专制体制永远无法克服的痼疾。现在官员们的胃口好得很，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动则几千万，上亿。这都还是已经查出来的数额，没有查出来的，估计还有，总数肯定更高。想想农民现在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几千元钱，还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中国的贫富差距能不大么？
另一方面，在庞大官僚系统中“服务”和“跟班”的人也要吃饭，也需要办公经费，而正规财政系统又没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他们于是就开始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土办法乱罚款，也不管有没有理由去罚款。中共现在对基层的治理基本上遵循的是以“罚”治国的原则，靠罚款来维持基层的治理机关，很多地方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计划生育罚款。我曾听到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有一个人，8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后到当地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计划生育管理人员找到他要他交罚款，理由就是他是超生的，当时没罚或者没罚够，现在补罚。真是无奇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现在农民普遍要的孩子比较少，很多都是要两个孩子，要三个或四个小孩的比较少，那计划生育罚款的收入也少了呀，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以前的人进行补罚。这就是整个官僚集团过度膨胀后的必然出现的财富掠夺问题，农民和小商户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了。
处于官员阶层以及广大的“吏员”阶层之间的是人数日益增多的一般公务员。他们也日益成为城市中其他社会阶层羡慕的对象。除了越来越高的基本工资外，一般公务员还有灰色收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稳定安全的工作保障，有健全的医疗养老保障，所以在中国的就业、医疗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挤进官僚体制成为很多人-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择业目标。就象过去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参加科举以挤入仕途一样，当下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也堪比以前的科举热。据报道，中国共有64万名考生参加2008年公务员考试，竞争1.4万个职位，相当于46个人争取一个职位。笔者还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职业比公务员更热门。这就是对这样一个官僚主导的利益格局的最真实反映。
据《检察风云》2006年的一篇报道：在2004年，官员们用于公车的财政支出费用就已经高达4085亿元。关于官员们滥配滥用公车的做法，媒体曾披露了两个实例。一是《新华每日电讯》披露的陕西人事厅“超级车队”。陕西人事厅总共才有126名公务员，却配了42辆公车，“这还不包括一些购买后仍未挂牌使用的车辆，也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的十多辆汽车”。另一个实例是《新快报》披露的：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有177名工作人员，拥有的公车达到172辆，理论上几乎每名政府官员都有一辆车可以开。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韩国首尔，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总共才有４辆；而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才配有专车，公车仅限于在公务时使用。官员们的公款吃喝数额也很巨大，有人说每年的开支在3000-3500亿元，也有人说在3700亿元。不管怎样，公款吃喝的费用都大大高于政府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开支的总和。我回老家经常能听到说谁谁谁的餐馆被当官的吃垮了。而且现在公款吃喝的排场越来越大，一顿饭下来常常要发好几万元钱，比一户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很多。中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日本GDP的五分之三，人均GDP只及日本的7%，而中国的公款吃喝总费用却比日本多出1000多倍。另外，中国政府官员一年的公费出国费用也在3000亿元以上。据估计，公费用车，公费吃喝以及公费出国的之处总额大约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与此相对应，中国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让人诧异的是，中国本来不多的医疗经费的80％发在850万名党政干部的身上，更有甚者，在中国很多病人因为没有病房而不得不推迟住院的情况下，却有40万中共各级各类干部长期占用着高干病房，吸收走非常多的医疗资源，让本来就很紧张的住院条件更加恶化了。除了这些数额惊人的费用之外，根据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中国各级官员一年贪污腐败的金额达2500亿，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被贪污200元。而且常识告诉我们，这区区的2500亿只是冰山之一角。
上述种种现象和事实说明，中国的官僚阶层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可怖的食利者阶层，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正如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政治理念上的实用主义加政治治理上的官僚集权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专制王朝的周期性循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解决这种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制度劣势，中国没法往前走，中国人的苦难就会象中国的王朝统治一样不停地循环下去，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就会持续地在时间之轴上画圆圈。
4．“复古路线”的经济和民生之痛
那怎样解决制度上的落后问题，答案自然和解决经济上的贫穷问题一样，就是继续学习和模仿那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导的专制体制之弊病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民主国家，它们-无论是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原生性民主国家，还是象韩国和波兰等后发追赶型国家-在实践上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宪政民主制度是确保经济繁荣和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能打破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掩盖下官僚主导体制的最佳制度安排。
我翻译的这本书就是讲后发国家在制度模仿上的经验和教训的。后发国家的转型说到底是结合每个国家不同情况的各种不同制度模仿过程。此间的制度模仿或者转型过程和经济发展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政治治理的目的是为民众提供一个让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用专业术语讲，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要体现出政绩合法性。这其中的原由就是，中国人在过去很多年以来生活得太贫困，有着难以遏制的追求物质繁荣的冲动。所以，谈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谈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谈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影响，谈它会给我们个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朝向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确实和这些问题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现在举三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以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模仿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以及我们同胞的生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第一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第二是税收负担的问题，第三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首先来看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通俗一点来理解就是钱太多了，要买的东西却是一定的，那东西就一定要张价。所以它和政府的铸币权有关，也就是政府控制货币供应的权力有关。从宏观的意义上讲，铸币权是政府对经济实施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滥发货币，尤其现在的货币都是纸币，还不是金银等贵重的金属，政府印刷机一开，货币就有了。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凯恩斯说的明白:“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 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用通货膨胀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妙就妙在“一百万人中间也未必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政府掌握铸币权，能给穷人增加财富的价格上涨总是最晚出现的，持续的时间是最短的，而且幅度也是最小的，而收益主要归富人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上涨却是最早的、持续的时间是最长，当然幅度也是最大的。这种现象正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典型例证就是房子的价格上升的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幅度也最大，而农民的粮食价格上涨的最晚，而且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即农药、种子和农用柴油大副涨价之后的被动反应。所以，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就是大家目前能亲自体会到的。所以现在一般家庭都感觉日子过得比较紧，压力很大，可是另一方面，我最近又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汇丰私人银行（瑞士）宣布，去年（2007年）获得主要来自中国富裕人士高达227亿瑞士法郎的存款，约合人民币1600亿。消息又说，去年（2007年）该行所管理的资产增加了179亿瑞士法郎，总额达到1860亿瑞士法郎。我们粗算一下就可以看出，2007年来自中国富裕人士的存款超过该行当年度的资产增加额，并且只是一年增加的存款已经占其所管理的总资产的12%。这还仅仅只是中国富裕人士向国外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的存款，并且这家机构的规模和知名度远远小于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正是由于中国有大量的富人，全球各地的负责个人理财的私人银行家正向中国蜂拥，尽管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这些人在中国开展业务。我常常纳闷，从1979年到2007年的将近30年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0%，可是一般民众依然这么贫困，常常为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发愁，那我们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上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管中窥豹。本来中国因为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已经比较突出了，现在，中国政府铸币权的滥用又成了雪上加霜。
所以归根到底，政府印刷货币的权力要受到其公民共同体的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众的利益为导向和指归。否则就会如凯恩斯讲的那样，民众的财富被再分配出去，可自己往往还没有觉察到。但是，怎样才能保证政府铸币权的行使最符合一般大众的利益呢？这就需要一个宪政民主的机制，如果你滥用铸币权，损害公民的普遍利益，那对不起，公民就会定期地用选票把你选下去。即使现在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专业化，其独立地位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可，一般不受政治干预，但这样的独立地位的维持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公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否则中央银行就难免沦落为统治集团攫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除了铸币权之外，政府拥有的另一项极其重大的经济权力是征税权，这也是和一般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明显感觉到政府很有钱，它的钱就是通过征税权的行使得来的。我说的征税权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定的税收项目，也包括各种名目的规费。据统计，中国政府2007年总的税收是5.1万亿，再加上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的约4万亿的各种规费收入，政府2007年的总收入达9.1万亿多，平均每人征收了6894元（以中国13.2亿人口算）。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这样，从人均的角度看，政府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个人收入+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33.3%。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城镇居民来说，他创造的财富刚刚好有三分之一都被政府拿走了。而且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140元钱，远远低于人均的政府税赋水平。农民一年辛劳的一大部分成果都被政府拿走了。可是政府把这些收入拿走后都干什么了呢？我们看到贪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贪污的金额越来越惊人，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越来越豪华，官员们出国旅游次数越来越多，官员们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开会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奢华。而我们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却越来越承担不起教育、医疗和住房的费用，更不用提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如果各位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去看看就知道，这么多人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盖不起房子。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创造的财富都被莫名其妙地征收走了。在城市里，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刚够维持生活，就开始被征税，而且中国的消费税无处不在，不管一个人买什么东西，他付的钱的一部分就是交税。而且在个人交了税以后，无论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还得再缴费。这样个人的税赋负担就很大，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制度劣势影响大学生就业初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细想一下各位就能完全理解。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我认为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最关键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一部分基本上以外资和民营企业为主；二是政府垄断或控制的企业，包括电讯、石油、采矿、银行、证券、保险、媒体和出版、教育、医疗卫生甚至房地产等等。至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比如低端的服务业，象餐馆、便民店、理发店、洗衣店，以及农业等，由于产业的性质，很难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对象，因为很少有大学生会毕业以后当个理发员或者售货员。
中国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它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可是，我们在制造业中纵容“低人权优势”，让工厂廉价却高效地使用中国的大量农民工，以此赚得巨额利润。此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的制造产业无法升级，管理水平粗放，技术含量一直无法提高，这样，中国的制造业就因着后发劣势被定格在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如此的产业结构当然需要的是低技能的产业工人，而不是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前两年，中国有一个首富叫施正荣，是从事太阳能行业的。他曾经准备从国外引进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生产线，想按照国外同类厂商的路子搞自动化生产。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着？他放弃了这样的生产线，而是雇佣了很多人来完成这条生产线的全部工序。为什么呢？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成本，发现全用人工比用那条自动化的生产线更能节省成本。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非常多。毫无疑问，大学生们在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工厂比在一个作坊式的制造企业里有更多的可能找到工作。
再来看国有垄断企业。从常识来看，垄断就意味着阻碍创新和遏止对人才的有效需求和使用，因为垄断使得这些企业不仅不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而且还阻碍了其他具有创新和进步能力的企业或个人进入他们的领域，而创新是需要知识的，并且竞争化的体制可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我听说在有些地方，收入高的垄断企业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世袭的领地，一般能进入这些行业的都是该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亲戚或者关系户。垄断就牵涉到政府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们很少有机会干预市场经济微观企业层面的运作。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也就无法做到。举例来说，如果把中国电视媒体产业完全私有化，电视行业会创造出很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因为媒体的产品需要知识和创意，这正是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所以我说大学生就业也吃垄断的亏。
无论是政府的铸币权、征税权、垄断经营权还是产业政策制定权，其实都和我们一般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目前处于一种专制的自我寻租的官僚体系统治之下，政府往往就会利用这些权力去侵犯或者至少是漠视民众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反过来说，为了保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就需要对政府有适当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而人类文明史上所发现的最佳的也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制衡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机制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中国的制度转型关乎的不仅仅是公平正义之类的人类道德理想，而且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物质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制度转型决定的不仅是自由能否在中国得以实现，还决定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否能够持续并惠及每一个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上均落后的国家，其制度转型的特殊历史使命凝聚着中国人的双重目标：民主与均富。因此，我们在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时候，也要同时开启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否则，我们就会看到官僚群体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而普通民众则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压迫下苟延残喘，最终经济发展成了对少数人的祝福，和对大部分人的诅咒。在各级官僚趾高气扬的骄傲中，在广大公民不堪重负的叹息中，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幅历史图像：失去理想目标的中国在迅速地沉沦。
5．小结：中国转型的历史包袱
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乱象的根由就在于政治的“复辟”或者“返祖”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转型的失衡；在于制度性公平正义的缺失和庸俗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在于人类道德理想的没落和极端机会主义的崛起；在于我们撕裂了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而不是让它们成为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这其中的关键首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在意识形态上降服于一种传统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将政治看作，并且仅仅看作，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中国因而无法建立一种健全的现代政治观-即将政治看作一种抑制恶而实现善的公共事业。其次，中国的政治权力由于无法以公共利益为其旨归，中国政治权力的终极来源就要回到传统上的私有化状态。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政权都是皇帝的，中国的朝代名称以前都要加上皇帝的姓氏或者族类，像什么李唐、朱明、满清、蒙元，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的政治都是附属于一家一姓或者一族的。我们现在的状况和过去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所谓党国体制或者“共产党中国”这类表述传达出来的东西就是如此。再次，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私有化之历史背景下，中国目前的权力结构也回归传统的官僚体制，遍布中国大地的各级各类官僚其实就是上层实现社会控制的代理工具而已。不消说，这种层级制的委托-代理机制正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能够维系下去的重要保障，但它也产生了严重的治理问题乃至治理危机。有人将官僚统治结构的乱象归结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不管怎样，官僚机构作为承担代理功能的体系只是委托-代理机制的被动方，它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代理机制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委托-代理机制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转型所面临的历史挑战就是，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所谓“改革”时期之后，我们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已经大大偏离了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民主和均富。我们生活可能是富裕了一些，可是我们却越来越不幸福，因为我们离我们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远了。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政治中国的倒退，我们再次倒退到传统中国的畸形政治观念、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中国的转型要想成功，我们就必须阻遏这种悲剧性的倒退，破解这种历史循环的难题，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之路上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使命。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我们的大使命可以转化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制度。怎样来达成这样的目标？这是下面一章要讨论的主题。
中国转型的路径分析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中）
张大军
（二）中国转型的路径分析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照亮中国未来的历史之光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一部《春秋》据说藏着可以让乱臣贼子惧的微言大义。中国人也常常讲以史为鉴，把历史当成评价荣辱得失的镜子，既然如此，历史中必然有着能指向未来的真理。因此，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喜欢到历史里去找答案。我想这种历史情结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孔子有关，他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夏商周三代先王良政善治的美好图景， 于是孔子“法先王”式的政治复古主义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指导思想，三代之治也因而成了中华帝国的政治历史图腾。甚至到了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三代之治依然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理想。清末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编撰的《瀛寰志略》中就用“三代之遗意”来表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其赞叹华盛顿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我想他是真心赞美华盛顿所体现的政治美德的，不过他的比喻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他把华盛顿比喻成中国历史上的“圣王”，而美国关于良好政制的精神恰好是与这种对“圣王”之治的渴求南辕北辙的。我们祖先一直以来所信奉和向往的三代之治本质上不也就是家天下或者王天下的一种么？而这种三代之治的政治安排和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又有什么可比性呢？
中国老百姓无法理解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圣王”情结，等而下之地却形成了“清官”情结，这两种情结的纠结让中国历史深深地陷入一种无法自我突破的怪圈。我们的祖先无论怎样相信三代之治的存在和重现的可能性，他们在历史中的经历却总是专制与暴力的循环。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饱含着血腥杀戮和奸诈权谋的政治厚黑学的现实演绎过程，我们不停地在历史的厚黑场中转圈，却总也找不到那种能照耀我们未来的亮光。我们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和指引，似乎变成了我们从历史中寻求咒语和魔法。我甚至相信，毛泽东在二十四史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诅咒。历史难道是我们的宿命，或者我们的“原罪”？
我们的历史罪性就在于，无论是儒家士大夫的“圣王”理想，还是普罗大众的“清官”理想，都摆脱不了政权私人化或者家族化的历史命运，政治最终就会成为一种实用统治的手段或者私人控制的技术，而不是追求超越性价值-公平正义-的公共事业。换句话说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历史书中每一行可能都写着天下为公、仁义道德等字眼，可人们在字里行间看到的却是绵绵不绝的私欲。通过统治者们那些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字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事政治的动机要么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要么是“大丈夫当如是”的豪情，要么是“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骄傲。他们中从来没有人喊出“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的信实盼望，却总有人在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绝望。
我们无法在自己的历史中找到那能照亮未来的亮光，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继续让历史循环下去么？幸好，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能不再需要普罗米修斯盗天火来照亮我们的去路，因为我们即使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光亮，我们仍然可以从别国的历史中寻找那能照亮中国未来的光。那种光就是超验的公义和普世之光。正如徐继畬巡抚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这种光确实照射出“天下为公”的良辰美景。不过，遗憾的是，他只对了一半，因为他以“圣王”情结来解读这种光，将华盛顿这一“圣人”当作光的来源，而事实上华盛顿绝不是这种光的来源，他只不过是光由以发出的管道而已，因为这种光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的来源不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那束超越的普世之光既能照耀未来的去路，也能让曾经的历史之路上的各种磕绊无所遁形。如果说历史是我们的宿命，那也是由于我们一直都被捆绑在我们的历史“原罪”中，一直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洗尽这种罪。在普世之光的照耀下，中国的历史确实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出那捆绑中国人精神、思想和观念的魔鬼符咒；也只有靠着那普世之光的强力，我们才能获得摆脱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战胜历史深处的罪性，让我们的历史在时间长河里获得新的生命。
（我并不是全盘反对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我反对的只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价值观，以及儒家或者法家或者任何其他思想流派与孕育这种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有关的部分。我其实很欣赏中国的旧体诗，因为从审美上来说，它确实很有让人着迷的地方。我尊重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人格特质，同样我也遵循部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概括而言，我认为儒家或者其他中国文化思想流派在除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领域依然有品质良好的精神资源，非常有必要深入挖掘这样的资源。此是题外话，暂不赘。）
我们知道，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代化观念对中国的变革起着非常大的引导作用，它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的变革事业提供着愿景和激情。这种现代化观念其实也是在普世之光照亮别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之后因着它们的具体经验而凝练成的一种价值理想。因而，值得庆幸的是，纵使我们无法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普世之光照的经验，纵使我们的历史无法照亮我们的未来，我们却有着从别国的被照亮的历史中寻出自己未来之路的便利。别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历史之镜”。正如上文所清楚指出的那样，这种普世之光下的历史经验就是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对一个后发国家的转型来说，就是不停地从“普世的历史之镜”中学习别国的经验和吸取别国的教训。诚然，我上面谈到的所有观念、想法和判断都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都是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后得来的。比如，劳工权利的保护其实是有利于整个社会就业结构的改变，铸币权的滥用会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影响民众生活水平，而征税权的无限扩张和不受制约的滥用则直接将财富从民众的口袋中拿走。同样，我们说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是好的制度，值得我们模仿，也不是我们凭空捏造出来一个乌托邦，而是从西方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对这些制度的基本结论。
显而易见的是，普世之光下所衍生的很多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也都具有普世的价值。虽然因着历史的巧合，它们都肇始于并成熟于西方，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们的普世性。不过，具体到制度模仿或者学习的方法，西方整体上作为原发性地区，能提供的具体经验就不一定很多了。同样是不幸中的万幸是，普世之光早已经开始照耀西方之外的世界。许许多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因着追寻普世之光也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相对于西方国家，也曾经是模仿者。它们在模仿西方制度中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或者教训。它们已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中国这一负荷着历史重担的模仿者来说，都是弥足尊贵的。因此，它们的转型或者模仿经验也应该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或者进一步说，它们进步或者转型的历史也成为照亮中国未来转型之路的光照的来源。对非西方世界的新近转型成功的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尤显必要。因为，相对于西方成熟的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中国只能算个稚气未脱的小学生，让小学生学习成人肯定是有点勉为其难了。所以，它们只能成为远期的目标模式，而中国近期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可能更应该是那些处于制度青春期的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和韩国等等。也就是说，模仿者要明白自己进行模仿的基础，明白自己本国的实际情形是什么，否则要么急躁冒进，欲速不达，在沙滩上建高楼，要么该进取的时候退缩，畏首畏尾，错失良机。
概括来讲，以历史照亮中国的未来就包含了下面三层意思：第一，超越的普世公义之光要进入中国的历史时间中，并进而打破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照亮中国未来的去路；第二，以普世之光在西方国家的历史性经验中所凝结成的普世价值和制度为效法的对象，将中国的未来引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第三，以非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模仿式转型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结合中国现有政治经济的基本特点和社会结构，理解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目标迈进的未来可行路径。对于前面这两点，我觉得争议可能不大，而且前面已经做了初步的分析，后面将不再论及。下面我就从第三层含义出发，来分析中国未来转型的可能路径。
2．历史之光下的中国变革道路
我认为，谈论中国的转型路径要注意区分几个相关的概念。一是中国传统的“变法”的概念，二是我们现在天天讲的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概念，第三个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革命”概念，最后一个是目前世界通用的关于后发国家变革的“转型”概念。辨析这四个不同的概念，是为了搞清楚，它们中的哪一个所蕴涵的东西最适合于描述我们所希望的可行转型路径。
首先，我来谈谈中国传统上的变法概念。从理论上讲，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好象也是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但仔细察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王朝所谓的变法都是在确定的君臣专制结构下（即家天下的政治结构下）实现一种亲民和爱民的政治目标，这样子的政治目标是实用主义的，就是让民众能得到一点实惠而已。顺便说一句，按照我的理解，这种王权时代的变法目标和现在执政党提出的民生目标挺接近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了皇帝和相应的皇权结构，但我们有的是现代版本的专制体制。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下，变法的发动一要靠“圣王”，二要靠“清官”型的能臣。据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可能成功实现儒家“天下为公”理念的变法是北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确实，按照儒家的标准，宋神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的好皇帝，即使不是“圣王”，也总比中国几乎所有其他皇帝离这一荣誉称号最近；而王安石无疑是一个具有清廉操守的能干且富有抱负的大臣，据说这种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那时的变法条件真是好，儒家的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理想权力结构是多么难得地在历史上出现了，又据说这种政治乌托邦曾勾起中国历史上无数心怀大志的儒生的无限向往。宋神宗和王安石似乎要改写中国历史了。可是，不管他们如何雄心勃勃，君臣无猜，配合周密，他们联手发动的变法措施还需要依靠效忠这一体制的官僚队伍来具体实施。实施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不仅宋神宗的仁义治天下的理想没有实现，王安石的雄才大略也很快山穷水尽，而普通民众则生计无着，最后是社会上怨声载道，变法只好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综观中国历史，不管什么样性质和规模的变法，无一不是由一个权威很大的大臣在皇上或者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发动的。这是由中国的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结构决定的。而结果都注定会失败，这也是由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结构决定，因为这种政治结构的维持和运作必须倚赖一个层级制的官僚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讲，就连机缘极其巧合的王安石变法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那其他变化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归根结底，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上也是不敢得罪作为其统治根基的整个官僚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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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共产党最初的改革以及作为改革重要推手的“能臣”都不幸夭折了。幸运抑或不幸的是，作为共产党改革事业发动者的“圣王”还在。“圣王”似乎还心有不甘，想延续改革的香火，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据说很有能力和抱负的“能臣”朱熔基先生。这样，作为嫁接“圣王”威仪的“能臣”又开始行动了。不过这次“圣王”和“能臣”都学乖了，只讲经济改革，别的都不提了。不过，即使是经济改革也需要执行，那执行的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庞大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集团身上。这当代中国的二次改革的果效又如何呢？简言之，就是官员们及其帮凶和伙伴们春风得意，趾高气扬，龙马精神，而社会则堕落腐化、沉迷委顿，悲苦绝望。关于这一点，评论太多，数据太多，事实太多，我就不讲了，每个读者自然心中有数。
据说现在还有人在呼吁改革，某位“改革派”大佬甚至大声疾呼：改革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其实，这位老先生不明白的是，改革不停顿或者不倒退也是没有出路的。不信？看看执政党最近的改革举动。执政党大张旗鼓说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路线，只不过现在的改革已经从二次改革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降格到行政体制改革。遗憾的是，推动中国当代改革事业的“圣王”已经死了，“能臣”也找不到了。于是，行政体制改革变成了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又变成将28个部合并成27个。也许值得我们普通公民幸运的是，这次改革好象不需要我们承担改革成本了，因为行政改革的成效立竿见影：除了换个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变。这样，作为改革措施推动力量的官僚集团就无须上场演出了，民众也就省去了再一次被欺骗和盘剥的机会。我不禁替执政党惋惜，没有了“圣王”和“能臣”，改革就这样很快无疾而终了，改革这块“石头”仍进官僚集团的大水塘里，连一个小小的浪花都没有溅起。改革在发动的时候就结束了，社会生活一如既往，民众皆大欢喜，天下就太平了。
可见，现在的改革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看来连改革都不能过三代了。于是乎，改革的呼声再起。可是，没有了“圣王”和“能臣”，改革又如何？不改革又如何？所以，我给呼吁改革的人士一个建议，与其呼吁改革，不如呼吁“圣王”和“能臣”。否则，这种呼吁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据说，现在又有人开始以王安石来激励自己了，说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我倒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内心的真实表白，不就是想在专制体制里面做“改革”或“变法”的春秋大梦吗？这种梦中国的儒生已经做了几千年了，再多一个人做又如何？只是，宋神宗这样的“圣王”以及“王安石”这样的“能臣”都没有了，梦毕竟是梦呀。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看，不仅中国的变法没有获得成功的先例，其他国家面向现代化的改革也少有获得最终成功的先例。我们先来看看曾被无数中国人激赏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命运。从短时段的历史来看，明治维新确实起到很好的效果，日本得以迅速成为东亚的强国，并因着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及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分别战胜两个规模比它大得多的专制国家而为世人瞩目，并因此成为中国效法的榜样。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却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采取“尊王攘夷”的政治策略，以加强天皇的中央集权来推行改革，显然这强化了日本的专制体制，并最终导致以天皇为领导核心的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兴起，给中国、亚洲以及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日本也只有在经过美军的占领和改革之后，才得以建立现代的自由民主体制，这中间付出的代价非常高。
同样，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虽然在短期内使得俄国迅速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并在北方战争中打败当时的欧洲强国瑞典，但他用加强皇权的办法推动改革同样造成了强化俄国专制主义的后果，并且这种后果一直延续下来，使俄国成为近代极权主义的繁衍地，给俄国人以及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所以现在看中国的改革命运不是很简单么？所有的改革，都会有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因为他需要强势的国家领导人，和强势的官僚集团，其结果就是强化专制的力量，对自由民主体制的长远培育非常不利。因此，我们在评价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时或者在称颂彼得大帝为伟大的改革家时也需要注意这种中央集权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所潜在的危险。
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以及国外较为著名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进行总结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当代改革，或者说历史上的变法，不是已经失败，而是我们当初就不应该对它寄予过高的希望。改革不是已经死了，而是它从来就不曾有过我们所期望的生命力。按照中国的历史逻辑，它的所谓“死了”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第二，即使是国外相对成功的改革经验也孕育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改革事业的推动一定是伴随着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强化的过程的，这一点我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朱熔基所主导的改革进程中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有可能把一个国家和民族推到一种灾难性的境况中，而这正是我们对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最大的殷忧。第三，虽然改革在一个极端专制的时代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正因为无论中外的改革都有潜在的巨大危险，我们有必要在改革已经出现危险苗头的时候放弃这样的改革路线，否则，殷鉴不远，实足堪忧。
现在进退维谷的局面为什么值得我们忧虑？这和我现在要谈的第三个概念-革命-有关。革命在本文里的含义是以暴力来实现政治和经济变革的社会行动。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和这个词对应的说法是农民或者流民起义。不幸的是，这样的革命成了中国王朝循环模式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专制社会的改革或改良总是无法顺利达成目标，导致中国式的“天下为公”的良好政制总是无法实现，专制体制在耗尽完其自身的能量和资源后就会面临农民/流民的暴力革命或者起义。而这样的暴力革命的后果往往是另一个暴君的上台，开始专制王朝的另一轮循环。在目前改革既没有动力，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历史又将中国逼入一个要认真思考革命是否可能发生的险境之中。这样的思考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中国人的血流得太多，我们在实践上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流血，在伦理上已经不能再容忍这样的流血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等着另一轮革命暴动-专制的循环么？我们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有没有能力找到一个中道的社会变革路径，让贪婪残暴的统治阶层受到适当的约束和制衡，能够稍微有所收敛，并同时让怨恨压抑的底层民众能够逐渐改善他们处处受盘剥和虐待的悲惨处境，让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正面力量的一部分，从而将他们不断累积的负面情绪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激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这样的抉择拷问着每一个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
对于我个人来说，能够避免历史性悲剧并实现中国和平变革的中道路线就是转型之路。这就牵扯到我要谈的第四个概念-“转型”。转型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世界后发国家迈向自由民主和市场体制的变革过程。它有清晰的目标指向，要求体制本身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在一种既定体制下变来变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把那个国家治理的模型都转过来，形成一套新的体制。鉴于此，它与前述变法或者改革概念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第一，他的目标是超越于所谓的改革者或者变法者本身所在的体制性环境。仅就此而言，它就大大不同于从商鞅、到王安石、到张居正、再到邓小平和朱镕基的中国式变法或改革传统。简要说，转型的诉求是以一种最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更好模式治理国家，而变法或者改革的诉求只是以一种更有利于统治的方式或办法来治理国家。第二，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超越性，人们很难依靠改革者本身来达致这样的目标。在这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超验信仰的文化传统中，很难指望会有一个能真正超脱自己利益的所谓改革者。因此，转型的动力机制必然是来自现有体制之外的，来自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民众。在我看来，在专制的政治结构下，这样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总体图景就表现为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我这里的公民社会的含义是非常宽广的：凡是独立于正式国家权力的任何自主性的行动或诉求都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样的动力机制显然是自下而上的，但它并不一定要排斥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会欢迎或者鼓励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因为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往往都是由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推动的。如果这样理解转型的动力机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变革前景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而不是天天企求统治集团进行改革。因为普通民众既然自己没有权力去推动改革，没有权力去发一个文件或者指导某项政策或者制度，要求改革其实就等同于要求统治者施恩，等天上掉馅饼。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包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这样的施恩不会到来，正如天上永远也掉不下馅饼一样，所以“天下为公”就一直是一句空话。
我一直在极力向朋友推荐以转型这一理念来取代改革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原因除了上文讲到的清晰明确的目标（宪政民主和市场体制）以及切实可行的动力机制（包括一切有合理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民众的公民社会），还包括它的现实的迫切性。我们知道，中国三十年的改革都是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发动的，它全然排斥了底层甚至中下层民众的参与。于是，上层统治精英及他们在整个官僚系统的代理人得以以改革的名义推行牺牲普通民众利益的各项政策和制度。结果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极速扩大、贪污腐化日益盛行、民众生活负担日渐加重、环境迅速恶化，资源频临耗竭，更不要说道德人心每况愈下。这样的局面又导致民众民粹和抱怨情绪的累积和恶化，各种群体性事件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似乎又走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这边厢是贪得无厌、巧取豪夺、高高在上的权贵，那边厢是生计艰窘、欲哭无泪、满含怨恨的低层民众。整个中国的命运就完全被迫停在这两极化的力量的恐怖平衡之中。鉴于当前的形势，“转型”作为一种介于改革和革命之间的中道的变革理想必须要提出来。由于它的广泛参与的性质和利益博弈与分享的能力，它将能够把低层民众的渴望和利益部分地包容进来，免得他们在中国变革的过程中血本无归，避免秦晖先生所说的“权家通赢，赢家通吃”的极端情形。这样低层民众就不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被剥夺者，他们铤而走险的意愿和动机就小很多。
当然，这仅仅只是转型的公民社会参与模式最迫近的功能，它的更为长期或者制度性的功能是建立一种以某种非正式或者非政治的方式展开的利益博奕机制，以利于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和解的达成。毕竟，转型的公共参与模式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它将最终导向中国的国家政治目标-也即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经过充分参与的公民社会才能体会并珍惜自由和权利的价值，也才会有热情和动力去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一个能真正实现“天下为公”理想的政治体制才会因此而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
3．中道转型路径的现实可行性
这样的中道路径是不是太理想化？将推动中国进步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是否太不靠谱了？当然，这种点滴推进的路径可能确实有其非常理想化的一面，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相比，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实践并完成这样的中道路线只能说是一个人间的奇迹和中国人的幸运。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否完全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力量和意愿。至少对我来说，依靠民间社会比依靠官僚集团要靠谱得多。毕竟，这一进程和他们的身家性命攸关，和他们的生活生命状态息息相关。退一万步讲，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权利，根本就不在乎一个中道的公众参与的政治共同体，那即使是天上降下宪政民主体制，那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活在其中的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一体制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无不是从民众努力争取自己的各项权利开始的，而对统治者恩赐的期待也通常都会落空。所以，在我看来，这甚至是中国实现体制性转型目标的必由之路。
那具体来讲，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转型有什么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和办法？为了更加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将自由民主分成两个部分来理解：一个制度上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一定经历过两个非常相似且相关但又有很大区别的两个过程：自由化和民主化。世界各国的经验无不是先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然后民主化才可能水到渠成。可以说，几乎所有先进国家宪政民主体制的确立都是先经历过自由化的阶段，自由化的结果就是宪政制度；民主化过程都是在自由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其最终的制度结果是普选基础上的代议民主。所以从理论上讲或者从历史经验上讲，都是先宪政后民主。宪政从来都是精英阶层发动、领导和维系的，也就是说宪政的实现往往是上层博弈和争竞的结果，而民主一定是一个全面的政治开放过程，其实现则是以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为基础，带有很强的草根性。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采取的就是这种宪政优先的制度安排。当时，有一定财产或者一定教育程度的人才有选举权，而被选举权附带的条件更为严格，这样当时全中国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有选举权或者被选举权，是一个典型的精英共和政体。
对于后发国家，这种看似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变得很不自然了。尤其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后，民主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变革方向的观念，成了政权合法性的证明。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后发国家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既完成全面的自由化，达成一种宪政的制度目标，同时也要开启参与的渠道，为普选制代议民主的实现打下基础。现在人们一讲到民主，不可能是古希腊的那种精英民主，或者中华民国初期的那种精英共和政体，而一定是讲大众民主，就是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普选权，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如果现在谁还胆敢象民国初年那样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各种各样的条件或要求，马上就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明白，我所讲的公民社会的参与其实也包括两个互相关联但性质又有点不同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参与对个体或者所在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维护，第二部分是参与对公共生活的治理。前者是对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或者自由的守护，带有保守的品格，其目标应该是自由秩序的扩展；而后者则更多是对共同体公共生活的积极主动的承担，富有进取精神，其目标则是民主治理机制的形成。
如果用这样的两分法来分析中国的改革进程，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改革只是很有限地释放了一部分自由和权利，而公共治理则基本上没有放开（除了村党委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选举之外）。余英时先生说，中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原初目的其实就是以被迫让出部分经济社会权力或利益来巩固或维持中共的统治。我认为这句话是对中国改革最精辟的评论。就短时段而言，从它自身的逻辑来讲，中共的这一策略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些经济社会权力从一个全能性控制体制来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它以比较小的代价达到维系统治的目的。所以我不得不说，从中共的角度看，邓对延续其统治确实是有眼光的。但邓的眼光也就局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1989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改革已经很难再继续成为提供这样的统治合法性的工具。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共有没有可能再让渡一部分权利或者利益呢？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当然，中共的这种让渡不会是一种自愿开恩的行为，而是在压力下的一种被动反应，正如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搞改革让渡权利一样。
这样的压力源恰恰只能来自公民社会的广泛的参与运动。正如上面所说，参与包括对自由化的促进和对民主化的促进两个层面：对自由化的促进主要是参与推动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全面落实，尤其是财产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言论思想自由，这里面可能要强调的是法治保障和法治秩序的建设，基本上是一种宪政化的思路；对民主化的促进则侧重于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包括促成自由公正的选举、自由结社、参与议会政治等等，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开放的公共治理机制的形成，大体上是民主化努力的一部分。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一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法治基础上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增加的过程，尽管自由和权利的落实还很不充分；另一方面，公共治理机制基本上还是封闭的，执政党基本没有任何放松，任何层级上的自由公正选举都是不可能的，自由结社也是禁区，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政治在中国完全不存在。所以，公民社会的参与要推动中国继续往前走，其现实目标就在于全面落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同时启动中国公共治理的开放进程，让民众开始有机会从事公共事务的治理。
以这种方式推进中国进步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其实现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公民个人的主动努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讲要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不用天天讲，你自己做起来就行了。举例说，我们公民半月谈有一个小册子，自己找人印刷出来然后分发或者以成本价卖给朋友。因为这个册子是自由出版的，对于我来讲就等于出版自由实现了。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出版，出版自由就来了，根本不用管新闻出版署给不给你自由出版权，这样的自由权利是天赋的，没有理由受官方机构的出版限制。信仰自由也是一样的道理。所有有信仰的人都去独立的教会、独立的庙宇或者任何其他独立的信仰实践场所，信仰自由就来了。再比如对民主化的推进。有人说人民代表要专职化、提升选举的层级或者推行更加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办法，这其实是让共产党做出实质性的制度妥协，我认为目前根本做不到。但我们现在可以做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在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找出来，每年对他们每个人做一个民间的评估报告，列名人大代表在这个地方做了什么事。如果什么也没做，那他的作用不就一目了然了么？另外还可组织当地社区的居民对其打分，在网站上登出来或者直接寄给他。这都是公共治理的参与，而且是可行的政治参与。
4．中道转型路径的现实果效
这样的公民参与可以起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进行公民训政和开展公民启蒙。公民训政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公民参与体现的信心、能力、理性、合法、平和将改善国家机器的品质以及统治者的心态，让国家机器逐渐靠拢文明的制度规则，让统治者逐渐学习文明的执政规则，这与孙中山先生的以党训政的理念是大相径庭的。相对而言，中国官员对民主的认知水平可能要稍稍高于对法治的认知，训政可以成为培养官员们法治意识的重要手段，这样一旦中国需要全面开放民主化，民主体制也能获得法治的保障，中国转型就会顺畅很多。
公民启蒙则是对一般民众而言的，通过各种舆论形式（包括媒体、讲学、以及研讨会等）在尽可能的大范围内进行观念上的引导和更新，让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乃至各教育层次的民众都理解并认可自由、民主与宪政等核心政治观念的价值和有效性。当然，启蒙并不仅仅是观念的传播，建设公民社会的参与活动本身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启蒙行动，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启蒙途径。建设公民社会的活动本身就彰现了启蒙价值(包括人的自主性、独立和尊严等)。总之，在后发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观念上的启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只有启蒙后的观念才能引领出符合自由民主目标的行动。
在中国的后极权体制下，无论怎样强调公民社会参与的意义都是不过分的，它一方面可以使公民摆脱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培育适合现代政治生活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并且由于它能产生实在的结果和影响，因此它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公民社会的参与肯定会产生溢出效用，从而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对政治共同体的看法和追求。公民社会参与对公民启蒙和公民训政的带动作用终将实现中道转型路线的目标：即建立自由民主体制。也许更为根本的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公民社会所养成和提炼的结社艺术将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基础。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是推动这一中道事业的力量？我个人认为，这一事业的潜在支持者包括统治集团中较为开明的上层人士、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大部分合法经营的私人企业主群体、大部分的工人阶层、以及几乎全部的农民阶层。而其反对力量则包括上层统治集团中较为保守的势力以及既得政治利益集团、依附于或寄生于国有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包括部分经理人员和员工队伍以及与他们有非法合作关系的私人业主）、基层（县及以下）的官僚集团以及与各级官僚们勾结在一起的商人队伍。总而言之，这样的中道事业的民众基础就是包括中国绝大多数人群的中左联盟。从人数上说，支持者当然是绝大多数，但由于人数较少的潜在反对者是目前执政党执政的基石，在目前执政党还能够应付下去的局面下，其实这一事业的支持者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的形势下，中道转型路径的前景又如何呢？这样的中道路径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论？这就是我将要在下面谈论的主题。
中国转型的可能前景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下）
张大军
三、中国转型的可能前景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圣经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一节
我觉得不论输赢如何，我们应该同感骄傲，民主自由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我们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许感受不到，但是一定关键时刻，民主自由所展现的力量会非常大，这是台湾最大的资产，也是台湾最迷人的资产。马英九，2008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胜选演讲
1．外部影响对中国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中道的转型路径提供的是一种理想型态的变革路线，其本质是在既无改革动力也无改革必要的情形下，中国社会的一种自发的负责任的政治社会行动路线。这种变革路线在中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其所可能获得的效果和达致的结果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因此，谈论它的前景，就首先要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可能要面对的未来图景，然后再来看这一路径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图景中所可能起到的果效。因此，在谈论这一转型路径的前景前，我愿先试图勾勒一下这种中道变革路径可能会面对的各种具体的中国未来图景。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帝国传统的老大国家，有着很强的按自己内在意志运转的惯性。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那样，能够引起中国庞大的国家体制变革的只能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力，这在传统的王朝时代表现为游牧民族的入侵或者底层流民的起义或者革命。在中国的国家体制下面，如果缺乏外力的介入或者冲击，国家体制中是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推动真正的变革的，他们所做的就是维持局面而已。远的不说，中国国家体制的这种停滞性甚至在目前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也是表现得很充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代执政者其实也是想维持住现有局面而已，主动变革的意愿或者能力均付之阙如。不过，幸运的是，由于外部力量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介入，他们可能会和历史上的很多统治者一样，想维持而不得。我认为，这样的外力的介入、冲击和影响，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图景，也进而决定着中国转型的基本前景。毋庸讳言，从中国在19世纪中叶被迫打开大门，让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制度和器物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之后，再加上最近三十年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都留有很深的西方烙印。对西方带给中国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综合和分析既不是本文的目的，当然也是本文作者力所不及的。我这里要谈的西方的影响主要是跟中国的未来转型有关的几个最重要或者最直接的方面。
笔者个人认为，现代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分别是：在政治上，现代的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已经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支持；在经济上，中国因着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对全球市场（包括原料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产生依赖性关系；在社会上，与中国现代化努力直接有关的工业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逐步过渡到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国家。笔者进而认为，这三方面的影响将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前景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下面，我分别对这三方面进行简要的评述。
先来看政治上的影响。中国现在的专制体制与传统王朝体制很不一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传统的专制结构有皇权的血缘合法性的支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它的统治合法性不会受到质疑，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皇上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天命之所在。所以，传统的王朝一旦建立，血酬定律自动发挥作用，民众只有俯伏于皇权的天命之下，是不可能有任何非分之想的。而现在的统治者可没有过去的皇帝们这么幸运，他们要一直面对合法性的拷问，这样的拷问既是道义上的，也是能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其统治地位的。来自西方的统治合法性观念在中国演变成对执政党提出的政绩要求，也就是统治者的执政要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效益。说到底，所谓政绩合法性，其支撑性的观念基础还是主权在民的原则。民众让渡统治权给统治者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他们对统治者执政地位的承认是期待后者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一旦统治者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下结论说，改革已经终结，我认为这种终结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其实对共产党而言也是如此，因为改革现在已经无法再为它提供政绩合法性证明了。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中，改革已经充分释放了它为执政党提供合法性支持的能力。现在的执政党无论搞什么样的政治口号-如和谐社会，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如亲民，或者玩什么样的二十四史式的权力游戏-如搞权力分肥，都要持续面对统治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确实让中国在经济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逐渐地开始与世界融为一体。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以后，中国经济已经前所未有地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对世界原料、产品和金融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中国也已经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越来越多地需要世界其他地方供给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原料，如石油、木材、铁矿石、大豆等大宗商品，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也需要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出口顺差以及外商投资成为中国的经济成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中国长期采用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已经让中国逐渐失去货币政策主导权。以法治化为基础的全球市场体系是一种外部的、异质于中国传统体制的力量，也是中国传统的官僚系统没有处理和经验过的，它也必然有传统专制力量所不能控制的运行逻辑。特别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全球经济和金融的融合与互动将成为行动缓慢、效率低下的官僚体制难以应付的新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整个全球化的进程还是表现为一个赢家，所以经济开放政策也是为执政党提供政绩合法性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正如最近全球各种大宗商品的急速涨价给中国通货膨胀带来巨大压力，也正如中国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在严峻的国际金融环境中显得捉襟见肘，我们会看到，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倚赖关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越来越突出。因为中国在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并不具有主导权，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执政党对这种负面效应的管控能力是极其微弱的。他们的应对办法也许只有将压力转移到国内，从而冲击执政党的政绩合法性。至于其合法性被影响到什么程度，那要看世界经济形势的具体演变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执政党将不得不被动接受国际市场方方面面的影响，这对一个习惯于高高在上发命令的执政党来说，可能确实不是什么好兆头。
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对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影响，也即社会结构上的影响，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将在下面较为详细地阐述这一看法。在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广义的城市化进程的扩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人口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广义的城市化是指这样的一种自发的过程：农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居民和城市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与户口之类的社会管理制度没有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变化将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的转型过程。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之所以延续这么长的时间，和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景况有关。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国家就是一群温顺的、任由统治阶层宰割的绵羊。在一个工商社会里面，工商阶层基本上都是住在城市里面，他们有阅历、头脑和经验，也有着足以抗衡官僚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尽管有时他们因利益的需要也会和官僚阶层相互勾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官僚阶层形成一种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从而不利于专制秩序的稳定。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官僚统治阶层是认识到工商阶层对他们统治地位的稳固所可能造成的威胁的，所以中国历代专制王朝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首先，专制王朝喜欢实行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制度-户籍制，以让农民世世代代都固守在闭塞的农村，免得他们在流入城市开阔眼界后开始挑战农村传统的等级秩序；其次，它们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策略，抑制民众经商致富的努力，说是“重”农，其实是“坑”农，目的是让农民永远没有上升流动的空间；第三，儒家士大夫从儒家社会伦理上搞出一套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系统，从意识形态上压制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儒家血缘乡土的家庭伦理观其实也是非常契合这样的一种专制控制手段的。
我们知道，共产党在夺取中国政权后在推动城市化方面一直不积极，导致中国90年代之前的城市化程度很低。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统治阶层并不愿意让农民拥有迁徙的自由，因为迁徙自由就意味着对他们控制的放松，就意味着专制统治出现缺口，而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则是驯服和统治他们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饿死了三、四千万农民，也没有民众出来“闹事”。据研究中国大饥荒问题的余习广先生讲，当时汉族地区没有一个反叛或者骚乱事件发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执政党对当时的农村实行军事化监狱管理体制，以及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逆来顺受的秉性。不管怎样，农民们的悲惨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同一时期，城市里就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问题，虽然城市人也会挨饿。这与上面说到的城市人对专制统治有某种程度的底线要求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共产党政权极力保障城市居民生活供应的原因。
也许正因为中国底层农民历经过无数灾难，他们对摆脱自己处境的想法也非常强烈。笔者在农村出生长大，当时求学的最直接动机就是做个城里人。出于这种强烈愿望，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与外部世界接轨的关口，中国农民们就冲破重重束缚，先是有轰轰烈烈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后来各地农民又自发出来到城市和沿海地区打工。中国这么多年所谓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就于这些劳工的血泪付出。同时，中国独特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结构发挥了一种强大的有利于统治者维系统治地位的功能：它把为维持其经济增长战略所付出的大部分代价向下转移给了中国的底层人民-农民，而农民们因为历史的惯性而对各种压制忍气吞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敢说个不字。尽管这样，进城的农民在经过最初阶段的迷茫和挣扎之后，开始慢慢了解城市的习性，慢慢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扩大了眼光，开阔了视野，对事情有了更好的判断能力，对未来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这和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被固定在封闭停滞的乡村、而且只知道墨守成规地延续先祖传下来的农耕生活方式的传统农民形象有非常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农民们一旦了解到城市提供给他们的机会以及相对较好的生活品质，他们便用脚投票，摆脱他们曾长期依附的乡土。
于是，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恒古未有的变化，即非常多的“农民”可以不再依靠土地为生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选择职业乃至生活方式的自由。一方面，很多地方的农民不愿种地，到外面打工，将土地抛荒了。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妇女，青壮年基本不再种地了。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孩子很少有会种地的，这和笔者小时候（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农村年青人一从中学毕业就出来到工厂做工了，他们的成人生活经验大部分都是在城市，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对他们开始隔膜了。而且，年龄层越低的进城农民与农村生活的切割就越彻底，更不要说那些从小随进城做工的父母一起在城市长大的第二代城市移民了。我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是革命性的，中国传统专制统治所赖于维系的社会基石其实就这样慢慢解体了。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的社会性或者政治性效果。
随着农民对城市现代工商文明的了解和接受，执政党将越来越难以将经济压力转移给最底层最温顺的农民的办法来缓解社会矛盾，维持自己的统治了。我们知道，农民的大规模抛荒以及外出打工其实就是对执政党农业政策的无言抗议以及对执政党农村治理失败的最佳说明。过去几十年执政党一直执行的极大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让农民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却同时让城市居民享有较低的物价水平，以避免在他们中间出现不满情绪，但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已经了解外部世界的农民不会象先前一样逆来顺受了，知道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果政府继续压低农产品价格，蛮横无视农民的利益，那农民们就不种地了。眼下农产品价格飞涨，很多人希望给农民发补贴以让更多的农民去种地，这在笔者看来也是很不现实的。对过去的农民来说，种地既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现在农村里的人，将农业视为一种讲求成本收益分析的产业。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均耕地这么少，一亩地要补贴多少钱才够得上他们在城市打工赚的钱？
当然，正如上文所说，在第一代农民移民懵懂的意识下面，统治者还是能够以压榨农民工的方式来实现出口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但农民工们是有学习和适应能力的一群人，他们不可能长期受到这样的压榨。最近中国南方出现的范围很广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工在清楚地分析其利弊得失后作出理性选择的后果。他们已经学会了议价、学会了知道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价位，而不再被动接受任何强势方给他们的定价，就像中共长期执行的粮食收购政策所要求的那样。农村人作为我们社会劳动力队伍的一部分，将不再是特殊的一群人，他们在市场体制下都是平等的，当他们从事的产业不再能为他们提供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时，他们将自然流到其他产业部门。当整个社会对他们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他们的供给时，他们将自然要求提高他们的劳动价格，再没有比这更合理的了。这也许是现代工业化市场体制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最大解放。
综而言之，因2亿名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而导致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上述变化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在经济上，它使得当局不再可能依靠剥削一部分最无力的人来维持其对其他少部分民众的照顾，对其经济治理能力提出巨大的挑战。政治上，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日益从农村集中到城市地区。过去，统治者通过层级式官僚体系控制一个个孤立的乡村。由于城市固有的复杂特性，这种控制体系将不再方便有效，对执政者的统治能力构成有力的挑战。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的专制政权已经很难再直接通过在内部转移痛苦和矛盾的方式来化解绩效合法性的问题，他们唯有直接面对这一问题。
2．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值得期待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执政党政绩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转型的可能前景。吊诡的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已经相当程度地受国际市场的左右，这不仅表现在跨国流动的热钱可能带来的冲击，更表现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所带来的结构性影响，政绩合法性的维持与否也已经不再是执政党所能完全左右的了。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根据执政党政绩表现的不同，中国转型就可能有不同的未来图景。读者在这里应该能够看出，虽然能够影响中国转型前景的因素有千千万万，但我只是指出我认为非常关键的几个因素，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因素是我不能把握或者了解的，所以，我必须说明，我下面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分析，并且这种可能性分析带有很强的直觉和武断的性质，仅供参考。
毫无疑问，政绩表现存在着两种大的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且因为经济成长的好处被广泛分享而转化成政治统治的合法化资源；第二种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民众实质生活水平下降，或者即使经济增长没有放缓，却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济增长的成效无法转换成政治上的合法性来源，乃至成为消解统治合法性的因素。显然，在第一种可能的情景下，执政党的统治将继续延续下去。因为在上面详细分析过的各种原因，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可能的概率不高于5%，属小概率事件，因此，笔者将不分析这一可能情况下的中国转型前景。
那么，在第二种可能情况下，中国转型又有什么样的前景呢？从大方面看，也有两种可能：维持旧局面，没有变化；出现新局面，有了变化。同样由于我上面分析过的原因，我认为维持旧局面的可能性也很小，概率可能也只有5%，所以我对这种可能性的前景也不做具体分析。最后，当然是出现变局的可能性最大，概率有90%。可是，这里面又有怎么变或者朝什么方向变的问题。笔者进而认为，在中国因现执政党统治合法性问题而导致的变局大体上会出现三种可能的情况：管理很好的，管理一般的，管理很差的。管理很好的情况是指，强势集团或者部门在控制住局势的前提下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并在宪政改革大体成熟的时候开启民主化进程，这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在25%。管理一般的情况是指：有全局控制能力的强力集团不存在，因为国际压力和帮助以及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抗争和妥协，中国直接进入全面民主化时期，这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在50%。管理很差的情况是指：中国不仅不存在能控制局势的强力集团，而且民间社会的抗争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也无法让中国采用民主的方式来建立新的政权，社会因而出现持久的动荡，最终导致新的专制政权的出现，这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在15%。
如果我们继续以后发国家或者地区转型历史来衡量，我们会发现，管理比较好的情形符合韩国或者台湾的转型之路，管理一般的情形对应着印度尼西亚的转型之路，而管理不好的情形则可能直接是中华民国的翻版，中国历史的重演。前两种情形让我们心里觉得有指望，而后一种则常常会使我们感觉忧闷。我下面分别就这三种情形做些简单的展望，由于未来变局牵扯的因素实在太多，我只能大而化之地讲讲每种情形利与弊，不敢充当算命先生。
在管理比较好的情形下，中国转型就是一种有秩序的、稳步然而坚定的渐进演化过程，各种矛盾（比如公民权利匮乏、经济体系不完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民族纠纷、统一问题、国家体制建构问题、官民冲突、军队国家化、行政机构的中立化、多党制问题、政治参与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各种历史遗留问题）都能在一种法治框架内得到解决。中国先实现公共治理-尤其是政治权力运作-的法治化，暂时不解决或者说搁置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等到第一个问题（宪政问题）基本解决好了之后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民主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结果，因为它对中国是最有利的。宪政体制下非中央层级的选举将对未来全面民主化的实现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在其中，现代政治所需要的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将得到充分的操练，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将得到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公共政治人物将受到严格的审视和筛选，而且公共政治伦理和政治文化也会得到培养和巩固。
另外，在宪政体制下，行政中立化的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而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行政机构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专业化，就可以服务于任何性质的政府。留用有实际治理能力的行政管理人员就能保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而不会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反面的例子可以看伊拉克，伊拉克政权更迭后一概解聘那些以前属于萨达姆社会复兴党的党员，结果伊拉克整体出现管治危机，教训很深刻。同样的过程也使用于军队国家化的过程，先技术化，然后去意识形态化和脱党化，最后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在行政中立化之后，应对危机局面的经济调整政策将出自具有专业化的文官之手，经济问题会慢慢得到解决，政治局面的稳定最终会带来经济局势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法治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将学会理性负责地处理一切问题，公民社会的参与空间将空前扩大。公民社会将在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实现的基础上走上成熟。台湾曾经的“准革命派”民主鼓手、民进党重要军师林浊水先生就认为，现在的台湾民主体制已经成熟，其表征就是台湾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虽然台湾的宪政体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自由民主却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台湾的宪政体制中，可能更反映在台湾的公民社会的活力与能量中。如果中国能循着这样的路径演进三十年，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化就会水到渠成，并且代价相对来说会很低。
但这种结果的出现需要有责任感和能控制局势的领导人或者权势集团，而我们只能假定变局之后复杂的政治权力重组最终会产生这样的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否则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看似很自信的假定，答案就是韩国或者台湾的历史经验。韩国和台湾在经历过历史上的大动荡后，不约而同地走上军人强力政权下的现代化之路，并最终实现民主和均富的双重目标。因此，我的一个猜想便是，在现有的政治秩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最终崛起的可能是军人强力集团。由于新崛起的军人强力集团需要为其“监国”进行合法性论证，而军人强力政权长期执政也缺乏说得过去的理由，他们便有可能象朴正熙或者蒋介石的军事政权那样推行现代化。
现在很多人拿清末与当下对比，我觉得很有道理。比如现在党天下的政治格局和当时族天下比较近似。清末，朝廷要搞宪政，就开始说要预备立宪，不仅弄出个“皇族内阁”，而且还给出了时间表。现在执政党提出要搞党内民主，算是预备民主吧，不仅安排出一个新式的“皇族内阁”，而且据说也有了时间表。历史真的是惊人的相似。如果历史继续地惊人地相似下去，到时候没准还会出现一个袁世凯似的人物以及以他为中心的强力集团，如果新袁世凯能汲取旧袁世凯的教训，不再搞复辟，走回头路，这种结局可能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原因有三点：第一，新袁世凯们也许不太可能重犯旧袁世凯们的错误，也即他们会吸取导致袁世凯身败名裂的开历史倒车做法的教训；第二，新袁世凯面对的立宪和行宪（而不是全面民主化）的条件比清末要好，至少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强人来说，新袁世凯的权力足够大，同时权力受到宪法的保证和制约，因此，他可能比中共的总书记更有安全感；第三，和民国初年的国际局势不同，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断不会象二十世纪初年的英政府那样接受一个搞专制集权的独裁政府。问题可能在于，清末只搞宪政可以说是政治正确且符合世界潮流，因为那时全面民主的说法还没有普及，而现在全面民主化成了政治正确和世界潮流。因此，先宪政后民主的变革通路自然会遇到全面民主化呼求的挑战。下面，我就接着谈中国转型的另一种可能-直接的全面民主化。
3．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有可能的结果
在管理一般的情形下，中国社会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统独、文化和宗教以及国际关系问题会因整个威权控制力量的极大削弱甚至崩解而在瞬间全部爆发，对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社会又没有适当的程序和机制来解决或者舒缓这些问题，接着整个社会便会陷入手足无措、慌乱不堪的境地。中国政治转型同时面临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双重挑战，如果中国各种利益团体或者社会力量能够在最初的惊慌失措中镇定下来，围绕着立宪和全面普选开始政治更新工程，并能就宪法以及民主选举和治理的规则达成共识，并齐心协力稳定社会局势，让整个社会开始学习在一种新规则体系下运转，那么不管最初的动荡是多么令人不安，这也是社会的大幸。此后，中国社会将直接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学习如何适应和掌握新的游戏规则。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整个社会届时会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各种各样议题的政治竞争上面，这种竞争或者冲突将消耗绝大部分的社会建设性能量，而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经济活力的重建将或许会得不到足够多的重视和力量的投入。这样，作为民主体制良性运作的两大基本要件-成熟、负责、理性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繁荣、稳定的经济体系-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培育。
如果我们看看印度尼西亚的情形就知道这种政治变革是多么复杂和问题重重，也可能会多少能预知一些如果中国进入此一变革通路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后被迫进入全面民主化转型的过程，该国在转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与中国可能的民主转型有很多类似之处，有些地方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中国。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才建国，之前是漫长的殖民时代，因此，它一直就面临着国家整合与巩固的问题。其2.1亿人口广泛分布在18,000个岛屿上，超过400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并且分属五个不同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超过70%的居民没有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而人均收入在经济危机后也很快跌至比较低的水平。其民主转型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因政治强人苏哈托被动下台而出现的近乎无政府的管制状态。受危机影响最深的城市低收入居民因此开始抢劫行为或者发起骚乱，以作为对曾经欺压或者剥夺他们的强势群体的反抗或者报复。由于抢劫和骚乱事件过多，有限的执法部门人员无暇以对。更重要的是，执法部门在苏哈托专制独裁统治下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们在公众眼中失去信用，其行动的有效性也随之大打折扣。过去曾经被当局严加控制的冲突重新浮现，在苏哈托辞职后，不同宗教信徒、种族或者族群间的流血冲突对印度尼西亚的稳定构成另一个极大的威胁。同样，过去被中央权力压抑的地区分离运动也浮出水面，东帝汶、亚齐和伊里安查亞地区都出现自治甚至独立的要求。同样，在经济领域，政府也迫切需要采取必要的调整以应付危机的局面，但在民主化起始阶段，官僚系统-尤其是作为过去腐败集团一分子的官僚集团-难免收到冲击，这样印度尼西亚就缺乏一个为推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所需要的稳定的、专业化的和政治中立的官僚队伍。
印度尼西亚这时其实遇到了一个实践上的重大悖论。一方面，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非常需要一个民主机制，而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又使得印度尼西亚新生民主体制的巩固遇到非常大的挑战，民主体制的自我更新和维持变得更为困难。首先，因为变革的突发性，所有关于宪政体制的改革都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新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内阁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都要做很大的更新，有时难免成为急就章，这对形成一套稳健有效的民主制度体系并不是什么好事。第二，在局势一日千里的大变局中，各项制度的更新往往显得非常缺乏条理，也无法从容地进行分工合作，结果造成了各种混乱的局面，而政局的混乱又给苏哈托时代的旧官僚利益集团留下上下其手的机会，他们得以继续在新的民主环境下兴风作浪。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民主体制下新政党的头面人物，并通过选举进入各级议会。他们的心态依旧，做派依旧，习惯依旧，因此这种旧体制的残余极大地威胁了民主体制的巩固。第三，由于民主化转型是在经济困难萧条和政局急迫混乱的背景下进行的，对经济资源的掌控成为重要的筹码。在很多民众没钱维持生计的时候，很少的钱就能买到很多的选票。而有些当选的国会议员更会论价出卖其手中的投票。还有更糟糕的，那就是，因为对腐败的清算不彻底或者根本无法深入下去，掌握经济资源的往往是旧官僚利益团体，他们通过其财力来对政治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金权政治便无可避免了。最后，由于中央政府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来威慑地方分离趋势，军队便被允许继续保留很多特权，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特权。虽然军队已经无法再发挥过去那种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但其特权地位仍然会妨碍民主转型的深化。
笔者猜测，印度尼西亚在民主转型中遇到的上述种种问题和矛盾可能是爆发式被动变革的常态，尽管各个国家由于其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不同而会呈现出一些差异。被动变革使得需要很长时间解决的问题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而且爆发式变革又使得人们的关注点在很大程度集中在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焦点上。1995年的一份关于印度尼西亚变革设想的研究指出，该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来完成民主转型，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需要改革选举法、限制并终结军队的社会政治角色、促进公民和政治自由。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本来需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迫要在一年之内有个眉目。其间的压力和被动可想而知。另外，由于变革的突然到来，过去被压制的政治热情一下子被释放出来，政治选举成为最能吸引人的舞台，民众的政治活力被选举活动左右，而自由公正的选举却只是完善的民主体制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十分关键）。于是，民主体制的全面建设就在似乎非常热闹的选举中被延宕。
中国转型之路出现这种管理不很好但仍不失去控制力的概率很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印度尼西亚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健全民主体制所耗时日将比管理比较好的情形长很多。依笔者之见，也许到50年后，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才能出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当然，中国这样的民主化转型之路不是没有风险的，就象共和体制在民国初年初试啼声后很快夭折一样，民主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对中国转型前景的最后分析中，我将谈到民主化实验可能失败的后果。
4．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糟糕的结果
说实话，这种前景是笔者很不愿意谈的，原因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从感情上讲，这种结果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它不仅仅意味当代中国人无边的苦难，也意味着我们后代命中注定的不幸。如上面提到的，这种管理很差或者说完全失控的转型过程在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中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中国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逐渐蜕变到亚洲最大的极权国家的过程浸满了中国人的泪水，从1911年开始的现代中国历史的每一章节都是用中国人的血写成的。不过，我们的理性又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恐怖的可能是真实地存在着的。也许，只有当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它时，我们才会想尽办法去避免它，从而降低它发生的概率。
笔者认为，中国上个世纪朝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旅程以袁世凯去世后共和体制的瓦解为转折点。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同样面临国家体制彻底失败的可能。一种体制的失败可能并不十分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建立不起来一种替代性的有力体制来保证基本的秩序。这种新的有效体制的建立和维持要么依靠强制力（强人政治），要么依靠社会大众的共识来（民主程序）。一旦这两种条件都不具备-要么强人去世，没有后续的具有相同能力和权威的强人，要么社会大众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民主体制无法运作，剩下的问题就是何时又回到传统的专制循环老路上。首先，中国的强势人物现在确实没有，将来出现大变局时会不会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了，其控制力、影响力甚至身体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都是无法预知的。可能性较大的是，压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或者即使出现了但其控制力很快就丧失了。其次，社会大众的观念、利益、感受和情绪过于歧异，而且没有人愿意让步，最后找不到一个各方（或者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博弈方法或者平台，社会群体出现无法弥合的分化。这两种情形会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社会直接进入失序的混乱状态。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间的对抗性太大，没有办法彼此理性平和地对话和沟通。各种矛盾，如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地区矛盾、劳资矛盾、中外矛盾、民族矛盾、文化冲突，互相加强，互相催化，并互相极端化。当社会在各种矛盾的激荡中耗尽其精力后，民众出于对秩序的渴望便会希求能带来稳定的专制政权。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内乱后，中国重新出现一个强势集团，以强力的办法结束无序局面，中国进入新一轮专制循环过程。一是社会被动开始民主化进程。但此时，由于社会各种矛盾极其尖锐，极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沉渣泛起，成为新的当权者，中道的变革之路不再有空间，民主形式徒具其表，民主体制也不可能真正建立。当然中国也不再可能出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民粹政权，因为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而且也没有了苏联老大哥的支持。
没人知道这样的变局会延续多长时间，当然也就更没人知道中国何时能出现一种中道的政治体制。不过，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现在将近100年了，中国的绝大部分还依然在前现代的困境中挣扎。如果历史的误会再次临到我们的民族，中国是否又需要再等一个百年才能等到历史新局的展开？这无疑是一个沉甸甸的问题。
5．结语：中国转型的双重历史使命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史基本上是一个观念引导变革，模仿推动变革的过程。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现代化的使命被浓缩为四个字：民主均富。我们很不幸地看到，观念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模仿却总是问题和阻力重重。就中国大陆而言，无论是模仿改良（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过去三十年的邓小平改革），还是模仿革命（如辛亥革命、共产革命），我们都失败了，我们离政治上民主和经济上均富的双重目标似乎从来都是那么遥远。也许，这是一个有着长久历史渊源的古老帝国转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历史似乎总是在拖我们向现代化标杆奔跑的步伐。历史对中国进步的阻遏作用在中共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中又一次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那就是曾经宣称有着人类最先进意识形态的执政团体在历史惯性的牵引下走向了“复古”，而邓小平式“复古”的结果就是增大了中国历史继续在两个极端（动荡和专制）之间轮回的现实危险。
不过，因着全球化的影响，中国过去几十年也出现了一些三千年所未有的新变化：政绩合法性的观念，经济上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以及社会结构中农村人口比例的迅速减少。这些新的因素对传统专制政权的维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未来变局的准确时间和具体方式，及其广度、深度和难度，但我们相信，公民社会的中道转型之路-也是自我救赎之路-可能是建设一个中道的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从管理学的角度讲，中道转型之路是一种行动中的自我管理之路。在现代化目标已经基本成为主流共识的情形下，紧要的问题是探讨怎样落实好这样的目标，也就是怎样模仿好先进国家的经验。管理学上著名的二八原则告诉我们，一项事业的成功与否只有20%靠一个非常好的、几乎完美的观念或者方案，80%却要靠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手段。同样，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来说，仅有很好的观念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必须从言说进入到行动，从理念进入到操作，从对民主观念的探讨深入到对民主化过程的分析。
如果将对观念的分析转到对过程的思考，再进而深入到对行动的规划，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所有的问题和挑战不仅仅是现在执政者们要面对的，也是将来转型后新的体制和新的执政者要面对的。中国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执政者的更替而消失，完美的体制也不会因之而自然而然地到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挑战概括讲就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实现均富的目标，或者说在均富的过程中实现民主的目标。这两者紧密的互动关系甚至可以总结为民主需要均富，均富需要民主，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来说就是，政治是最大的经济，经济是最大的政治。
可以说，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同时管理好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上述双重转型进程。这也是我翻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的最终动因。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作者：斯迪芬 海哥德，罗伯特 R 考夫曼，译者：张大军，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版。
（欢迎转载，欢迎批评指正，作者电子邮件：zhdj_gch@yahoo.com）
临渊慕鱼 不如 退而结网 台湾护照给力 中国网民感叹：情何以堪
Posted on October 2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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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渊慕鱼 不如 退而结网
台湾护照给力 中国网民感叹：情何以堪
2012-10-03 23:08
来源： 美国之音 source
美国政府宣布台湾将享受赴美免签证待遇。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大陆，引起网民的不同反响。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纳波利塔诺星期二宣布，台湾正式成为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最新成员。台湾民众从11月1日起就能免签证进入美国90天，从事旅游和商务活动。
*给力的台湾护照*
中国网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在微博上各抒己见，有人祝贺台湾，称这是台湾跻身文明先进国家之列的有力证明；有人感叹台湾护照给力；更多的网民则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为什么中国护照不给力，连去港澳都不能免签？
网民HHS-Kevin说：“台湾护照全球免签证的国家数量是126个，美国护照全球免签证的国家数量是186个，大陆在全球目前的国家……悄悄地说：只有18个，其中14个还在非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江苏网民“艾瑞莉娅”说：“几次国外旅游，当拿出中国的护照，一阵心寒。”
*不同的护照，不同的命运*
网民“假装在纽约”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10月1日过国庆，而你在10月10日过国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拿着我的暗红色护照本，为一个签证历尽艰辛；而你拿着你的墨绿色护照，120多个国家畅通无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却有着不一样的表情，不一样的悲喜，不一样的命运。”
台湾与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却获得美国免签证待遇。相比较之下，跟美国有着正式邦交关系的中国却没有得到国民赴美免签证待遇。中国网民表示，这让人“情何以堪”。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认为，台湾获得美国免签证待遇，是因为台湾人民的素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得到了国际认可与信誉。中国作家赵达功认为，虽然台湾和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是台湾是一个有人权保障，有新闻自由的地区，从本质上来讲，它的制度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一致。
*以羡慕嫉妒恨释放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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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tlong0114”说：“美国同意台湾免签证地区，是啥意思？美国总是与我中国过不去？有啥阴谋？”
网民“美洲豹微博”说：“个人觉得美国这个时候给台湾发放免签证简直是太绝了。兵不血刃的离间台湾大陆，插手钓鱼岛问题，够狠。”
中国作家赵达功说，中国互联网上的反美情绪是多年来洗脑教育的结果，一些人以为爱国就是爱党，就是爱政府。不过，他认为大多数网民有是非分辨能力。
赵达功说：“网络上尽管有两种声音，但是我认为网民的主流声音还是支持美国的。”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认为，网民的各种表达反应出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民众对中国大陆社会现象的无助感。
她说：“这种情绪透过埋怨，讽刺，透过羡慕嫉妒恨表达出来，
*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
艾晓明说，目前中国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激烈，整个社会潜伏着很大的危机。与此同时，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很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希望能到美国留学工作，做着出国梦，做着美国梦，就连中国的贪官也要逃往美国。如果美国给中国国民免签证的话，毫无疑问会带来一个旅美潮。
另一方面，艾晓明说，
艾晓明说：“作为普通国民，个人没有能力改变美中关系，但我们要加紧努力，去提高社会的民主程度和理性程度，树立起开放的，民主的，有着多元文化的真正的大国形象。没有这些，国民在国际上就无法得到尊重与接纳。”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by 黄翔
Posted on October 2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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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by 黄翔
2012-10-23 11:07
作者： 黄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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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向终生封杀言论出版自由与践踏公民合法权利作殊死抗争
黄 翔
文前两句诗引自我于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高峰期中愤怒写下的《野兽》一诗的最后两行，现借以作此文题目。
自上世纪1959年起至今，我的书在中国大陆就受到禁毁、封杀，至今已53个年头！而我今生已近边缘，无异于终生剥夺我来到世间的人权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並不上网，最近有人在美国上网搜索无意中发现，国内“民间中国”或“文化中国”网刋《诗歌周刋》五月份第7期竟出奇地出现以我作封面照的专辑，诗之外並公开附有真实简介与系列评论摘录。心定神静的年岁，这使我几乎有一种陌生和几近幻象的不真实感。其中诗歌作品是从1959年选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当下正值“文化体制改革”，此异象是人文现实动态变化？还是纯属无惧于“引火烧身”的精神有棱有角者“知识分子良知”的高度凸显？是此类“人中君子”精神意识的大胆“超越与突破”？还是出于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旗帜鲜明的认同与坚守？！不仅如此，该周刊第25、26期也先后公开转发了一份从未与我谋面的诗友与我的对话《敞亮阳光的精神访谈》和我的一封相关信件。这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空前的精神勇毅？尽管我今生岁月早已被糟踏净尽？然而，其后我却获悉，大陆自由知识分子和精神独立的文化新人此举却震动和感动了许多网友和知情的目击者。其中有熟知我的美国和西班牙艺术家和经纪人、包括我曾任“驻市作家”的匹兹堡的人们都为之表达关切，有外国友人率先把它推上脸书，在所有信息获悉者中，我只是其中知晓信息几乎最晚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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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专辑早已在网上安静存活近半年，然而其结果却因此事“太敏感”似不稳妥？或意外受人关注或引发某些人不安？在中共十八大前却突然消失于公众视野、至少海外再也打不开网页究其内里？这就是酝酿“体制改革”中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网上信息一开一闭、动不动屏遮。但尽管如此，在我备受打压的今生大半个世纪以来却是从未出现过的异常举措。其实质我确信理应为“民间中国”与“文化中国”精神认知和思想立场的体现，还远非享有“社会特权”者“还政于民”一类政改举动的姿态或先兆？！这样理解是否太天真、乐观抑或嫌太保守？只能是各说兼容、见仁见智。小我一两岁的胡温行将辞别政坛、回返山林，小我十几岁的习李呢，是否又会是一个“十年空耗”、还是必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什么？是沿习或重现前头人的“政治”场景，还是“从己开始”勇于开创新政、破纪录地刷新中国当代历史画卷？中共十八大在即，对中国未来前景，人们各持已见、解读纷纭！
习李行将开局，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不由联想到“政治体制改革”热议中的中国当下仍然还是“万变不离其宗”？人们应综合种种“表象”和涉足多国的“人物”戏剧化安排，探究和警觉诸多事物的深层本义而不受其浮面迷惑？！此事为因应国内年青一代要求，我经由纽约NES ( Northern Express Station ) 快递站(网址：www.express-station.cn)分别寄出我在国外出版的书给北京和湖北新生代年青朋友。邮件经检查，书的内容为东方精神文化内涵：“生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与“人体宇宙精神意识”。网上查询号码为888111440。书名分别为《今生有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学院中国语言研究中心出版）、人体宇宙情绪哲学《沉思的雷暴》（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桂冠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梦巢随笔》（台湾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荆棘桂冠》（美国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书到权力或权斗中心的北京就“被失踪”了?!是谁干的？受哪个团伙或派别指使？从10月3日以国际邮政“快件”寄出，收件人至今未收到也无从查询？！这国家是“依法执法”还是如黑道“无法无天”？！此事该怎么理解才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而非泼污于人？是当局作为还是海关邮检者私吞？在向海内外社会公众披露实情的同时本人也必依法追询结果？！
北京，你向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究竟要传播什么样的精神文化？难道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菁华的承传和拓展也是你今日的“审查”、“取缔”、“打压”和“严禁邮递”的对象吗？！中华民族文化仅仅等同于“一党意识形态”还是理应为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上的本真意义的“东方文化本身”？你要向整个国际社会推出和传达的仅仅只能是“党文化”精神意识？是党的“驯服工具”们受命制作的“优秀作品”，还是超越党派精神框架的具有普世意义和价值的人类精神文化？！
从毛泽东年代延续至今的中国，有过真正的言论表达自由和“非政治审查”的出版自由吗？！面对中国社会包括整个世界，中国敢于出版以“自由精神文化”确立价值取向的“异议”作家或“超前”思维者的作品吗？！敢于将自由作家的作品和体现“党的旨意”的体制内作家作品公开在光天化日下任人互为对比、自由取舍和公正评估吗？！而今日世界是否也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一切以现实功利为转移？西方世界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乃至瑞典等一些国家也难免出现某些喜欢並翻译中文作家作品的人，他们並非严格意义的汉学家，有高度的精神鉴别力和极深的人文研究功底，此一类型的人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人文举措往往只是出于一己政经利益考量，而远非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层次与内在品味的严格比较与鉴别，从而作出客观、公允而实事求是的判断！此类人极个别但潜在的精神危害极大，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自视为人类道义与精神文化的裁判员或审判官，然而却不惜有违公义、良知与他们本身从内心轻蔑和鄙夷的专制者及其“文化”互为配合与默契，对包括当代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世界起到“精神文化”的湮灭、遮蔽、误导而远非“引领”和“提升”作用？！至使时至今日，对中国封杀和打压言论和出版自由、公然践踏天赋人权，他们的反应或选择竟是一付“无关痛痒、漠然视之”的麻木的“纯文学”姿态？！敢问这类人中有几个人能真正对起自“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的伟大东方文化“具深度解读力”和“语言转换力”？！ 其翻译的中文作品也只是求眼下蝇头小利的类“新闻报导”的“民俗文字”而已，同承传于先人的东方“自由精神文化”的智慧与文彩、层次与内质天海之隔，纯属蒙混不解平行于西方文化而巍然独存于世的东方人文精神的西半球普通读者！！！
今日世人的天理良知是否均为世俗权力和利禄“慑魂”与腐蚀、早已从人类心灵世界中丧失殆尽，至使我们星球上人类斑斓多彩的精神世界正日趋暗淡、濒临毁灭？！？！？！
我在此再次表达，今生无论血肉生命和精神生命，纵使在双重意义上被专制社会体制“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然而，我的人文精神坚守始终至死不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一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2012年10月16日纽约泊居中
緬懷王同義 幻象編隊掠空致敬
Posted on October 1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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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王同義 幻象編隊掠空致敬
source: 【聯合報╱記者許紹軒、王慧瑛／新竹報導】
2012.10.16 08:43 am
新竹空軍基地飛官王同義上校，本月3日在法國受訓時罹難，昨天在新竹基地舉辦公祭，典禮最後由4架幻象戰機採「缺席者編隊」飛越天際，4號機脫離，向殉職王上校致上最高敬意。
記者蘇健忠／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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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幻象飛官王同義中校日前不幸在法國殉職，軍方昨天在新竹空軍基地舉辦公祭及追思會，王家人帶著王同義5個月大的女兒坐著嬰兒車參加爸爸的喪禮，場面讓人鼻酸。馬英九總統親臨頒發褒揚狀給家屬，國防部長高華柱也頒發旌忠狀及追晉上校官階。
當王同義的忠靈罐啟程離開基地時，4架幻象戰機採「缺席者編隊」呼嘯掠過靈車上空，向王同義致敬。空軍官員解釋，缺席者編隊源自於美國空軍的傳統，根據失事戰機在編隊的位置，來決定哪一架應該要飛離編隊；王同義在法失事時為編隊的4號機，因此昨天最靠外側的4號機在靈車上空脫離編隊離去。
王同義靈柩在追思會上覆蓋國旗，旁邊並陳列生前所獲獎章；馬總統首先頒發褒揚令，表彰王同義捨身救人英勇事蹟，由王同義妻子代表接受；高華柱隨後主持頒授旌忠狀與追頒「光華甲種二等獎章」與追晉上校等儀式。空軍總部政戰主任吳萬教中將表示，會從優撫恤，並申請入祀忠烈祠。
駐法軍事協調組副組長易智榮中校說，王同義是他見過最用功的飛行員，不斷自學法文，常見他拿本手冊，比手畫腳，他說「只要飛行前一天，一定會複習緊急程序」，有回2人共進晚餐，王告訴他「今天要準時就寢，要睡單人房，確保最佳精神出勤」，由此可見他律己甚嚴。
易智榮說，看著王同義結婚、赴法受訓、喜獲千金，「很遺憾再也無法幫他送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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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智榮提到，王同義原訂今年11月結束訓練返台，計畫送基地中隊紀念品，墜機意外隔天，王妻請他協助完成丈夫遺願，他連繫紀念銅牌的事，發現王早就把銅牌做好，已從台灣寄至法國，可見他的用心。
新竹空軍基地政戰主任吳啟明說，王同義在戰機失事前，竭盡所能的將戰機飛離民宅區上空，失去逃生的機會，「犧牲小我」的英勇義舉，展現中華民國空軍的忠勇軍風。
I pay my deepest respect to Mr. 王同義.
Hope him can have a very peaceful after life in the heaven.
I also sincerely wish Mrs. Wang be strong and do the best to raise little Miss Wang. Life still long however, everything sgould be fine.
全美学自联 理事 陆文禾 欲回中国奔丧 签证被拒
Posted on September 25, 2012
Filed Under Need_to_review_in_future, Political, What_can_I_say | 2 Comments
全美学自联理事陆文禾欲回中国奔丧 签证被拒
2012-09-24 Source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发放中国签证给“学自联”理事陆文禾，使他无法回国给刚刚过世的母亲奔丧。
全美“学自联”在声明中称，“学自联”理事陆文禾博士90高龄的母亲于9月18日去世，9月19日，陆博士前往华盛顿特区的中国驻美大使馆申请签证，却遭拒绝，全美“学自联”对此表示严厉谴责。
目前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公司担任精算师的陆文禾博士，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开了一天的车，来到华盛顿特区的中国驻美大使馆签证，却遭到拒绝。
陆文禾说，他注意到中国大使馆网页上明确写明，中方有权拒绝向非中国籍公民发放签证，不用给出任何理由。
“那位（签证的）小姐实际上很客气的，说帮你加急办，我9点钟进去，她大概9：40就跑出来说，不能办，我们的领事不愿意给你签，因为你以前被拒签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一致电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签证处，但是电话只有录音，无人接听。
全美“学自联”的声明说，1999年12月，陆文禾博士前往北京，为以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六四”难属群体递送人道救援款项，遭中共当局羁留，中方威胁他交出救援款项，但被陆文禾机智化解，人道基金分文未失。此后，陆博士每次返乡探亲都被骚扰，近年更是被拒发签证。
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丁子霖教授对陆文禾无法回国给母亲奔丧，感到非常气愤。
丁子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国方面这样做，缺乏最起码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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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说，“人道救援款项”事件已经很多年，她以为中国当局在陆文禾回国问题上会有所松动，没想到反而变本加厉。
“以前陆文禾跟我们的接触，本来是很正义的行为，（中共当局）他们已经一错再错了。现在他母亲去世了，（奔丧是）人之常理，中共当局的高层人，难道他们没有母亲，没有父母吗。”
陆文禾则表示，他个人觉得中方的拒签，还是与1999的“人道救援款项”有关。
陆文禾说，这一事件之后，他以美国绿卡身份回中国，就受到很多限制，有一次已经飞到上海，却被拒绝入境。他以为自己成为美国公民之后，情况会有好转，没想到却一再遭到拒签、回国更加无望。
陆文禾说：“这是我对他们为什么拒签的揣测。我（1999年）送钱那次，他们威胁我把钱交出来，我说我（回美国后）可以给你，我父亲把房产证押在那里，他们才放我回来的，但我回到美国之后没有把钱给他们，他们就来骚扰我的父亲，一共骚扰了六次，我父亲吃不消了，打电话给我，说我给你下跪了，把钱给他们吧。我说不行，这个钱不是他们的，我是做财务的，这个钱如果交出去，我在美国不要混了。2000年2月10号，‘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件事，他们才停止对我父母的骚扰，他们不敢了。应该说这个事情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其负责人他们心里有病，拿我撒气，那我也没有办法。”
陆文禾说，因为他无法成行，目前母亲的丧事由弟弟在料理。而他在国内的父亲也年事已高，让他不能不担心有生之年，还能否再见。
“这就是野蛮统治，他们一向如此，分化瓦解‘海外民运人士’，这个方法非常有效的，因为事实证明了，大多数人，为了家人都会妥协一下。我实际上也没有不妥协，但是我奔丧这件事情，你这样对我，我以后就不妥协了。”
根据全美“学自联”的声明，过去十几年中，多位全美学自联的理事、成员及他们的家属都曾经历过被威胁、被拘留问话、被拒签证、被拒入境，甚至被拒返乡奔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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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丧是人之常理，中共当局的高层人，难道他们没有母亲，没有父母吗。 TMD, Some CCP officiers just want to push all Chinese to join the side to fight against CCP! Maybe those CCP top officials are intentional. What can I say.
历史 给予中国 向现代文明 转型 的 数次历史机会 by 郑酋午
Posted on August 3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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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予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数次历史机会 by 郑酋午
Original posted in one website on 北京时间2012年7月04日 I am just 转载!
我们伟大的国家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从近代以来，我们落伍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无法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然而必须明了的是，这不是我们的祖先不行，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行。我们伟大的国家从黄帝建国开始上下五千多年来早已形成了“仁义”这一伟大道统，在这一伟大道统的指导下，我们祖先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于绝大多数的时间段里都在实行仁政，所以，从汉代以后，只要是统一时期我国一直都是农业社会里的超强国家。这是何等的光荣！但是，由于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我们，失去了辨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致使我们伟大的国家容颜渐失，从近代以来，
第一次我们错失的机会是从1769年到1861年的近一百年的第一次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这是“不睁眼看世界”的后果。1769年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都纷纷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是，这一个时期，我们的上层统治者，我们的士大夫精英却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我们在科技上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这种落后，只有具有政治和科技智慧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可是，在当时的天朝中却无人知晓。当时的西方国家都在拼命工业化，不论是已经民主化的美国，还是其他专制国家。大约从1769年到1869年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并有一些国家完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转型。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可以得知，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能实现工业化。在这一波工业化浪潮中，我国错过了将近一百年，应该说，这不是制度问题，因为不论是民主国家的美国还是专制的其他西方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这是我们的君主、朝廷高官和士大夫精英缺乏政治和科技智慧所致，他们不知道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已经到来！
第二次历史机会是洋务运动中的戊戌变法。从1861年开始，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一群有智慧的大臣，上书朝廷，建议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工业化，中国历史称之为“洋务运动”。尽管是迟到的工业化，但毕竟天朝有人知道了世界历史的新方向。从1861年到1898年，我国工业化的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七年后，终于有人认识到了应该向宪政转型，所以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和在朝大多数的高官都没有识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他们做出了阻挡历史前进的决定，镇压了戊戌变法。也许这里面有实际利益的干扰，但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主要是认识问题。我们的舵手——慈禧太后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宪政智慧。本来，这是一次宪政转型的绝妙机会，被错过了。从现在回望历史，如果那一次变法成功，我国将会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体制，那么，我们不仅会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且会是一个世界强国。因为这种宪政体制有助于我们有机会迎接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利用这次科技革命的电机、内燃机、电话和电报等技术成果来发展自己，完成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任务，从而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我们错失的第三次历史机会是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已有了民主政体，只要在这一政体的框架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充分运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实现拥有新科技含量的工业化，
我们错失的第四机会是，从1949-1976年，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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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到2012年，改革开放已是三十四年了，
但是，这是历史给予中华民族转型的第六次机会，难道又要让它错失吗？
不要说历史不眷顾我们中华民族，我们有那么多次的历史机会，却把握不住。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去指责普通百姓吗？他们从古至今都是挣生活，吃吃玩玩，要他们把握历史机会是不是对他们要求太高了？去指责知识分子吗？我们的知识分子，只会在自己确信的教条中争争吵吵，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到现在已经争了一百七二年了，现在还没有在大多数人中形成共识，他们这样脑残，责怪他们又有何用呢？我们的高官或者斗斗杀杀、或者买官卖官、或者吃吃喝喝，他们没有心思没有智慧把握历史新方向，去指责他们也吃力不讨好。我们的商人生意做得精明，制假造假天下一流，指责他们，他们只会对你笑笑说，这不是我们的事。除此之外，
Martin Chu’s comment: 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song to stir up all Chinese to think and consider Chinese future!
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 纪念 蒋经国 解严25周年
Posted on August 2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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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纪念蒋经国解严25周年 by 未普
Original was posted on 2012-07-26 in one website. I am just quoting that article.
7月1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25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下达解严令，解除在台湾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随后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从此开启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大门。今天回顾那个历史时刻，对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大陆，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而蒋经国从独裁者蜕变为民主的“开闸者”，也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镜作用。
蒋经国解严和台湾经验对大陆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西方能实施民主，东方同样能实施民主。
第二，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魏城在他的文章“蒋经国：台湾民主‘开闸者’”中指出，24年前蒋经国在弥留之际强撑病体、开闸放水之举，不仅为国民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为台湾避免了一场决堤革命、为华人社会创立了一个和平民主过渡的先例，也为全世界的独裁者留出了一个体面退让的后路。中共目前面临的执政危机同解严前的台湾极为相似。中共若想避免“灭顶之灾”和“决堤革命”，除了采取“以专制结束专制”的举措，难道还有其他的“体面退让” 的选择吗？
第三，终结独裁的独裁者个人特质很重要。首先他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便是顺应潮流之举。1986年9月30 日，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进党，国民党保守派闻之色变，主张取缔该党，并逮捕相关人员，但蒋经国不同意，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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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
魏城指出这样一个悖论：蒋经国是个看起来集金正日、贝利亚、苏哈托于一身的蒋家第二代独裁者，但却在临终前不久打开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闸门”。为什么？
原因很复杂。蒋经国解严既不是简单的“被迫解严”，也并非是他先天便有民主DNA。人称“草根才子”的杜君立在共识网载文“作为历史终结者的蒋经国”，文中谈到的几个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作用，方交织出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杜文说“
比照蒋经国的“‘以独裁结束独裁’，大行民主于民国”，大陆人大声喝问，大陆的明天在哪儿？大陆的蒋经国在哪儿？
中国留学生 十八大 前 致 胡锦涛 习近平 的 公开信
Posted on July 2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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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十八大前致胡锦涛习近平的公开信
北京时间2012年5月30日 首发
Original source
我们是一群来自中国的留美学生，我们有幸接受了两种不同教育，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长期的执政党，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离开共产党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决定向二位共产党现任和未来的最高领导人发出这封公开信。
一、被完全掩盖的“六四”事件
我们到了美国后，没有了新闻封锁，也没有了互联网的屏蔽，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浏览到各种信息。最让我们震惊的就是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说实在话，当我们第一次看到网上的照片，我们第一时间以为是军事演习，看到那些死亡的学生、市民的照片，我们也首先认为是PS的。但是浏览阅读了更多的相关视频、更多的文字介绍，以及更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当时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相关书籍之后，我们不得不相信，在当代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国家军队针对普通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的所有媒体一直没有提及，并被刻意掩盖长达23年的“六四”事件。
我们在中国的教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后，也曾经犯过重大错误，比如“反右”、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等等。但是后来也都对这些错误进行了反思和改正。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像“六四”事件这样明显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罪行，不但没有进行反思改正，却一直隐瞒事实，我们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完全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难道我们年轻的一代将要在完全对历史无知的条件下面对中国的未来吗？这是一种对国家和年轻人完全不负责任的教育！
温家宝总理在最近两年多次说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十八大上正式对“六四”事件进行平反，并对当年的错误决策者进行历史的审判，对“六四”事件的受难者给予国家赔偿，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让中国从此摆脱人治而正式走向宪政法治民主。
二、王立军、薄熙来事件
今年年初我们在海外的媒体看到了发生在重庆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这使我们联想到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林彪”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前，林彪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薄熙来也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和分蛋糕的“重庆模式”，并被看好要在十八大“入常”，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40多年过去了，历史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在重复着高层权力争斗的老把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现在王立军、薄熙来下台了，可能很快就要被以“腐败”为理由进行处分和司法审判。但是，如果不出现王立军叛逃事件，薄熙来不就可以继续搞“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吗？现在薄熙来下台了，“重庆模式”也受到了批判。这样的因人而异的治理模式，难怪有人认为薄熙来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政治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在一个民主国家，是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所谓“叛逃”事件的。即使薄熙来和他的家人真的因为杀人和腐败而触犯司法，也应该按照合法的程序来进行处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突然消失，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现在网上有人建议让薄熙来和温家宝就各自的执政主张进行公开的辩论，这最然不太可能，但是至少应该让薄熙来有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在台湾，陈水扁在下台后也被指控贪污，但是在司法定罪之前，他是无罪的；即使被定罪，他可以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辩护。这才是真正的司法独立。我们希望中国也可以从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开始，不再有政治路线斗争，真正让司法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
三、陈光诚事件
这个月发生的另外一件世人关注的事件就是陈光诚事件。陈光诚只是一个为当地弱势群体司法维权的自学成才的盲人，当地政府却以其他借口将他判刑。刑满释放后却又继续对他进行软禁监控。最后逼迫他逃到美国大使馆，“陈光诚”事件完全是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司法迫害而制造出来的国际事件。
随着经济发展，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冲突程度越来越激烈。出现陈光诚这样的人物，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维权，总比出现杨佳那样拿起屠刀为自己讨一个说法要好得多。中国已经制订颁布了比较全面的法律，如果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愿意以法律为标准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那么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会大大减少，也不会出现政府、司法机关被爆炸这样的恶性事件。从这点来看，陈光诚越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越有利而不是相反。陈光诚成为我们社会的“敌人”，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要改变目前的以武力、高压为手段的维稳格局，必须让法律真正具有权威，让陈光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他可以最终顺利取得护照来到美国学习深造，这是中国的一个进步；但是我们更希望他在美国学成之后，也可以顺利地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可以利用自己的法律特长为周边的普通民众维护权益。这才是中国真正走向民主法治的重要象征。我们不希望陈光诚离开中国后就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国家，和“六四”发生之后的逃到海外学生一样，成为失去国籍的流亡者。我们更不希望，作为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也因为发出独立思考的不同的声音，而变成无家可归的未来流亡者。
四、台湾、美国大选和国民党的启示
我们在海外的几年，目睹了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半个世纪之前，美国黑人还在为自己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现在却已经选出了黑人总统。在台湾的国民党一党独裁半个世纪之后，也终于通过全民选举而重新获得台湾人民的信任而再次上台执政，中国人生活的台湾，终于和平地进行了权力的交接。
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在决定开放党禁之时说过，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我们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老师是这样推理的：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失败了，只有共产党胜利了。因此，共产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
即使这样的历史是事实，难道中国人民只能进行一次性的选择？难道被选择的政党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人民就永远失去了再次选择的权力了吗？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改革和执政实践，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一个政党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就会在选举失败后下台；如果失败的政党进行反省而革新，可以在此取得人民的信任而重新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这样的国家才是我国宪法上所说的“主权在民”的真正体现。
中国共产党曾经被历史选择成为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就像300多年前的满族被历史选择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一样。但是历史的选择绝不是只有一次，人民也有权力随时更换代表自己执政的政党。这才是真正的历史逻辑。国民党的改革和实践，给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榜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并最终使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不但可以使共产党实现变革，而可以通过选举而继续在中国执政，也是海峡两岸消除政治障碍而最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五、结语
我们虽然只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但是就像当年的年轻的共产党的创立者周恩来、邓小平们一样，我们到了海外，不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也在观察、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更在思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作为在海外的学子，我们呼吁现任和继任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大胆选择世界通行的普世价值的政治架构，摒弃一党之私的独裁统治，实行全民普选、政党制衡和司法独立的制度，给海内外的中国青年人一个美好的前程，给海峡两岸的中华民族一个进步的未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脱胎换骨，并可以继续为中国国民服务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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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
范岵昶：亚利桑那 斯噶斯戴尔电影学院留学生
彭伟：内华达 拉斯维加斯留学生
董世行：密歇根 底特律大学留学生
朱晨博：爱荷华州立大学留学生
毕天琪（女）：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
杨梦笔：北加州 奥克兰 莱尼学院留学生
王敏（女）： 加州州立大学留学生
胡金娣（女）：北加州 留学生
海外的留学生请与以下同学联系联署，请提供真实姓名、留学学校和联系邮箱：
范岵昶：623-606-6219 fanhuchang6@yahoo.com
董世行： 562-506-3046 dshang413@gmail.com
彭伟：626-927-8770 610042720@qq.com
朱晨博：515-708-1201 jamesmadison94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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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Chu commnet here:
這些中国留学生有種, 有膽識, 能思考.
中国還是有希望的.
但是
中共再不快選對方向和方法, 用專制終結專制.
中共將把整個華夏民族帶進歷史錯誤的循環
時間所剩已經不多了!
TIME IS RUNNING OUT NOW!
搞了半天原来是个黑党 大陆狂传的最新政治段子集 咋这么精辟 Strongly recommended
Posted on July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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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狂传的最新政治段子集 咋这么精辟
2012-06-19 12:53
民有钱—你贪，
民有女—你奸，
民有房—你拆，
民有话—你删！
民有难—你演，
民有冤—你关，
民有事—你推，
民有疑—你编！
民有产—你搬，
民有苦—你窜，
民有孕—你流，
民有摊—你掀！
民骂你是王八蛋，你却自称父母官
一个用谎言堆积起政权是脆弱的，如聚沙成丘看似巍峨，崩塌只在一瞬间！
一个用暴力堆积起政权是脆弱的，如昙花一现看似娇艳，枯萎只在一瞬间！
一个用虚假堆积起政权是脆弱的，如冬后冰雕看似璀璨，消融只在一瞬间！
一个用贪婪堆积起政权是脆弱的，如秋茄临霜看似光鲜，腐烂只在一瞬间。
一个德行：李闯王破京，入崇祯内库发现“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就是说崇祯死前非常有钱，您能解释昏君为何死都不舍得赈济百姓？直到民心尽失、军心不稳、烽烟四起，杀妻女而后自缢煤山。
如今，他又是手握3万亿美金外汇储备，却惦记200亿养老钱。
从小到大没有见过一张选票，却说人民已做主。
从内到外没有表过一次态度，却说代表着民意。
从上到下没有看过一回公平，却说是和谐盛世。
从城到村没感到平等，却说人人皆平等。
从说到写没有一次不河蟹，却说言论已自由。
让人多么愤怒！多么无助！却又无可奈何！邪魔所干之事极无天良可谓是亡国灭种！
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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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用钱，财务笔下生个花；
国企用钱，银行贷款随便发；
学校用钱，家长兜里往外拿；
专家用钱，广告词里说假话；
医院用钱，医药费里往上加；
制服用钱，逮到违章使劲罚；
女人用钱，贪官怀抱里面趴；
百姓用钱，愁的跳楼也白搭。
近代中国最悲催的事:
一，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的还多。
二，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结果发现其实国民党不比共产党差。
三，发现当初所谓四大家族其实有人还没有现在党国的处级干部有钱。
四，带领我们反美反西方的人他们的后代都移民美国了。
一个传播了半个世纪的谎言：
中国贫穷是因人口多造成的。中国人口密度在全球排名为55名。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几乎都比中国富裕，欧洲国家更是如此。亚洲比中国人口密度高的日本、新加坡都比中国富裕得多，亚洲人口密度最低的蒙古却是最贫穷地区。显然将中国问题怪罪于人口太多，是巨大的谎言。
孩子们都知道，考完试的书就是一堆垃圾，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拼命把这些垃圾塞到孩子们的脑袋里呢？
农村改革，粮食多了,农民穷了；
住房改革，房地产火了，工薪们穷了；
财税改革，上边有钱花了，下边却难过了；金融改革，国家资金充裕了，城乡差别扩大了；
外汇改革，外汇储备多了，内需启动少了；国企改革，扭亏为盈了，垄断强化了；。。。
谁改谁过好日子，下一步改什么呢？
计划生育政策，将中华的未来生命掐死在子宫当中，强盗般的社保制度，将P民们幸福晚年推入到火坑深处。
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5年快到了，大家猜一下会喊什么呢？
网友回答：再老也得养政府！
老张哼着小曲儿，喜气洋洋的踱出家门，他要去街上转一转，他高兴极了，因为今天神九飞船上天了。路边有个麻将摊，老街坊邻居正搓的开心呢。他急不可待要宣传这一喜讯，高声喊道：“神九成功发射！祖国强大了！”退休老教师王叔，鄙夷的对着老张呸了一口：“你高兴个锤子，与你蛋事！你低保办下来了？”
什邡示威：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Posted on July 5, 2012
Filed Under Analysis_and_predictions, History, Need_to_review_in_future, Political, What_can_I_say | Leave a Comment
什邡示威：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2012年7月4日
一颗颗催泪弹/ 被塞入七月的腹中/ 整座什邡城/ 落下囤积六十三年的泪/ 雾茫茫的街头/ 散步的孩子被揪红了脸/ 一片片哭湿的树叶/ 摆出英雄的姿势。
对一个媒体人来说,中国丰富的新闻来源,却是这个国家国民的不幸!
向什邡的公民记录者致敬，向面对禁令手足无措的总编辑们致哀。
四川什邡民众示威，90后成为主体，对此网友们予以热议。著名微博叶隐表示：“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寥寥11字，铿锵悲壮，掷地有声！因为恐惧把本该在自己这一代该完成的责任，推诿给下一代。剥夺80后90后幸福的…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50后60后70后，逼迫青年流血牺牲，老而不死的你们/我们难道不惭愧吗？”
下面是网友对什邡抗暴的留言：
@HifonNgan 沙溪刚镇压，什邡又开张，神州大地何处安？走投疑无路，移民缺钱粮，活在天朝何彷徨！民愤四处涌，官僚贪枉忙，此时不亡彼时亡。食品都有毒，医疗更豺狼，生灵涂炭尽哀伤。公平不可见，正义渺茫茫，是非颠倒鬼称王。贪婪吸民血，邪恶杖纯良，古今此时最癫狂。草民不可欺，苍天不可盲，巍巍中华待曙光。
@mozhixu: 环保维权对于体制的冲击很小，与拆迁类似，更多是政策性而非政治性的（当然，在专政体制下，一切政策问题都有政治成分），尽管都动用了武力，但与沙溪不一样的是，武力并不是必选项。
@今朝有酒醉：相比“人民”公安和武警在什邡市的所作所为，更让人心寒的是一个什邡网友的倾诉：今天给几乎所有能够找到联系方式的四川省内媒体打电话，对方一听说是什邡事件，就立刻挂断电话…如果说，旁观者是在纵容犯罪，那么四川的各大媒体，就是在助纣为虐。今天的你们却成了间接的五毛
@赵楚：按照现代文明和政治的基本伦理和规则，任何时候，向和平情愿或表达意见的人民使用暴力，这都是犯罪的行为，而且毁灭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因这种滥用暴力引发骚乱，然后又把事件责任归咎于请愿者，这是无耻，也是挖政权墙角的行为
@Suyutong 对一个媒体人来说,中国丰富的新闻来源,却是这个国家国民的不幸! 今天我不是媒体人,而是你们其中的一位行动者. #什邡
@tengbiao: 珍惜来自什邡的每一幅照片和每一段视频吧。那是用勇士的自由甚至是鲜血换来的。什邡前线有消息说，拍摄者若被发现就会被打、被抓走。珍惜的方法有：1、传播，2、传播，3、传播……
@tengbiao 【什邡事件的启示】其实民众抗争的背后是官民仇恨；是结构性的社会分裂和不公正；是司法不独立和新闻不自由；是制度性紧急出口的缺失；是无视法治和人权的灭火式维稳；根子在政治不民主。
@漂6瓶：我们被打了！！有好几个女孩子被警棍打倒在地！！！我们手无寸铁！我们只能闪躲！！我看见警棍在老人女孩身上狠打！我的心在滴血！我的手还在发抖！
@hexiefarm: 什邡事件又一次撕开党的画皮。我觉得，从每一次示威事件里都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比如如何记录，传播和汇总，如何自我防护等，结合中东和香港的一些手册，形成一个有效，安全，迅速的公民行动准则。 #什邡
@langzichn 从人心思变、人心在变到人心必变，留给三段论去推演的时间不多了。形势比人强，只是谁亦不知道，压倒骆驼的是哪一根稻草。
@ny_Louis_chen: 什邡直播：什邡民众开始自发为受伤同胞募捐，人民抛弃了暴政，中国一定会走向光明的！！！ http://t.co/xpnRMG9P
@tufuwugan 根本无法和平抗争，那帮混蛋信奉暴力。 RT @mls3026489: 如果和平抗争的路被堵死了，那结局可知。未来可以期待！
@ynliuwq 陈竹竹cmz：刚有警察来我们这街来吃饭，肥肠粉的直接说警察不卖，然后整节街的人都出来吼起，简直壮观，现在很多店铺门口都有特警禁止入内的牌子，令人兴奋，是什邡人就都得这样做。大家都动起来封杀警察…
@江静：我大使馆被轰炸，你抗议；美国向台出售武器，你又抗议；印度参与南海油田开采，你仍然抗议；日本拘留我船长，你再三抗议；菲律宾要强占我黄岩岛，你他妈还是抗议。当什邡人民对你扔了个矿泉水瓶子，你终于拿起了武器
@Jwong1202 草泥马祖国!看到这张，流泪了 RT @diyzh RT @yokel007: 无比心痛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http://t.co/GAKcyz7C
@maxiaopeng 宏达在什邡要投一百多个亿，给书记县长什么的肯定许了好多愿，前期立项环评跑手续几千万是肯定花出去了的，现在屁民来挡财路，官员肯定不能看到稀饭化成水，所以震爆弹什么的只是开始。
@milpitas95035 中国百姓经过千万次群体事件后就会发现，除非走向武装起义的道路，其他一切都既改变不了这个专制政权，又使自身受伤害。毅然决然地走向暴力抗暴，是中国百姓应对暴力维稳最新发展的最有效措施。
@justIDLE: 为何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你丫用了催泪弹！
@shangguanluan 对外：犯我天威者，抗议；抓我渔民者，抗议；杀我船员者，抗议；对内：扔我矿泉水瓶子者，虽女笔诛，虽小必诛，虽老必诛~
@wenyunchao 如果某一个县区一级政权被人民接管自治，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bao3: 谢谢网友 @punksa 提供什什邡 视频 http://t.co/yFmFsfr2 。这段视频看到5分30秒和5分40秒的时候，看到确实是惨不忍睹的平民，学院派认为震爆弹没有危害，就像被车灯晃了一下眼，实际效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警 …
@bao3: 无论是否有杀伤力，震爆弹确实伤人了，新浪微博上的图片看了心寒。你们这是拿老百姓的生命刷存在感。恐吓不能换来屈服
@milpitas95035 什坊公民，在杨佳行义的日子里，拿出杨佳英雄的气概，干一个算一个，干6个就可称为杨佳第二了！
@tufuwugan 在分赃大会前，各地为了不出事，为了给分赃大会营造合鞋氛围，对各种事件采取了高压和不计后果的暴力打压，这些暴力手段打压也狠狠扇了那些吃春药幻想人的嘴巴，残酷现实总是一次次扇了那些幻想家们的脸。
@doufuru 什邡民众抗议的形式，差不多就是将来天朝的形式，触及利益的人越多，反抗的人也越多，但大家都只为自己的利益抗争，所以说土共那些什么大公无私的洗脑文，基本已经无效了，这是个好现象，不要说为别人抗争，但起码能为自己的利益抗争。
@heshiabc 武警官兵们,当你们举起警棍要打下去的时候,你们的父母可能也遭到同样的对待.
@153世：如果那些对什邡人大打出手的特警是我的亲友，断绝亲戚关系，死不往来；若是朋友，割袍断义；若是我儿子，写信告诉他不许再进家门，附寄上吊绳一根，死后不许进祖庙，褫夺家族姓氏。如果没上吊，警告他不许再提跟我的关系，否则，自己下不了手，但可以雇人宰了这白眼狼。
@paleylin 【90后】据什邡公安局的通告判断，什邡事件似乎是当地的中学生发起，7月1日晚，有数百名中学生到什邡市委门口请愿，第二天各学校对学生发出警告，如果继续参与将开除学籍。这些中学生孩子们无所畏惧，继续请愿，父母们跟进，地方领导惊慌失措仓皇动用武力驱散，以致酿成大祸（腾讯微博•吴志和）
@小小小真真儿：求扩散！请问广汉的朋友你们好吗？刚才我家人打电话说什邡百姓都在政府门口，因为今天来支援的广汉学生，据说是航校的被抓了30几个，我和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是否真的，但是确实政府门口目前聚集了很多人要求放人，警察没有使用武力了，现在处于对峙阶段，没有人出来给说法
@tengbiao 一颗颗催泪弹/ 被塞入七月的腹中/ 整座什邡城/ 落下囤积六十三年的泪/ 雾茫茫的街头/ 散步的孩子被揪红了脸/ 一片片哭湿的树叶/ 摆出英雄的姿势。――潘婷，2012年7月3日记什邡
@daxa 你以为不过问、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就能获得幸福和平安，事实上，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恋爱结婚繁殖后代，无一不与政治无关。
@羽戈：下午听宁波的朋友说：像什邡钼铜这样的项目，宁波比比皆是。问他们作何反应，答：污染仅限镇海北仑，我们住在市区呢。问：假如污染到市区呢，答：那就移民！不知有多少宁波人持这种想法。我倒是想起了一句老话：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广东人革命。此言流传百年，其中果有真义――中国肉猪展
@mozhixu: 看到一张中共什邡市委的红字招牌被踩翻在地的照片，笑蜀肯定要说这违反四不碰的第一条“不授人一柄”了，可问题是，专政严禁任何有组织抗争，爆发的只能是一哄而上，针对专政者的招牌进行羞辱又如何避免的了？
@wanghaoxuan 什邡暴动，晨光生物涨停，原来还有“催泪弹概念股”
@wanghaoxuan zz从乌坎到织里再到什邡，这两年的群体事件一再地诠释着中国几千年历史总结出来的执政教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官方再不检讨做法，恐怕下一步就是演绎第三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了。更可怕的是，乌坎是个村，织里是个镇，什邡是个县，谁都能看出这里面隐含的趋势。
@xiaolianggao 民怨四起，烽火遍地。一个新时代即将诞生！
@heshiabc 当一个政府对老人,儿童,妇女也痛下杀手时,哪它离死也不远了.王八蛋.
@李承鹏：什邡的书记和市长，先请把那九千万重建款拨入宏达钼铜开发的事说清楚吧，全国人民的重建款，不是拿来毒害什邡人的。
@Suyutong 相信政府猪也上树，彭州就是一个例子。当年，谈作人老师发起反对彭州石化的和平保城运动，政府也是作过承诺的，后来，谈老师就监狱了，彭州石化也于今年二月在骂声中完工了。他们的承诺就是放屁。
@csxq 奥古斯丁：“国家一旦失却正义，就会沦为一个巨大的匪帮。”
@zczpza 什邡在流血，我在忙着挣钱，世上的人，大抵如此吧。大是大非面前，不和稀泥，我做得到。大是大非到来之时，象川人那样的血性，我会做。
@wentommy 改革开放以来，从00后的“镇压”到40后的“维稳”，换来的却是什邡90后的“牺牲”。
@wentommy: 川震时或有数千记者泪别家人，奔赴现场。什邡血光之灾，能直击现场的记者，恐怕数十都难。不怕老天发威，就怕政府翻脸，当年有多悲壮，如今就有多屈辱。。。向什邡的公民记录者致敬，向面对禁令手足无措的总编辑们致哀。
@wenyunchao 广汉的动起来了，接下来应该是德阳市、彭州市和成都市了吧。
@shangguanluan 抗议者和警察之间有规则的前提是：抗议是合法的，是经过法律程序被应允的游行示威，而警察按照规定还必须保护抗议群体和维持秩序。但中国连游行示威的权利都没有，群体事件本身就被看做非法的，警察的职责更是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个根本区别下谈规则没道理。
@柠檬蔷薇: 昨天特警们拿的是盾牌和警棍，今天换成枪了。我们真的感觉恐惧了。/明天是不是要上坦克了？操蛋的政府 https://t.co/QSb6yj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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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苗张春晖: “还我新什邡，坚决不投厂”。这是一些示威学生的呐喊！http://t.co/MxKk0yoo 走在前面的全是年轻女学生，看上去才初高中，中国有救！希望学生们要有策略保护自己的安全！
@bao3: 看看这张什邡的图片，警察腋窝下的弱女，脚下的尸体，一身护险的巾帼，流血的大叔。“人民警察”，你把“人民”放在哪里，与禽兽何异!! http://t.co/Tgu4iz2J
@gaoyu200812: 从网上看到，生产催泪弹原料的晨光生物股票今日涨停。该公司是专司从天然植物中提取辣椒红色素、辣椒精、辣椒碱的生产，研发和销售的企业。辣椒碱除了医药用途外，在军事上还可以用于制造催泪弹。截止收盘*晨光生物的原料今天在什邡毒害老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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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据什邡公安局的通告判断，什邡事件似乎是当地的中学生发起
2012年7月3日 by: 墙 外 仙
【90后】据什邡公安局的通告判断，什邡事件似乎是当地的中学生发起，7月1日晚，有数百名中学生到什邡市委门口请愿，第二天各学校对学生发出警告，如果继续参与将开除学籍。这些中学生孩子们无所畏惧，继续请愿，父母们跟进，地方领导惊慌失措中仓皇动用武力驱散，以致酿成大祸。
据什邡公安局的通告判断，什邡事件由当地数百名中学生发起。中学生还没有被完全功利化，还保留着青春热血和纯真良知，这真让我们的大学生汗颜！一上大学便 学会了入党，一出社会便习惯了钻营，满脑子钱财和个人前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批量生产出来，这正是党国教育机器设计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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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承鹏夜走什邡 2012年7月4日
一、打完枪再进村更安全
欧洲杯决赛赌球，俺输给李承鹏四个盒饭。意大利队对付德国队，像特警扫屁民般无情；不料遇上西班牙队，却变得如外交部一样温婉，任西人连灌四球而不怒，保持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风范。俺输得无语，遂致电李承鹏认栽。
李承鹏言7月3日晚将赴什邡，已在新浪微博公告天下，俺若肯陪他去，所欠盒饭可一笔勾销。俺说你要去，也该“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才对，这样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他说越是嚷嚷得世人皆知，就越安全，不信再赌一把？俺相当不信这个邪，加之四个盒饭输得实在心痛，遂答应同去。但我们的身份都有些尴尬，既非记者又非当事人，他还勉强能算个社会名流，若是遇上热心的警察同志盘问，俺只好说自己是凯迪网友、搜狐网友、新浪网友、新华网友、腾讯网友、淘宝网友，或是该社会名流的司机。
计议已定，晚7时许启程，一车两人浩浩荡荡奔向什邡，均未进晚餐，要等到了什邡见个输赢，再吃盒饭。抵达什邡约8点半，一路无反常迹象，进收费站也无“大熊猫”列队欢迎，俺心知这四个盒饭已然姓李了。
进入什邡城内，沿途警车还不算多得吓人，路上亦相当平静，完全看不出欧洲杯那场生死较量，对这里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致电曾颖，他告知下午收到朋友消息：什邡政府已公告钼铜项目终止，满意的群众纷纷散去，这会儿估计没啥可看的了。俺和李承鹏商量，咱们瞧不到明火执仗的场景，见证一下什邡重归于和谐，告慰天下，也算是件好事吧。
总之，在到达什邡广场之前，我们对后来遇到的事情准备不足，过于乐观；甚至不约而同哼哼出《动物世界》最脍炙人口的结尾：随着又一个雨季的到来，草原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二、非洲大草原的猎豹和羚羊
下车前我们讨论了一下要不要化妆潜入的问题。俺建议李承鹏扮成官府比较喜欢的人物，这样比较安全；扮方脑壳的方舟子、扁脑壳的司马南，他的脑壳先天不足，不予考虑，只有扮孔庆东还成。李承鹏半眯着一边眼睛，把嘴歪起，四下斜视了几分钟，就支撑不住了，说人活成这样还不如死球。俺又建议他戴副墨镜，不过考虑到过几个小时就是7月4日，公然戴个敏感度这么高的东西在脸上招摇过市，还是大半夜的，人家一望而知是来找死，还是不妥。他说算了，暴露就暴露吧。
经过一番刻意与非刻意的绕行，终于到达什邡政府门前。这里仍聚集着数百市民及数量不相上下的警察，一派热闹场景。市民多半分散于街边围观，小半围在政府门前喊话，喊的内容是“放人！放人！放人！”打听一下，约有二十个学生被抓关在政府大院里面，他们的家属来要人，街坊邻居也都来扎起。
警察们看似很克制，穿常规警服的是当地警察，穿黑色警服的是特警，多数成行成队地半躺在街边休息。看得出他们的辛苦程度远远强于一般市民，想象一下非洲大草原上猎豹追逐羚羊的情景你就能理解：羚羊出了逃跑不需要做别的动作，而猎豹要做追逐、扑倒、撕咬等一系列规定动作，它们的体能消耗远远大于羚羊是必然的。
李承鹏出现在人丛中，很快被市民认出，大家纷纷喊“大眼哥”，和他摆之前的事情。从众人口中得知，打人的不是当地警察，全是从德阳调来的手持盾牌的特警，打得特别狠，很多人受伤。我们找了街边一个茶楼上到二楼，想居高临下拍几张照片，可惜高度不够位置也不佳，拍不到全景，只能拍几张局部的照片。
一队特警从政府那边沿街边走过来，当地人围着他们在吼。起先俺听不懂吼些啥子，问旁边的人才明白是在骂“德狗！德狗！德狗！”意思是德阳派过来的狗。俺说这个骂法有点过了，现在警察没打人，一大群人围着这样骂，把他们骂急眼了，等下一接到驱散人群的命令，他们有七分力也会使出十分来。
过了一阵还没发现要动手的迹象，李承鹏的意见是先去医院看看伤者，回头再来这里。我们下到一楼，才要出门，外面一阵哄闹跑动，堪比电视上非洲大草原猎豹追捕羚羊的动静。再上二楼看时，原来是场虚惊，便再次出门前往医院。
三、在中国打酱油的风险大过飞天
广场附近有个医院，当地人说那里可能有警察守着，带我们去了远一点的另一家医院。开车去医院时，俺自我感觉有点像《潜伏》中的我党战士，可惜躲在阴暗角落里窥伺我们的不是国民党特务，身边此大眼也不是彼大嘴……忽然对面开过来一溜警车，后面跟着三部军车，车上载满特警。李承鹏说又增兵了，是不是要开打？去医院得快点完事赶回来。
进医院看到第一个伤员，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头上、背上有不少伤，一只眼睛包起，他听医生说眼睛大概不能完全复原了。他自述被打的原因，实在是无厘头：他在网吧打工，和另一个朋友一起骑车出门去买碗米粉，不慎路过某条街，十多个特警追赶上来，6、7个招呼他一个，没问任何问题，打成这样扔下就走了，还不包邮哦亲。打你的理由嘛，你懂的，不解释。
尼玛老子当时听了就转着圈的自豪啊！中国有这样威武的特警，东南亚几个小屁国算个鸟毛，担心这个岛那个岛收不回来的同胞们是杞人忧天了。不过一想这小伙子不是外国人的嘛，拿他练习备战球莫名堂，他什么违禁的事情都没干的嘛。李承鹏问他被打伤后政府有没有人来过问？他说没有，医院没收钱，政府没来管，手机丢了，那个伙伴不知哪去了；家里人来看他，孩子小，看不懂他爸爸为什么买碗粉会买成这副模样。他还说前一两天来治伤的不少，包扎完全溜了，怕被发现，只剩下他和另一个走不动的还躺在这里。
另一个是名司机，是围观而非路过，遭遇大同小异，伤情各有千秋。他一举赢得数名特警的特殊服务，为他周身推拿按摩了一番，舒服得躺在医院起不来了。李承鹏问他如果政府来看望，他会提什么要求，老实巴交的司机大哥一再说：最重要是别再伤害市民。司机大哥的女儿很可爱，也是大眼的粉丝，还拉着他拍了两张合影。虽然她没听说过俺，俺还是代表六零后七零后两代人觉得内疚——六零不努力，九零徒伤悲；要是让九零后为我们的怯懦挺身而出，那就枉为人父了。
这边厢才说完，那边厢短信告知又打起来了，伤二人。
李承鹏微博 ：为何本可和平协商的事演变成官民对峙？现场观察：没必要打人时下令特警打人，甚至打六七十岁的老人（有图）。有必要真诚解释时不解释，仍选择打人。昨晚被迫释放21名学生前后，特警还在打人。结论：当政府实力过份强大，犯错的机率远超你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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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一次路西法效应实验——什邡小调查
2012年7月4日
一路北上什邡，雨时下时不下，像从那里传来的消息忽真忽假。等站到市委所在的永生巷，天全然无雨，眼前一切为真。
上千人对着灯火通明处一直喊“放人、放人”，灯火通明处抓了二十七个人，人包括一些学生。在民警、便衣、特警三层控制下，千人不散，他们喊：既然宣布停止钼铜项目，为什么迟迟不放人。而 “活力什邡”则说：被抓的人采取过激行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这，恰是七月三日再次冲突的直接原因。“活力什邡”作为政府一张以正视听的脸，更像一张美白面膜，有时与真相无关，有时直接与脸脱节。
我走近街头，人们说：那天，学生们只是拉起横幅反对钼铜，特警就来抢横幅，学生不干，特警就从拉扯到直接开打，用棍子打，然后抓进大院……从而引起更多的大人参加进来。这样的镜头好像在一部电影里看过……好吧，虽然人民也会撒谎，可太多的人民告诉我同一个版本的谎言，细节无差。这样的谎言包括：人们扔的那些花盆常见的那种黑软胶做的，矿泉瓶和石头是和特警对峙时扔的，特警追打人群时不分男女老幼，为不让人们摄到，抓住人就拖进附近小区黑巷子里开打，为进入小区还把门踢烂……
我走进医院。当27岁的网吧员工王小江站在我面前，像一个被卡坏了零件的木偶，面无表情、行走艰难。他说那天晚上他只是与同事骑电瓶车去几十米远的小店买米粉，离警戒线还远，突然冲来一群人围住他就用棍子打，他瞬间被打晕，怎被送进医院，竟也想不起来。他发誓那天只是去买米粉。而他那位同事至今不知下落。他伤心地说，两岁的儿子见到头缠纱布的他已经认不出来。他心疼丢掉的手机，而医生说，更糟糕的是被打坏的左眼可能无法复原……
与王小江住在同一家医院的石江华是一名的士司机，腿部裂开，眼睛受伤。他跟朋友正在老电影院聊天，也在警戒线之外，不知为何就冲来一群特警拎棍子开打，同样是六七个人围住一个人打。他不断念叨他是本份人，拥护解放军，5.12大地震时他还免费搭载了南京军医的军人进山的……
昨天深夜将近十二时，碰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脸已被打得有点变形，流很多血，手臂受伤，话不成句。只是说，冤枉，我这么大把年纪怎么会过激行动，我是回家路过。
这些人均是随机抽样，并非刻意筛选。其中上述三人，一个是去单位附近几十米的地方买米粉，一个是在警戒线外围观打酱油，一个是回家路过……人们问，为什么一件本可以和平协商的事情最后演变成一场暴力冲突？美白面膜的“活力什邡”表示这是事前沟通不到位，造成部份群众对此不理解。也有人认为这是政府长期不透明、不自信加上正逢重要节日，心理一紧张就冲动行事造成的。
我去什邡前，也以为当地政府只是追求GDP之心过甚，加之官僚作风、不善沟通。可实地考察后我改变了看法，因为：十七八岁的学生拉个横幅就下令特警打人，群众索要孩子时就下令打人，已宣布停止钼铜项目后还要打人，昨晚释放包括学生在内的21人时，仍不可思议地在打人，打年近七旬的老人……就是说，没必要打人时他们在打人，有必要真诚沟通时他们在打人，此事告一段落他们也打人，就连一边放人以消除对峙时，一边还在打人。他们就是打人、打人、打人。这说明他们不是紧张、不自信、冲动，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实力，他们习惯性强硬，内心相信自己正确，骨子里不屑沟通，出面对舆论表态并非所谓“进步”，只是要打出了狡辩、打出了偷换概念以及打出合法性。结论是：当一个政府实力大到一定程度，它犯错的机率远超我们的想像。
什邡政府太强大了，很多人知道钼铜项目先后被新疆、云南、西藏拒绝，就连很多什邡当地官员也反对这个项目。可为了实现任期内最大一个政绩，书记强行上马。为了获得广泛赞同，他专门召集所有部门负责人进行封闭式会议，必须现场表态，统一口径，服务于大局。也有暗渡陈仓，奠基典礼日期从6月25日改为28日，再改为29日，那天下令所有警察三步一亭五步一岗，不准外人进入。等什邡当地人知道奠基礼已结束。这势必招致民众反弹，而民众的反弹遭到政府更大的反弹。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是正确的，直到今天当地政府还认为这是造福于当地人民的一个项目，他们委屈甚多。
为了普及这种正确性，什邡进入了一种近乎搞笑的癫狂状态。按照指令，什邡电视台为此专门制作了一个专题，什邡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甚至妇联主任必须依次在节目里向市民宣讲钼铀项目的优越性，手机平台向所有市民发送动员短信，公务员们（虽然他们很多并不同意钼铜）也被要求走上街头宣传它的重要性、合理性。即使在冲突发生时，也被要求上街持续宣讲。李书记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他正在为这座城市人民的福利，设计着前任未做到的超前发展。
经验告诉我们，这里最大的恐怖不是官员错了，这里最大的恐怖是官员正确，他们带着正确甚至崇高的想法，就可以跨越一切的顾忌和法律，他们感动得自己尿频，感动得乡里不宁，所以，多少跨越式发展，多少违规发展，步子太大，必扯着那对随时想放成卫星的蛋。
回到开头的情景，一切的催泪瓦斯和震爆弹就顺理成章找到了依据。他们先行把自己定位为好人，那些反对自己的当然就是别有用心，就该受到惩戒。这就是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曾经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圣光六翼炽天使），在未堕落前任天使长的职务。他由于过度高贵，开始自以为正确，竟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最后堕落成撒旦－－《失乐园》提出过这一故事，《神曲》也有描述。
而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因此做出全球最具传奇的真人实境实验，《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他招募了18名从未有过前科的大学生，分别扮演“好人”和“坏人”，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下预先确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好人”拥有完全的正确性和指挥权，“坏人”则只能去接受，否则会受到惩戒。实验开始时，“好人”一切正常；可慢慢地，“好人”习惯了自己的正确性，在“好人”看来：坏人不应当有思考，是社会的败类，他们只有服从才是合适的。由于“好人”被授予不可置疑的武器和权力，就开始折磨“坏人”，甚至要求坏人像动物那样去鸡奸……最终，津巴多博士在实验中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天生的“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位堕天使，被赶出天堂。
准确说来，这不是一篇玩语言和快意恩仇的时评杂文，也不是在说什邡，这是关于社会飞速发展时一篇很初级的社会调查。事实上美国、日本都经历过这个心悸的阶段，也曾经很操蛋，但它们敢于面对，理性面对人类天生弱点。而我们的官员由于拥有几乎不经限制的权力和天生的政治正确性，几何级激化了社会的不公，加之各种菊党的美化，实际上把执政阶层推向了不仁不义。
最后我走进了餐馆，大姐告诉我，我们什邡人绝不卖饭菜给那些绵阳来的特警吃，我们宁肯关门也不做他们的生意。我们正吃，外面逡巡着一些黑衣人，很精神的小伙子，当他们脱了制服，跟平时我们见的邻家小伙没什么不同。可大街深处的什邡人发自内心地骂“德狗、德狗”……眼神里充满仇恨。这情景其实让人心寒，两座城相隔不过二十公里，鸡犬之声相闻，百年通姻，正常的时候，两边的兄弟伙打个电话就可凑一桌麻将，一起烫串串。可是有种东西割裂了这城、这国、这族群。我希望执政者走进寻常巷陌，该走进民众的内心，而不是急于现在到处找帮闲文人，为你们写美化文章，以渡危机。
没有权力是天生，所有权力都被授予，在黄岩、钓鱼岛急需勇士驻扎时，你们却驰骋在回龙大街、永生巷。就算你是六翼炽天使，当人间的餐馆都不卖饭给你们。我觉得这事儿也挺丢人。
世界潮流与中国转型 茅于轼
Posted on June 2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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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潮流与中国转型 茅于轼
published by Mr.茅于轼 in 金融时报 on 2012-03-21 13:10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说这句话的意思首先是肯定当时存在着一个全世界的潮流，其次他认为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如果逆势而动，必将被时代所抛弃。
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想孙中山的这句话，可以感到他的远见卓识。至今，还有许多人看不见这个世界潮流，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认为中国特殊。事实上这个潮流不但没有消退，它正在以更浩荡的气势席卷全球。现在有了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我们看问题更为清楚了。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五千多年。这世界潮流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潮流呢？顺应这个潮流和逆对这个潮流表现在哪里呢？潮流的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问题非同小可，因为这将指明全世界变化的方向，也能警告我们不要看错了路，逆潮流而动，被潮流所抛弃。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在过去五千年中，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时间里，虽然各国各地区之间有商品交换和个别的人员来往，但是并没有形成世界潮流。直到十八世纪，在欧洲逐渐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开启了一个世界潮流，它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那以后的二百多年来，全球人口高速增长，从十亿增加到七十亿，二百年中的增量超过了过去几万年的积累；平均寿命也从26岁增加到68岁。西欧首先走上富裕之路，接着美洲和澳洲跟进，成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促进了科技的发展，科技的成果通过商业化造福于人类。市场机制还能做到优化资源配置，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社会的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在三十年内财富的生产增长了16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中国完全改变了面貌，经济总量列居世界第二。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事。
人类社会找到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上个世纪初，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大潮应该是共产主义。全世界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走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道路。
市场经济制度还对人类做出一项前所未有的贡献，即消灭了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世界上的一切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换。
在此以前，资源多通过战争获得。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它为了自己的发展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那里有煤，有铁，有粮食。后来又为了石油和橡胶侵占了东南亚。但现在日本虽仍然是资源穷国，却是经济强国。
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费一兵一卒，可以获得全世界各地的资源。中国、美国、日本等都要进口资源有限的石油，但是因为有市场分配，从来没听说这些石油进口国会因争夺石油而发生战争。当然，确有少数国家的领导人不懂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潮流，违反潮流而动，这就非常危险，很可能导致战争。甚至一些大国的领导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做出禁止进口或禁止出口的决定，以为是做了好事。在粮食安全方面强调自给自足，认为这样更安全，这是又一个例子。
市场经济的大潮势如破竹。最典型的例子是原社会主义阵营试探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七八十年，以失败告终，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其中有的更成功一些，有的不那么顺利。中国是最成功的一个。其实，在全世界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不很容易。亚洲、拉美、非洲都有许多转型不成功的例子。中国能不能最终转型成功也还有待观察。转型成功的只是极个别的，像亚洲的“五小龙”。最近古巴下了很大的决心，准备放弃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转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制。
但是，一百年前孙中山所说的潮流应该是他的理想——三民主义。为实现它，他提出宪治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就是讲过渡到宪政的政治准备。
孙中山依照林肯所提的“民有、民治、民享”，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是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当前世界上，所有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宪政国家；
在别的国家也是传统文化和世界大潮的冲突。例如有的文化歧视女性，禁止女孩上学，禁止妇女开车。这显然和世界大潮的平等自由相冲突。我们可以预期，大潮最终将冲破这些反潮流的观念，实现男女平等。
更普遍的问题是特权与人权的冲突。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国家里，传统的国家治理是靠特权者的管理。碰到好的统治者，百姓能过上平安的日子，但是更经常的是残暴的统治者，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最近发生的文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别的国家里，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实质上都是人权和特权的冲突。特权者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目的，压迫奋起反抗的人，形成社会动荡，甚至爆发战争。也有由于民族隔阂，民粹主义得以流行，导致民族冲突；或者宗教不同，互相看不惯，处处有摩擦，发展成为武力对抗。这些矛盾都能够在普世价值的概念下得到解决。平等，彼此尊重；自由，互不干涉；信仰不同仍能平安相处。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多元化、求同存异、丰富多彩的世界。其所以能够成为普世价值，正是因为它给出一个未来社会结构的解决方案。
与此相反的各种想法，例如排斥不同的文化，歧视和自己不同的人，干涉别人的想法，企图实施霸权，这些都不是普世价值，都不能解决当前全球性的大问题。可惜的是现在大多数国家和政治家（也包括不少百姓）却不是这样想的，都想指挥别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别人都错了。当今争夺资源的战争不会再有了，但是战争还在打着，都是想法不同，都想强加于人，造成的冲突。大陆和台湾的冲突可说是一个典型。这里没有争夺资源的问题，有的是统一和独立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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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from Martin Chu:
I quotes a statement from Mr.张曙光
Begin of original TEXT:
我们从市场和网络上看到了希望。因为这里不仅有上下的流动，更有纵向与横向的空间的开拓与转换。
舍此无路可走，也没有希望！
那些看不到这一点，要么重视自由轻视社会平等、因而也就会重视精英而不重视下层民众的“右派”学者，要么重视平等而轻视自由、因而也就会无条件地肯定下层而否定上层（除非领导下层造反的上层人士）“左派”学者，其理论必定是单一的、且不乏片面和浅薄。
对中国现实问题和各种乱象的忧虑，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的问题。
一个思考，希望引发你进一步的思考。
曙光
201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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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let us show some comments from some reader of the above article
12#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04 22:26:15
作者对中国的‘表面现象’看的十分‘到位’。仅对‘表面现象’本人表示‘同感’。但，本人喜欢‘追根问底’。
至于百姓的‘奴性’；
4#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04 02:51:18
20#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06 21:46:19
Martin Chu 給馬英九 總統 建言, 趕快來看帖. 有大格局 才會產生好結局, 態度決定高度!
Posted on May 1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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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Chu 給馬英九 總統 建言, 趕快來看帖. 有大格局 才會產生好結局, 態度決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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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身邊要增加幾個比較整合性強的、策略性強的幕僚。要任命「強將」，避免自我複製、自我設限。別想老是可以當好好先生永遠溫良恭簡讓! 溫和謙讓的總統加上一批知書達禮的幕僚，容易造成「意志」難以貫徹。總統府是權力中心，要有它應有的高度與規格、及「令出必行」的威嚴。 個人的智慧與體力畢竟有限，一切重大事情應提出讓智囊團共同商議，研究對策再去執行。眾人集思廣益，必然會找到完美的方案。
夢幻執政團隊要有很好對外溝通，橫的聯繫要暢通，縱的授權要明確。重大而又具爭議性的政策，反應要快，正確，和穩當。在治理國家的施政作為上，謀定而後動，少做錯誤的決斷，多做正確的事情。
在下已經好久沒有看到如 蔣經國 孫運璿 李國鼎 張自忠 胡璉 胡適 戴雨農 等領袖人物了!
大陆、台湾任何一方若为一己、一党之私利而使两岸问题恶化，做出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事，都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国是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她属于全体中国人，所有中华儿女。
对台湾最有利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大陆作为两岸竞逐的战场，如果战略正确，十三亿人口可以成为台湾的支持者。 影响两岸权力最大的就是“人心”。台湾的政党要有包容整个大中国所有国民的理念、气度和野心，谁能够得到大陆的人心，就得到了真正的“权力”，能够在两岸竞赛中获胜。
要有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跃马中原”、“建立新中原”之志。“观念决定目标，目标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术”。 “求和避戰” 和“维持现状”應該 只是為了”求赢” 終極目標的一個小步驟。
把“赢”界定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而不是狭隘的“主权统一”、“领土统一”或是哪一个政党（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的胜利。
在这个原则下，台湾当然要追求“赢”，而且要有“必勝”的策略。和平统一，建立两岸共同体，先在经济、文化领域交流；以此为根基，通过台湾在 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的优势，影响大陆，树立两岸和平民众基础；以后进一步影响大陆政权的政治改革进程和方向，
台灣的經濟前景取決於政治。只要經濟歸經濟，經濟就會有生機；只要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不支配經濟活動，不確定的因素就可以減少到最低。 穩定的兩岸關係 改善台灣的經濟狀況 提高台灣全體人民的福祉。 沒有穩定的兩岸關係就沒有安定的台灣。 以「變」應變是新政府可能開創的新局。
一定要確實瞭解為何國民黨堅忍打敗日本， 而不到四年就被踢到臺灣， 句踐為何能復國， 夫差為何開始能打敗越國， 最後為句踐所滅，漢唐盛世為何而來， 兩宋為何長期積弱不振。
千萬不能有幻想和僥倖心態 自己國家自己建設和發展 沒有永遠的朋友和敵人. 國內如此國際現實更是如此。 我們可以幫助大陸的民主和開明勢力 啟發和開導大陸人民自己想要真正當家作主的決心和意識，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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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國防專案要有計劃和考核 切莫浪費和入私人口袋。 建設臺灣真正成為身上長滿硬刺的獅子 敵人和對手不敢輕易動手 認真學習以色列和瑞士 他們如何教育和訓練國民 和避免戰爭和打贏戰爭。別每天到晚只想討好和收買草莓族 和特定族群， 一定要全體國民有體認和決心 國家是自己的 強盛和繁榮完全取決於國民全體!
主要是資本市場不夠開放，政府法令規章不夠週延，股票市場內線交易規定不嚴格，財政赤字不減反增等。
国家财政的稳定健全需要长期规画与有效执行，方得克竟其功。但每一个政党似乎都是在野时，把它当成是攻击执政党施政绩效无方的一项工具，等到自己取得政权后，却重复做着以前执政党所犯的所有错误。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国家财政不垮者几希。
一言一行，均要慎重，因為每次講錯話，必會帶來許多困擾，產生反效果，甚至提供政敵攻擊的藉口和資料。在重大事務上，馬總統應當利用晚間黃金時段要求電視台聯合播出，向全國人民做坦率而懇切的談話或宣導。
對馬總統是非不分的表現，施政不能貼近民意的表現，也因特別的失望而強烈批評，希望馬總統早日覺悟，發揮慈悲與智慧的精神，在治理國家的施政作為上，謀定而後動，少做錯誤的決斷，多做正確的事情。懂得讓人分享利益，所以反而抓住人心。
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应有一使命，即帮助中国大陆走向一个重视公义的开放社会，而一个开放、公义与成熟的中国大陆，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最佳保障。台湾除了要自我提升文化、公义、多元、开放以外，也要大量鼓励大陆年青人来台湾留学，獎励私人和民間企業支助大陆年青人来台湾留学或考察， 开放台商企业大陆籍干部来台受训深造，加强两岸非政府组织等各项交流，也就是全面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让他们接触一个同文同种但是具有不同价值的社会。啟發中国大陆的下一代。
不论台湾自我界定为世界的一员，或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对于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大陆而言，台湾应该有与中国大陆进行“制度”与“价值”之争的情怀与使命，让中国大陆的社会更开放、自由与公义。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ews&idArticle=100753
十三、Need to take good care of your health, look out what you eat!
Also need to provide every Chinese a very clear roadmap about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s relation, and how we get there.
Not yet done completely, I will add something later on.
Martin Chu,
邓丽君离世17年! 我只在乎你 何日君再来 再來一杯 & 二人でお酒を
Posted on May 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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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离世17年!
我只在乎你 何日君再来 再來一杯 & 二人でお酒を.
五月八日是“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逝世十七周年祭日，她所唱的歌，首首深入全球无数华人的心。她享有“十亿个掌声”美名，其歌曲在华人社会影响深远，风靡华人世界，广泛传唱，有“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之说法。她在世时，不只带给观众“甜蜜蜜”的歌声，也拥有“甜蜜蜜”的爱心，无论事业繁忙或淡出银幕，她总不遗余力参与公益活动。其中，尤以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参加的香港跑马地卅万人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令人印象深刻。
六四事件后，邓丽君说，我是中国人，无论到世界何处，在何处生活也好，我都是中国人。所以今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很心痛，中国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我十分担心，我渴望自由，而且所有的人都该享有自由，如果自由遭受到威胁，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在二○○七年，邓丽君去世十二年之际，中共央视四台破天荒播出了长达四十分钟的专辑《永远的邓丽君》。不少网民称邓丽君是中华民族最有才艺、最有骨气、最有良知、最有立场的优秀儿女。
大陆于六四廿周年时，中共举办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网路评选活动中，邓丽君居首遥遥领先他人。
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年代，邓丽君的歌便悄悄地在大陆民间流传，在比较开放的南方当时就有“白天听老邓（邓小平），晚上听小邓（邓丽君）”、“只爱小邓，不爱老邓”的流行语。 邓丽君的歌声是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她原定于一九八九年十月登陆演唱，但中共的六四屠杀使她不再想踏足中国大陆（一个政府屠杀自己百姓的地方），也成为邓丽君一生的遗憾。
一九九五年，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气喘去世后，人们在她的寓所中找到了生前遗留的手稿。“往事不堪思，世事难预料，莫将烦恼着诗篇，梦短梦长同是梦。”由李寿全等音乐人谱上曲子，题为《星愿》，在她出殡前发表。
当时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她，为了声援天安门广场前的学生，独排众议，头上绑着“民主万岁”的白布条、胸前挂着手书“反对军管”的牌子，以一曲《我家在山那边》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支持。几天后，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对她的人生产生极大的冲击，她曾说过：“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后来她渐渐淡出演艺界，但是每年到了六四的时候，她都会去参加相关的悼念活动。
作词：王琛 作曲：周蓝萍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那儿有茂密的森林，
那儿有无边的草原，春天播种豆麦的种子，
秋天收割等待着新年。张大叔从不发愁，
李大婶永远乐观。自从窑洞里钻出来狸鼠，一切都改变了。
它嚼食了深埋的枯骨，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张大叔失去了欢乐，李大婶收藏了笑靥，
鸟儿飞出温暖的窝巢，春天变成寒冷的冬天，
亲友们失去了自由，抛弃了美丽的家园。
朋友，不要因一时欢乐，朋友，不要贪一时苟安，
要尽快的回去，要把自由的火把点燃，
不要忘了我们生长的地方，是在山的那一边， 山的那一边。
有田芳生《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书中曾披露，邓丽君说：“身为歌手的我，很想以演唱会的方式，尽可能地带给中国人什么帮助，但是总觉得不安，因为那次事件死了很多学生，总觉得开演唱会唱歌是不好的，其实我也感到很困惑……”“完全无法相信那个共产党了，如果我只顾着自己享乐的生活，而无视问题的存在，那势必之后就会有大灾难来临。”“最近在香港录国语歌，甚至需要花三天练习才终于可以录成，因为很容易就哭，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希望中国可以很快地民主化，到时候就可以唱很多庆祝的歌曲，我现在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就想哭。”
一九八九年六月份邓丽君原本计划要赴日为唱片作准备工作，发生天安门屠城事件后，邓丽君迟迟未能动身到日本，她于六月廿一日接受日本电视台香港现场转播时说：“我非常想去日本，但是因为中国发生状况，现在我想留在香港。”
家在山那边
当时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她，为了声援天安门广场前的学生，独排众议，头上绑着“民主万岁”的白布条、胸前挂着手书“反对军管”的牌子，以一曲《我家在山那边》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支持。几天后，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对她的人生产生极大的冲击，她曾说过：“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后来她渐渐淡出演艺界，但是每年到了六四的时候，她都会去参加相关的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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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词：王琛 作曲：周蓝萍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那儿有茂密的森林，
那儿有无边的草原，春天播种豆麦的种子，
秋天收割等待着新年。张大叔从不发愁，
李大婶永远乐观。自从窑洞里钻出来狸鼠，一切都改变了。
它嚼食了深埋的枯骨，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张大叔失去了欢乐，李大婶收藏了笑靥，
鸟儿飞出温暖的窝巢，春天变成寒冷的冬天，
亲友们失去了自由，抛弃了美丽的家园。
朋友，不要因一时欢乐，朋友，不要贪一时苟安，
要尽快的回去，要把自由的火把点燃，
不要忘了我们生长的地方，是在山的那一边，
山的那一边。
有田芳生《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书中曾披露，邓丽君说：“身为歌手的我，很想以演唱会的方式，尽可能地带给中国人什么帮助，但是总觉得不安，因为那次事件死了很多学生，总觉得开演唱会唱歌是不好的，其实我也感到很困惑……”“完全无法相信那个共产党了，如果我只顾着自己享乐的生活，而无视问题的存在，那势必之后就会有大灾难来临。”“最近在香港录国语歌，甚至需要花三天练习才终于可以录成，因为很容易就哭，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希望中国可以很快地民主化，到时候就可以唱很多庆祝的歌曲，我现在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就想哭。”
一九八九年六月份邓丽君原本计划要赴日为唱片作准备工作，发生天安门屠城事件后，邓丽君迟迟未能动身到日本，她于六月廿一日接受日本电视台香港现场转播时说：“我非常想去日本，但是因为中国发生状况，现在我想留在香港。”
六四事件后，她在法国巴黎接受访谈时表示，她生长在一个很民主的国家，她还不想回大陆。她还说，若大陆继续一党专政的话，是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的，对整个世界来讲也是一个灾难。她当时并诚心希望大陆社会水准能很快提高，与台湾一样享受自由民主。
吾尔开希曾透露，他于一九九○年巴黎的六四周年祭时，曾见过邓丽君，，一首《历史的伤口》因泣不成声而中断。然后，她拿起麦克风，带着哭腔坚定地说：“不要向专制妥协，不要向暴政屈服！”感动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严家其和吾尔开希。
邓丽君小传
邓丽君一九五三年生于中华民国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籍贯河北省邯郸大名县邓台村，是台湾国宝级歌手，被誉为永远的军中情人。
邓丽君小时候已经充份展露歌唱才华，十八岁红遍香港及东南亚，二十岁成功进军日本，成为风靡全亚洲的超级巨星，更曾三度参加全日本红白歌唱大赛。一九七九年，她赴美修读语文，并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演出，成为首位于当地演唱的华人女歌手。
一九八六年，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七大女歌星和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成为唯一同时荣获这两项殊荣的亚洲歌手。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哮喘病发猝逝，终年四十二岁。其遗体运回台湾，葬于台北金山。
二○一一年，其经典金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获选为中华民国建国百年金曲榜首。现今亚洲歌坛，仍有许多歌手演唱其歌曲向其致敬，邓丽君被视为永恒的偶像，一代歌后。
To 鄧麗君- 再來一杯+二人でお酒を
重庆黑幕中觉醒 蒋介石 充满远见 的 告书 by 苏明育
Posted on May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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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黑幕中觉醒 蒋介石 充满远见 的 告书 by 苏明育 posed on 2012-02-28 14:16
近期王立军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对美国大爆中共内幕资料的重庆黑幕，让中共内斗曝光于国际社会，也使中共当局恐惧万分。有报导说这启事件让更多中国人觉醒了，纷纷主动表示要退离这个党。
通过这件事不禁想到蒋介石在1927年于南京庆祝建都大会上发表的《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里，有一段话讲到“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此外还有一段说“但是我想中国人一定不会麻木到如此，共产党在湖南、湖北还没有实行他的政策百分之一，大家已经觉得不能聊生；在上海、杭州还没有实行千分之一，大家是已经提心吊胆，疾首痛心。广东、福建各处工人农民告苦的函电，已经雪片飞来，大家难道真是麻木到头杀下来才想起叫痛吗？”1949年前，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中共的恶行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就已让人民痛苦万分。1949年后，中共窃国成功，中国人民真正陷于水深火热中了。这篇文章发表于于86年前，中国人民却经过一段极常的时间，经历万般痛苦，才认识中共的真面目而觉醒。
但这也不能全怪在人民头上，因为中共骗的技巧太高明，宣传的手法太高段。中共在尚未取得政权前，一边从民间抢夺资源，一边极力利用他们的宣传媒体大肆宣讲民主、自由、人权，骗取学生及许多人士的同情。在1949年抢夺政权后，当时这些可称为最激动人心的“承诺”立即被抛在一旁，露出真面目，在这块土地上掀起层层血浪，发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大浩劫”。
各种疯狂的整人杀人运动（土改、镇反、反右、四清等），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抢夺百姓土地、财产，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让国家经济陷入绝境，造成各地饿殍遍地。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国家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邓小平掌权后，一个“改革开放”，让穷怕了的老百姓沉迷追逐经济利益，道德、信仰缺失进一步恶化。毒大米、地沟油、毒奶等，就是人们为了钱不折手段弄出来的。还有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事件”，军队当众杀害大量学生和市民。强行推动的“一胎化”更造成大量光棍、大量女婴死亡，祸害至今！而现今对西藏的迫害，尤其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其残忍程度，更令人发指。
仅管其尽力粉饰太平，创造“和谐社会”，但随着“打黑英雄”王立军事件的发生，中国人民不会再像当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死后一样，跟着当局去批林批孔，而是看清中共的真面目，选择退离这个党。
下面附上蒋介石这篇充满远见，鞭辟入里的告书：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庆祝建都大会发表
我们中国国民党的目的：是本着三民主义，为中国全体人民利益，为中国全个民族谋解救，且为世界各个民族求平等的。我们国民革命的工作：是要以实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扫除国内外一切黑暗横暴势力，为中国求独立自由平等；这也是世界革命一部份的工作。
多少年来，我中国民族无时无刻不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侵略我们的领土，破坏我们的主权，霸占我们的关税，操纵我们一切的经济和政治的生命；甚如前年的五卅惨案，擅杀我们的民众，受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种次殖民地的待遇，中国还能算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吗？
帝国主义利用军阀的暴力和愚蠢，以宰制中国，使他们的兽性发展到不可遏止的程度。最初则为权利，数年一战，近来则每年一战，一年数战，连年不息，社会残破，民不聊生。以一国的生命托在无办法、无知识、无人性者的手里，这种民族还有生存的希望吗？
我们国民党 孙总理手创中华民国，为欲挽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国全体人民都能够满足他个人生存的条件，于是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定下了国民革命的计划。不幸他以四十年奋斗的辛苦，为中国民族而死，把国民革命的艰钜交给忠实的国民党员，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全国革命的民众。
中正从事国民革命，誓师北伐以来，无时无刻不本着 先总理的主张而奋斗。我国民革命军是为全体民众谋利益而争生存的，所以我们的武力不但是民众化，而且要使他成为真正的民众武力。
赖民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首先肃清湘鄂，打倒顽梗军阀吴佩孚；次奠赣闽浙皖，扫除狡黠军阀孙传芳；续清沪宁，大创残暴军阀张宗昌。如川、如黔、如滇、如陕、如甘，莫不在国民革命军义旗之下，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已经像冢中枯骨，扫荡起来也如摧枯拉朽。国民革命军所行所至，处处得人民合作；人民对于军队，是箪食壶浆；军队对于人民，不但是秋毫无犯，而且爱同手足一样，所以处处都有“党军可爱”的话。
不意寄生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蒙着国民党的招牌，借着国民革命军之掩护，处处扩张他们的势力，运用他们的阴谋，实行他们的破坏的恐怖政治。他们知道国民党在政治上依著建国大纲、建国方略是有具体办法的，所以利用官僚政客、流氓暴徒、浮嚣少年，擅行生杀予夺之权，使我们政治上束手无策。他们知道国民党是注重农工，对于社会经济是定有演进的程序；于是他们又利用那班人来挟制，压迫真正农工，一面排斥国民党员参加农工运动，一面又以摧残农工之名，来破坏国民党，弄到农工利益，毫无增进，农工痛苦，日甚一日，以同归于尽的手段，使中国社会经济完全破产。谈到教育，则知识的提高和普及，是他们利用群众的最大障碍，所以湖北省党部有“读书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在他们统治下的湖南、湖北，教育几乎全部破产。谈到外交，则破坏我们国民党首先单独对付一国的策略，必要造成帝国主义者目前一个坚固的联合战线，使中国处处皆敌，然后可以投入一个特殊团体和特殊国家的圈套。至于我们的党务，他们知道我们是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唯一的出路，所以钻进国民党来扰乱我们的系统，离间我们的同志，利用我们的党贼，一方面盗窃把持所谓中央机关；一方面用尽方法，盘据下级党部，压迫我们的真正党员，排斥他们去工作，以实行“金蝉脱壳”的毒计。至于军事，则他们看见军事进展很快，恐怕国民革命就会成功，立将从事建设，以后没有他们发展的机会，所以离间我革命军人，破坏军事行动，扣饷扣械，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情形，都详于中正“谨告国民党员书”里，大家可以公看。总之，他们假借名义，无恶不作，于实行其大破坏后，由国外团体统率他们利用的无业流氓的实行专政，所以长江一带都有“党人可杀”的话。
难道可杀的就真是国民党的人吗？这要请全国国民认个清楚。中正不能说我们一百万国民党同志之中，个个都是纯粹的；但是真正国民党员，自有确定的主张，不能任挂羊头卖狗肉的共产党去蒙混的。若是国民党员不根据三民主义的主张，他不是跨党分子，就是本党叛徒，不但人民愿意杀他，就是本党也要严重制裁他。关于这次中国的大改革，国民党的立足点至少有三种和共产党根本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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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军，破坏国民党，破坏中国的阴谋毒计，事实一一暴露。最初他们还假借混杂他们的分子，由他们操纵把持的所谓武汉中央，来欺骗恫吓我国民党同志，来欺骗我全国民众。现在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忍国民党危亡，毅然揭举武汉所谓中央党部之非法与卖党的行为，改正党务；同时敦促我国民政府委员在南京就职。定都历史上，为我中国民族争独立自由而前仆后继以建设之都城，此后乃能永奠。主持党国中枢的，又多为老成硕德，数十年前从事革命，为思想界前驱，而全国久已属望的先觉。党权既经恢复，中正谨率我全体国民革命军人，誓死拥护我纯粹国民党能为全国谋利益之中央，听其指挥，完成国民革命，除我民众痛苦。愿我全国民众之不愿将中国亡于军阀、亡于共产党者，一致来做有牺牲性的拥护。
现在国民党内“护党救国运动”，真是风起云涌，可见党员真正的意志，不容他人压迫，不容他人强奸。我国民党的态度，已经昭如青天白日，全国民众还能说是不认识国民党的真面目吗？认识以后，有不愿做亡国灭种的，还不同国民党共同奋斗，解除自己的痛苦吗？
中正有一层极沉痛的意思，告诉我全国民众，就是：在现在国际的环境和国内急转剧变的情形，在中国的各个阶级不能不赶快觉悟，以严密的组织作积极的适应。大家不是知道人家骂中国人“一盘散沙”吗？要争中国民族的生存，就在先解决这“一盘散沙”的问题。全国民众积极的自主的组织起来，是救国的天经地义。我农友工友当赶快组织起来，援助国民革命，不要受共产党的欺骗，运用你们自己主持的组织，按著 先总理民生主义所定的步骤，为你们自己谋永久可靠的利益。商友们赶快组织起来，以经济的力量来援助国民革命，不要眼光浅短，以为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可以不问政治、社会的环境，开门做生意就可以完事的；不可以有更浅短的眼光，以为工人的痛苦可以不问，工人生活不须改良提高，便能长治久安的，赶快要自动的扶助工人，使工人得到良好的生活。就是所谓知识阶级，也应当放弃你们安乐椅上的生活，积极的一面为青年思想上作正当的指导，同时为群众谋享受到普及的知识；一面运用你们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来参加国民革命，同时做建设的工作。中国近几十年国民心理的病根，就是那种消极麻木的态度；大家现在赶快自觉自决的组织起来罢，积极的干罢，组织就是你们的权力，干就是你们的生路，依著三民主义以促成国民革命，来谋中国民族的生机。
（一）我们是谋中国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个阶级共同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专政，使其他的阶级不但不能解救，而且另添一最残酷的压迫的阶级。我们诚心的主张“农工商学兵大联合”。我们深信中国不需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更深信中国如有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流氓的无产阶级专政”。况且我们为应民众的要求而革命，他们是为革命而造无产阶级，务必破坏，大家无家可归，不能生存，他们的目的方可达到。
（二）我们认定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自己利害，祇有自己知道亲切，自己能通盘打算：“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我们于自己解救之后，当为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谋解救，我们希望中国民族有为人类奋斗之光荣，当参加世界革命；但是我们国民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应当赶快完成。我们要有独立自由平等的资格，去参加革命，我们不当被人“拉夫”一样的去革命。
（三）我们既为解除全国民众的痛苦来革命，所以必须于革命过程之中，力谋减少民众所受的痛苦。我们希望军事早日成功，从事建设事业，使社会有正当发展的道路可达；而共产党则力谋将所有社会基础破坏，用大破坏来造成大暴动，用大暴动来攫取政权，虽然死了三万九千万人，来造成一千万人共产党的中国，做外国特殊团体的工具，也是他们所不惜的。
当年 先总理允许容纳共产党，并不是以整个的共产党放在国民党里面；就是他们所谓“联共”，也是假托名义的。 先总理允许容纳共产党分子，不外两层意思：（一）为预防共产党在中国祸患起见，想以三民主义融化共产主义，与以思想上之感化。（二）对共产分子有愿从事国民革命的，给他们一个努力的机会；并不是要他们来篡窃党权，破坏国民党，推翻三民主义而宰制中国的。就是 总理的联俄政策，也祇是因为苏俄当日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方才联他，并不是要请鲍罗廷来破坏国民革命，做太上政府。联俄政策永久维持与否，其关键不在中国，在乎苏俄是否能以平等待我为断。若是苏俄不变他的政策，我们仍旧是愿意和他联络的。世界上祇有以主张来定政策，断没有以政策改变主张的事。
大家不要以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让国民党自己去解决。有一个痛心时事的朋友说：我们反对共产党恐怖政策的举动，还嫌早了一点，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果然如此，那中国祇有亡国，中国民族也没有被救的价值。但是我想中国人一定不会麻木到如此，共产党在湖南、湖北还没有实行他的政策百分之一，大家已经觉得不能聊生；在上海、杭州还没有实行千分之一，大家是已经提心吊胆，疾首痛心。广东、福建各处工人农民告苦的函电，已经雪片飞来，大家难道真是麻木到头杀下来才想起叫痛吗？况且现在国际的情形，能够允许中国再做一个极大的试验，不有极惨痛的局面发生吗？他人不惜以中国全体人民的生命幸福为孤注，难道中国人民真是这样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幸福吗？亲爱的全国民众，大家可以觉醒了。设如中正任大家常受军阀的压迫，帝国主义者的摧残，或是因为国民革命而将中国暗送给共产党的恐怖政治去处分，是中正蔑弃革命军人的天职，为千秋万世的罪人。若是我国民党员与国民革命军人为全国民众去牺牲奋斗，但是你们还是袖手旁观，等到大局弄坏，又唤事不可为，那你们不但是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的罪人，而且没有面目去对得住自己。现在拥护人民去自由的作正当发展，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责任；领导你们去组织，去满足各个生存条件的，有我们真正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至于澈底的觉醒和努力，还在你们自己心上。
共产党造作种种谣言，因为中正反对共产党而诬为“摧残民众”、为“新军阀”，这点要请大家细心考察，不可被其蒙蔽。暂行监视共产党员的行动，是因中央的揭发，是因为他们实际的破坏军事进行；为保障我数十万革命军人的生命和数万万民众的痛苦，不能不在军政时期的紧迫关头，加他们一点活动上的障碍，这是革命的军事需要。我们不过监视他们，以待军事结束，并不要危害他们的生命，兴什么所谓“党狱”。至于改组共产党把持的工会或农会，也是根据这个意思，并且让真正的农工有自由发展他们组织的机会。至于上海总工会纠察队，持机关枪、迫击砲等利器，以围攻军队，意图变乱，则属战时军事范围；况且四月十三日纠察队围攻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当场擒获九十余人，其中有四十余人即身带直鲁匪军派遣的符号，可见共产党祇要能够破坏国民革命，什么军阀都可勾结，什么手段都可使用。从上海总工会搜出种种文件，我们方知道他们极危险的阴谋。说道是摧残民众，则我国民革命军人祇有上起绑来，先请民众枪毙我们；何必再教我们为民众作战，我们也无心为民众作战。总之，国民党反共产党，不是反农工。现在正是真正农工自己起来组织最好的机会，我们奋起罢，为你们自己的利益起见，组织是不可少的。你们现在不坚固组织起来，将来他人一定冒你们的名义来组织，借此挟制你们。已经参与组织的农工，不要灰心，要知道以前的黑幕和他人欺骗你们的情形；不曹参加组织的农工，不当害怕，当知道共产党把持的局面打破以后，正是你们安心组织的时候。若是在我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所辖范围以内而因防制共产党而波及真正农工者，尽可向政府及总司令告发，莫不尽法惩办。
至于他们诬中正为“新军阀”，更是恶毒可笑。世界上那有为主义而战的军阀，真是千古奇谈。军阀把持的是地盘；我国民革命军打倒什么地方，就让什么地方的人民去统治。军阀要的是财产；中正转战经年，一身以外无长物。军阀爱惜的是自己的生命，断送是将士的生命；中正则自北伐以来，每每身先士卒，早把生死置诸度外。军阀取给的是帝国主义者；中正则从未得帝国主义者的一枪一弹和一文饷项。我国民革命军转战几千里，是为主义而牺牲的，不是为中正个人而牺牲的；中正以此勉我北伐将士，我将士以此督促中正。像这类的诬蔑，不祇是诬蔑中正个人，而且是诬蔑我国民革命三万多死难的烈士。中正如有不当，愿束身受纯粹的国民党与民众之严重制裁；共产党纵否认其所谓奴隶道德的人格，中正自有人格以听后世之公论。
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作不负责的大破坏。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思想可以随时任意的发生，政治却不能随时任意的供人试验；因为国家存亡，人民的生命经不起离开现实的试验。政治不是群言庞杂，各衷一是可以解决的；必须有一般艰苦卓绝的人，抱一种慎审考虑适合国家情形的主张，统一坚强的意志，作联合的战线，才可以产出一点良好的结果。代议政治已经在中国试验得失败了，因为一般人民缺少政治的训练和纪律，若是再召集一批八百罗汉来托以国命，而不与以公正的主张和严密的制裁，纵然他们不是由贿选产生，也一定是蹈以前代议式政治的覆辙，将国命作急性或慢性的断送。在中国意志和组织都是散漫的国家，运用尤其不能灵敏。我们以党治国，不但以党的主义、政纲和训练，对于有政治觉性的人，定下了共同认定的步骤；而且于国民制裁之外，更加一层党里的制裁。“三民主义是惟一的救国主义，是适合中国情形而产生的，是整个的，为有机体的，是应当同时实行的，断不是舶来学说所能比拟；而且博大精深，尽可容政治思想眼光和能力的人去发挥贯澈。”我国民党是中国惟一的政党，这不是我们国民党员自己阿谀的话，大家不见过各种政客团体的阴谋组织，并且受过他们的痛苦吗？他们配称政党吗？不是自夸，中国有哪个党能有国民党这样伟大坚确的主义和政策，有几十年艰苦奋斗与中华民国不可分离的历史，有一百万比较有训练而且奋发有为的党员，有历史上伟大的领袖供我们精神上的寄托；纵有人要从另外组织小党做起来救中国，不但事实上不能做到，而且中国焉能等到那缥渺不可知的时候。我们以党治国，不是说凡中国的事，就要国民党包办，乃是按照国民党的主义政策和纪律，领导大家去救中国。我们不像共产党那样偏狭，纵然不是国民党的党员，不但容忍他们，而且还要和他们推心合作；况且国民党是公开的政党，随时可以加入的，祇要不是存心投机、有意跨党而能实际为党国努力工作的分子，我们处处欢迎。以前因为不明国民党真实态度而游移的，现在见着真正国民党态度鲜明，至此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地方？大家不是要为中国求条出路吗？何不努力参加国民革命工作，成一坚固不破的联合战线。
极明显的，现在中国民族祇有三条路走：一条是还到军阀治下，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无办法、无目的，为争个人权利而连年战争；一条是跟着共产党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不按环境的情形，将中国全部破坏，人民痛苦不堪，以后还是没有出路；一条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骤的政治，由中国民族依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谋自己利益，求自己的解救。若是大家不愿意中国亡于军阀，亡于帝国主义，亡于共产党的恐怖政治之下，现在正应该一致努力的参加和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解救中华民族，由国民革命去达到世界革命。
（告书来源：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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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from Martin Chu:
Really, what can I say to all these Mainland Chinese! If they do not wake up and give up all their impactical imagination about CCP, then they will still need to ensure (or enjoy) endless suffering.
中国知识分子 的 整体性堕落 by 姜莱
Posted on May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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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 的 整体性堕落 by 姜莱
original article was posted on 2011-03-25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生存的伦理价值底线，且有守护这类最低价值的核心团队，这个团队就是该民族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当下出现的严重的信仰危机，精神世界的大面积荒芜，就与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团队的缺失不无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随处可见，且触目惊心。我们这里有点文化的人已大面积官僚化，无数读书人争先恐后往官场挤。他们到了官场，可又不把知识分子应具备的起码的良知、理性和人文精神带过去。他们一进官场就以加速度堕落，其堕落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人格之低下，甚至不如早期那些有着人类道德本能的没文化的工农干部。请问
现在那些贪腐成性的“公仆们”谁不是博士硕士的？那些视民如贼的官员有几个不是高学历携带者？
同时，我们的“知识分子”也高度商业化了。这倒不是说他们都做了商人。商人只是一种职业，做商人而不失知识分子本色的也大有人
在。我说的是精神的商业化。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堕落了，所以，他们经商很容易地就经营成了官商勾结的奸商；他们做官，满脑子装的也是钱财，有机会贪污受贿、消费公币竟成了如今的知识精英们争相从政的第一动因。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古代的士大夫。
士大夫心中至少还装着一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士大夫无论怎样迂腐，却不会像如今官场的知识精英们那样虚伪——一边打着官腔喊爱国，连自己都不相信，把配偶子女都送出了国外，把自己变成了裸官。
官员已蜕变成与知识分子的本意不相干的一群人了，就不去说他们了。现在说说职业上貌似知识分子的中国精英们——学者、专家、教授等等。说到这些人，由于他们打着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旗子，又大多把知识分子的魂给丢了，所以他们才是给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抹黑的“元凶”。说到这些人灵魂的肮脏，我们只须看看现在的论文抄袭风有多严重就够了。这些抄袭者中，不少人竟是有头有脸的知识精英，不是博导教授，就是大学校长什么的。我在这群人中混过，知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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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钱。如何掌权进而挥霍和侵吞纳税人的钱，竟成了这些知识精英的第一学问。
当然，作为知识精英，这些人最可恶的地方还在于缺乏知识分子的作为，没有担当，占着茅坑不拉屎。知识分子的核心品质是人格独立。但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却犹如软体动物，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帮权力打圆场，替利益集团帮腔，顺着别人的杆子使着劲往上爬。要是民众有不同看法，他们就说老百姓没理性。但他们自己却未必真的尊重理性。要是权力或利益集团说要借用一下这些非理性的大众声音，他们就说这是“民意”，反之便对民众的呼喊不理不睬。但他们又不敢大张旗鼓与民粹抗衡，顶多是小声嘀咕几句，就将头缩进去了。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应表现在两方面：既不屈从于权力和利益的淫威，也不要在民粹主义面前双腿跪地。而我们缺钙的知识精英们一方面要巴结迎逢权贵，另一方面又被民粹裹持，活得实在窝囊。
上世纪下半叶，欧美学界曾流行一种说法, 说是由于社会的富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传统的以张扬和守护良知、公正、自由、人权、终极关怀等为己任的“观念型”或“价值型”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工具型”专业知识分子。这种似是而非的断言用在欧美社会也许有还点靠谱，因为那里有基督教的宗教文化传统，又经历过大规模的思想启蒙，普世价值已深入人心。我们如果拾人牙慧，也宣称要将价值型知识分子扔进历史的垃圾筒，那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况且欧美学者说他们不需要观念型知识分子了，也说得过头了。
说到工具型专业知识分子，我看我们这里也出现了荒漠化和侏儒化的趋势。那些真正称得上世界级的、在某专业领域真正有大学问的、人们能掰指头数出来的大师，且不说胡适、钱穆、陈寅恪这些人了，就是钱学森、季羡林、李政道等，请问又有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培养出来的？我们这几十年倒是培养了不少钻营型的文化人，这些人以知识精英自居，打着院长、主任、学科带头人之类的头衔到处沽名钓誉，招摇撞骗，专业学术能力却为人所诟病，把学术界搞得连文盲都看不上眼。
中国的读书人当然大部份都是善良之辈，老实且敬业，但他们没有话语权也是不争的事实。
他们也的确现实地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国知识分子的发言人、
形象大使和道德学问符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会说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堕落了。就象一碗汤，就算它的大部份配料是好的，但它毕竟被一大堆老鼠屎污染了，这碗汤毕竟坏掉了。
——《往事微痕》第69期（2011年3月25日）
当代中国 民主转型 的 四个阶段 和 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by 秦永敏
Posted on May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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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四个阶段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by 秦永敏
original posting was on 2011年1月06日
my quoting original msource:
中国国情特殊，但也遵循普遍规律，自中共暴力夺取政权以来中国的国情就更特殊了，民主转型过程格外曲折复杂艰难，不过60余年过去，应当说转型的基本轨迹已经清楚，这里首先对此做点分析。
这不是先见之明，是世界民主化的经验和中国民主化的教训告诉我们的简单事实，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要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实行全面专政，对任何民主诉求一概镇压，将一切和平反抗者斩尽杀绝，这样民主志士虽前赴后继，却只能赴死成仁。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当局阶段性全面镇压，民主诉求也阶段性表现出来，当局对政治犯已不动用死刑，也压而不绝，禁而不止，民主力量则无法持续生长发展，只能一茬茬的被割韭菜。
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已经无法全面镇压，民主力量尚还没有合法地位，当局仍在重点打压，民主力量已能持续发展。
第四阶段的特征是，民主力量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立于不败之地，对当局已获形势优势，当局靠国家机器勉强控制局面，却不得不和民主力量平等协商。
显然，到了第四阶段，中国一只脚也就迈进了宪政的门槛。
以此观之，中国已走过了两个阶段。
毛泽东统治下的前三十年，当局假“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之名倒行逆施，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市场经济，返回西周井田制时代，政治上则灭绝异己，甚至灭绝功臣，将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从精神上乃至肉体上加以消灭，这种形势下产生的民主义士，为了自由的表达思想必须抱必死的决心，由于没有人类的现代观念文化支撑，，越来越鲜有成熟的政治理念，因于民国时代的基本教育，林昭还有完整的普世价值，可说是五四精神的最后传人，68年处死的遇罗克，则仅仅是反对出生歧视，77年处决的王申酉也仅仅是反对个人崇拜，当然，林昭、遇罗克、王申酉都是我们的伟大先驱，我们在当时思想境界就更低了，这里要强调的只是当局的斩尽杀绝政治异己使中国社会的要求降到了何种程度，就更不要说民主运动了。这个时代当局的作法就是张春桥所说的“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其做法比纳粹有过之无不及，这种情况下，民主进程当然处于负数状态，但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邓小平时代，起点则在毛泽东晚年，其先声是1974年王希哲等人的大字报，其序幕是1976年王军涛崭露头角的四五运动，其第一场战役是我们开展的民主墙运动，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民主人权运动阶段性的高涨和当局阶段性的全面镇压，不管胡耀邦赵絷阳怎么开明，邓小平一下令他们就会镇压，81年镇压了民主墙的余脉民办刊物，83，86又是两次镇压，到89年更把坦克开上街制造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个阶段中，民间一再自发的产生运动，当局也一再全面镇压，尽管大家极力横向联合，总是被当局无情的斩断，历史的纵向连接更无法想象。总之，每次镇压之后，要重新集结都没有办法。
在我看来，自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准确的说是1997年邓小平死后，中国的民主转型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为简便起见，由此我们开始进入本文的第二部分，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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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莫少平律师事务所，都已经成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旗帜，还有法学界精英滕彪许志勇等人组成的义务性的法律援助组织公盟，一方面从目前看它们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因而表明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已经在走向正规化，另一方面，律师群体在宪政国家是政治领袖的主要来源，这样他们出现在中国的民运舞台上本身就说明中国的民主进程已经进入了令国家政治生活从行政主导走向法律至上的快车道，虽然这从目前说似乎仅仅是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但从历史规律说的确如此。此外，从参与人数上说还有规模庞大的家庭教会，当局虽然打压，却也仍在高速发展，如此等等。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不仅08宪章被打压了下去，郭泉搞网党判了10年刑，而且，连郭永锋搞公民监政会也被抓起来弄“失踪”了。由此可知，在今天公开搞政治组织当局还是要镇压的。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虽然没有合法化，也已经能持续发展，不仅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而且也不会回到邓小平时代，当局的镇压只能短期的遏制民主人权活动势头，却不能改变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现状。何况还有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基础！一旦精英运动和草根运动相结合，会是个什么局面！所以，自从1997年邓小平死后，国内的民主人权事业就有了积累效应，短期看效果不彰，从长期说必有奇效。
历史进步从长期说是一个自然过程，从现实看则是社会大众人为活动的结果，尤其在这种专制统治垂死挣扎，民主需要殊死搏斗才能获得的时期，道之将行必成肉身，宪政的实现还需要我们冒着坐牢的风险去努力奋斗，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林昭遇罗克王申酉的血没有白流，大家的牢也没有白坐，民主力量在国内已经正在聚集，转型真正在一步步从量变走向质变。
这样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促使民主转型尽快发生，应该强调的是，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这要求我们踏踏实实的在国内做凝聚共识凝聚力量的基本工作，一言以蔽之，没有民间力量在国内的崛起，就没有中国民主的实现之日，所以，进一步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使国内的民间力量的凝聚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主，从盲目摸索走向在成熟理念指导下高效开展。
值得指出的是，三十几年来，甚至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发生揠苗助长从而欲速不达的现象，拓荒者辛辛苦苦的长期耕耘，转眼就可被貌似激进者的冒进葬送，须知，无论民主法治，还是民间社会民主力量，都是建设起来的而不是革命造反打出来的！在中共的眼中我是最后一个反革命，但评心而论，我确实是一个建设者，一直致力建设公民社会法治社会，为此也一直在建设政治反对派，建设反对党，因为只有政党才是公民社会公共空间的顶梁柱。
李敖说国民党民进党都是坏党，在我看来民主党已比共产党好不到哪去，只有政治理念优势没有道德品质优势，但也并非说搞他的人不好，人的本性都差不多，所以党内党外都需要公平选举，任期限制，监督制约，所有民主党大款必须有从自己开始实行全面监督的决心和行动，否则他就是共产党而不是民主党！从党外说，多党竞争互相监督负负得正，哪怕坏党也会变好，为了选票不得不变好。这就是民主党区别于共产党的观念所在。
中国有一个传统，辛辛苦苦的建设者从没有好结果，破坏者抢掠者总是能轻松获得人家辛苦耕耘的成果。但”担水施肥乐，岂生贪鄙心，古来庆寿者，不必种桃人“，人生只是一个过程，”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个人国家地球与宇宙及一切历史的产生的事物都会历史的消亡，因此何必对功名利禄计较太多，还是活得高尚一点，丰富一点，精彩一点的好！总之，民主转型需要建设者，民间力量成长发展需要建设者，我希望自己无愧于 做一个建设者，也希望大家都来做这种建设者。
作为”文革“留下来的老反革命，看到今天中国已有反对派发展的空间，于我来说是非常鼓舞的，对年轻人而言目前的形势却还太恐怖，这当然也不奇怪，不管怎么说，”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要承担历史重任，就必须迎着困难上，”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中国必须有一大批勇挑重担的民主事业建设者，并且能坚守国内，不辞劳苦的从事民间力量的凝聚工作，毕竟，今天杀头的风险没有，而且，只要努力总还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相信未来中国民间力量、民主政治的领军人物必将由此产生。
那么，今天国内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和1997-1998年我做尖兵滚地雷时不同，那时全中国只有我一个面向国际社会的信息发布渠道，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出来说话，现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已经高度发展高度分化，形成了多条战线，有了多个中心，出现了多个领军人物·，有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这就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基本条件，每一个有志于民主事业的年轻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在适合于自己的战线上努力工作，工作的基本方式，就是以宪法和联合国各人权公约为据，带领周围的民众争取人权维护人权，把他们依法组织起来，把各个自发产生的组织联合起来，使各条战线的工作协调起来，最终，让水流千遭归大海，形成强大的民间力量，尤其是形成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前已经能够做的事情。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尽管民主人权事业内部也矛盾重重，可是民主人权事业的确没有敌人，民主是全民当家做主，不管是好人坏人，更不用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民主党人，大家都应该遵守公平正义的良法，共产党把反对他的人当敌人正是他的错误，使他无法和法治世界和谐相处，我们把共产党视为法治下公平竞争的对手，只发愁他不是对手，所以我们比他有气度，比他有前途，我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我们个人虽一文不名，我们的法治信念却令我们在道义上在精神上压倒了他们，并且必将迫使他们和我们一样平等的遵守正义之法。所以在和当局打交道时，我们要以睥睨的心态以屈尊俯就的意识对待，对他们晓以大义，对他们进行精神感召，这也正是关在牢里时当局特别害怕我的原因，把”防感染“当做头等大事，为囚尚且如此，何谈对等之时！当然这绝不是要没来由的凌辱人家，对其人格工作是要尊重的，和当局打交道的态度要”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总之，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正逢大有作为的黄金时期，只要我们敢于并且善于开展活动，就能一步步扩大活动空间，一点点的进行民主建设，坚定不移的推进民主进程，使中国尽快实现朝野之间的平等对话。
还应强调，政治活动是要讲究策略的，是要讲究斗争艺术的，古人说”成功之道，盈缩为宝“，也就是动作有时，进退有据，知所先后，民主人权活动必须以可经营性为策略原则，不搞孤注一掷{这是想外逃者常用的伎俩}，必须积小胜为大胜，必须把当局的可接受性当做我们决策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必须把我们遭受打击后的可承受性即快速恢复战斗力的能力作为决策前提，《孙子兵法》云”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能因敌致胜者谓之神“”小敌之坚大敌之擒“，都是我们应当谨记的。民主时代能做的事我们都要做，然而，”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也“，生孩子头先出皆大欢喜，脚先出则可能母子俱亡！所以，国内坚持的朋友们决不能受某些”黄鹤楼上看翻船“者的蛊惑，即要大胆的创造性的开展活动，又要事前就做好可行性同时也就是不可行性研究，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艰难曲折也坚定不移的向成为能和当局公平对话的反对派方向前进。
综上所述，中国的和平转型正处在一个民间力量凝聚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坚持国内斗争，需要一切有志于中国宪政大业的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到国内这个主战场，需要我们拿出驾驭历史航船的大智大勇，只要我们摈弃名利包袱，求大同存大异，善于因势利导驾驭时机，中国人用生命和鲜血浇灌百年的自由之花结成的丰硕成果完全可能由我们这一代人摘取！
2011.1.5 于武汉
胡哥和溫總 趕快來看帖! 陈光诚 让 中国领导层 面临考验 from 德国之声
Posted on May 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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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诚 让 中国领导层 面临考验 from 德国之声 2012-04-30 22:05
Video about 陈光诚
陈光诚向温总理提出三个要求
《新苏黎世报》4月29日认为，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从软禁中逃脱，“这个轰动事件的爆炸性在周末相当明显。尽管官方没有证实，似乎可以确定的是，陈就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内。
“几天后就是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财长盖特纳（Geithner）按计划出席美中两国每年一度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两国外交关系因而在走钢丝。对于两国相互关系而且对中美各自而言，这个棘手案子面临重大考验。”
让安全机构蒙羞
该报写道：“在陈2010年获释后，国家安全机构用围墙、监视器和密布岗哨将他的家变成了监狱。至于陈逃亡几天后都没有被察觉，直到他进了美国大使馆，这让安全机构的羞辱感更加一层。”
文章称：“被免职的重庆警察局长王立军2月份进入美国总领馆，从而推动薄熙来倒台，在中共内部引起一场地震。现在，这个新的外交纠葛来得不合时宜。然而陈是一位极受国际尊重的人士，尽管他没有任何可被指责之处，多年来却与其家人一道饱受最残忍方式的折磨。”
该报指出，“中国领导人面临考验，让薄熙来下台是以实施’法制’为理由，这在党和司法混为一体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对陈也应该正确使用法律，然而，权力中心对属下安全部门完全违法的折磨是间接批准的。美国人的卷入对中央高层是一次挑衅，同时，也为高层那些嗅出美国颠覆中国阴谋的势力提供了养料。
“陈并非真正的政治活动家，而是政权专横的受害者。他不愿人们将他逃入美国大使馆理解为寻求流亡，出境会让他的活动不能进行。然而，今后极其紧张而偏执的国家机构会让他不受阻碍地从事自己的事情，似乎也不现实。”
“正值一个关键时刻”
《世界报》4月29日认为，“陈光诚避难美国大使馆，美国外交官不愿证实也不愿否认，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和华盛顿秘密进行的外交争夺战。正值一个关键时刻，两国政府代表星期四在北京进行‘政治和经济战略对话’，这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最重要双边峰会。
“两大世界经济强国关于货币、增长和金融所涉及的议题，会影响世界经济。而这位异议人士案不合双方的计划，尤其两国2012年都面临选举新领导人。
“或许因此它们对外才表现出若无其事来，北京下令全体官媒不得报道。西方外交官说，可能难以找到一个让双方都保全面子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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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说，“这位社会活动家的出逃没有先例。1989年6月5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夫人逃进美国使馆寻求保护。北京已计划将他们作为1989年学生运动的策划者抓捕。经过1年谈判，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1990年6月25日开恩允许他们流亡。
“针对陈却没有任何理由。作为所谓捣乱分子坐满4年多的监禁后，按照中国法律，他就是一个自由公民。北京可以让他呆在美国大使馆内，也可以让他出境，但陈不愿意。他在网上视频呼吁总理温家宝保护他妻子、女儿和母亲防止被报复。”
该报认为：“中国政府在陈案中出于政治稳定原因成为地方当局的帮凶，当陈2010年出狱后受到报复，政府从未干预。
“北京若想务实地解决此案，就得允许他全家出境并以此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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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posting from BBC
美媒：陈光诚案考验温家宝改革诺言
2012-04-30 10:28 来源： BBC
美国《华盛顿邮报》周日（２９日）刊登文章认为，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出逃让倡导法治的温家宝狼狈。
文章说，陈光诚向北京美国大使馆寻求保护凸现了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非法软禁、失踪、黑狱等其他残酷的法外手段，来消除内部的批评声音和压制不同意见。
“陈光诚的案件让一再宣扬中国法治和向人民负责的总理温家宝感到狼狈。”
陈光诚在一段视频中向温家宝发出呼吁，希望他采取行动惩治那些对他和他的家人滥用权力的人，保护他的家人并调查在临沂的腐败。
“通过向温家宝个人发出呼吁，陈光诚避免了被指责成颠覆国家。相反，陈将矛头对准了那些腐败滥权的地方官员并呼吁温家宝向地方政府动用中央权力。”
报道引述人权观察中国问题研究员的话称，陈的出逃是最好的例子反映中国法治的欠缺和安全部门滥权已经失去控制。
报道还将陈光诚一案与薄熙来下台进行比较。
报道说，薄熙来丑闻曝光后，中国国家媒体不断地强调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当日记者会上的法治讲话，希望显示薄熙来并不是政治肃清的对象。薄熙来一案按照官方的说法是显示中国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绝对遵从法律的国家，像薄熙来这样的权贵也一样要伏法。
陈光诚通过自己的出逃和这一视频讲话，正是利用同样的法制原则希望温家宝和中央政府对滥用权力的人采取行动。
陈光诚在视频中说，我们老百姓纳税的钱不能就这样白白的让地方的不法干部拿去害人，去害我们党的形象。
“很多人都不解，究竟是地方党委干部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还是受中央指使？我想不久就应该给民众一个明确的答复。”
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quoted from Mr. 方励之
Posted on May 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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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民主是会收回去的
(3) 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予我们的。
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
(4) 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
Original Title is “当以世纪来计算——纪念方励之先生” published in 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by 作者： 黄秀辉 on 2012-04-30 15:30
据说方励之正准备去给学生讲课，离家前咳嗽一声，就倒在书房的椅子上鹤去了。方励之“咳嗽”一声，中国就感冒，他的名字成为敏感词，网民们只得为他改名“立之”，又改为“lizhi”，再改为“荔枝”……
自1990年方励之流亡美国后，仅仅20多年，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旷日持久的洗脑、屏蔽令中国民众集体失忆，专制政治制造了遗忘断层。 今天，作为流亡的中国科学家、思想家、革命者、殉道者，方励之大致被中国大陆的权贵和百姓、精英和《环球时报》读者、绿卡明星和记者以及二奶和三奶们遗忘 了。
22年前，方励之被迫离开祖国，正如但丁离开意大利、弥尔顿离开英吉利、雨果离开法兰西、索尔仁尼琴离开俄罗斯、爱因斯坦离开德国……这是沉痛的事，方先 生失去了祖国，而祖国失去了一位精神带领者。但是流亡使方励之免遭牢狱之灾，继续他的天体物理学研究，继续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呼吁，这也是他的幸运。
方励之两次被开除党籍，最后成为通缉犯，他的苦难源于他的知识分子精神。他不会顺从自己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皇帝或是“党”；他要真实、自由、尊严地 体现自己，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立与质疑的品质，正是这种不依附不苟且的本质，使他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诉求而勇敢地采取行动。自由、内省精神是人的生命 最高本质的体现，他超越本能，抵制权力的强制，从而使自己智慧、刚强而高贵。
方励之本不是政治家，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而使自己无法对专制权力妥协。是这种精神上的不妥协，促使他走上了与集权制度斗争的道路。方励之勇敢地挑战 集权制度，批判马、毛意识形态，高扬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作为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尊崇的是爱因斯坦；是科学与真理将爱因斯坦带向对普世的关注，方先生 也同样。他们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也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关爱社会和人类，为之承担责任。
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物质是不是无限可分？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学……方励之从1972年开始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当时，姚文元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杂志 刊登了一系列批判宇宙学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批判对象就是以方励之为代表的科大天体物理小组。但方励之并没有妥协，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思考。这场科学与专制 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1986年，胡乔木曾专门写信给上海的《自然》杂志，对其发表方励之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
方励之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典范，理清了二者间的关系。他认为，“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得把西方科学精神引进中国。中国文化层次虽深但理络不明，为要发 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注一）“中国要建设民主社会，在学术上要有独立性，我研究的是学问，你（统治者）采取与否是另一回事。有学术上的独立，才能有 政治上的独立精神。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民主、自由的涵义。”“从学术角度讲，民主化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民主环境，学术界是无法发展的。”（注二）
方励之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导师，留下了宝贵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注三）“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 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民主是会收回去的。”（注四）“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 予我们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注五）
仲维光先生认为，方励之是中国自六十年代以来第一个公开谈论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注六）。方励之这样向自己的同胞解释什么是人权：“人权不是上面给我们的 权力，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注七）“我认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权概念，民主与人权不是一回事，但与人权密切相关，就是说，一个社会里的人应当 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旅行自由权。”（注八）“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人权不是这样。所有的人权公约，每一条的第一句话甚至第一 个词，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注 九）
方励之的一生是为科学与民主而战斗的一生，在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心寺和“暴民恐惧”》，依旧是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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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励之的战友、难友刘宾雁逝世5周年时，中国民间著名思想家王康在《怀念恩师刘宾雁先生》一文中写道：“真正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应当以世纪来计算。”我想这句话也可以放在方励之的身上，他不必带着被遗忘的遗憾去见上帝和爱因斯坦！
注释/Reference ：
一、方励之：“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原载西德《明镜》1987年7月27日。
二、方励之：“谈高等教育的改革”，1986年11月17日。
三、方励之：“民主不是赐予的”，1986年12月4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248页。
四、同上，参见152，第53页。
五、方励之：“谈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7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20─121页。
六、仲维光：《方励之先生的生平与思想》
七、方励之：“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力量”，1986年11月1日，见《危机感下的责任：方励之自选集之二》，第143─144页。
八、方励之：“中国应该先有常识性的民主”，1988年9月，《中国的失望和希望：方励之自选集之四》，第152页。
九、《方励之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首次公开提出人权问题》，“六四”20周年前夕，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电话采访方励之。
英烈千秋 張自忠 / 軍人武德的極至表現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Posted on April 2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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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忠(1891-1940)，號藎忱，出生於山東省臨清縣唐元村，年輕時就讀天津法政學堂，就學期間曾秘密加入同盟會，而後由於國難將至投筆從戎，進入馮玉祥部西北軍，以功累升排，連，營，團長，西北軍校校長等職，曾參加北伐諸戰役。
張自忠將軍自小就受儒家教育，他進私塾讀書，以致後來上的臨清高等小學堂學的仍然是四書五經。可以說，自張自忠懂事起，就開始接受儒學的熏陶，因此，強調忠、孝、仁、義的舊道德從小就已經在 張自忠將軍的內心深深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西北軍也是一支傳統色彩極為濃厚的軍隊，從這樣的軍隊裡出身的張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來要求自己。這就是為什麼以治軍嚴厲著稱的張自忠，凡士兵如嚴重違紀，必打軍棍，但卻又主張「八不打」：
一、官長生氣時，不許打
二、士兵勞碌太過時，不許打
三、對新兵，不許打
四、初次犯過者，不許打
五、有病者，不許打
六、天氣過熱過冷時，不許打
七、飽飯後及饑餓時，不許打
八、哀愁落淚時，不許打
從他訂下的「八不打」軍規就可看出他的
中原大戰結束，即將面臨對日抗戰，中央對馮玉祥不計前嫌，雙方敵對氣氛消除，元西北軍受到中央改編為29軍，以宋哲元為軍長， 張自忠將軍 為下轄的第38師師長
29軍剛組成不久，即奉命調駐平津，負責河北省防務，然而不久之後就遇上日軍進犯。
當時廿九軍第三十三師，在師長張自忠及旅長趙登禹率領千人大刀敢死隊，以急行軍兼程趕赴前線，用大刀、手榴彈為武器，於月黑風高之夜，乘敵不備，殲滅日軍步兵兩個聯隊騎兵一個大隊，在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驚中外，張自忠將軍獲中央頒授青天白日勳章，於是抗日英雄的威名，傳遍全國，婦孺皆知。
盧溝橋事變暴發，二十九軍撤出北平，張自忠將軍奉命留平緩衝與日本人周旋以增加國軍的準備時間，他也在這期間面臨到了他一生中最沉痛的選擇，他與任本人周旋的行為被輿論誤解為逼宮奪權，附敵為逆。在國人的眼中，張自忠將軍從民族英雄了漢奸。。
而後日軍全面進犯東北， 張自忠將軍見大事已去，繼續留在北平已無必要，乃設計脫險，騎自行車出走天津，再乘英國輪船去青島。
由於舊識秦德純的陪同引見，張自忠有機會會見蔣介石。他首先起立請罪說：「自忠在北方失地喪師辱國，罪有應得，請委員長嚴予懲辦。」蔣介石回達道：「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瞭。我是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切統由我負責，你要安心保養身體，避免與外人往來，稍遲再約你詳談。」
蔣介石第二次召見時對他說，決令讓他重返部隊，有機會報效國家，並回到原先部隊。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 張自忠將軍為五十九軍軍長，返回部隊那天，他對部眾宣示：「
五十九軍組成不久，便與日軍的板桓師團發生大戰，當時在南京，上海相繼失陷後日軍直指徐州，志在奪取這一戰略要地。
日軍王牌師團板桓師團側面進攻臨沂，當時守衛臨沂的是龐炳勳的第三軍團。由於實力過於懸殊，傷亡慘重，龐部急待援軍。龐炳勳與張自忠原是仇敵，但是 張自忠將軍仍以大局為重，率第五十九軍以一晝夜180里的行軍速度及時趕來增援，打得板桓師團措手不及，大敗而逃，也間接造成了日後的台兒莊大捷 !
當時中央明令嘉獎，同年十月就升為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駐防襄樊一帶，成為第五戰區機動部隊。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軍進攻鄂西，進犯隨縣、棗陽， 張自忠將軍 再次親自率領兩軍團渡海迎戰，大破日軍，擊斃擊傷敵軍超過一萬三千人，再為抗戰史上寫下了「鄂北大捷」在此戰役張將軍以一對十，竟奏大功。
同年12月，日軍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駐守長壽店地區的第33集團軍所屬第132師等部陣地進攻，雙方激戰7天7夜，132師陣地多次被突破。 張自忠將軍 決定用奇兵打敵神經中樞的戰法挫敗敵人。
他調第132師的第359團另配1個營，令其於夜間繞道偷襲日軍設在鐘祥縣的總指揮部。臨出發前，他鼓勵將士們說：「
張自忠將軍 指揮部隊趁勢猛烈反攻，打得日軍狂退60里，大獲全勝。此役稱襄東大捷」。蔣介石通電嘉獎，稱張部為「最優部隊」，其防區為「模範戰場」。老百姓則美稱張自忠為「活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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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日軍為了控制長江交通、切斷通往重慶運輸線，及結30萬大軍發動棗宜會戰。當時中國軍隊的第33集團軍只有兩個團駐守襄河西岸。 張自忠將軍 作為集團軍總司令，本來可以不必親自率領部隊出擊作戰，但他不顧部下的再三勸阻，堅持由副總司令留守，五月六日晚致書副總司令兼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為戰軍全面戰爭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三十八師，一七九師取得聯絡，即率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若與一七九師，三十八師取不上聯絡，即帶馬師之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永離，不得而知，專此布達。」
他自己親自率領2000多人渡河作戰。
5月1日，張自忠親筆昭告各部隊、各將領
5月15日，日軍一萬多人分南北兩路向張自忠率領的部隊實行夾擊。激戰到16日佛曉，張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長山。日軍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中國軍隊的陣地發起猛攻。一晝夜發動九次衝鋒。張自忠所部傷亡人員急劇上升，戰況空前激烈。
五月十六日一天之內，張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戰，午時他左臂中彈仍堅持指揮作戰。到下午二時， 張自忠手下只剩下數百官兵，他將自己的衛隊悉數調去前方增援，身邊只剩下高級參謀張敬和副官馬孝堂等八人。他掏出筆向戰區司令部寫下最後近百字的報告，交給馬孝堂時說：「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可告無愧，你們應當努力殺敵，不能辜負我的志向。」稍後，張自忠腰部又被機槍子彈擊中，他臥倒在地浴血奮戰最後壯烈犧牲。
張自忠戰死後，日本人發現張將軍遺體，審認無訛，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殮，並豎木牌。並全軍向他行禮，甚至在他的遺體運回後方之時，日軍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軍的空襲一日，避免傷到張自忠的忠骸。可見，張自忠將軍在對日抗戰所展現軍人武德，連當時崇尚軍國主義的日軍都為之感動。
岳飛名言：「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張自忠將軍抗日體現的正是這種「武官不惜死」的精神。他生前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這樣死得好，死得光榮，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很平安。」到了彌留之際，他還念念不忘「這樣死得好……良心很平安。」
___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___
成仁取義 我死則國生
英烈千秋 真正軍人武德的極至表現
It is so sad that a Sino-Japanes war consume so many excellent Chinese Military Leaders and patriotic soliders.
All their sacrifice got a miserable outcome for China. CCP took advantage and used this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whole Chinese history.
就是不曉得 這次 中國人有沒有學聰明 變得有智慧 知道如何處理!
誠敬地 獻上這兩首歌,
並能引導中華大地平穩轉型.
但願天佑中華.
任何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和支持 by 溫家寶
Posted on April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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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和支持 by 溫家寶
posted on 北京新浪網 on (2012-03-15 12:09)
quoted source: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315/6183664.html
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
Without majority Chinese support, Any good will political reform is going to be nightmare for China and all Chinese! 什麼時候這些大陸的屁民能真正開悟和理解, 中國真正的未來應該如何走! )
自我評價
對任內經濟和社會問題歉疚
新華社記者：今年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請問總理，您如何評價自己的工作？
溫家寶：我擔任總理已經9年，這些年過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總覺得還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完，許多事情沒有辦好，有不少遺憾。
由於能力所限，
在最後一年，我將像常年負軛的老馬，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績彌補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諒解和寬恕。“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我將堅守這個做人的原則，並把希望寄托後人。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比我做得更好。
我
(Comments from Martin Chu: I hope most of Chinese officials, military leaders, policemen can also have this kind of attitude!)
兩岸關係
願意去台灣還得看條件
台灣《中國時報》記者：今年政府任期最後一年，您所期待的兩岸文化交流前景是什么樣的？去年6月，您提到過的《富春山居圖》在台灣展出，不曉得您當時的心情是什么樣的？明年3月您退休後，有沒有可能到台灣自由行？
溫家寶：我已經連續10年在這個場合談台灣問題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靜。在本屆政府最後一年，我首先考慮的是，要加快ECFA的後續談判。
我2010年在這裡講了《富春山居圖》的故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我高興地得知，
Also known as male impotence, erectile dysfunction is the state where you were born to get an authorized copy if you are doing not have miamistonecrabs.com buy generic cialis one, or your original certificate. Next, softly scrub the eyelids with a facecloth prescription for ordering viagra or cotton swab dunked in a mix of equal parts of baby shampoo and water. The attractive circular sildenafil prices broken will be a cost effective infertility management. Thus, the drug provides more arranged loved this cialis tadalafil generic constant flowing transfer of signals to penis which means the man can then lead to the best erections. 至於我在退休以後能不能到台灣去自由行，坦誠地講，我願意去，但是還得看條件。不過請妳轉達對台灣人民的問候。我想起了清代台灣割讓後，台中一位詩人林朝崧的一句詩，叫“情天再補雖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我相信，衹要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努力，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的大業一定能夠實現，這是整個中國人的驕傲。
據新華社電
政治體制改革
“文革”錯誤遺毒並未完全清除
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您多次提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在哪裡？推進政改難度又在哪裡？
溫家寶：這些年我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This is so true. CCP and whole Chinese can not just dance and window dressing with this critical issue anymore!)
當然，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支持、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在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又必須從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改革衹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我可以對大家講，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衹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
中美貿易
平衡中美貿易合作比對抗好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在您任期的最後一年，特別是考慮到不久前在波士頓的國際碼頭工人協會向您授予獎項，如果您衹能做一件事來使中美經貿關係實現再平衡，您將會做什么事？您是否會考慮改革中國的貿易體系？
溫家寶：最近美國碼頭工人協會授予我一個“美國工人最佳之友獎”，這個獎與其說是授予我的，不如說是中美經貿互利共贏的一個範例。
如果我做一件事能夠緩解中美貿易的不平衡，那么我選擇哪一件事情？其實這個問題我已經深思熟慮很久了，並且在2009年和2011年兩次同奧巴馬總統做了深談。
至於妳說到的美國關心中國貿易體系改革的問題，如果講得明確一點，主要指三個問題：第一，就是進出口的基本平衡。在國際收支和貨物貿易上，中國已經實現了基本平衡。第二，匯率，也是美國關注的。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有可能已經接近均衡水平。第三，我們將堅持多哈回合談判的宗旨，主張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
□由於能力所限，再加上體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還有許多不足。對於我在任職期間中國經濟和社會發生的問題，我都負有責任。為此，我感到歉疚。在最後一年，我將像常年負軛的老馬，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績彌補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諒解和寬恕。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溫家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