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Martin Chu say 走向共和
Posted on September 1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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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記》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by 嚴家祺
——兼談習近平的『中國夢』
Posted on 2014-7-11 in http://blog.boxun.com/hero/201409/yanjiaqi99/4_3.shtml
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新史記》2014-9 by 嚴家祺
政治的簡單和複雜
中國問題，與伊斯蘭世界問題、國際金融問題相比，看起來很複雜，實際上很簡單。一個運動，有許多『行為主體』參與，不知道它的規律性，無法預測它的變化，這就是複雜現象。地球绕太阳运行，古代人感到複雜，現代人知道，它不過是一個简单力学系统中的简单周期运动。如果让地球绕两个太阳运行，地球的運動就非常复杂，就像一只被无数只脚乱踢的足球。實際上，這樣的『三體運動』，每一個『行為主體』都不是『人』，不會『自主運動』，仍然严格遵循力学规律。這時，複雜運動的原因還是十分簡單的。
中國政治，『行為主體』不是地球、太陽那樣的不能作『自主行為』的個體。政治是人的行動，由於『人』具有『自主行為能力』，政治現象就比物理世界的現象複雜得多。
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影響力不等於權力，影響力可以轉化為權力。只有權力，才能推動大大小小的『政治行為主體』的運動，造成千變萬化的政治現象。
中國國內外的舞台明星、著名作家、評論家、海外民運組織、對這種『多體運動』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中國政治來說，都不是『行為主體』。網路上的『大V』，有影響力，也不是『行為主體』。就是像今天中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他不表現出任何『自主性』，不是『行為主體』。在胡錦濤當政時，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都是近於『獨立』的『政治行為主體』，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表現了『多頭政治』的複雜性。在歷史上，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和同盟會，對當時中國政治來說，並不是『行為主體』。今天我們是從『後面』看孫中山的，都知道孫中山的大名，他在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後一年，從夏威夷到美國大陸發展他的『民運組織』，從舊金山跑到紐約，一無所獲。1907年海外民運的『大分裂』，主要是孫中山在日本以『革命』的名義籌款籌到一萬兩千日元，離開日本時，只給《民報》留了兩千日元。章炳麟譴責孫中山（當時叫孫文）『挪用公款、背棄革命』。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他提倡『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影響力不是權力，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在美國丹佛市，他是在報紙上看到武昌起義消息的。武昌起義爆發後二個半月，孫中山才回到中國。當時的清政府，把國內的每一次起義和『群體事件』，都歸咎於孫文、黃興這樣的『境外敵對勢力』。這樣，孫中山的影響力就轉化為權力，孫中山回中國一個星期，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中國歷史上有『大一統』時期和『分裂割據』時期，『分裂割據』時期是許多『自主作為主體』作『多體運動』的時期。
今天中國的政治，與1916年袁世凱稱帝後死後十年的中國、與中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共產黨、汪精衛關係和國共內部複雜派系相比，是十分簡單的。今天中國政治的『行為主體』除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外，地方長官、野心勃勃的軍事將領、權貴集團，持續幾天到幾個月的『群體事件』，是大大小小的『行為主體』，大多數『行為主體』沒有完全的『獨立性』，李克強、王岐山總的來說，是隸屬於習近平這一『行為主體』的，沒有形成複雜的『多體運動』。
三種政治秩序
經濟體系有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自作自給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要是經濟體系問題，當然，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還是意識形態。君主制、共和制、專制、民主是政治體系問題。專制政體可以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結合，十九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二十世紀的希特勒德國和鄧小平後的中國，就是這樣。
專制、民主的政治體系都有許多具體形式，現在英國、加拿大、日本是君主制國家，君主是沒有多少權力的『國家元首』，君主立憲，是一種走向民主的途徑。中國、朝鮮、伊朗名義上實行共和制，實際上，政治還是古老的專制制度。
我在這裡，談一談『政治秩序』概念，談一談『政治秩序』與『專制』、『民主』的關係。
人類社會的政治秩序，主要有三大類：一是『人治秩序』，二是『多中心秩序』，三是『法治秩序』。『人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個體』是在一般情況下是一個個『人』，有時會出現一些有『自主行為能力』的『群體』。『多中心秩序』的『個體』主要是一個個『團體』或『群體』。如『武裝集團』、『軍閥』、『割據性政權』。1648年至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全德分裂為幾百個小邦，還有許多『帝國騎士領地』，這時的德國，各個小邦的秩序是『人治秩序』，而德國處於『多中心秩序』狀態。這三類以外，還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組合狀態。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始終在第一類秩序和第二類秩序中循環。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和今天的『人民共和國』是第一類秩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金夏、元末、明末以及大清王朝滅亡後『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時間內，是第二類秩序。
在農業佔主導地位、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不可能形成第三類秩序——『法治秩序』，
這種『多中心秩序』並不是中國僅有的，前面談到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德意志土地上有幾百個『中心』。國際關係從來是一種『多中心秩序』。『多中心秩序』會形成『霸權』。我在2006年出版的《霸權論》一書，專門研究這種『多中心秩序』。『霸權』不是『權利』，而是一種『權力』。
不是誰要不要『稱霸』的問題，『霸權』是一種客觀存在，狼在羊群中有霸權，航空母艦在小軍艦面前有霸權。國際社會中的『行為主體』有國家、聯合國、軍事條約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國際關係不是人際關係，『國際法』沒有能力對付不願意遵從『國際法』的國家和軍事條約組織的，不可能在國與國之間長期建立『和諧社會』、『法治世界』。國際關係在和平時期，可以建立像人與人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但國家外交政策可以突然發生改變，出爾反爾，國家沒有人的『良知』。國際社會不是『法治世界』。總的來說，國際關係是多種形式的動物關係，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但為了『國家利益』仍然不斷發生爭奪。[Martin Chu's comment: The above highlighted text is so true!]
人治秩序的起源
人有意志、情緒和理性，意志使人作出行為，情緒是行為的調節器和制動器，理性使行為有目標並能預測後果。『非理性行為』往往不顧及後果。人的群體，團體、企業、政黨到軍隊，也有意志，也能作出行為。有些動物也形成社會，但組織形式只有一種，就是專制獨裁。動物在複雜情況下往往沒有能力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動物社會和早期人類社會沒有什麼法治，只有文明的人類社會才能有法治。
何頻的明鏡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普遍進化論》的書，在這本書中，我探討了從『動物政治』到人類社會政治的進化，探討了宗教和意識形態的起源。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制度——古埃及的法老制度，是最早的专制制度，产生于公元前三十一世纪，距今五千多年。在中国，从夏商周以来，大大小小的王朝，包括分封的或割据的王朝，首领或首脑的权力不受限制，臣民的权利不受保障，也是专制制度。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把『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在广阔的地域中实行了，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專制制度的起源可以在動物社會中找到根據。
对某些动物物种来说，当他们集群时，或被安放在同一『领域』中，会形成一定的『攻击—顺从』关系。社群内部不同个体因而在获得食物、异性等方面有不同的先後顺序，这就是『优势顺序』。社會生物學家爱德华•威尔逊说，『优势顺序』也可以称为『优势等级系统』或『社会等级系统』，『专制是其最简单的形式：一个个体统治类群中的全部其他成员，而从属者中全无等级可言。』这种『社会等级系统』在鸡群、狒狒、猩猩、黑猩猩群体中都存在。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统治形式。
现代人是从远古人类经过猿人（晚期猿人就是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进化而来的。有些动物也有语言，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是，人类的语言中包含有无法遗传的『心因』。早期智人的喉未下降，不能说话。直到十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人种的大脑解剖结构——能产生、存储、重组复杂『心因』的大脑。从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从公元前五万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都沿袭了黑猩猩式的『最简单的统治形式』—— 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人类的专制政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国家形成前和国家形成初期，是没有『制度化』的。专制政治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一群人在一相对固定的地区定居，二是这群人之间存在一相对固定的等级秩序。专制政治下的权力，主要受武力和更高权力的约束。专制政治的核心是，这种等级秩序中存在一个权力不受其他成员限制的『最高权力中心』。这个『最高权力中心』通常是一个人，有时也可以是几个人，胡錦濤時期的所謂『集體總統制』就是專制政治下几个人同時掌握『最高權力』的現象。
王朝和人治秩序
世界各個的歷史都表明，讓『人治秩序』長期延續下去的最有效政治體制是世襲制的王朝專制制度。
專制制度有三根支柱。一是集中在個人手中的、無分權制衡的最高權力，二是最高權力的終身制，三是世襲制。因為有世襲制，專制政治就形成有『一家』繼承的王朝。朝鮮的『金家王朝』是共產黨的『世襲王朝』。
在一個國家內部，『多中心秩序』持續的時間一般比另外兩種秩序的持續時間短。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秩序，主要是『人治』和『法治』。當君主大權在握，實行專制統治時，這種社會秩序就是『人治』。『王朝』是實行『君主制』情況下，一個一個歷史時期的名稱，如中國的唐宋元明清，英國歷史上的蘭開斯特王朝、都铎王朝、汉诺威王朝、溫莎王朝。君主立憲，憲法權力高於君主，這就會形成『法治』秩序。共和國沒有君主（帝王、沙皇、天皇、蘇丹、哈里發），需要依靠憲法和法律治理，所以，共和制與『法治』相連。在二十世紀，有長期王朝傳統的俄國、中國等東方國家，建立了共和制，廢除了皇帝和沙皇，有憲法和法律，但社會秩序仍然像『王朝』時期一樣，共和國是徒有虛名。
專制獨裁形成的社會秩序是『人治』秩序，與『法治』是對立的，『人治』和『法治』秩序是大致上的分類，，『人治』和『法治』都有程度不同的情況。毛澤東文革前與文革中，對他個人的服從就有程度上的不同。唐太宗的『仁政』與秦始皇的『暴政』，是專制政治——『人治』的不同表現。在專制政治下，也有『法律』和『制度』，但一旦與專制統治者的意志衝突，往往要服從專制統治者。軍事管制、軍閥統治，在統治形式上，也是專制主義的。在一個國家專制統治瓦解過程中，每一個軍閥或地方勢力、每一個『造反派』、『革命黨』組織，內部秩序都是專制主義的。整整一百年前的7月，孫中山在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建立的中華革命黨，與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不同，它的意識形態也是專制主義的，孫中山中華革命黨建黨模式，影響了後來的國共兩黨。
『法治』，不是『依法治理』，而是『法的統治』。在一個國家範圍內，憲法是『根本法』，與憲法有衝突的法律就要修改。為保障法治，所以要有『違憲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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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歷史上，『王朝』不一定要實行『世襲制』，古代羅馬帝國從公元前27年到公元96年的123年中，皇位由世襲確定，此後100年中，元老院不承認王位由繼承而來。中國元朝保留了成吉思汗的『忽里勒台大會選汗』舊制。『王朝』一般有『終身制』，但只要國家存在有集中於個人的、沒有分權制衡的『最高權力』、沒有『法治』，即使有『任期』，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還是沒有走出『王朝傳統』。
我在這裡要說的是，中國只要沒有『法治』，『共和國』名義上沒有皇帝，幾千年的王朝循環就沒有結束。
『皇權』觀念與『法治』格格不入
『法治』是『法的統治』，和『以法治國』的含義不同。厲行『法治』，要求立法、司法、行政機關、執政黨也和人民一樣，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控制。『法治』的內涵，是憲法至上，用憲法和法律來限制政府的權力，同時保障人民的權利。在一個『執政黨』也擁有實際的『國家權力』時，厲行『法治』，『執政黨』同樣要受到『法的統治』。
『法的統治』並不適用於一切情況。面對一個個單獨的『人』，『法治』條件下的『法』有能力進行統治。面對一個個軍閥、掌握『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組織和個人、極大規模的『群體事件』，『法』的『統治』就不一定能夠實現。袁世凱死後的中華民國，對段祺瑞、馮國璋、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等軍閥勢力，對毛澤東、張國燾不同派系的農民武裝，對大城市中的大黑幫勢力，『法』是沒有能力統治的。
法治既然是『法的統治』，也就是說，每一個『行為主體』，他們的『權利』都受到法律的保障，這是『權利』，不是『權力』，是平等的。在法治狀態下，政府、軍隊、警察掌握『合法的暴力』，所以，『法的統治』首先是對這種『合法暴力』的使用進行限制。 實行『法治』，就是要保障人的生命、自由、安全，財產權不受侵犯，要嚴禁『以言治罪』，嚴禁刑訊逼供。中國現在不僅充斥『貪官』，而且『酷吏』遍地 。『酷吏』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近三十年來，中國描寫國民黨時代的電影和電視劇，對影片中的『革命者』的刑訊逼供一個勝一個，現在中國的公安司法部門就見樣學樣。加上今天中國只有非常少的『取證費用』，不願意把錢花在蒐集證據上，於是，刑訊逼供司空見慣，使司法領域完全與『法治』背道而馳。
對付所謂『群體性』事件，在法治國家或地區，都嚴格遵循『警力分級』的規定，警察不能違反規定隨意開槍。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天安門清場』是『共產黨王朝』用坦克和機槍對和平抗議的學生和市民的大屠殺。這為『六四』後二十五年來，司法領域中濫用權力、踐踏人權開了綠燈。『六四』真相不能在中國大地上恢復，這是中國現在遍布冤假錯案的一個重要原因。 [Comment from Martin Chu: CCP just does care about shot or kill some Chinese. To maintain the absolute power and tight grip control of whole China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CCP. Human life means nothing to them!]
今天的中國，把建立『法治國家』的目標寫進了憲法，但一般社會觀念，仍然是把『法治』看作『法制』或『依法治國』。最近，網路上有一篇文章《中國——不守規則的世界》，文章說：『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這篇文章沒有說，中國歷代『王朝』制定的『規則』，是專制君主的意志，就是地方上、小範圍的『規則』，也是『當官的』制定的，所有這些『規則』，帝王和『當官的』可以不遵守，這就是典型的『人治』，而不是『法的統治』。
『法治』是『法的統治』，在今天的中國，國家主席、總理、軍委主席、全國人大的權力，憲法都有明文規定。就是按照『文革』後的中國憲法，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他們都沒有『最高權力』。但大清王朝滅亡以來，中國人都認為，每一時期，中國都有一個人掌握『最高權力』。這種觀念與『法治』格格不入，是一種『皇權』觀念。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位置讓給了袁世凱，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任命了一位直隸都督，袁大總統拒不接受，又另派他人。唐紹儀指責總統行為違憲，袁世凱認為總統的權力高於總理。兩人互不相讓，結果，唐紹儀任職幾個月就辭職，結束了大清王朝倒台後的首屆責任內閣。在『文革』前，劉少奇任國家主席，毛澤東認為自己的權力還是高於劉少奇，對劉少奇一大批人的不滿，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起因。1989年，對天安門學生運動，鄧小平和趙紫陽有分歧，鄧小平認為自己權力高於趙紫陽，趙紫陽堅持自己意見，當鄧小平看到全國人大萬里委員長態度不鮮明，而且一些軍事將領公開表態反對『戒嚴』時，最後以『六四屠殺』收場。就是現在，下台十多年的江澤民認為自己還有很大權力，還企圖干政。江澤民不知道，如果克林頓今天還要對奧巴馬指手畫腳，會多麼可笑。習近平也認為自己有最高權力，但憲法並沒有規定『國家主席』擁有『最高權力』，最高行政權、最高權力都不屬於『國家主席』，由於習近平認為自己大權在握，致使今天中國的總理、外交部長，在行使行政權時，在對外事務上，不能獨立作出什麼重大決定。實際上，如果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實行議會民主，不是『最高行政權』掌握在『國務院』手裡的『內閣制』，而是『總統制』更適合中國。
在五千年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在明清時代就開始萌芽，有較大發展的是三個時期，即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後的大清王朝晚期、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晚期、鎮壓了『八九民主運動』後的江胡時期。近二十年多來中國的資本主義，並不是受到馬克思主義衝擊後、改善了的、帶有『福利主義』的現代資本主義，而是一種備受馬克思譴責的『老資本主義』。
在政治制度的演變方面，辛亥革命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
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共產黨革命勝利，這近四十年時間的大大小小戰爭、大大小小軍閥、起義領袖統治地域的變動，『城頭變幻大王旗』，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常見的現象，如同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與西夏、金對立時期、元末、明末農民起義時期，即農民武裝力量、軍閥勢力混戰和分裂割據時期。1949年前的國民黨政權，與大大小小的軍閥、與共產黨的農民武裝力量，都是並存的『割據勢力』。溥儀的『滿洲國』建立後，國共兩黨是另外『兩個政權』，中國實際上進入了『三國並存』時代。到1949年，毛澤東統一了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這就是『共產黨王朝』或『紅色王朝』。遠一些看當代史，會容易看出，『中華民國』時期，與『五代十國』時期一樣，是兩個重要『王朝』——『大清王朝』與『紅色王朝』之間的一個短暫『過渡時期』。這種歷史背景，自然地使『紅色王朝』的繼承者，把延續王朝作為自己的首要使命。在習近平繼承『皇位』時，由於他的前任胡錦濤推行得過且過的『不作為』政策，貪官污吏遍布全國，兩極分化十分嚴重。習近平繼承的就是這樣一個完全背離共產黨人理想的『老式資本主義』的中國。從習近平掌握大權以來的言行來看，他的『中國夢』，看起來包含三大『夢想』：
第一，清理江胡時代積弊，打擊貪官污吏，整頓『吏治』；
第二，維持和延續毛澤東開創的『紅色王朝』，為緩和『兩極分化』而『有限毛澤東化』；
第三，作為一個新的君王，要建功立業。習近平在『穩住俄國』的同時，把釣魚島、東海、南海問題提上日程，然後，仿效大清王朝康熙皇帝，收復台灣，統一中國。
習近平的『兩手政策』: 一手打擊周永康、徐才厚和貪官污吏，一手打擊自由派知識分子和鎮壓維權運動表明，他的『以法治國』，無法形成『法治秩序』，與一個新皇帝登基後的作為類似，首先是要建立、強化自己手中的『最高權力』——『皇權』。
在『文革』結束後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中國實際上經歷了一個『有限非毛化』時期。蘇聯東歐的劇變表明，以馬克思的理想建立起來的公有化、計劃經濟和一黨專政是不可持續的。蘇聯東歐的劇變也推動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由於中國資本主義是在專制政治的支撐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在中國迅猛發展與官場腐敗交織在一起，面對這種種弊端，習近平夢想回到毛澤東、焦裕祿時代。事實已經表明，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沒有民主、也沒有法治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的秩序是一種專制和人治秩序。毛澤東去世後仍然是專制和人治秩序，只是與毛澤東時代不同，在『非政治領域』大大放鬆了。
習近平的政策，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今天中國的『紅色王朝』，廢除了最高職位終身制，習近平的任期只有十年。最高權力的更迭往往會導致政策變化。二是習近平『回到毛澤東』的努力，是一種從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法治』向『人治』的倒退，而這種倒退，必將嚴重影響中國向『市場經濟』的健康成長，沒有私有財產的保障和普遍的法治秩序，就沒有市場經濟。沒收貪官污吏的財產與保護民營的企業家的財產權，兩者應當同時並舉。
在兩岸關係上，胡錦濤的對台政策，是他十年中唯一『有作為』的『政績』，但這個『政績』，實際上是他接受了馬英九的前副總統蕭萬長的『兩岸共同市場』構想的結果。『兩岸共同市場』構想是『歐洲共同市場』在台海地區的模仿，由於『兩岸共同市場』的成長，兩岸關係越來越密切，以至於今後即使民進黨上台，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兩岸關係的大趨勢。在今天，對許多台商、對許多居住在大陸的『中華民國公民』來說，中國已經和平統一了。當然，對台灣一些政界人士來說，兩岸關係還是以往的『敵對關係』。隨着未來幾年內兩岸聯繫的進一步加深，習近平有可能會學習大清王朝的康熙皇帝，把中國統一問題正式提上日程。
習近平的『中國夢』將會慢慢地作出修正，在東海、南海問題上，看來在他任期內無力收復釣魚島、無力收復『九段線』內的全部南海島嶼，但將有能力實現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所以，習近平的『中國夢』有可能具體化為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使統一的中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西太平洋大國』。
中國和平統一對中國共產黨的代價是承認國民黨、民進黨的合法性和實際上的『兩岸聯邦制』。和平統一不會自動地帶來在大陸地區開放黨禁，而共產黨會設法在和平統一後的台灣發展『共產黨的地下黨』，但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是，國民黨的合法化，有助於中國大陸的『民盟』、『民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進』、『農工黨』、『致公黨』等黨派對共產黨的獨立化和新政黨、新政治團體的建立。
二十大後沒有『太子黨』，
中國到了結束王朝循環的時代
一個國家的最高行政權必須集中統一，像胡錦濤時代的『九頭總統制』只能培植出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來。但所有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的政治，則是專制政治 。在今天的中國，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的多次更迭表明，中國傳統專制制度三個支柱已經斷裂了『終身制』和『世襲制』兩根，由於沒有民主法治，中國社會亂象層出不窮，使一些習慣專制統治做法的人，想到了恢復『終身制』。袁世凱死後中國出現軍閥割據，就有人認為，袁世凱在辛亥革命後復辟帝制，沒有規定『世襲制』，是『非世襲獨裁』最壞的後果。現在，一位清皇室『後裔』金復新，近幾年在網路上大力提倡復辟『世襲制』和『帝制』，他的語言充滿機智和幽默，引起了廣泛注意，他的影響力正在擴大。
辛亥革命後，中國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議會民主制度』，但這個制度完全是建立在舊的、傳統的中國社會基礎上的。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的政治制度卻是舊的、古老的、秦始皇開創的『專制王朝』制度。私人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的壯大，社會經濟狀況的大變革，必將以不可阻擋的力量推動政治體制的變革。
歷史發展到『第三千紀』，中國已經不是傳統的農業國，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衛星導彈技術的發展和潮水般的農民工、人口流動，使得閻錫山、張作霖、陳炯明、龍雲這樣的地方軍閥無法再生。 中國不存在蘇聯那種四分五裂的危險。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將結束『分裂統一』的循環。
1936年『西安事變』蔣介石被釋後，長達十年的『剿共戰爭』即告停止，蔣介石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與此類似，未來中國和平統一後，經過大陸地區民眾和台灣地區國民黨的共同努力，共產黨遲早得承認『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地區的合法性。中國和平統一，將使『台風』向大陸勁吹，台灣民主法治的理念和香港民主化的經驗將進一步傳遍中國大陸。由於1982年憲法中明文規定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限任制』，使『共產黨王朝』難於復辟『終身制』和『世襲制』，中國私人經濟的成長、社會文化的多元化，加上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後，再也沒有父輩參加過創建『共產黨王朝』的真正的『太子黨』，所有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必將推動中國在『後習近平時代』開放黨禁、報禁、網禁。和平統一的中國，從長遠來說，中國只有一個前途，就是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將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文明、民主、法治、富強的國家。『共產黨王朝』將在『和平統一中國』後一段時間內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中國幾千年的『兩大循環』——『王朝循環』和『分裂統一循環』就此結束。
政治不會在任何一個大變革後完結，有政治，就會有傾軋，然而，在結束『兩大循環』後的中國，在議會民主制下，政治『行為主體』將會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中國政治新的複雜性和簡單性。
（寫於2014-6-29，2014-7-11修改）
《新史記》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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