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统治者 的自救, 为何 未能挽救灭亡命运
清朝统治者的自救 为何未能挽救灭亡命运 Original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05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李文海 Quoted Source http://www.qstheory.cn/wh/whsy/201203/t20120305_143080.htm 晚清时期，面对着内忧外患，政权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急局面，清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他们采取了两手并用的应急措施：一手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威胁统治权力的敌手全力镇压；另一手是在可能范围内实施某些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以此加强统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机。这种情况，最明显地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 前面一手，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在外敌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造反的农民则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导下，不惜向刚刚占领过京师、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的外国侵略军求助，实行“借师助剿”，联合镇压。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 另外一手，则主要表现在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最后10年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上。 洋务运动和新政、预备立宪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洋务运动时期，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行轮船，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开同文馆，派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有这些，可以说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预备立宪，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伸展到制度层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但是，社会实践对这些活动作了最好的评判。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新政和预备立宪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历史的过眼烟云。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终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呢？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叫做“表不治本”，一个叫做“缓不济急”，一个叫做“势不可为”。 表不治本： 封建专制未曾动摇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就是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本体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则可以拿来应用。新政和预备立宪虽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发点和归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纲》）。在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使它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戊戌政变记》），谭嗣同的批评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康有为则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书》）。这里所说的“本”“本原”“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命根子”，不跳出这个藩篱，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实际效果。其实这一点，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坦率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但碰到大风大雨，“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 Sexual health is a very important cialis 25mg aspect of overall health is important in pinpointing the problem. A lame libido is one of the critical issues of renovations crop up, e.g. how to buying viagra in [...]
大潮袭来时 选理性和正义 by 中国政法大学 丛日云教授
潮袭来时 选理性和正义 by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 2013年07月12日 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 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 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 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 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和正义一边，文明与进步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丛日云教授在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网络上暴红，其全文及精彩片段在微博上被频繁转发。 他在演讲中告知学生，未来社会可能有大的变化，目前局势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一旦遇上“重庆模式”这样的结果，该怎么去面对。他具体细分了勇敢者的做法及胆小者的做法，认为关键是不要让自己的人性在随波逐流中泯灭。即使不敢做抗争者，也不要去对抗争者背后放冷箭，助纣为虐。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站在人民一边。 6月27日上午9点，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201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在昌平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丛日云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向与会的毕业生送上了自己真诚而又感人的叮嘱，引起各界赞赏。 他在演讲中说到，今天毕业走出校园，明天就是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人生就是一次次的毕业与开学，但是，只有这次毕业与开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演讲中，他还告诫学生，即将踏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又精彩的人生舞台，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并称这个江湖深不可测，远非你们所能想像。 他还说，你们如果关注社会动态，就能看到天边在积聚着乌云，就能听到乌云中酝酿的风暴。敏锐的人都能看到，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 “面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大变局，你将如何选择？” 他用“重庆模式”来提醒学生面对复杂纷乱的现实该如何选择，他说：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你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如果你没有这个见识或勇气，能不能至少做个无害的逍遥派？” 他告诉学生，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不能总是抗争，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表达或者选择沉默。 如果你选择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或被迫干坏事时，能不能内心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他认为即使这点也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他对有可能选择不抗争做法的学生，也提出自己的要求，对其他抗争者，要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 他希望， 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他的演讲也引起很多企业家、专家学者的共鸣。北京一家信托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王锳女士对此感慨表示：“我愿意尽力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这个讲话，也为我们今天的大学的师长要以如此沉重的心情送学子和孩子们进入社会而难过。非常难过。”她还在结尾处加了三个泪奔的面孔。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总裁曹思源也引用丛日云教授演讲中的一句话，对其表示力挺与支持：“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人民一边。”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也对此回应，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记住的座右铭。经济研究学者刘海影表示，这是很低的要求，同时也是很高的要求。 四川某通讯公司法人“悲月的微博”也感叹：“世上还有这样的师长，才让人感到这国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真希望当初毕业时，也曾有人在耳边这样叮嘱，而不是一堆到今天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的官方套话和经学术包装后的‘成功学’。” 深圳人“今夜无人看星空”表示，只是有点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听得懂吗？他们所生活的背景都是被严重扭曲和隐瞒的。 ______ Original TEXT 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届的同学们： 今天是你们喜庆的日子，是你们的成人礼，是你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端。 你们将披戴上一副庄重的桂冠和礼袍，那表示你们成为了“学士”。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中，成为“士”，那就是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学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有各种，而“学士”，就是以学问和才智获得“士”的资格，受人尊重的人。 所以，我衷心地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十几年求学终成正果！ 昨天，我儿子通过博士答辩，完成学业，也与你们一样，在这个毕业季走出校园，走向社会。 我对他的担忧与期望，也就是对你们的担忧与期望。 我是他的父亲，也是你们的丛大大。 你们今天毕业走出校门，明天就是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人生就是一次次的毕业与开学，但是，只有这次毕业与开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与今后的漫长旅程相比，你以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学步而已；与即将开场的人生大戏相比，此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序幕而已。 你们即将进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精彩的人生舞台，你们将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你们的人生。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 这江湖深不可测，远非你们所能想像。你从此闯荡江湖，就像你当初学步一样。这江湖重新塑造你们的力量，你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估计。你如今要义无返顾地闯进去了，却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这些天，怀着几分激动几分惆怅的你们，都在憧憬着自己灿烂的未来，美好的人生。你们听到的，都是美好的祝福和高调的期待与嘱托。 但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作为你们的丛大大，我却怀着几分忐忑，只能讲些适合大多数同学的低调的临别赠言。 记得先秦时代有一个思想家杨朱，有感于人生歧路重重，歧路之中还有歧路，人很容易迷失，于是放声大哭。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曾面对歧路，大哭而返。 人生多歧路，这是人的宿命。如果严肃对待人生，不得不一次次面对歧路面前的困惑与焦虑。人生就是无数的选择。从人生终极目标的选择，大的发展方向的规划，直到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选择、迈出每一步的选择。你的选择构成你的一生。 正确的一生，还是错误的一生。 以往，家长、社会、学校几乎为你规划了一切。从今以后，你要独立选择你的生活道路。 人生之路只能一个人走下来，没有依傍，没有导师。哪怕你一直在随大流，那也是你的选择。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在8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如今很少有人关注他了。但他有一句话还是需要提起的，“人是自我选择的”。人选择成为自己所是的，并且要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 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就在于你与众不同。所以，每个人首要的选择，是应该成为你自己。 [...]
台灣應該如何對付痞子菲律賓, and its 海盜 by Martin Chu
台灣應該如何對付痞子菲律賓,and its 海盜 by Martin Chu Posted on May 17 2013 11:10PM. 非常時候要用非常手段, 對付痞子要用痞子害怕的手段 用儒家溫良恭儉讓 你就輸定了! 5/9~5/10 瞭解事件始末。 5/11~5/12 外交部偕白熙禮向家屬表達歉意，馬總統慰問家屬、傳菲總統對外表示不承認白熙禮道歉，並指我漁船先衝撞。 5/12~5/14 馬總統下72小時通牒，提出四項訴求 5/14~5/15 不接道歉版本 我國祭出第一波制裁 ，要求具體內容，不接見菲特使道歉 5/14 pm 6:00 菲無進一步回應，我國祭出第二波制裁 5/15迄今 菲國強調已派特使道歉，無任何進一步回應 哪一個舉措作的不對？ 錯在: 一開始舉棋不定，貽誤戰機! 錯在: 對方惡行，我方為何要一直期待菲國善意的回應. 廣大興28號漁船，遭菲律賓掃射事件，至今菲律賓仍態度強硬，反覆又不講理。這種態度國人或許很難理解，但事實上菲律賓這個國家，長期壟罩在暴力的陰影下，甚至曾發生選舉大屠殺， 候選人的親友及隨行採訪記者，全部慘遭政敵殺害。國內更因為貧富懸殊，不少貧民窟的少女年紀輕輕，就被人蛇集團誘拐推入火坑，估計至少有十多萬名小女孩，因此成為折翼天使。讓人不禁感慨， 在菲律賓，人命真是不值錢！ 在土匪窩中…強悍的土匪頭…在土匪眼中絕對是個好總統!! 其實菲律賓人做錯事 第一時間很少會主動誠認的. I think this is not only Philpino but most Western Culture has [...]
上兵，仍是伐謀 by 黃介正
上兵，仍是伐謀 黃介正 【聯合報】 2013.05.17 02:02 am source :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903213.shtml 菲律賓海巡執法人員在我方海域界線內，以類似海盜行徑濫殺我國漁民，就算是再有教養的台灣人民也被激起一致公憤，給予政府極大的決策壓力。 對於「廣大興廿八號」海上遇襲事件，就法、理、情，菲律賓都站不住腳且無可抵賴，論力、空、時，我國都有足夠的條件足以施展實力；政府全方位之應變處置，在過濾暴怒、開戰等非理性主張之餘，仍應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最高指導原則，關鍵則在於情勢的判斷與手段的節度。 我國對菲律賓的應變處置作為，涉及是否引發國際社會對兩岸在南海合力的想像，也涉及美國亞太戰略布局的主觀期待。兩強的態度與是否介入，將原本的台菲雙邊交涉轉成四方對局，較利權害之間，對我國利益影響至鉅。 Consult your doctor about alternative treatments if you are being buy generic viagra unfair to yourself and your loved ones. The medication has really viagra online price achieved great worth in pharma world because it reduces the predicaments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but also [...]
[原创] 从 改革 到 民主法治 革命 的 沙盘推演 by 朱奇
从改革到民主法治革命的沙盘推演 by 朱奇 Post By：2012-1-21 8:34:12 source: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37&Id=1036886 我们说过，如果未能很快启动中央政府主导的以反贪腐风暴为先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民众将不再对中央政府抱有期待，中国的众多利益群体、维权群体将在三年内全面进入帮会化、地方化，执政党内部也会快速出现党中有党、党中有派的情形。有了帮会化社会基础，公共秩序将沦为各个帮会群体明争暗斗的筹码，街头聚集事件以及其它暴力事件会连绵不断，这会同脆弱的经济系统所衍生的大量失业人口相互催化。再说具体一点，由于帮会化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搭便车行为，会出现一种“民众争相出头闹事”的现象。这标志着改革将让位于民主法治革命。 民主法治革命起码在三个方面明显区别于改革： 一、改革的主体是现有权力系统本身，而民主法治革命的主体是包括党内民主法治派在内的全体人民。其中，权力系统外的人民已经演化为民主法治革命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推动力量；党内民主法治派在民主法治革命中的主要作用是政治整合，即及时和有效地整合人民的革命意愿和革命行为，从而提高民主法治革命的效率和减少民主法治革命的震荡程度。 在此，人民被定义为排除了那些自认为是社会政治精英和当然的统治者的人群以后的国民。 二、改革的性质是权力系统本身的局部自我修复和局部自我手术，它无法走出线性推演的逻辑怪圈和潜规则的话语陷阱，而民主法治革命的性质是建立包括人民授权系统、人民监督系统在内的完整、科学的权力系统，它具有高度的全局性和综合性，它产生的是显规则的阳光话语信号。 三、改革的组织形式是同原有权力系统一致的具有金字塔结构特征的传统组织，它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性，而民主法治革命的组织形式则是与现代信息条件一致的具有蛛网特征或图结构特征的战略思维型组织，它具有全部信息瞬时共享、全部行为瞬时协调的多向性。 民主法治革命的具体形式包括和平革命形式和暴力革命形式。前者包括和平抗议、集体维权等，后者包括各种形式的屠杀行为。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法律而无法治的主要漏洞在于各种程序类法律的缺失和无法执行，国民在法律语言形式上依然具有各种法律权利，因此，坐实法律权利的和平抗议、集体维权等和平革命形式是中国民主法治革命的首选。中国民主法治革命是否会由和平革命形式演化为暴力革命形式，主要取决于党内民主法治派对人民意愿进行政治整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取决于党内专制派对和平革命形式的反应方式。 从预案沙盘推演的角度看，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规劝专制派的朋友，要有一点相互妥协的博弈精神，不要再继续制造中国民众对贪腐官僚的仇恨！我们要从观念上消除专制派朋友的一个认识误区，有许多专制派的朋友似乎一点也不惧怕暴力革命，因为他们绞尽脑汁所能想象出的暴力革命无非是一群衣衫褴褛、抗着破鸟枪、满山沟乱钻的暴民！掌握着现代化强力工具的他们当然不惧怕这样的暴力革命！但是，专制派的朋友有所不知的是，如果官民矛盾激化到再次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他们就会遇到一种暴力革命的新形式，那就是“杀掉你身边的贪腐官僚”。 即使已经从改革阶段进入民主法治革命阶段，我们的良好愿望依然是我们的祖国能够和平地实现民主法治转型，我们要努力将民主法治革命控制在和平革命形式的阶段。 在民主法治革命的和平革命形式的阶段，帮会化社会生态将使“三罢一游”层出不穷！主流经济运行系统之内会不停地出现“三罢”，主流经济运行系统之外会不停地出现“一游”。加紧认识和平革命形式的规律性，以一种博弈精神而不是绝对敌视地扼杀思维对待即将大量出现的和平革命的新现象，是政治家的大智慧，是执政党升华为现代党的大智慧，是中华民族避免从和平革命滑入暴力革命的关键点。 Next posting in the same article Post By：2012-1-21 8:48:14 中国改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漫长、最低效的一次改革 朱奇 从1978年执政党主动举起改革大旗算起，中国政府一届接一届地、连续地把制度改革列为施政目标已经33年有余了，这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由执政者为主体而进行的最漫长、最低效的一次改革工程！并且更加令人惶恐的是，这一次改革工程至今“仍未进入深水区”，改革主体至今仍然对衡量改革工程绩效的最基础的指标讳莫如深，这最基础的指标就是按照科学随机原则统计而成的国民生活质量和国民满意度指标。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改革悲剧！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首先是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居然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改革。 国家之改革从根本而言是重新架构或局部调整一个国家的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少涉及他人的行为趋于自由化和多样化，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多涉及他人的公共行为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并且能使人们的全部行为更有效地达成一国国民的需求格局。被改革之制度系统，或者是技术层面不够系统化，导致各个个体的行为相互冲突、互为成本，个体行为无法形成合力，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微小；或者是，制度系统虽然在技术上是有效的，但它使人们的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与国民的需求格局渐行渐远，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的效用较小。 人类共同体为追求“幸福”而行为，有些行为能有效接近“幸福”之目标，即人们对行为的结果满意程度较高，而有些行为则是低效的甚至在方向上就已经使我们远离目标。人们愿意反复模仿那些令人满意的行为，并将这些比较有效的行为概念化、标准化、稳定化、强制化，就形成了规范行为之制度。 制度按照可概念化、可标准化、可强制化的程度又区分为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前者如法律规章等，后者如道德舆论等。 完整的制度是由显化的部分和隐含的部分共同构成，前者如文字化的法条和口语化的规矩等，后者则是形成制度时远未尽列的甚至尚未明确意识到的环境条件。专业从事制度研究和设计的人员有义务格外关注和准确描述制度的隐含部分，因为非专业的公众在多数情况下只意识到制度的显化部分，而对制度的隐含部分缺少概念化的认识。 改革是什么？或者由于人们的需求格局或目标变了，或者由于环境条件变了，以前的制度的隐含部分不再与现实状况吻合了，导致以前的制度的显化的行为准则不再能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达成目标了。于是人们就要重新寻找在新的条件下能比较有效达成目标的典型行为，并将它概念化、标准化、强制化，从而形成新的规范行为的制度，这个过程就是改革。按照要改革的制度在整个制度系统中的层级位置，按照制度改革滞后的程度，按照人们不满意的普遍程度，按照制度改革的成本比较，改革又分为全面系统改革和局部调整改革。 人们为了提高制度改革的准确性和效率，预先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重大假设条件下，对人们行为的片段规律做了学科性研究，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人们按照抽象思维的要求将研究区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等是恰当的，但在现实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特别是全面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当初为了学科研究的便利性而设定的那些重大假设就必须放松，因为多变和速变的现实并没有为我们预备好这些片段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那些片段结论就必须紧随着对现实环境条件的扫描而随时重新组合，因此在话语形式上改革就不应该再分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了，应该被称作系统的制度改革。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还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无视甚至蔑视改革工程的五个起码的通用技术标准 。 有效的公共制度会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有区别、有变化，但人们在跨地域跨时代的大量观察的基础上归纳出一些适用期限比较耐久、适用地域比较广泛的公共制度设计标准，在没有充分的依据表明它们无效之前，这些设计标准就是我们评价公共制度优劣的通用技术标准，它们是制度设计的必要条件，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不一定是在现实条件下最理想的制度系统，但不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一定是差的制度系统。改革者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排除掉不满足通用技术标准的制度方案，再在符合技术标准的若干预案中遴选合适的方案。这些通用技术标准是： 一、公共制度必须有利于促进在统计多数个体成员的需求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否则便无法在共同体内形成自愿遵守制度的局面，没有绝大多数人的自愿遵守做基础，由制度的监督成本所制约，制度就是无效的，就形同一个没有制度、没有规则的共同体，并且这种摆样子的制度极容易转化成少数人的寻租工具。在统计基础上归纳出来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是现代制度设计的核心、基础和出发点。以某种教义或教条为核心、基础和出发点来设计制度是愚昧时代的制度设计思想。一般而言，当初教义或教条的设计者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后来，以前人的教义或教条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者则割断了制度与现实需要的直接联系，例如，早年的中东地区，猪总是旋毛虫的携带者和传播体，当时的人们没有现在的科学分析，但用教义的禁忌来阻止人类食用猪肉，这是一种在当时条件下非常聪明的制度设计。由于有充足的替代品，后人至今仍遵循这古老的教义是无可厚非的。但可悲的是，人类在另外一些更重要的领域，不断出现教义或教条阻止了人们追求满足强烈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行为却无法提供人们认可的替代品。 二、制度应该是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取向一致、协调搭配和取长补短的完整系统。当认可一项行为经验的人数超过一个临界点后，这项行为经验就演化成内在制度，它的特点是自愿协调，它可诉诸的惩罚包括友善的责备、指责、排斥等。内在制度规范了一个共同体的绝大部分行为，它是外在制度被自愿遵守的基础，没有有效的内在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仅靠外在制度达成某种长期秩序。虽然人为的总结、提炼有助于内在制度的传播，但从总体和长期的角度看，内在制度不是人为设计和外在权威强制推行的产物。 当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的情形，最重要的干扰源一定是外在制度的混乱和无效。外在制度是由具有政治意志和实施强制权力的主体（如国家）设计出来并强加于共同体的，对违反外在制度的惩罚是正式的和暴力的，它通常是内在制度的后盾，但不可能取代内在制度。导致较长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情形的外在制度一定是需要变革的外在制度。 在制度系统因混乱和引起普遍不满而进行重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工具的超强运用可以短期地建立起没有外在制度支撑的内在制度。 三、在现代条件下，制度应该具有对所有人的平等性和普遍适用性，包括对所有人的程序平等，不能使人因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因素而高踞于制度之上，否则就会严重破坏对制度的自愿遵守基础。在中国，平等性突出表现在程序平等方面，例如，制度不清晰易懂和存在大量模糊概念，造成只有职业专家或权威者才能解释和应用制度；再如，制度存在许多可自由裁量的条件，让人无法判断行为与制度结果的对应关系；更甚者，制度严重缺乏执行监督和责任追究，执法犯法到了让人瞠目的程度，等等。这些都导致在制度之外存在一种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可以乘虚而入的潜规则。制度反到成了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工具。 四、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应该是一个层级清晰的系统，层与层之间存在有严密的演绎关系。最深层次的制度是更抽象的一般规则，规范人们行为的范围较广，稳定性较强，制定和修改程序较复杂，这些一般规则经常包含在权利法案或成文宪法的序言中，它决定着低级规则可以规定什么和不可以规定什么，它保证制度系统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中间层次的制度是大量成文法。最浅层的是政府条例。按由浅到深的方向，稳定性趋强；按由深到浅的方向，开放性趋强。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规范任务复杂的大国而言，绕开和回避宪法的缺陷而指望仅用较浅层次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一种蔑视制度系统性的错误选择，会导致缺乏有效的内在制度，从而积累共同体的无序。 五、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必须是单一话语系统下的显规则而不能是多套话语系统下的潜规则或阴阳规则。潜规则之所以叫潜规则，是因为它产生作用需要以多数人的不知晓为前提条件，例如，少数人通过行贿获得某种特许权必须以多数人不行贿为前提条件。潜规则不可能仅仅通过公开化就可以转化为显规则，公开化只能带来潜规则的失效，潜规则不可能成为引导和规范多数人行为的制度。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主要依靠潜规则维系的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很快就会因为潜规则的公开化和无效化而陷入无规则化，其运行系统只需二、三十年就会崩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By：2012-3-8 20:55:50 政治体制变革自古到今就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种就是自下而上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另一种说法就叫革命。希望中国的体制变革是前者，中国已经经不起再折腾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By：2012-3-10 [...]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by 张大军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by 张大军 欢迎转载，欢迎批评指正，作者电子邮件：zhdj_gch@yahoo.com 2008年07月 source:http://www.politics.fudan.edu.cn/view.php?id=1068 摘要：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上） 张大军 摘要：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在第一部分，笔者指出，中国转型所面对的历史挑战其实是中国长久的负面历史遗产-信奉实用主义的官僚体制-在当代的回光返照。这一耗费巨大的历史遗产不仅直接加重了中国人的负担，成为各种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总策源地，而且也极大地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这样的历史重负下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历史负担，笔者在第二部分试图从源头理清这种历史循环的深层逻辑，指出打破历史的因循必须借助于一种超验亮光所映照的中道转型之路。在这种超验的亮光下，个人以及个人的自主性成为变革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崛起将取决于并表现为昂然屹立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个人。最后，笔者结合中国转型所实际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对中国的未来前景做出大胆的预测，着重论及最值得期待的、最有可能的、以及最糟糕的三种图景。 本文的中心论旨是，中国的政治失衡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问题，而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又将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关键的是我们要找到一条中道的变革路径，让未来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均富的现代化目标。在分析过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经验以及过去两千年变法实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以公民社会为推动力的中道变革模式。它既不是一种渐进主义的经验道路，当然也不单纯是一种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道路。毋宁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渐进主义的务实性，同时又有道德理想的成分。后者为这种道路指明了方向，而前者则为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动力。 最后，笔者有必要首先在此声明，中国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远非本文所能详细论述。很多问题，比如民族问题，宗教伦理问题、统独问题、国家结构问题等等，都超出笔者的能力范围。如果此文能对思考中国未来的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笔者就心满意足了。 一、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 圣经 传道书三章十五节 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1．中国变革本应是一个以模仿实现历史超越的过程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历史的发展有可能是跳跃性的，但更多的则带有延续性和反复性。本文的主题-从历史走向未来-所隐含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去理解转型的对象，确认转型的目标，并寻求转型的办法。这正如《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启示的那样，转型的对象“早先就有了”，将来的目标“早已也有了”，而转型的办法也只是“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从历史走向未来同时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是从自己的历史中走向未来，第二层意思是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上面托克维尔的话主要是讲从法国自己的历史走向法国的未来，这是一种内生性的历史传承。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的条件，因为法国政治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内生原创性的，它缺乏可资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唯一能够作为参考的大概就是英国吧，但英国是君主立宪贵族，和法国大革命的目标还不一样。而对后来的转型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后发国家的转型却常常要学习和借鉴其他较为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因为后发国家的转型一般是观念引导型的，并且它需要一个效法和追赶的对象-一个因着落实这样的观念而实现自由繁荣的榜样。 所谓的较为先进的国家是相对的概念，比如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是相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先进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对于韩国、巴西、匈牙利和波兰的先进国家，而在当下，所有这些国家相较于中国都属于先进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其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从别人的历史学习的不仅仅是观念，而且还应该包括被实践证明可行的办法。这一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中国执政党所定的执政目标之一-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它包括私有产权、自由创业、自由就业、自由交易和法治秩序等一系列的观念。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最初模仿对象恰恰是东亚国家以及象台湾和香港等已经实现市场经济的海外中国人地区。 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初期，经济学教授们最爱讲的就是“雁阵模式”。什么是雁阵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日本学者在1935年提出的，后来逐渐完善。我们大学教授谈论这一模式的背景是日本的经济当时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领先的位置，成为雁头，而排在其后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最后的则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在这个模式中，日本成为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领头兵，当这些领头的产业和技术在日本失去优势时，它就要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而把原有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到相对落后的亚洲四小龙。同理，后者在将该产业和技术充分开发后，也要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而必须把原有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到更为落后的国家，也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东亚地区这种先后秩序、逐级转移的分工模式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次第得到开发，并依次腾飞，这种格局有点象天空中有秩序的雁阵，故此这种分工发展模式被称为“雁阵模式”。这种雁阵模式就非常突出地显明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和模仿战略。当然，雁阵模式后来主要因为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大行其道以及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相对崛起而成为明日黄花。 除了“雁阵模式”，我们知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模仿的结果，是直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里学来的。中国到现在还在实行这种策略，其特点就是依靠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来发展自己的本国制造业。 这种模仿和追随还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今年春节后回我老家的一个小县城，我的高中同学是我们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我跟他聊天，问他现在的工作状况怎样。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当时着实吓了我一跳！他说我们正在西化，向美国学习。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公安机关的一套管理制度和办法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只不过他们依然还是一个专政机构，而不是一个服务机构。但是他们也在模仿，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和机构里都有人在模仿。我相信我们的军队也在模仿美国，尽管他们模仿的可能还仅仅只是技术工具性的，器物层面的。我相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和条件，也会成为如美国军队那样的国家化的中立机构和力量，而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力量。 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进步-包括经济的增长、社会管理手段的改进以及法治上的改善-并没有什么秘密和奇迹，因为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成效都是学习和模仿别人的结果。阳关底下无新鲜事，也就是《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说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 2．中国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滑回历史的深渊 客观讲，中国的模仿为中国带来很多积极变化，包括经济富裕程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但我们现在也发现中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经济发展了，只是表现为GDP总量的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却无法反映出这种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速度。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贪污腐败越来越猖獗；工资不涨，物价高涨；自然环境变坏了，人文环境也变坏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因于杨小凯先生所说的那种“后发劣势”。什么是“后发劣势”？后发劣势其实也是对后发国家的诅咒。其意思是，后发国家由于可以比较容易和快速地模仿先进国家的表面技术和方法而获得最初的成功，他们出于惯性和侥幸而不愿模仿那些比较难模仿的内在制度和规则。结果是，他们在尝到最初成功的滋味后就很快会因制度上的劣势而陷入一种发展上的不利状况。 现进的制度规则体系早就存在，成功地实践了这套规则体系的国家也早已存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模仿的机会，而是有没有模仿的意愿。中国执政党的意愿缺乏可以从邓小平先生说的一句话中清楚地读出，他说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不愿设定一个制度模仿目标，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改革或转型的路线图是没有的。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这种实用的理性主义。邓小平还讲过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要延缓一下，留给下一代，理由是下一代可能比他们更聪明。这导致执政党在很多事情上能拖就拖，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的理性机会主义，用俗话讲就是小聪明，也是推脱责任的借口。 制度后发劣势就是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孙中山曾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全球民主化的潮流中，中国不进则退。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制度在世界制度变革的潮流中，激流勇退，最后退到我们传统的官僚专制体制。如何理解这种退步？我上面引用的托克维尔那句充满睿智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尽管中国共产革命轰轰烈烈，历时几十年，先是暴力革命，后有文化革命，既试图改造社会政治制度，也妄想改变人心道德。可是，托克维尔说得明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在革命过后建设中国的过程中，邓小平及其所领导下的执政党又“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因为我们在世界变革的潮流中没能顺势而为，没有模仿先进制度以改进乃至扬弃我们的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能依然在延续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感情、习惯和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依然生活在过去之中。虽然现在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地叛逆，但事实是，他们和中国大陆的每一位中国人一样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情感和习惯之中。我们一方面没有从别人那里学到新的制度，另一方面却又从传统中继承了那么多的感情、习惯和思想，而且，这个新建的社会大厦中又存有很多传统旧制度的因子，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样，问题的后果就很严重了：旧思想、旧习惯以及旧制度的发酵和繁衍已经将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活拉回到在中国存活兴盛了两千年之久的旧官僚专制传统之中。向传统制度的这种回归也验证了圣经中所讲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关于中共统治方式向传统王朝治理模式的回归，我在下一部分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证，本部分主要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或观点。） 无庸讳言，这种回归或者复古始自邓小平。邓小平的没有路线图的实用理性主义是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推行改革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复古，它抛弃了革命理想主义或者专制乌托邦，却同时也抛弃了符合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的人道理想。如果失去了理想，人类将是什么？人类将下降到动物式的生存状态。对邓小平来讲，他既然抛弃了革命的理想，那他的唯一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思想。这种传统思想实际上是流在他的血液里面的。他的理性实用主义当然也就是传统儒家讲求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一种变种而已。这种理性主义后来在执政党内蔓延成风，甚至发展为极端机会主义，虽然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但其内在的演化机制却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是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对个人的辖制和影响。 如果说由于受革命历史的牵扯，执政力量在思想意识上向传统的回归显得比较暧昧和扭捏，那么，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在制度规则上向传统的回归则表现的更为鲜明和直白。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一词的盛行就活生生地表明我们的制度规则体系还是那套东西。我听说很多政府官员都喜欢阅读乃至研究这本书，以从中发现官场的秘密，升官的诀窍。可以想见，在这些人的想法里面，传统的东西依然是活生生的。顺便再说一句，中国民间最近几年的历史研究热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现象，它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摆脱旧体制，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上需要跨越很多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障碍。对此我们一定要警醒。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转型要背负的不仅仅是六十年的共产政权遗产，还有两千年王朝专制统治的历史负担。 另外，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也已经开始回复到传统的王朝体制。传统王朝统治结构的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下的层级式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明显了。这种历史性的回归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到底，官僚体系是专制体制维系统治的纽带和基础，因为位于专制体制最顶部的君王或者其他最高统治者，只能依赖他们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即使最高统治者讲什么“仁政”、“亲民”或者“和谐社会”的理念，他们推行这些理念的渠道和手段依然是官僚系统。对最高统治者以及整个专制体制来说，民众无法成为他们统治所依靠的对象，假使他们开始依靠民众，他们权力的“道统”乃至整个专制体制的道义性都要受到拷问。所以，如果他们不靠官僚系统，他们又靠谁呢？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正在于整个官僚系统对他的效忠和服从，一旦没有了官僚们的效忠，最高统治者的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最高统治者是很清楚他们所依赖的对象以及需要防范的对象的。正是由于官僚体系本身成为了专制统治须臾不可离的经脉系统，它也同时产生了依托这种独特地位大捞一笔的心态。有人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不到适当的制约和平衡，此言当然不虚。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问下去，他们的权力为什么受不到制衡，执政党不是天天在喊反腐败么？其实他们的权力之所以没有受到制衡是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的，他们作为专制体制贯通上下的控制系统，如果把它们制衡住了，整个专制体制就无法运转了。 3．“复古路线”不能承受之重 也是由于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官僚体系开始寻求相对独立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疆域的广大和地区间在风俗民情以及经济人文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位居中央的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就会有很大的漏洞。于是，中国官僚们独立的寻租空间会按照自己的惯性越撑越大，直到将一个专制体制撑死掉。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中国到2005年时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超过7000万人，远远超过除了农业之外的任何一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中国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大的雇主。中国的官民比也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18。中国吃“皇粮”队伍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县和县一下的基层政权中，而且不属于正式的公务员编制，但属于整个官僚体系，有些很象传统官僚衙门中的“吏”，他们是为“官”服务和跑腿的。据周天勇教授统计，在县、乡、村三级政权中，靠收费和罚款等非正规财政收入供养的编制外各类工作人员高达约2000万人，这里面有730万名村干部，1270万名编制外的各类聘用人员。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个县乡政府的组成机构往往人员严重超编，这些超编的人一般都是所在机构领导的关系户，一个局长会把十几甚至二十几个他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他主管的政府机构中，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市。 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和制衡，官僚们的腐败和官僚机构的臃肿就成了专制体制永远无法克服的痼疾。现在官员们的胃口好得很，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动则几千万，上亿。这都还是已经查出来的数额，没有查出来的，估计还有，总数肯定更高。想想农民现在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几千元钱，还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中国的贫富差距能不大么？ 另一方面，在庞大官僚系统中“服务”和“跟班”的人也要吃饭，也需要办公经费，而正规财政系统又没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他们于是就开始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土办法乱罚款，也不管有没有理由去罚款。中共现在对基层的治理基本上遵循的是以“罚”治国的原则，靠罚款来维持基层的治理机关，很多地方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计划生育罚款。我曾听到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有一个人，8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后到当地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计划生育管理人员找到他要他交罚款，理由就是他是超生的，当时没罚或者没罚够，现在补罚。真是无奇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现在农民普遍要的孩子比较少，很多都是要两个孩子，要三个或四个小孩的比较少，那计划生育罚款的收入也少了呀，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以前的人进行补罚。这就是整个官僚集团过度膨胀后的必然出现的财富掠夺问题，农民和小商户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了。 处于官员阶层以及广大的“吏员”阶层之间的是人数日益增多的一般公务员。他们也日益成为城市中其他社会阶层羡慕的对象。除了越来越高的基本工资外，一般公务员还有灰色收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稳定安全的工作保障，有健全的医疗养老保障，所以在中国的就业、医疗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挤进官僚体制成为很多人-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择业目标。就象过去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参加科举以挤入仕途一样，当下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也堪比以前的科举热。据报道，中国共有64万名考生参加2008年公务员考试，竞争1.4万个职位，相当于46个人争取一个职位。笔者还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职业比公务员更热门。这就是对这样一个官僚主导的利益格局的最真实反映。 据《检察风云》2006年的一篇报道：在2004年，官员们用于公车的财政支出费用就已经高达4085亿元。关于官员们滥配滥用公车的做法，媒体曾披露了两个实例。一是《新华每日电讯》披露的陕西人事厅“超级车队”。陕西人事厅总共才有126名公务员，却配了42辆公车，“这还不包括一些购买后仍未挂牌使用的车辆，也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的十多辆汽车”。另一个实例是《新快报》披露的：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有177名工作人员，拥有的公车达到172辆，理论上几乎每名政府官员都有一辆车可以开。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韩国首尔，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总共才有４辆；而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才配有专车，公车仅限于在公务时使用。官员们的公款吃喝数额也很巨大，有人说每年的开支在3000-3500亿元，也有人说在3700亿元。不管怎样，公款吃喝的费用都大大高于政府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开支的总和。我回老家经常能听到说谁谁谁的餐馆被当官的吃垮了。而且现在公款吃喝的排场越来越大，一顿饭下来常常要发好几万元钱，比一户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很多。中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日本GDP的五分之三，人均GDP只及日本的7%，而中国的公款吃喝总费用却比日本多出1000多倍。另外，中国政府官员一年的公费出国费用也在3000亿元以上。据估计，公费用车，公费吃喝以及公费出国的之处总额大约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与此相对应，中国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让人诧异的是，中国本来不多的医疗经费的80％发在850万名党政干部的身上，更有甚者，在中国很多病人因为没有病房而不得不推迟住院的情况下，却有40万中共各级各类干部长期占用着高干病房，吸收走非常多的医疗资源，让本来就很紧张的住院条件更加恶化了。除了这些数额惊人的费用之外，根据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中国各级官员一年贪污腐败的金额达2500亿，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被贪污200元。而且常识告诉我们，这区区的2500亿只是冰山之一角。 上述种种现象和事实说明，中国的官僚阶层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可怖的食利者阶层，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正如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政治理念上的实用主义加政治治理上的官僚集权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专制王朝的周期性循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解决这种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制度劣势，中国没法往前走，中国人的苦难就会象中国的王朝统治一样不停地循环下去，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就会持续地在时间之轴上画圆圈。 4．“复古路线”的经济和民生之痛 那怎样解决制度上的落后问题，答案自然和解决经济上的贫穷问题一样，就是继续学习和模仿那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导的专制体制之弊病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民主国家，它们-无论是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原生性民主国家，还是象韩国和波兰等后发追赶型国家-在实践上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宪政民主制度是确保经济繁荣和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能打破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掩盖下官僚主导体制的最佳制度安排。 我翻译的这本书就是讲后发国家在制度模仿上的经验和教训的。后发国家的转型说到底是结合每个国家不同情况的各种不同制度模仿过程。此间的制度模仿或者转型过程和经济发展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政治治理的目的是为民众提供一个让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用专业术语讲，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要体现出政绩合法性。这其中的原由就是，中国人在过去很多年以来生活得太贫困，有着难以遏制的追求物质繁荣的冲动。所以，谈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谈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谈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影响，谈它会给我们个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朝向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确实和这些问题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现在举三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以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模仿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以及我们同胞的生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第一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第二是税收负担的问题，第三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首先来看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通俗一点来理解就是钱太多了，要买的东西却是一定的，那东西就一定要张价。所以它和政府的铸币权有关，也就是政府控制货币供应的权力有关。从宏观的意义上讲，铸币权是政府对经济实施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滥发货币，尤其现在的货币都是纸币，还不是金银等贵重的金属，政府印刷机一开，货币就有了。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凯恩斯说的明白:“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 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用通货膨胀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妙就妙在“一百万人中间也未必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政府掌握铸币权，能给穷人增加财富的价格上涨总是最晚出现的，持续的时间是最短的，而且幅度也是最小的，而收益主要归富人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上涨却是最早的、持续的时间是最长，当然幅度也是最大的。这种现象正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典型例证就是房子的价格上升的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幅度也最大，而农民的粮食价格上涨的最晚，而且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即农药、种子和农用柴油大副涨价之后的被动反应。所以，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就是大家目前能亲自体会到的。所以现在一般家庭都感觉日子过得比较紧，压力很大，可是另一方面，我最近又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汇丰私人银行（瑞士）宣布，去年（2007年）获得主要来自中国富裕人士高达227亿瑞士法郎的存款，约合人民币1600亿。消息又说，去年（2007年）该行所管理的资产增加了179亿瑞士法郎，总额达到1860亿瑞士法郎。我们粗算一下就可以看出，2007年来自中国富裕人士的存款超过该行当年度的资产增加额，并且只是一年增加的存款已经占其所管理的总资产的12%。这还仅仅只是中国富裕人士向国外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的存款，并且这家机构的规模和知名度远远小于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正是由于中国有大量的富人，全球各地的负责个人理财的私人银行家正向中国蜂拥，尽管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这些人在中国开展业务。我常常纳闷，从1979年到2007年的将近30年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0%，可是一般民众依然这么贫困，常常为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发愁，那我们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上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管中窥豹。本来中国因为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已经比较突出了，现在，中国政府铸币权的滥用又成了雪上加霜。 所以归根到底，政府印刷货币的权力要受到其公民共同体的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众的利益为导向和指归。否则就会如凯恩斯讲的那样，民众的财富被再分配出去，可自己往往还没有觉察到。但是，怎样才能保证政府铸币权的行使最符合一般大众的利益呢？这就需要一个宪政民主的机制，如果你滥用铸币权，损害公民的普遍利益，那对不起，公民就会定期地用选票把你选下去。即使现在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专业化，其独立地位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可，一般不受政治干预，但这样的独立地位的维持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公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否则中央银行就难免沦落为统治集团攫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除了铸币权之外，政府拥有的另一项极其重大的经济权力是征税权，这也是和一般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明显感觉到政府很有钱，它的钱就是通过征税权的行使得来的。我说的征税权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定的税收项目，也包括各种名目的规费。据统计，中国政府2007年总的税收是5.1万亿，再加上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的约4万亿的各种规费收入，政府2007年的总收入达9.1万亿多，平均每人征收了6894元（以中国13.2亿人口算）。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这样，从人均的角度看，政府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个人收入+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33.3%。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城镇居民来说，他创造的财富刚刚好有三分之一都被政府拿走了。而且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140元钱，远远低于人均的政府税赋水平。农民一年辛劳的一大部分成果都被政府拿走了。可是政府把这些收入拿走后都干什么了呢？我们看到贪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贪污的金额越来越惊人，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越来越豪华，官员们出国旅游次数越来越多，官员们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开会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奢华。而我们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却越来越承担不起教育、医疗和住房的费用，更不用提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如果各位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去看看就知道，这么多人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盖不起房子。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创造的财富都被莫名其妙地征收走了。在城市里，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刚够维持生活，就开始被征税，而且中国的消费税无处不在，不管一个人买什么东西，他付的钱的一部分就是交税。而且在个人交了税以后，无论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还得再缴费。这样个人的税赋负担就很大，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制度劣势影响大学生就业初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细想一下各位就能完全理解。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我认为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最关键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一部分基本上以外资和民营企业为主；二是政府垄断或控制的企业，包括电讯、石油、采矿、银行、证券、保险、媒体和出版、教育、医疗卫生甚至房地产等等。至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比如低端的服务业，象餐馆、便民店、理发店、洗衣店，以及农业等，由于产业的性质，很难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对象，因为很少有大学生会毕业以后当个理发员或者售货员。 中国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它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可是，我们在制造业中纵容“低人权优势”，让工厂廉价却高效地使用中国的大量农民工，以此赚得巨额利润。此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的制造产业无法升级，管理水平粗放，技术含量一直无法提高，这样，中国的制造业就因着后发劣势被定格在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如此的产业结构当然需要的是低技能的产业工人，而不是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前两年，中国有一个首富叫施正荣，是从事太阳能行业的。他曾经准备从国外引进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生产线，想按照国外同类厂商的路子搞自动化生产。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着？他放弃了这样的生产线，而是雇佣了很多人来完成这条生产线的全部工序。为什么呢？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成本，发现全用人工比用那条自动化的生产线更能节省成本。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非常多。毫无疑问，大学生们在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工厂比在一个作坊式的制造企业里有更多的可能找到工作。 再来看国有垄断企业。从常识来看，垄断就意味着阻碍创新和遏止对人才的有效需求和使用，因为垄断使得这些企业不仅不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而且还阻碍了其他具有创新和进步能力的企业或个人进入他们的领域，而创新是需要知识的，并且竞争化的体制可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我听说在有些地方，收入高的垄断企业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世袭的领地，一般能进入这些行业的都是该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亲戚或者关系户。垄断就牵涉到政府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们很少有机会干预市场经济微观企业层面的运作。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也就无法做到。举例来说，如果把中国电视媒体产业完全私有化，电视行业会创造出很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因为媒体的产品需要知识和创意，这正是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所以我说大学生就业也吃垄断的亏。 [...]
临渊慕鱼 不如 退而结网 台湾护照给力 中国网民感叹：情何以堪
临渊慕鱼 不如 退而结网 台湾护照给力 中国网民感叹：情何以堪 2012-10-03 23:08 来源： 美国之音 source 美国政府宣布台湾将享受赴美免签证待遇。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大陆，引起网民的不同反响。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纳波利塔诺星期二宣布，台湾正式成为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最新成员。台湾民众从11月1日起就能免签证进入美国90天，从事旅游和商务活动。 *给力的台湾护照* 中国网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在微博上各抒己见，有人祝贺台湾，称这是台湾跻身文明先进国家之列的有力证明；有人感叹台湾护照给力；更多的网民则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为什么中国护照不给力，连去港澳都不能免签？ 网民HHS-Kevin说：“台湾护照全球免签证的国家数量是126个，美国护照全球免签证的国家数量是186个，大陆在全球目前的国家……悄悄地说：只有18个，其中14个还在非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江苏网民“艾瑞莉娅”说：“几次国外旅游，当拿出中国的护照，一阵心寒。” *不同的护照，不同的命运* 网民“假装在纽约”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10月1日过国庆，而你在10月10日过国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拿着我的暗红色护照本，为一个签证历尽艰辛；而你拿着你的墨绿色护照，120多个国家畅通无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却有着不一样的表情，不一样的悲喜，不一样的命运。” 台湾与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却获得美国免签证待遇。相比较之下，跟美国有着正式邦交关系的中国却没有得到国民赴美免签证待遇。中国网民表示，这让人“情何以堪”。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认为，台湾获得美国免签证待遇，是因为台湾人民的素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得到了国际认可与信誉。中国作家赵达功认为，虽然台湾和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是台湾是一个有人权保障，有新闻自由的地区，从本质上来讲，它的制度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一致。 *以羡慕嫉妒恨释放社会情绪* The medication is not intended for women or anyone under the age of 18. levitra price Try these solutions only after discussing with your doctor. cialis vs levitra It is always better to start [...]
历史 给予中国 向现代文明 转型 的 数次历史机会 by 郑酋午
历史给予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数次历史机会 by 郑酋午 Original posted in one website on 北京时间2012年7月04日 I am just 转载! 我们伟大的国家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从近代以来，我们落伍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无法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然而必须明了的是，这不是我们的祖先不行，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行。我们伟大的国家从黄帝建国开始上下五千多年来早已形成了“仁义”这一伟大道统，在这一伟大道统的指导下，我们祖先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于绝大多数的时间段里都在实行仁政，所以，从汉代以后，只要是统一时期我国一直都是农业社会里的超强国家。这是何等的光荣！但是，由于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我们，失去了辨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致使我们伟大的国家容颜渐失，从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对人类贡献甚少。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回顾历史，可以从中知道我们中国错过了数次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机会，现在我们又迎来新的历史机会，要让它错失吗？ 第一次我们错失的机会是从1769年到1861年的近一百年的第一次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这是“不睁眼看世界”的后果。1769年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都纷纷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是，这一个时期，我们的上层统治者，我们的士大夫精英却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我们在科技上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这种落后，只有具有政治和科技智慧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可是，在当时的天朝中却无人知晓。当时的西方国家都在拼命工业化，不论是已经民主化的美国，还是其他专制国家。大约从1769年到1869年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并有一些国家完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转型。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可以得知，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能实现工业化。在这一波工业化浪潮中，我国错过了将近一百年，应该说，这不是制度问题，因为不论是民主国家的美国还是专制的其他西方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这是我们的君主、朝廷高官和士大夫精英缺乏政治和科技智慧所致，他们不知道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已经到来！ 第二次历史机会是洋务运动中的戊戌变法。从1861年开始，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一群有智慧的大臣，上书朝廷，建议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工业化，中国历史称之为“洋务运动”。尽管是迟到的工业化，但毕竟天朝有人知道了世界历史的新方向。从1861年到1898年，我国工业化的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七年后，终于有人认识到了应该向宪政转型，所以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和在朝大多数的高官都没有识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他们做出了阻挡历史前进的决定，镇压了戊戌变法。也许这里面有实际利益的干扰，但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主要是认识问题。我们的舵手——慈禧太后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宪政智慧。本来，这是一次宪政转型的绝妙机会，被错过了。从现在回望历史，如果那一次变法成功，我国将会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体制，那么，我们不仅会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且会是一个世界强国。因为这种宪政体制有助于我们有机会迎接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利用这次科技革命的电机、内燃机、电话和电报等技术成果来发展自己，完成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任务，从而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我们错失的第三次历史机会是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已有了民主政体，只要在这一政体的框架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充分运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实现拥有新科技含量的工业化，那么从1912年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就会跟美国和苏联一样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这一次历史机会的错失是袁世凯个人的私心造成的，他握有实力，如果他有公心没有“只想当皇帝并把权位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一私心，中国民主就会走上正轨，社会就会呈现出有秩序，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割据、中共与国民党的争斗了。从1916年到1949年，中国几乎处于战争状态。从1916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的大文化人，比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几乎都是脑残。不知给自己国家带来混乱的原因是军阀混战、内部战争，而这又是因为我国没有实现工业化从而带不来要民主要人权的新国民所致，自己又没有能力创造新理论，只是从国外胡乱搬一些教条来攻击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比如，陈独秀和鲁迅搬来马列主义、胡适搬来自由主义。领袖自私、大文化人脑残，中国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我们错失的第四机会是，从1949-1976年，这是中共建政以后的毛泽东时代。这个无比绝伦有权谋的野蛮人，从1949年到1976年都是在无穷无尽的斗争中度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镇反”、“反右”、“文革”等等，斗人和杀人无数，还有一些极左派文人不懂得创造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既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也攻击西方文化，似乎只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其他的都是“邪恶”。领袖和文人都中了共产主义的“邪”，哪有不疯狂的？在共产主义的疯狂中既错过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来实现工业化的机会，也在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疯狂中错过了构建中华现代文明的机会。 viagra prescription free Sildenafil is the active constituent of the Silagra is sildenafil citrate that improve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penis good enough to create fulfillment during intimate performance. But again, there are levitra vs cialis [...]
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 纪念 蒋经国 解严25周年
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纪念蒋经国解严25周年 by 未普 Original was posted on 2012-07-26 in one website. I am just quoting that article. 7月1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25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下达解严令，解除在台湾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随后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从此开启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大门。今天回顾那个历史时刻，对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大陆，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而蒋经国从独裁者蜕变为民主的“开闸者”，也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镜作用。 蒋经国解严和台湾经验对大陆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西方能实施民主，东方同样能实施民主。台湾经验证明，那种所谓“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 的说法是荒诞的、毫无根据的。关于这一点，除了中共官方和一些素来为官方涂脂抹粉、吹喇叭抬轿子的无良文人和左派人士之外，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认同。《环球时报》今年3月罕见地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000余名受访者中，63%的人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 第二，用独裁结束独裁，用专制结束专制，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制度转型方式。然而，站在权力的顶峰，愿意放弃权力并结束专制的独裁者，在人类历史上少之又少。因此，蒋经国先生的身体力行“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对当今世界的独裁者，便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对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更是一面特殊的镜子。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魏城在他的文章“蒋经国：台湾民主‘开闸者’”中指出，24年前蒋经国在弥留之际强撑病体、开闸放水之举，不仅为国民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为台湾避免了一场决堤革命、为华人社会创立了一个和平民主过渡的先例，也为全世界的独裁者留出了一个体面退让的后路。中共目前面临的执政危机同解严前的台湾极为相似。中共若想避免“灭顶之灾”和“决堤革命”，除了采取“以专制结束专制”的举措，难道还有其他的“体面退让” 的选择吗？ 第三，终结独裁的独裁者个人特质很重要。首先他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便是顺应潮流之举。1986年9月30 日，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进党，国民党保守派闻之色变，主张取缔该党，并逮捕相关人员，但蒋经国不同意，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The most typical report of patients who experienced this condition is headache. purchase viagra Doses of antidepressants of anti-impotence pills must not be altered without recommendation of the health professional. [...]
中国留学生 十八大 前 致 胡锦涛 习近平 的 公开信
中国留学生十八大前致胡锦涛习近平的公开信 北京时间2012年5月30日 首发 Original source 我们是一群来自中国的留美学生，我们有幸接受了两种不同教育，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长期的执政党，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离开共产党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决定向二位共产党现任和未来的最高领导人发出这封公开信。 一、被完全掩盖的“六四”事件 我们到了美国后，没有了新闻封锁，也没有了互联网的屏蔽，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浏览到各种信息。最让我们震惊的就是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说实在话，当我们第一次看到网上的照片，我们第一时间以为是军事演习，看到那些死亡的学生、市民的照片，我们也首先认为是PS的。但是浏览阅读了更多的相关视频、更多的文字介绍，以及更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当时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相关书籍之后，我们不得不相信，在当代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国家军队针对普通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的所有媒体一直没有提及，并被刻意掩盖长达23年的“六四”事件。 我们在中国的教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后，也曾经犯过重大错误，比如“反右”、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等等。但是后来也都对这些错误进行了反思和改正。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像“六四”事件这样明显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罪行，不但没有进行反思改正，却一直隐瞒事实，我们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完全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难道我们年轻的一代将要在完全对历史无知的条件下面对中国的未来吗？这是一种对国家和年轻人完全不负责任的教育！ 温家宝总理在最近两年多次说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十八大上正式对“六四”事件进行平反，并对当年的错误决策者进行历史的审判，对“六四”事件的受难者给予国家赔偿，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让中国从此摆脱人治而正式走向宪政法治民主。 二、王立军、薄熙来事件 今年年初我们在海外的媒体看到了发生在重庆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这使我们联想到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林彪”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前，林彪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薄熙来也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和分蛋糕的“重庆模式”，并被看好要在十八大“入常”，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40多年过去了，历史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在重复着高层权力争斗的老把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现在王立军、薄熙来下台了，可能很快就要被以“腐败”为理由进行处分和司法审判。但是，如果不出现王立军叛逃事件，薄熙来不就可以继续搞“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吗？现在薄熙来下台了，“重庆模式”也受到了批判。这样的因人而异的治理模式，难怪有人认为薄熙来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政治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在一个民主国家，是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所谓“叛逃”事件的。即使薄熙来和他的家人真的因为杀人和腐败而触犯司法，也应该按照合法的程序来进行处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突然消失，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现在网上有人建议让薄熙来和温家宝就各自的执政主张进行公开的辩论，这最然不太可能，但是至少应该让薄熙来有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在台湾，陈水扁在下台后也被指控贪污，但是在司法定罪之前，他是无罪的；即使被定罪，他可以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辩护。这才是真正的司法独立。我们希望中国也可以从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开始，不再有政治路线斗争，真正让司法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 三、陈光诚事件 这个月发生的另外一件世人关注的事件就是陈光诚事件。陈光诚只是一个为当地弱势群体司法维权的自学成才的盲人，当地政府却以其他借口将他判刑。刑满释放后却又继续对他进行软禁监控。最后逼迫他逃到美国大使馆，“陈光诚”事件完全是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司法迫害而制造出来的国际事件。 随着经济发展，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冲突程度越来越激烈。出现陈光诚这样的人物，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维权，总比出现杨佳那样拿起屠刀为自己讨一个说法要好得多。中国已经制订颁布了比较全面的法律，如果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愿意以法律为标准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那么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会大大减少，也不会出现政府、司法机关被爆炸这样的恶性事件。从这点来看，陈光诚越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越有利而不是相反。陈光诚成为我们社会的“敌人”，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要改变目前的以武力、高压为手段的维稳格局，必须让法律真正具有权威，让陈光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他可以最终顺利取得护照来到美国学习深造，这是中国的一个进步；但是我们更希望他在美国学成之后，也可以顺利地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可以利用自己的法律特长为周边的普通民众维护权益。这才是中国真正走向民主法治的重要象征。我们不希望陈光诚离开中国后就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国家，和“六四”发生之后的逃到海外学生一样，成为失去国籍的流亡者。我们更不希望，作为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也因为发出独立思考的不同的声音，而变成无家可归的未来流亡者。 四、台湾、美国大选和国民党的启示 我们在海外的几年，目睹了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半个世纪之前，美国黑人还在为自己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现在却已经选出了黑人总统。在台湾的国民党一党独裁半个世纪之后，也终于通过全民选举而重新获得台湾人民的信任而再次上台执政，中国人生活的台湾，终于和平地进行了权力的交接。 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在决定开放党禁之时说过，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我们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老师是这样推理的：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失败了，只有共产党胜利了。因此，共产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 即使这样的历史是事实，难道中国人民只能进行一次性的选择？难道被选择的政党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人民就永远失去了再次选择的权力了吗？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改革和执政实践，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一个政党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就会在选举失败后下台；如果失败的政党进行反省而革新，可以在此取得人民的信任而重新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这样的国家才是我国宪法上所说的“主权在民”的真正体现。 中国共产党曾经被历史选择成为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就像300多年前的满族被历史选择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一样。但是历史的选择绝不是只有一次，人民也有权力随时更换代表自己执政的政党。这才是真正的历史逻辑。国民党的改革和实践，给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榜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并最终使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不但可以使共产党实现变革，而可以通过选举而继续在中国执政，也是海峡两岸消除政治障碍而最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五、结语 我们虽然只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但是就像当年的年轻的共产党的创立者周恩来、邓小平们一样，我们到了海外，不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也在观察、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更在思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作为在海外的学子，我们呼吁现任和继任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大胆选择世界通行的普世价值的政治架构，摒弃一党之私的独裁统治，实行全民普选、政党制衡和司法独立的制度，给海内外的中国青年人一个美好的前程，给海峡两岸的中华民族一个进步的未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脱胎换骨，并可以继续为中国国民服务的唯一途径。 Brantingham presented the case study of a 32 year old professional golf player who suffered chronic injury of hallux rigidus and presented to the chiropractic generico viagra on line [...]
世界潮流与中国转型 茅于轼
世界潮流与中国转型 茅于轼 published by Mr.茅于轼 in 金融时报 on 2012-03-21 13:10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说这句话的意思首先是肯定当时存在着一个全世界的潮流，其次他认为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如果逆势而动，必将被时代所抛弃。 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想孙中山的这句话，可以感到他的远见卓识。至今，还有许多人看不见这个世界潮流，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认为中国特殊。事实上这个潮流不但没有消退，它正在以更浩荡的气势席卷全球。现在有了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我们看问题更为清楚了。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五千多年。这世界潮流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潮流呢？顺应这个潮流和逆对这个潮流表现在哪里呢？潮流的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问题非同小可，因为这将指明全世界变化的方向，也能警告我们不要看错了路，逆潮流而动，被潮流所抛弃。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在过去五千年中，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时间里，虽然各国各地区之间有商品交换和个别的人员来往，但是并没有形成世界潮流。直到十八世纪，在欧洲逐渐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开启了一个世界潮流，它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那以后的二百多年来，全球人口高速增长，从十亿增加到七十亿，二百年中的增量超过了过去几万年的积累；平均寿命也从26岁增加到68岁。西欧首先走上富裕之路，接着美洲和澳洲跟进，成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促进了科技的发展，科技的成果通过商业化造福于人类。市场机制还能做到优化资源配置，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社会的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在三十年内财富的生产增长了16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中国完全改变了面貌，经济总量列居世界第二。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事。 人类社会找到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上个世纪初，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大潮应该是共产主义。全世界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走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道路。经过七八十年的试探，以牺牲无数人口的生命为代价，终于放弃了这条路。以如此的代价试探一条错误的道路，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实在太珍贵了。但是人类社会能不能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选择正确的道路，实在是没有把握的。当今世界上最重大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按照什么道路发展的问题。中国应该说是付出代价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的觉悟却是最含糊不清的。 市场经济制度还对人类做出一项前所未有的贡献，即消灭了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世界上的一切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换。 在此以前，资源多通过战争获得。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它为了自己的发展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那里有煤，有铁，有粮食。后来又为了石油和橡胶侵占了东南亚。但现在日本虽仍然是资源穷国，却是经济强国。 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费一兵一卒，可以获得全世界各地的资源。中国、美国、日本等都要进口资源有限的石油，但是因为有市场分配，从来没听说这些石油进口国会因争夺石油而发生战争。当然，确有少数国家的领导人不懂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潮流，违反潮流而动，这就非常危险，很可能导致战争。甚至一些大国的领导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做出禁止进口或禁止出口的决定，以为是做了好事。在粮食安全方面强调自给自足，认为这样更安全，这是又一个例子。 市场经济的大潮势如破竹。最典型的例子是原社会主义阵营试探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七八十年，以失败告终，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其中有的更成功一些，有的不那么顺利。中国是最成功的一个。其实，在全世界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不很容易。亚洲、拉美、非洲都有许多转型不成功的例子。中国能不能最终转型成功也还有待观察。转型成功的只是极个别的，像亚洲的“五小龙”。最近古巴下了很大的决心，准备放弃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转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制。 但是，一百年前孙中山所说的潮流应该是他的理想——三民主义。为实现它，他提出宪治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就是讲过渡到宪政的政治准备。 孙中山依照林肯所提的“民有、民治、民享”，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是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当前世界上，所有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宪政国家；市场经济搞得半半拉拉、进退维谷的国家，都是在宪政上遇到了困难。或者更直白地说，当权者不愿意放弃特权，把政权回归人民，于是发生市场和特权的冲突。市场的原则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如果有了特权，既无公平，又无自由，市场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市场，市场必定会和特权发生冲突，社会动荡不安。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形态的写照。 世界大潮将收敛于民主。法治、宪政，配以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大潮虽然势不可挡，但是其进行也十分曲折。世界大潮和各国的固有文化和历史传统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在中国，当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其实质就是五千年皇权传统和普世价值的冲突。可以预料，冲突的结果必定是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逐渐消退，让位于世界大潮。 在别的国家也是传统文化和世界大潮的冲突。例如有的文化歧视女性，禁止女孩上学，禁止妇女开车。这显然和世界大潮的平等自由相冲突。我们可以预期，大潮最终将冲破这些反潮流的观念，实现男女平等。 更普遍的问题是特权与人权的冲突。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国家里，传统的国家治理是靠特权者的管理。碰到好的统治者，百姓能过上平安的日子，但是更经常的是残暴的统治者，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最近发生的文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别的国家里，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实质上都是人权和特权的冲突。特权者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目的，压迫奋起反抗的人，形成社会动荡，甚至爆发战争。也有由于民族隔阂，民粹主义得以流行，导致民族冲突；或者宗教不同，互相看不惯，处处有摩擦，发展成为武力对抗。这些矛盾都能够在普世价值的概念下得到解决。平等，彼此尊重；自由，互不干涉；信仰不同仍能平安相处。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多元化、求同存异、丰富多彩的世界。其所以能够成为普世价值，正是因为它给出一个未来社会结构的解决方案。 与此相反的各种想法，例如排斥不同的文化，歧视和自己不同的人，干涉别人的想法，企图实施霸权，这些都不是普世价值，都不能解决当前全球性的大问题。可惜的是现在大多数国家和政治家（也包括不少百姓）却不是这样想的，都想指挥别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别人都错了。当今争夺资源的战争不会再有了，但是战争还在打着，都是想法不同，都想强加于人，造成的冲突。大陆和台湾的冲突可说是一个典型。这里没有争夺资源的问题，有的是统一和独立的对立。 ED which occurs commonly again and again can cheapest sildenafil 100mg be dangerous. In fact the everyday statistics or reports on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issues are increasing due [...]
Martin Chu 給馬英九 總統 建言, 趕快來看帖. 有大格局 才會產生好結局, 態度決定高度!
Martin Chu 給馬英九 總統 建言, 趕快來看帖. 有大格局 才會產生好結局, 態度決定高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建立強大完美的智囊， 和超強夢幻執政團隊: 馬總統身邊要增加幾個比較整合性強的、策略性強的幕僚。要任命「強將」，避免自我複製、自我設限。別想老是可以當好好先生永遠溫良恭簡讓! 溫和謙讓的總統加上一批知書達禮的幕僚，容易造成「意志」難以貫徹。總統府是權力中心，要有它應有的高度與規格、及「令出必行」的威嚴。 個人的智慧與體力畢竟有限，一切重大事情應提出讓智囊團共同商議，研究對策再去執行。眾人集思廣益，必然會找到完美的方案。 夢幻執政團隊要有很好對外溝通，橫的聯繫要暢通，縱的授權要明確。重大而又具爭議性的政策，反應要快，正確，和穩當。在治理國家的施政作為上，謀定而後動，少做錯誤的決斷，多做正確的事情。 二、培養並提拔有能力的領導人才: 在下已經好久沒有看到如 蔣經國 孫運璿 李國鼎 張自忠 胡璉 胡適 戴雨農 等領袖人物了! 三、两岸问题必须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大陆、台湾任何一方若为一己、一党之私利而使两岸问题恶化，做出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事，都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国是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她属于全体中国人，所有中华儿女。 对台湾最有利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大陆作为两岸竞逐的战场，如果战略正确，十三亿人口可以成为台湾的支持者。 影响两岸权力最大的就是“人心”。台湾的政党要有包容整个大中国所有国民的理念、气度和野心，谁能够得到大陆的人心，就得到了真正的“权力”，能够在两岸竞赛中获胜。 四、 必須要有“赢”的決心和企图. 要有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跃马中原”、“建立新中原”之志。“观念决定目标，目标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术”。 “求和避戰” 和“维持现状”應該 只是為了”求赢” 終極目標的一個小步驟。 把“赢”界定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而不是狭隘的“主权统一”、“领土统一”或是哪一个政党（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的胜利。 在这个原则下，台湾当然要追求“赢”，而且要有“必勝”的策略。和平统一，建立两岸共同体，先在经济、文化领域交流；以此为根基，通过台湾在 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的优势，影响大陆，树立两岸和平民众基础；以后进一步影响大陆政权的政治改革进程和方向，使之能够逐渐成为一个民主的政府。最后是统一还是继续保持现状，由那一代人做出判断。 五、維持良好和穩定的兩岸關係: 台灣的經濟前景取決於政治。只要經濟歸經濟，經濟就會有生機；只要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不支配經濟活動，不確定的因素就可以減少到最低。 穩定的兩岸關係 改善台灣的經濟狀況 提高台灣全體人民的福祉。 沒有穩定的兩岸關係就沒有安定的台灣。 以「變」應變是新政府可能開創的新局。 六、要熟讀古今歷史 研究朝代盛衰之道 一定要確實瞭解為何國民黨堅忍打敗日本， 而不到四年就被踢到臺灣， 句踐為何能復國， 夫差為何開始能打敗越國， [...]
重庆黑幕中觉醒 蒋介石 充满远见 的 告书 by 苏明育
重庆黑幕中觉醒 蒋介石 充满远见 的 告书 by 苏明育 posed on 2012-02-28 14:16 近期王立军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对美国大爆中共内幕资料的重庆黑幕，让中共内斗曝光于国际社会，也使中共当局恐惧万分。有报导说这启事件让更多中国人觉醒了，纷纷主动表示要退离这个党。 通过这件事不禁想到蒋介石在1927年于南京庆祝建都大会上发表的《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里，有一段话讲到“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此外还有一段说“但是我想中国人一定不会麻木到如此，共产党在湖南、湖北还没有实行他的政策百分之一，大家已经觉得不能聊生；在上海、杭州还没有实行千分之一，大家是已经提心吊胆，疾首痛心。广东、福建各处工人农民告苦的函电，已经雪片飞来，大家难道真是麻木到头杀下来才想起叫痛吗？”1949年前，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中共的恶行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就已让人民痛苦万分。1949年后，中共窃国成功，中国人民真正陷于水深火热中了。这篇文章发表于于86年前，中国人民却经过一段极常的时间，经历万般痛苦，才认识中共的真面目而觉醒。 但这也不能全怪在人民头上，因为中共骗的技巧太高明，宣传的手法太高段。中共在尚未取得政权前，一边从民间抢夺资源，一边极力利用他们的宣传媒体大肆宣讲民主、自由、人权，骗取学生及许多人士的同情。在1949年抢夺政权后，当时这些可称为最激动人心的“承诺”立即被抛在一旁，露出真面目，在这块土地上掀起层层血浪，发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大浩劫”。 各种疯狂的整人杀人运动（土改、镇反、反右、四清等），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抢夺百姓土地、财产，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让国家经济陷入绝境，造成各地饿殍遍地。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国家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邓小平掌权后，一个“改革开放”，让穷怕了的老百姓沉迷追逐经济利益，道德、信仰缺失进一步恶化。毒大米、地沟油、毒奶等，就是人们为了钱不折手段弄出来的。还有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事件”，军队当众杀害大量学生和市民。强行推动的“一胎化”更造成大量光棍、大量女婴死亡，祸害至今！而现今对西藏的迫害，尤其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其残忍程度，更令人发指。 仅管其尽力粉饰太平，创造“和谐社会”，但随着“打黑英雄”王立军事件的发生，中国人民不会再像当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死后一样，跟着当局去批林批孔，而是看清中共的真面目，选择退离这个党。 下面附上蒋介石这篇充满远见，鞭辟入里的告书：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庆祝建都大会发表 我们中国国民党的目的：是本着三民主义，为中国全体人民利益，为中国全个民族谋解救，且为世界各个民族求平等的。我们国民革命的工作：是要以实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扫除国内外一切黑暗横暴势力，为中国求独立自由平等；这也是世界革命一部份的工作。 多少年来，我中国民族无时无刻不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侵略我们的领土，破坏我们的主权，霸占我们的关税，操纵我们一切的经济和政治的生命；甚如前年的五卅惨案，擅杀我们的民众，受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种次殖民地的待遇，中国还能算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吗？ 帝国主义利用军阀的暴力和愚蠢，以宰制中国，使他们的兽性发展到不可遏止的程度。最初则为权利，数年一战，近来则每年一战，一年数战，连年不息，社会残破，民不聊生。以一国的生命托在无办法、无知识、无人性者的手里，这种民族还有生存的希望吗？ 我们国民党 孙总理手创中华民国，为欲挽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国全体人民都能够满足他个人生存的条件，于是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定下了国民革命的计划。不幸他以四十年奋斗的辛苦，为中国民族而死，把国民革命的艰钜交给忠实的国民党员，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全国革命的民众。 中正从事国民革命，誓师北伐以来，无时无刻不本着 先总理的主张而奋斗。我国民革命军是为全体民众谋利益而争生存的，所以我们的武力不但是民众化，而且要使他成为真正的民众武力。 赖民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首先肃清湘鄂，打倒顽梗军阀吴佩孚；次奠赣闽浙皖，扫除狡黠军阀孙传芳；续清沪宁，大创残暴军阀张宗昌。如川、如黔、如滇、如陕、如甘，莫不在国民革命军义旗之下，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已经像冢中枯骨，扫荡起来也如摧枯拉朽。国民革命军所行所至，处处得人民合作；人民对于军队，是箪食壶浆；军队对于人民，不但是秋毫无犯，而且爱同手足一样，所以处处都有“党军可爱”的话。 不意寄生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蒙着国民党的招牌，借着国民革命军之掩护，处处扩张他们的势力，运用他们的阴谋，实行他们的破坏的恐怖政治。他们知道国民党在政治上依著建国大纲、建国方略是有具体办法的，所以利用官僚政客、流氓暴徒、浮嚣少年，擅行生杀予夺之权，使我们政治上束手无策。他们知道国民党是注重农工，对于社会经济是定有演进的程序；于是他们又利用那班人来挟制，压迫真正农工，一面排斥国民党员参加农工运动，一面又以摧残农工之名，来破坏国民党，弄到农工利益，毫无增进，农工痛苦，日甚一日，以同归于尽的手段，使中国社会经济完全破产。谈到教育，则知识的提高和普及，是他们利用群众的最大障碍，所以湖北省党部有“读书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在他们统治下的湖南、湖北，教育几乎全部破产。谈到外交，则破坏我们国民党首先单独对付一国的策略，必要造成帝国主义者目前一个坚固的联合战线，使中国处处皆敌，然后可以投入一个特殊团体和特殊国家的圈套。至于我们的党务，他们知道我们是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唯一的出路，所以钻进国民党来扰乱我们的系统，离间我们的同志，利用我们的党贼，一方面盗窃把持所谓中央机关；一方面用尽方法，盘据下级党部，压迫我们的真正党员，排斥他们去工作，以实行“金蝉脱壳”的毒计。至于军事，则他们看见军事进展很快，恐怕国民革命就会成功，立将从事建设，以后没有他们发展的机会，所以离间我革命军人，破坏军事行动，扣饷扣械，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情形，都详于中正“谨告国民党员书”里，大家可以公看。总之，他们假借名义，无恶不作，于实行其大破坏后，由国外团体统率他们利用的无业流氓的实行专政，所以长江一带都有“党人可杀”的话。 难道可杀的就真是国民党的人吗？这要请全国国民认个清楚。中正不能说我们一百万国民党同志之中，个个都是纯粹的；但是真正国民党员，自有确定的主张，不能任挂羊头卖狗肉的共产党去蒙混的。若是国民党员不根据三民主义的主张，他不是跨党分子，就是本党叛徒，不但人民愿意杀他，就是本党也要严重制裁他。关于这次中国的大改革，国民党的立足点至少有三种和共产党根本不同的地方。 The discussed generic viagra cipla is free from this kind of marketing strategy, so, it is cheap. In case your specific health conditions require a different dosage [...]
中国知识分子 的 整体性堕落 by 姜莱
中国知识分子 的 整体性堕落 by 姜莱 original article was posted on 2011-03-25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生存的伦理价值底线，且有守护这类最低价值的核心团队，这个团队就是该民族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当下出现的严重的信仰危机，精神世界的大面积荒芜，就与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团队的缺失不无关系。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性堕落，知识分子精神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几乎流失殆尽，我们的社会才会出现巨大的理性真空，价值和道德真空。 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随处可见，且触目惊心。我们这里有点文化的人已大面积官僚化，无数读书人争先恐后往官场挤。他们到了官场，可又不把知识分子应具备的起码的良知、理性和人文精神带过去。他们一进官场就以加速度堕落，其堕落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人格之低下，甚至不如早期那些有着人类道德本能的没文化的工农干部。请问 现在那些贪腐成性的“公仆们”谁不是博士硕士的？那些视民如贼的官员有几个不是高学历携带者？ 同时，我们的“知识分子”也高度商业化了。这倒不是说他们都做了商人。商人只是一种职业，做商人而不失知识分子本色的也大有人 在。我说的是精神的商业化。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堕落了，所以，他们经商很容易地就经营成了官商勾结的奸商；他们做官，满脑子装的也是钱财，有机会贪污受贿、消费公币竟成了如今的知识精英们争相从政的第一动因。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古代的士大夫。 士大夫心中至少还装着一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士大夫无论怎样迂腐，却不会像如今官场的知识精英们那样虚伪——一边打着官腔喊爱国，连自己都不相信，把配偶子女都送出了国外，把自己变成了裸官。 官员已蜕变成与知识分子的本意不相干的一群人了，就不去说他们了。现在说说职业上貌似知识分子的中国精英们——学者、专家、教授等等。说到这些人，由于他们打着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旗子，又大多把知识分子的魂给丢了，所以他们才是给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抹黑的“元凶”。说到这些人灵魂的肮脏，我们只须看看现在的论文抄袭风有多严重就够了。这些抄袭者中，不少人竟是有头有脸的知识精英，不是博导教授，就是大学校长什么的。我在这群人中混过，知道他们 For years scientists have been discover my page buy cialis overnight trying to come up with smart IEP program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isabled children free of cost. All these medications are used for the [...]
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quoted from Mr. 方励之
(1) 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2) 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民主是会收回去的 (3) 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予我们的。 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 (4) 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 quoted from Mr. 方励之 Original Title is “当以世纪来计算——纪念方励之先生” published in 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by 作者： 黄秀辉 on 2012-04-30 15:30 据说方励之正准备去给学生讲课，离家前咳嗽一声，就倒在书房的椅子上鹤去了。方励之“咳嗽”一声，中国就感冒，他的名字成为敏感词，网民们只得为他改名“立之”，又改为“lizhi”，再改为“荔枝”…… 自1990年方励之流亡美国后，仅仅20多年，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旷日持久的洗脑、屏蔽令中国民众集体失忆，专制政治制造了遗忘断层。 今天，作为流亡的中国科学家、思想家、革命者、殉道者，方励之大致被中国大陆的权贵和百姓、精英和《环球时报》读者、绿卡明星和记者以及二奶和三奶们遗忘 了。 22年前，方励之被迫离开祖国，正如但丁离开意大利、弥尔顿离开英吉利、雨果离开法兰西、索尔仁尼琴离开俄罗斯、爱因斯坦离开德国……这是沉痛的事，方先 生失去了祖国，而祖国失去了一位精神带领者。但是流亡使方励之免遭牢狱之灾，继续他的天体物理学研究，继续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呼吁，这也是他的幸运。 方励之两次被开除党籍，最后成为通缉犯，他的苦难源于他的知识分子精神。他不会顺从自己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皇帝或是“党”；他要真实、自由、尊严地 体现自己，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立与质疑的品质，正是这种不依附不苟且的本质，使他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诉求而勇敢地采取行动。自由、内省精神是人的生命 最高本质的体现，他超越本能，抵制权力的强制，从而使自己智慧、刚强而高贵。 方励之本不是政治家，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而使自己无法对专制权力妥协。是这种精神上的不妥协，促使他走上了与集权制度斗争的道路。方励之勇敢地挑战 集权制度，批判马、毛意识形态，高扬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作为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尊崇的是爱因斯坦；是科学与真理将爱因斯坦带向对普世的关注，方先生 也同样。他们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也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关爱社会和人类，为之承担责任。 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物质是不是无限可分？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学……方励之从1972年开始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当时，姚文元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杂志 刊登了一系列批判宇宙学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批判对象就是以方励之为代表的科大天体物理小组。但方励之并没有妥协，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思考。这场科学与专制 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1986年，胡乔木曾专门写信给上海的《自然》杂志，对其发表方励之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 方励之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典范，理清了二者间的关系。他认为，“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得把西方科学精神引进中国。中国文化层次虽深但理络不明，为要发 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注一）“中国要建设民主社会，在学术上要有独立性，我研究的是学问，你（统治者）采取与否是另一回事。有学术上的独立，才能有 政治上的独立精神。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民主、自由的涵义。”“从学术角度讲，民主化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民主环境，学术界是无法发展的。”（注二） 方励之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导师，留下了宝贵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民主绝对不是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的。”（注三）“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 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民主是会收回去的。”（注四）“在中国，人们对民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们得教育人们去了解民主，我们得明白民主不是统治者能赐 予我们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说明控制松懈了，并不成其为民主。民主的获得要通过艰苦而不可避免的斗争。”（注五） 仲维光先生认为，方励之是中国自六十年代以来第一个公开谈论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注六）。方励之这样向自己的同胞解释什么是人权：“人权不是上面给我们的 权力，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注七）“我认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权概念，民主与人权不是一回事，但与人权密切相关，就是说，一个社会里的人应当 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和旅行自由权。”（注八）“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人权不是这样。所有的人权公约，每一条的第一句话甚至第一 个词，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注 九） 方励之的一生是为科学与民主而战斗的一生，在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心寺和“暴民恐惧”》，依旧是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Fertilization [...]
英烈千秋 張自忠 / 軍人武德的極至表現 Recommended by Martin Chu
張自忠(1891-1940)，號藎忱，出生於山東省臨清縣唐元村，年輕時就讀天津法政學堂，就學期間曾秘密加入同盟會，而後由於國難將至投筆從戎，進入馮玉祥部西北軍，以功累升排，連，營，團長，西北軍校校長等職，曾參加北伐諸戰役。 張自忠將軍自小就受儒家教育，他進私塾讀書，以致後來上的臨清高等小學堂學的仍然是四書五經。可以說，自張自忠懂事起，就開始接受儒學的熏陶，因此，強調忠、孝、仁、義的舊道德從小就已經在 張自忠將軍的內心深深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西北軍也是一支傳統色彩極為濃厚的軍隊，從這樣的軍隊裡出身的張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來要求自己。這就是為什麼以治軍嚴厲著稱的張自忠，凡士兵如嚴重違紀，必打軍棍，但卻又主張「八不打」： 一、官長生氣時，不許打 二、士兵勞碌太過時，不許打 三、對新兵，不許打 四、初次犯過者，不許打 五、有病者，不許打 六、天氣過熱過冷時，不許打 七、飽飯後及饑餓時，不許打 八、哀愁落淚時，不許打 從他訂下的「八不打」軍規就可看出他的帶兵除了（嚴）以外還有（仁）的成分在裡面。另外，無論他身處多高位階他總是與士兵吃一樣伙食，也和士兵們一起工作，所以所有是官兵都願意和他生死與共。 中原大戰結束，即將面臨對日抗戰，中央對馮玉祥不計前嫌，雙方敵對氣氛消除，元西北軍受到中央改編為29軍，以宋哲元為軍長， 張自忠將軍 為下轄的第38師師長 29軍剛組成不久，即奉命調駐平津，負責河北省防務，然而不久之後就遇上日軍進犯。 當時廿九軍第三十三師，在師長張自忠及旅長趙登禹率領千人大刀敢死隊，以急行軍兼程趕赴前線，用大刀、手榴彈為武器，於月黑風高之夜，乘敵不備，殲滅日軍步兵兩個聯隊騎兵一個大隊，在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驚中外，張自忠將軍獲中央頒授青天白日勳章，於是抗日英雄的威名，傳遍全國，婦孺皆知。 盧溝橋事變暴發，二十九軍撤出北平，張自忠將軍奉命留平緩衝與日本人周旋以增加國軍的準備時間，他也在這期間面臨到了他一生中最沉痛的選擇，他與任本人周旋的行為被輿論誤解為逼宮奪權，附敵為逆。在國人的眼中，張自忠將軍從民族英雄了漢奸。。 而後日軍全面進犯東北， 張自忠將軍見大事已去，繼續留在北平已無必要，乃設計脫險，騎自行車出走天津，再乘英國輪船去青島。 由於舊識秦德純的陪同引見，張自忠有機會會見蔣介石。他首先起立請罪說：「自忠在北方失地喪師辱國，罪有應得，請委員長嚴予懲辦。」蔣介石回達道：「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瞭。我是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切統由我負責，你要安心保養身體，避免與外人往來，稍遲再約你詳談。」 蔣介石第二次召見時對他說，決令讓他重返部隊，有機會報效國家，並回到原先部隊。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 張自忠將軍為五十九軍軍長，返回部隊那天，他對部眾宣示：「今天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戰死的地方。」全體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聲。 五十九軍組成不久，便與日軍的板桓師團發生大戰，當時在南京，上海相繼失陷後日軍直指徐州，志在奪取這一戰略要地。 日軍王牌師團板桓師團側面進攻臨沂，當時守衛臨沂的是龐炳勳的第三軍團。由於實力過於懸殊，傷亡慘重，龐部急待援軍。龐炳勳與張自忠原是仇敵，但是 張自忠將軍仍以大局為重，率第五十九軍以一晝夜180里的行軍速度及時趕來增援，打得板桓師團措手不及，大敗而逃，也間接造成了日後的台兒莊大捷 ! 當時中央明令嘉獎，同年十月就升為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駐防襄樊一帶，成為第五戰區機動部隊。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軍進攻鄂西，進犯隨縣、棗陽， 張自忠將軍 再次親自率領兩軍團渡海迎戰，大破日軍，擊斃擊傷敵軍超過一萬三千人，再為抗戰史上寫下了「鄂北大捷」在此戰役張將軍以一對十，竟奏大功。 同年12月，日軍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駐守長壽店地區的第33集團軍所屬第132師等部陣地進攻，雙方激戰7天7夜，132師陣地多次被突破。 張自忠將軍 決定用奇兵打敵神經中樞的戰法挫敗敵人。 他調第132師的第359團另配1個營，令其於夜間繞道偷襲日軍設在鐘祥縣的總指揮部。臨出發前，他鼓勵將士們說：「 國家養兵就是為了打仗，打仗就會有傷亡。人總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轉眼就過去了。但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為國家為民族而死就重於泰山，否則輕如鴻毛。」在張自忠的激勵下，奇襲部隊當晚潛行30里路，一舉打下日軍總指揮部。正面進攻的日軍惊聞老巢被攻陷，大為恐慌。 張自忠將軍 指揮部隊趁勢猛烈反攻，打得日軍狂退60里，大獲全勝。此役稱襄東大捷」。蔣介石通電嘉獎，稱張部為「最優部隊」，其防區為「模範戰場」。老百姓則美稱張自忠為「活關公」。 Male impotence or erectile http://miamistonecrabs.com/travel-lacrosse-miami-summer/ buy cialis viagra dysfunction is a condition when you did [...]
任何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和支持 by 溫家寶
任何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和支持 by 溫家寶 posted on 北京新浪網 on (2012-03-15 12:09) quoted source: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315/6183664.html 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This is absolutely correct. And this is the major factor that keep China from moving forward to a better system. Most of these 13億人口 did not and can not make up their mind what they realy want and what [...]
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 安魂记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歧与曾积极参与镇压起义的水师提督李准，一面互相吹捧，联名向朝廷报功请赏，一面各自逞能，分别向革命党人滥施淫威，急不可待地升堂审讯受伤被俘的起义志士，下令处死；并凶神恶煞地宣布，已死乱党，不得收尸，曝诸街头，以儆效尤。在两人的严密控制下，这次起义中死难的几十位烈士遗体，好些天了，仍不能收殓。革命党人既为一批同志死于非命悲痛万分，更为他们死后得不到安息忧心如焚。许多同情者虽都愤愤不平，但大多数人也只能噤若寒蝉。 这时候，一位没有暴露真实身分的同盟会员，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开始了安葬死难烈士的艰苦工作。 他叫潘达微。这位出身于广东番禺名门的才子，其父还是当朝一位颇有地位的武官呢！他对腐败的清王朝彻底失望，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在广州，他参与创办《平民报》，亲自出任主笔，撰文抨击时弊，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又以报社和家庭为秘密联络据点，掩护革命同志。此次起义所用武器，有一部份就是由潘达微与夫人陈伟装扮成迎亲，暗藏在“新娘”的花轿中运到秘密据点的。潘达微原本要亲自参加起义行动，黄兴派人劝他说：“君乃才子，并非武夫，冲锋陷阵，非君所长。且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代民立言，亦非易事，不宜轻易放弃。此次起义成功与否，均需报社仗义执言，君坚守报社阵地，更为有利。”潘达微觉得有理，也就打消了上前线的念头。 起义失败后，潘达微悲痛欲绝，特别是死难烈士遗骸尚暴露街头，更使他坐立不安。经绞尽脑汁，他觉得还是游说慈善机构出面办理最为妥当。于是，他便以《平民报》主笔的身份，到广仁、广济、方便等善堂访谈，只说报社收到许多市民反映：街头曝尸，有损市容，有碍卫生，恳请众善堂求得官府准许代为安葬。众善堂董事亦觉得仲夏季节，真要曝尸十日，尸骸腐烂发臭说不定会引发瘟疫，该尽快掩埋。因而商定时间，一起去总督衙门，求张鸣歧允许慈善机构来完成这一善事。潘达微则以报社主笔身份同去。 张鸣歧听完善堂代表的陈述，怒形于色地宣称：“曝尸十日，就是要警告那些漏网的乱党，看谁还敢轻举妄动？”善堂董事们面面相觑，作声不得。潘达微见此情景，不疾不徐地说：“大帅此举，弊多利少。”张鸣歧见有人敢反驳自己，且又是一张不熟悉的面孔，便不屑一听地打断潘达微的话语，冷冷地问：“你是………？”广仁善堂董事徐树堂赶忙介绍说：“这位是《平民报》主笔，本朝武官潘文卿之子，广州有名的才子。”张鸣歧这才示意潘达微接着说下去。 潘达微条分缕析地说：“本人身为报社主笔，对当今时事略知一二。那些党人岂是死几个人就能吓住的！就说动刀动枪扔炸弹吧，这些年发生过多少次了？哪一次没有死人？他们不是照样还在干吗？可见以儆效尤，作用实在有限。倘使大帅手段过狠，必然招来大恨，党人舍命刺杀当今大臣的事，已经有过多起先例，据说他们在香港就设有暗杀组织，广州离香港近，大帅何必硬要往他们的暗杀目标堆里挤呢！再说，曝尸多日，对该处市民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他们即使明里不敢说什么，暗中埋怨愤慨亦可想而知，大帅何必要由此招来众人埋怨？万一因为尸体腐烂，病菌孳生，引发瘟疫，朝廷怪罪下来，大帅亦难辞其咎。”张鸣歧听着听着，态度明显缓和下来，沉思一会后，也就顺水推舟地说：“诸位这般为本总督考虑，本总督也就看诸位的面子，由各善堂将各处尸体统统掩埋了吧！” 潘达微亲自看着烈士遗骸入殓。只见遗骸惨不忍睹：有的身首异处，四肢分离；有的五脏外露，面目全非；受刑被害的烈士，枷锁铁链仍然在身。潘达微自掏腰包打赏装殓仵工，擦净遗骸上的血污，仔细整合好肢体。不一会，棺木运到，潘达微长叹：“此等棺木，过于简陋，装殓义士，于心难安。善堂既无好棺木，还是待我去另购上品吧！”在场的善堂董事面有愧色，决定把各自留存的好棺木都拿出来，换下这批次品。 可是，当官府决定要把党人尸骸葬于臭岗的消息传来时，潘达微心急如焚起来。臭岗原为官府处决、掩埋犯人的场所，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统统就地掩埋。由于尸体都只浅浅地掩上一层土，腐烂臭气外溢，以致常年臭气不断，遂被称为臭岗。 潘达微赶忙到广仁善堂，找主持此项善事的董事徐树堂磋商。潘达微义愤填膺地说：“死难义士，岂能混同于谋财害命的盗贼！”徐树堂点头称是，却说：“官府有令，善堂只能照办，别无他法。”潘达微又说：“善堂遵令办理，固属不错。然善堂自行择地安葬死者，亦有先例，官府是不会追究的。”徐树堂为难地答：“一般死者，葬这葬那，关系不大。此次要安葬的死者，非同一般，要是官府察觉有变，追究起来，善堂就担当不起了！”潘达微要求善堂暂缓行事，将再找人去官府疏通。 谁可以去官府疏通呢？潘达微马上想起一个人来：广州豪绅、时任清乡督办的江孔殷。潘达微赶到江府，说明了来意：“死者之中，有几个是小弟同窗好友，乃学识渊博、能文能武之士，他们为信仰牺牲性命，我潘某为友情，理当关照他们的身后事，怎好任凭官府把他们与盗贼沦为同类！”江孔殷打趣说：“世弟莫非也是革命党了？”潘达微心中微微一怔，随即哭著作答：“世兄高看小弟了。想小弟常年舞文弄墨，手无缚鸡之力，更缺勇气、胆识，想做革命党也无人要呀！此事主要是为了让几个好友安息于九泉，才斗胆请世兄关照，如果世兄怕受连累，那就作罢。”江孔殷经这么一激，果然立即答应：“世弟这么重友情、讲义气，我自该助一臂之力。” 经过江孔殷的疏通，官府重新发话：允许另择葬地。潘达微再到广仁善堂去找徐树堂商量。恰好该善堂拥有红花岗空地一块，愿意用以安葬死难义士。那红花岗位于沙河马路旁，虽无甚特色，却空旷通达，少有杂物，将来革命成功，为死难烈士建造纪念陵园，便当得很。二人商定，由善堂雇工，连夜赶挖墓坑，次日上午即行安葬。 潘达微不仅安葬了烈士们，还利用报社主笔身份，四处搜集死难烈士的个人资料，一一记录整理成文。 未想就在这时，保皇势力主办的《国事报》，竟披露了潘达微安葬死难烈士一事。文中对潘达微干这件事的动机质疑，暗示潘达微乃死难者同党。潘达微却自有打算，他决定把事情的经过写成详细报导，在《平民报》公开发表，既是对《国事报》的公开回答，又可让国人都知道，死难烈士已妥善安葬好。 潘达微奋笔疾书，一口气写成数千字的长文，标题拟定为“咨议局前新鬼录，红花岗上党人碑”，看似不偏不倚，实则对死难烈士饱含着哀悼、赞扬、敬仰之情，对保皇党人暗蓄鄙夫之心。文章写完，潘达微意犹未尽，便又拿起画笔，挥毫作画。他最常画的题材是菊花，特别喜欢宋末元初文人郑思萧的那首“画菊”诗：“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百风中。”此时，根据这首诗的意境，信笔画了一幅独立于疏篱之外的傲霜秋菊，并题上了“碧血黄花”四字。放下画笔，潘达微突生灵感，以别称黄花的菊花寓意烈士的崇高精神，于是他把那篇文稿中的“红花岗”，统统改成了“黄花岗”。 潘达微的这篇报导在“平民报”刊出后，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的人感到欣慰，保皇势力则恶意中伤，视“平民报”与潘达微为洪水猛兽，官府衙门亦密切监视潘达微的一言一行，时不时传出一些要对“平民报”和潘达微采取镇压行动的风声。不久，爆发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势力奋起响应，宣布成立军政府。形势大变，潘达微转危为安，从此公开投身各种革命活动。 其时，不少人推举潘达微出任广东省都督。但潘达微自认不熟政务，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但潘对于兴办社会公益极为关心，就出任了广州公益局长。上任之后，他即倡议在黄花岗公祭死难烈士，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赞同。此次公祭，由广东省军政府出面组织，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共一万多人参加，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公祭之后，都督胡汉民还决定拨款十万圆，修建黄花岗陵园，由潘达微主持其事。 This cialis samples free article is for those who are going through situations that are not pleasant like backaches, consistent fatigue, persistence headaches, severe constipation or even a teenager. order tadalafil no prescription What’s more it is simply a [...]
考察苏俄后 蒋介石 为什么 坚定反共
考察苏俄后 蒋介石 为什么 坚定反共 2012-01-16 18:27 作者： 颜昌海 来源： 作者博客 实际上，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曾对苏俄充满了幻想，只不过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都没有到过苏联，所有的幻想都是间接从别人那里抄来，而蒋介石则不同，1923年就亲历苏俄，并发表了观感，断言苏俄主义绝不适合中国。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3个月，被认为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北天取经”活动。问题是，蒋介石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待：“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民国以后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更是最好的证据。苏俄的专制与恐怖与三民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蒋介石踏上苏联国土3个月就能看出。 据蒋介石的记载，1923年8月5日他在上海奉国父孙中山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8月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启程回国，次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3个月的期间，他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进行考察。 蒋介石说，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军事方面，莫斯科红军组织严密，军容整齐；政治方面，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他认识到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蒋介石说，俄共的领导者，对于他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他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说苏俄的国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综括他在俄考察3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则其对于我们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现在，找不到蒋介石的《游俄报告书》，但是从他的书信集里，还是能收集到诸多游俄体会的。蒋介石曾给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说：“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看这书信，不由得感叹，蒋介石既有先见之明，还有难得的一腔忠诚。可以说，蒋介石才是标准的民族主义者。历史好象特喜欢调戏人：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尚没有成为仇敌之前，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对手沦为了俄奴；而他未来的对手则在很久之后才用同样的手法攻击他是美奴。 不过相形之下，还是应承认蒋介石的英明的，因为他年纪轻轻就那么的具有先见之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对苏俄的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马列的羊头。现在，苏俄不挂马列的羊头了，我们还挂得很高，高到百姓们连羊头的影子也看不见。 如今，史籍中还能找到蒋介石于中华民国18年（1929年）4月25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的演讲稿《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文中说，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为图谋人民利益计，为促进民族独立计，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纠正。蒋介石说，解决问题，要以事实做基础，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是乃是根据许多经验，许多考察，而得的结论。一切行动，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决定去推行，然后才不会错误，才会成功。 他说，俗语说得好，“对症下药”，在下药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没有看清，就随便下药，不仅不能医好，而且反要弄坏。革命主义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据特殊的环境来决定。一国所采取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别国，因为适合甲国国情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一定适合于乙国。因此，在甲国成功的革命主义和方法，在乙国难免失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在中国行共产革命，不仅是无益而且有害。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的环境，根据中国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 蒋介石说，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中国两百多年来受了满清的专制，人民痛苦已经是水深火热，近80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的束缚，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所以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整个民族，这是是由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革命的动机不同，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 蒋介石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时实现，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毫不忽视。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们认为解救全民族，事实上就是解救无产阶级，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 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而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而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国民革命的方法，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详细说，不问他是属于那一阶级，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至于国民革命，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不是采夺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更不以什么势力做威胁，强迫民众服从。我们只在宣传主义，使民众了解实行三民主义，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民众了解了三民主义，自然会自动的参加革命，不须去夺取。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的不同的第三点。 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已从动机、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理由如下： I don’t like much that it sounds as a bit of an after-thought, but I suppose order levitra online http://twomeyautoworks.com/item-5437 we can’t have everything. buying viagra canada This oxide helps [...]
全国 3300名 政法委 书记 进京培训 为什么？
全国 3300名 政法委 书记 进京培训 为什么？ Have you even think about it! 3300多名地方政法委书记将集中培训 2012年03月21日 22:06:35 来源： 新华网 original website link 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１日电（记者杨维汉）记者２１日从中央政法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政法委将对全国３３００多名地方省、市、县三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进行集中培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国两会、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法委书记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和廉洁意识，提高他们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能力水平。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These guys need to be smart to understand what the above hightlighted and BOLD FACE phrases) When it comes to your company viagra prescription websit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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