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和改良——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by 潘晴 Martin Chu said -> A lot of excellent view points in this article!
论革命和改良——兼与韩连潮先生商榷 by 潘晴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4/2014 Quoted source from 推动民主革命和倡导渐进改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诉求——即改良派和革命派无法划上等号。中国民主革命——是在中国废除专制，建立起保障基本人权，实行自由、民主、法治，和构建公平正义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这也是一部分坚定的政治人物，在历史时机到来的转折关口，依靠正确的观念，汇集起大多数民众的共识，采用有效的方式组织起各种社会力量，以必要的、突破性的行动方式，打破统治者的“暴力黑哨”规则，来加以完成的。革命既可以用人民“和平起义”（如天鹅绒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但在独裁者诉诸暴力镇压的时候，人民有权用各种方式，包括以强制性手段——即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罗马尼亚模式）来完成。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第四波“颜色革命”浪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本文缘起： 2013年10月6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在美国田纳西州发出“民主革命檄文”。其口号是：“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口号的前半截“改革已死，革命当立”来自国内民运人士的呼吁，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口号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急剧变化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对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是“六四”镇压后，海外民运中革命主张的老调重弹，和对东汉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现代翻版。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来自国内。这说明了，在“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共虚假的“改革”已被人民唾弃，国人已不再寄希望于中共的政治改革。而真正的“变革”——即改变腐朽专制政治体制的革命，已成为民众最强烈的愿望。 从《檄文》发出后各界的反馈来看,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普遍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一部分民运人士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长期反思的结果。更是民运对国内民众抗暴行动和体制内外人士革命呼声的回应。表明了中国民主运动对推动“民主革命”当仁不让的政治承担。 笔者作为田纳西会议的参与者和《民主革命檄文》的发起人之一，对此口号有清醒地认识和理解。并认为：革命概念的重新提出，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当今变革时代中最重要的政治表述。历史已证明，不到无路可走，人们绝不会轻言革命。如今，统治者已明确拒绝政治变革，并公然对人民“亮剑”。因此，国人将视野再次投向“革命”，只能说是被逼出来的。这也表明了，这个“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已危机四伏、败象毕露了。 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在10月21日于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第六届年会》上，作了“论革命与改良”的专题发言，就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会中又与一些参会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在如何看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从会议各方面的反应来看，革命的话题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北美开会回来后，一些关心“革命”话题的朋友与我交流，催促我将相关思考整理成文字。这些建议即反映了朋友们不言而喻的“革命热情”，也合乎情理。好在多伦多大会发言时，我有一个简要的文字提纲，根据大会记录再做一些补充，基本上可以完成“这项任务”。而这些想法，原本是希望和韩连潮先生以及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朋友们当面讨论和商榷的。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只好选择用文字的方式来完成了。 更重要的是，“革命”这个话题对于民主运动来说，是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思考的。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话题，以探寻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这篇文章只是个人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欢迎韩连潮先生和朋友们批评指正。 正文如下：（根据多伦多会议发言记录整理，并作了相关内容的补充） 感谢大会主办方给我选择了“引领变革”的发言主题，不过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谈谈革命。三天会议下来，大家都已经很累了，其实我本人也很疲惫。不过也许革命的话题带有火药味，比较刺激，可以让各位“脑力激荡”一下，兴奋起来。加上会中我和李伟东、高健、叶宁、汪岷等人交流过，认为革命的话题必须要谈，有些重要的概念需要澄清。既然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者，看来“这一炮”只能是由我来放了，希望各位谅解。 一、概念：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 自辛亥革命之后的百年以来，革命一直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人从欢迎革命话语到迎来一个接一个噩梦般的革命后果，如今已对革命的话题谈虎色变和充满恐惧了。这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实行专政的憎恶，同时也表明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对革命话语观念上的误解和看法上的歧义。这说明。在大变革时代来临之际，首先需要的是对革命概念的澄清，即在观念上消解对革命话语的误导和错误理解。 因此，重新梳理革命话语，正确解读和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概念，对中国民主运动来说，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实在是被中共的“革命”搞怕了，以至于一听到“革命”，就以为是又要“打土豪分田地”和“杀人放火”了；一谈起“革命”，就联想起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图像。今天，当我们提出民主革命（即宪政革命）的主张时，就必须对革命的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同时，也需要对改良在政治上的定义作出说明。 革命一词，在社会学以及日常口语中，通常表示一种极端的、常常带有暴力的、对现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社会性变革（颠覆）。【1】一般而言，“革命”表示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在政治学上经常出现的与“革命”相对的概念是“改革”——即改良。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而后者则是指体制内较大规模的修改。【2】 英国政治学家海伍德认为：“革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周期性的变换（来自动词“循环”），正如1688年英国所谓的光荣革命是对“正当的”政治程序的恢复一样。【3】 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是:“是包含超出法律范围的大众行为的群众起义，它们通常（并不必然地）带有暴力的色彩。这就将革命与武装政变——小团伙摄取权力的行为区分开来。革命不同于造反和叛乱，因为革命导致根本性的变革——即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与纯粹的统治精英的更换或政策的变化并不一样。”【4】 如果人们同意海伍德对“政治革命”的定义，我们即可以这样认为：民主革命究其实质，是指对专制制度进行政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必须是有利于保障自由、人权和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因此，中国民主革命——指的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革命。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不是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可以被称为革命（如中共所谓前30年到后30年的变革），以及是否以暴力手段达成变革目的（即是否流血），也不能成为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标准。在判断一系列变革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对其目的——即是否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检验，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和当今世界民主潮流下的颜色革命或和平革命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改良improve，一般意义上，是指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或得到改善。【5】 改良主义Reformism 是相对激进革命而言的。其主张在现有架构和基础上渐进演变，逐步进步，反对激烈变革，反对疾风暴雨式的推翻现有架构，重新构造新架构的革命。主张在保存现有制度相对长期不变的条件下，实行逐步社会改良的一种政治思潮。【6】 社会改良migliorare（意为改进），持该论点者旨在通过一系列温和民主的措施而非剧烈变革，从内部来改进社会制度体系——即在维持现存社会结构本质的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作渐进的、局部的变革。社会改良旨在完善和调整现存的社会结构，通常在社会体系中是由上而下地实现的。【7】 从上述对革命、政治革命，和改良、社会改良的不同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判标准：即革命是超越统治者所制定法律范围的民众起义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良是指不触动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渐进的、局部的变革。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客观地将革命与改良的分野确定下来。 一般而言，改良在政治领域是统治者的话语专利，而不是政治反对派的话语权利。如果将改良的概念扩展到民间社会，如将“公民维权运动”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笔者发现，虽然这些民间抗争有着社会的广泛参与以及同情和支持。但严格地讲，这并不等同于改变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也很难为它贴上“改良主义”的标签。因此，我们只能将其称为：在专制统治下争取公民权利的民权运动。 进行了上述概念的澄清之后，对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深入探讨才有可能。而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即使以理论的方式进行，也不得不与具体现实相映照，讨论革命和改良的问题同样如此。 二、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分野 在这次大会中，韩连潮先生作了《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专题发言，开宗明义的立论：“就结束专制，追求民主的目标而言，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并用当代“政治博弈学”中的相关理论，来说明改良在现实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作用。 韩连潮先生在发言中，生动的以“球场比赛”中的例子，就民运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利用“博弈规则”来达到政治目的作了介绍。颇有新意的将“政治博弈”和“比赛规则”联系了起来，对“改良”=“革命”这一理论加以论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韩连潮先生非常尊敬，也不反对改良对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我仍然认为“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主张，既存在着理论上的误区，也有违政治现实。很抱歉，因为韩连潮先生已经离场，所以我只能单方面的来说明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了。 在我们熟知的中共意识形态中，官方赋予了改良（即中共称之为的“改革”）广泛地社会含义，内容可谓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由于受官方话语系统的影响，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想当然地认为：“改革”（改良）是包涵了经济制度变革、所有制变革、和政治体制变革等方面的。 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地接受这一概念，将不由自主地落入官方所罗织的陷阱。既然“改革”已成为官方的主导话语，而社会改良又是代价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那为什么我们不积极顺应，利用合法的规则来进行“政治博弈”，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形成和执政当局的良性互动，以渐进改良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呢？ 但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中共政权空喊了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仍然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不变，继续镇压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所谓渐进地政治变革早已寿终正寝。而正是人民对中共30多年来“改革”的绝望，“革命”才会成为越来越多人士的共识。这就是人们喊出“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的根本原因。 当韩连潮先生将改良派与革命派划等号时，实际上是认为：就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改良优于革命。而在结束专制，实现民主的目标上，双方是一致的（差别只是路径和代价）。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改良与革命——即政治革命等同起来。这说明，我们在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关系时，不光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也存在描述不同政治概念关系上的逻辑问题。 从逻辑上讲，渐进改良当然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但在现实政治中，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上的平等地位。仍举韩连潮先生关于“体育比赛”的例子来说明：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由于“比赛规则”是统治者制定的，并且不受监督。因此，它可以在比赛中任意更改规则（或根本抛开，滥用“潜规则”来替代）。政权作为比赛的控制者，不光野蛮地使用暴力参赛，而且无耻地用“吹黑哨”和“滥发红牌”等手段，将不符合其统治利益的参赛者“逐出赛场”（包括体制内人士）。就更不用说，在官方和民间完全不对等的博弈中，政权的无耻和流氓行径了。请问，这样的比赛如何进行？不光是对付民间人士，即使是中共高官，不是说拿下就拿下，胡耀邦、赵紫阳即使已在顶层，但一旦触及到中共的“统治规则”，哪怕只是做稍稍开明一些的变更，同样是回天无力，落得被“逐出赛场”的命运。 体制外人士就更惨了，无论你多么“温和”，多么遵守“比赛规则”——即表白自己不准备推翻政权，只要求渐进改良，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等待你的却照样是监狱。更何况，你连入场参赛的机会都没有，迄今我也没有看到哪位民运人士（哪怕你非常低调和愿意配合当局），拿到参加所谓“政治博弈”的入场券。事实上，中共的“博弈规则”，在89“六四”清场的枪声中已明白无误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请注意，中共在镇压人民时，经常用的一个词汇是“清场”（无论是在“六四”镇压中，还是在其它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时）。这说明，在中共的逻辑中，人民是没有“入场”资格的，更不要说请你合法参赛了。中国民主运动多年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将中共制定的“比赛规则”彻底改变（颠覆），由民间推动的渐进改良，只能是在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黑哨”中归于失败。 我们之所以提出政治革命的主张，就是要打破中共制定的“暴力黑哨”规则，让“政治博弈”回归人类的文明准则，使社会正义得到彰显。而渐进改良的主张，无论其出发点多么良善，在现实中有多少合理性，我们却只能将其归人官方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去，而无法与政治反对派应有的政治立场相对应。大陆网民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不合作、非暴力、公民社会、推动宪政、改良、渐进……全是变形的“我不是要你下台”的另类表述。其实多年来，民运中不乏这样的主张，如：“争取和执政党的良性互动，充当建设性的反对派；民主运动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中共除了批评之外，也要正面肯定它的改革”。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朋友迄今没有从“第二种忠诚”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就政治现实而言，韩连潮先生所称的民间改良派并不存在，实际状态是：官方既不承认，民间也不认同。目前，在中国以各种大规模“群体事件”为标志的“公民维权远动”。就其表现形式和诉求而言，将其贴上“改良派”的标签，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如果问一下各种“群体事件”中的参与者，你们是“改良派”吗？人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和“不知所云”。因此，客观地评估是：“公民运动或维权运动”属于中共专制统治下的民间抗争。事实表明：改良派主张，充其量是一部分民运人士的“主观愿望”。 此外，现实中也不存在韩连潮先生所说的“合法博弈”规则，中国民众的维权，从来就是在中共分化收买和暴力镇压下的艰难抗争。千万冤民上访无门，求活无路。千万失地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家园。仔细看看中国的现实吧：如今的中国已是“时局动荡、民怨沸腾”，各种“群体事件”此起彼伏，随时都有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可能。而且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它只会导向革命，而绝不会被改良所吸引。因此，“改良与革命是一派”的说法，客观上掩盖了革命和改良在政治内涵和诉求上的分歧。不光在操作层面，这一提法混淆了民间抗争中蕴涵的“革命愿望”和利益诉求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被官方找到借口镇压。更关键的是：在政治逻辑上，既然改良=革命，那人们何必吃饱饭了没事干，来鼓捣革命这档子“掉脑袋”的事呢？人们只要按照精英们鼓吹的“依法维权”、“和平、理性、非暴力”、“渐进改良”，坐等哪一天当局的“良心发现”，恩赐给我们一个民主就行了。问题是，老百姓愿意这样选择和等得到哪一天吗？ 因此，将中国民间抗争纳入“社会改良”的范畴（纳入“政治改良”更是逻辑错误），实在是民运精英们的一厢情愿。是在当事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不认可的现实中，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那还不如回到真实的场景中“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民间抗争，就是“非暴力抗争”的民权运动（与改良无关）。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是人民在中共暴政压迫下的血泪控诉；是中国人反抗奴役向往自由的顽强搏击；是这个民族还能够走向未来的希望所在！ 回到政治常识上来看，由政治反对派来扮演“改良派”的角色，也存在着认知误区和严重的角色错位。余英时教授曾经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反之，则是所谓革命。”——这本是政治学的常识，不知为什么，多年来，民运精英们却总是视而不见？实在令人费解。对此，项小吉先生有过精辟地总结：即“改良”是统治者的话语，而“革命”或抗争才是民间的选择。为民运贴上“改良”的标签，实在是贴错了地方。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描述：“即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如果民主运动仍将其奉为“正确的”策略和主张，则不光束缚了自身的手脚、自废武功。还低估了民众反抗暴政的决心和智慧。因此，渐进改良的主张，被日益觉醒的民众所抛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简言之，笔者认为：推动民主革命和倡导渐进改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诉求——即改良派和革命派无法划上等号。 You [...]
改良还是革命 by 袁红冰
改良 还是 革命 by 袁红冰 Original source Quoted from is: http://blog.boxun.com/hero/201401/dongsai/2_1.shtml 前言 为什么中共暴政历经了那么多次危机，却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踏平万里艰难，迎来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 无数人千万次地问过这个问题――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场之前，昂首怒目，逼问苍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无尽的苦役和劳改之路上，泪干血滴，逼问干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铁门之内，用干枯的心去追问那似乎永远不会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国外的中华儿女，时常悲愤如漫天飘飞的红叶，去追问那涌向我可爱祖国的万里长风！ 是的，中共暴政历尽危机，为什么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今天，我将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只是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书写一篇墓志铭；当然也可能，我的回答会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一起，撞响中国民主革命的晨钟。而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能力理解真理，并崛起于危难之际；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潜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样一群英俊秀丽、国色天香的中华儿女，他们愿意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去浴血奋战。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必须首先把我所理解的关于革命的真理告诉天下。 当改良主义思潮仍然像滚滚阴云笼罩在中国民主运动上空的时刻，当许许多多自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们还在以百种妖娆、千般媚态、万种风情，向中国兜售改良主义幻想的时刻，我，作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历史讲述革命的真理。 一、中国海外民运现状 中国海外民运的现状，一言以蔽之：如深秋寒风过后的北方原野，一片萧索，万里荒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六四”被摧残之后，中国海外民运却洪波涌起，气贯长虹。当时可谓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资金如山。然而，曾几何时，便呈资金烟消云散，将士落花流水之颓势。 海潮退后，沙滩之上，死贝枯蚌无数；中国海外民运退潮之后，也遗留下无数主席、理事、常委、秘书长，以及众多相关组织。只可怜，主席、秘书长常是形影相吊；常委、理事只能总理家庭柴米油盐之事。民运组织名目繁杂，然多为“一人组织”；更有甚者，为壮个人声势，竟将民主政党办成家庭作坊，却也可成政治史上一道奇观。 也有些民运组织的残垣断壁之间，立几个七长八短汉，站几个南腔北调人，竖几面东倒西歪旗，开几场谈天说地会，说几句不疼不痒话，就宣称自己已经坚守了民运阵地。 海外民运近年几成萧条之祭奠运动。年年“六四”，三五十人，悲悲切切，纸马香烛，燃于中共使馆门外，一年大事就已告终。即便如此，尚有霄小之徒，机心百端，欲争全球主祭之位，冀用“六四”英烈之血，满足其对虚名的饥渴之欲。一旦事机败露，互相之间便红眼相向，唇剑舌枪，唾液溢溅，丑态百出。 自命为民运人士者，虽形色各异，千姿百态，却也可就其经典形象，描绘如下： 有人卧于幻想之云端，欲将昨日良心犯之苦难，换取未来总统或高官之宝座。此类人镇日里忧心忡忡，只怕不留神间被人超越，丢掉未来的总统高官之位。天下人皆见幻想之云早就消散，惟独此类人如醉如痴，死死揪住几缕悲凉的秋风，以使自己能继续吊在半空中。 有人心疲神倦之际，茶足饭饱之余，发几篇隔靴搔痒之声明，写几篇老生常谈之文章，便以为伤害了中共暴政，便以为确定了民运理论家、思想家之历史地位，并以此得精神之自慰。然而，自慰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精神的，都脱不了猥亵之气。 有人奴性如附骨之俎，对抗中共不久，便思“悔过”，对“召安”的苦恋十余年不改，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可惜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中共暴政视这些软骨头“民运人士”如政治上的残花败柳，有心玩弄，无意垂爱。 有人自视为“民运领袖”或“学运领袖”，常故作颐指气使状，每年发一篇“海外民运工作重心”之类具有全局指导性的公告，以显示其有控驭海外民运之势。只是此类“工作重心”连其本人也转瞬即忘，还要怨天下人不肯维护其领袖之威仪。殊不知，唯有视民主为神圣使命者，唯有胸怀天地者，唯有天纵之英才，方可领袖伟大之历史运动。 为坚守政治意志而作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方会得到历史的尊敬。然而，有“民运领袖”却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当作商品，向出价最高的政治势力叫卖，以图换来维生或挥霍之金钱。出卖思想与出卖灵魂是同一回事，而这些出卖灵魂者却仍然渴望得到历史的尊敬，岂非太小视了历史维护公正的能力。 亘古未有之暴政仍在荼毒国运，数千万同胞的冤魂仍在如磐的暗夜中悲泣，却已有人急不可待，欲收回他们对中国民运的生命投资。于是，自命“资深民运人士”者有之；自命“民运之父”者有之；自称“民运道统”之象征者有之。而且为争此类虚幻的历史地位，竟可至积思成疾之程度――一些“民运人士”的心理变态，皆由此而生。此种人不知，历史是最忘恩负义的。无论你曾经付出了多少，历史将只把鲜花献给最后的胜利者。尽管胜利者的桂冠，是由此前无数的苦难孕育而成。 自命“民运人士”中之最堪怜者，乃网虫也。此类人俱已心神衰朽如老树昏鸦，无力再与命运搏斗，却难忘青春时幻想大于才能的凌云壮志，难舍酸秀才追名逐利的虚荣之心，于是，只好在网络虚拟的生活范畴内，逞口舌之利，与一帮三流文人、四流学者泼打厮混，聊以充填空洞之灵魂。此类人日夜颠倒之间，只顾指天骂地，数黄道黑，互相攻击，还自以为可以由此成为历史人物。殊不知在他人眼中，直如闲汉与泼妇争风，无赖与悍婆对阵，全无精神之价值，思想之魅力，唯余泼皮牛二之流韵。 自命“民运人士”中最不堪者，是一群由于心理变态而醉心于没有任何政治、思想原则的内斗之人。此类人士或貌似宽宏，实则心胸狭隘，如循墙之鼠；或形似谦谦君子，内心却虚荣浮躁，如瞪目高鸣之鸡；或外显忠厚之状，却嫉天妒地，如更年期之丑妇；或其言以侠义自许，其行却阴损刻毒，如食腐尸之蜥蜴。他们为虚幻之名争风吃醋，时至疯癫之状；为些小之利痛心疾首，常达迷乱之态。他们抗争暴政百无一能，醉心内斗，实已成癖。他们早无雄心为民主而战，却视同道互搏为生活乐趣。精神意志沦落至此，亦足为中共狗特窃笑。 诚然，环顾海外民运，也可发现志趣高远之人，意志刚烈之士；也可见到一、二卧薪尝胆之组织。只可惜这类人士和组织不仅廖若晨星，同时也缺少创造历史之能力，常只能徒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失败并不可怕，屡战屡败，也可能最终一战成功。可怕者，不敢或不愿正视失败之现实，探寻失败之原因。今日海外民运颓唐如此，连中共暴政也视之如无物。然而，若有人敢直陈海外民运凋蔽不堪之现状，则必遭端着海外民运之饭碗乞讨精神或物质生活者，群起而攻之。此类人外战暴政，早已力倦神疲；窝中内斗，则必定悍如疯虎。 清帝逊位，西风残照，尚有遗老遗少白衣麻带，望阙痛哭失声。今日之民运却已落入只有遗老没有遗少之境――海外民运人士鲜有35岁以下者。放眼望去，三三俩俩，多为进入生命黄昏之人，真可谓暮霭沉沉一片。 历史运动凋残了诱惑少年之心的魅力，也就丧失了前途。然而，有“资深”民运人士对此却无忧无虑，幻想时机一旦到来，就会风云际会，万众拥戴。殊不知，时机从不在等待中到来，而只能在创造中涌现。时机只属于她的创造者；徒然的等待决不可能受到时机的垂青。 现在，为使海外民运再度崛起如奇峰峻岭，并重返人类历史的中心，首先必须以历史为铜鉴，冷峻审视目前海外民运之“西风残照”，并找出命运如此为海外民运画像之原因。 海外民运至今几如风中残烛，若再如某些人那样，本已日暮途穷，尚以为正在朝霞之端昂视阔步，海外民运将进入绝境。 其实，早有有识之士看到海外民运的败落的现状，只是不敢以探讨之剑，直指问题的咽喉。所虑者，无非怕自命“民运人士”者操戈围攻。然而，即便如此，又有何惧――不过是一株枯树临秋风，满枝昏鸦噪斜阳而已。 中国海外民运现状观之令人心痛欲裂，思之令人黯然神伤。无论如何，为中国命运计，已至必对海外民运作一历史总结之际。 有人常愿把海外民运败落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中共特务的破坏。这些人多是对民运有深厚感情的、心地善良的朋友。但是，把失败归因于对手的狡诈和强大，虽然可得到些许精神安慰，却不能使海外民运辉煌崛起。弱者渴望安慰，强者才敢于在失败中探索胜利之路。既然如此，就让所有真正关心海外民运的朋友都成为强者吧。 二、中国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 人乃社会运动的生命承载者，因此，人格状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衰必然直接相关。当年海外民运洪波涌起之时，投身其中的人格状况，大概可分为三类。现一一分析之。 伟大的“六四”，败于中共暴政的血腥屠杀。不过，现实中失败之际，“六四”已为中国民主运动赢得了势将流芳百世的道德荣耀。正是由于“六四”之血蕴涵的政治道德魅力的感召，大批海外华人学子以及“六四”后从大陆逃出的学运参与者群体，聚集于海外民运的战旗之下，一时声势如潮。当时，民运的主体是良知被“六四”政治道德魅力点燃的青年学子。这个群体对民主的向往中，激情高于坚硬的意志。虽然溅在专制铁幕上的“六四”之血依然殷红，他们却继续幻想民主运动会迅速成为凯旋的英雄，丝毫没有意识到，追求中国的民主，犹如在铁铸的荒原上播种希望一样艰难。 现实很快就冷冰冰地告诉人们中国民主的艰难；大大小小民运领袖低俗甚至恶劣的人格，又强烈地腐蚀着人们对民主运动的信心。几度政治风雨之后，没有坚硬意志支撑的激情便黯然熄灭。丧失了神圣的激情，世俗生活的诱惑便成为生命的暴君。中国海外民运的主体――由脆弱的良知和瞬间的激情构成的人群，从此便风逝云散，落花流水，黄叶飘零。一代作为高贵政治道德象征的生命群体，很快便湮灭于平庸的世俗生活中。 另一类人则是基于个人野心和命运偶然性的双重作用，而进入海外民运。专制政治的特质之一就在于孕育个人野心，从而形成畸形的政治人格。中共暴政下，真实人格难于生存，野心人格则多如牛毛，就连小小科长都常会有黄袍加身之梦，一介平民也总思飞黄腾达，希冀有一日成为专制政治之显贵。对于专制体制内为个人权力或利益进行的角逐，野心人格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只是天不作美，由于诸种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这类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大到诸如“六四”这种重大历史事件，小到个人性格，千姿百态，难以尽述――某些野心人格也被命运之风吹进民运之范围。 野心人格进入民运，无论对于野心人格自身，还是民运，都意味着悲剧。 中共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坚硬而凶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之路必然是献祭者的命运之路，而不可能成为野心人格的成功之路；试图通过创建民主政治实现个人政治野心，需要付出太沉重、太长久的个人代价，这在野心人格的天平上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野心人格彻底败坏了海外民运的人格构成。凡是中共专制体制内能发现的所有腐烂人格特征，都可以在海外民运中找到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之所以如此，端在于野心人格对海外民运的广泛渗入。海外民运外战外行，内斗内行；一时之间，背信弃义、阴险诡诈、鼠肚鸡肠、嫉贤妒能、勾心斗角、争名窃利、抢权夺势、首鼠两端等等人性最不堪之丑态，都以海外民运为舞台，粉墨登场，成为历史斜视中的过客。 野心人格，乃海外民运内斗的人格之源；乃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这类人格的存在和活动所彰显出的肮脏、卑鄙、低俗的人性，似乎在告诉历史，海外民运是人格不净洁者的运动。海外民运也由此丧失了原有的群众基础，并且没有吸引新的力量加入的人格魅力。 野心人格崇拜实用主义。被命运推进民运后不久，他们便意识到民运非栖身之所。所以，有能力通过别的生活方式实现其野心对生命价值的定位者，便纷纷弃民运如蔽履，另觅高就。惟独有一部分野心人格，除了混一个“海外民运大佬”的虚称外，再也无能靠自己的能力通过其它方式，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于是乎，他们便只能“悲壮”地坚守于海外民运之中，尽力使海外民运变成他们的个人财产，只差插上“私人领地，法律保护，请勿擅入”的招牌。这类野心人格虽然蠢笨无能，却又常常自视甚高，正在幻想中等待中共崩溃之后，回去捞个总理部长当当，过一把权力野心瘾。 有人当会问：“现在海外民运中就没有高尚之人吗？” 我对此一问的回答是：确乎有一类心灵纯而美之人，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受到理想主义的召唤，而壮怀激烈，投身民运。只可惜天不作美，这类理想主义者往往单纯到脆弱的程度。在同那些皮糙肉厚、心狠手黑的野心人格进行的政治较量里，一败再败，几至无还手之力。因此，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从来没有能够哪怕暂时主导海外民运。如何使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成为坚硬的意志――这是下一个历史过程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因为，脆弱的美，没有能力证明真理。 理想主义人格屡败之后，其中一部分颓然退隐，另一部分间或还对民运有些许关注，不过，那种关注也只是怀旧之情使然。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仍然孤独地坚守对自由民主真理的纯洁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海外民运还能保持最后几分声誉和尊严。 这部分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更是艰难的。最艰难之点不在于同中共暴政的抗争，而在于同海外民运内部野心人格的周旋。对事的失望足以伤神，对人的失望足以伤心。伤神尚可奈何，伤心至极，常令人绝望。由卑污的野心人格导致之对民运的绝望，恰是理想主义者们心灵的艰难。不过，我相信，理想主义者们终将会超越绝望，思考这样的问题：与其承受同野心人格周旋的肮脏的艰难，不如破釜沉舟，同野心人格群体作政治上的决裂，再辟新的战场，去迎接同中共暴政直接抗争的锐利的艰难。 [...]
只有 全民维权 才能 推动 中国 变化
只有全民维权才能推动中国变化 Original posted on quoted site on 2013年11月10日 北京记者高瑜认为“从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等人被抓，整个知识界对当局的幻想就被彻底打破了，那么希望寄托的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维权，靠无数人维权，因为维权的动力是永远不发愁的。整个神州怒气冲天，或者叫怨气冲天。 它的根在什么地方？在制度。因为无数人在这个制度下受欺负了，他们要维权，他们要改变中国不公正的法律，要改变中国二十年以后的面貌。只有靠维权才能造成一个根本性的推动”。 十月下旬，高瑜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第六届 《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 大会时作了题为《感同身受，守望相助》的演讲，认为中共今年的年号就是64，从六四屠城至今， 中国进入刚性维稳时代，维稳与权贵资本主义的建成和巩固相辅相成，逼出一个权贵阶层统治压榨之下的中国各阶层奋起参与的维权运动。 这个运动成为21世纪中国民间合力推动社会转型的主要形式，也成为公民社会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内涵。 在维权时代，一党专政下的各级党委、政府、公检法、军队也即全部国家机器与公民运动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为刚性维稳与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的激烈抗争。宪政学者李伟东总结了中国政府在六四之后为自己培育的七种反对力量，现在拥薄势力又成为第八种反对力量。高瑜说：“现在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就是左中右知识分子都对当局不满，除了一批政权的鹰犬 ‘五毛党’， 现在整体跟当局分道扬镳。重庆事件之后，又出现第八种反对力量——拥薄势力，济南判决之后，还在扩大”。 Normal adult urination 4-6 times a cheap viagra day, 0-2 times a nigh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urination is called constant urination. Taking the drug one hour before the sex act new.castillodeprincesas.com viagra 100mg sildenafil is [...]
公民力量的行动号召 –> 國殤節 击鼓鸣冤行动 行动1001 for 夏俊峰冤案 and for Yourself!
公民力量的行动号召 –>國殤節 击鼓鸣冤行动 行动1001 for 夏俊峰冤案 and for Yourself! Original source for your knowledge: (1)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arty/2013/09/201309291142.shtml#.UkhmotJ9vVo (2) http://jasmineplace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5842.html In short: 10月1日是國殤節 和 夏俊峰头七的日子 ，2013年10月1日上午10点01分，让我们为他击鼓鸣冤！ 1.北京时间2013年10月01日上午10点01分全国民众同步开始敲击可以发声的物体，形成全国共鸣，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 2. 用汽车鸣笛, Also 敲击任何能发声的物体都可以，比如鼓、锣、钹、盆、碟、碗、杯、桶、缸、梆、铃等均可，也可以用汽车鸣笛、喊叫、唱歌、喇叭、奏乐等加入配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1行动 夏俊峰之死让我们陷于对现政权更深的绝望中，民众的愤怒几近集体爆发的临界点。夏俊峰在接听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判决时令当局发抖的凛然静气和张晶、强强在巨大苦难中坚强不屈的生命力，让我们从绝望的痛苦中重振精神和勇气。我们，必须行动！ 据信夏俊峰是在北京时间9月25日上午10时许被执行枪决的，10月01日——中共建政64周年纪念日——将是夏俊峰的头七。我们呼吁中国各地的民众在这一天采取1001行动，让我们对这个专制政权的愤怒来一次集体大爆发。 1001行动内容如下: 1.北京时间2013年10月01日上午10点01分全国民众同步开始敲击可以发声的物体，形成全国共鸣，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 2.敲击任何能发声的物体都可以，比如鼓、锣、钹、盆、碟、碗、杯、桶、缸、梆、铃等均可，也可以用汽车鸣笛、喊叫、唱歌、喇叭、奏乐等加入配合。 3.在任何地点敲击发声都可以，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从家里开始，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邻里相聚敲击发声，根据条件变化也可以考虑走向街头。 4.这个行动叫1001的原因有三：其一，这个行动在10月01日进行；其二，这个行动从上午10点01分开始，据信这接近夏俊峰被处死的时间；再则，1001容易上口便于传播，而且象形，1像是敲击使用的棍，0像是被敲击的发声物体。 5.呼吁所有朋友广泛转发这个1001行动计划，尤其期望各界有影响的人物发挥领导作用，号召你的粉丝、读者、听众传播这个计划，并积极准备行动。 6.呼吁大家制作各种有创意的文字、图像、视频推动1001行动。 7.这几天我们的道别语是：1001，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道路以目，1001连石头都要发声了。 公民力量 2013年9月25日 联络人： 杨建利 857－472－9039 yangjianli001@gmail.com 韩连潮 This temporary disability can buy viagra [...]
甲午战争 打断了 中国 现代化进程 吗?
甲午战争 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吗?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03日 21:54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徐剑梅 Quoted Source: http://www.qstheory.cn/wz/ls/201303/t20130304_214612.htm 随着钓鱼岛争端擦枪走火可能性增大，日本历史上两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说法频见报端网络，有学者甚至称日本“近乎中国发展的克星”。所谓两次打断，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导致中国被迫中止洋务新政，未能沿中体西用的道路走下去。第二次则是抗日战争，“使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戛然而止”。 近代以来，日本确曾带给中国至深至重的痛苦与灾难。但是，“两次打断”这一提法是否成立？这关系到历史真相及其隐含的历史逻辑，应当认真对待。 这里只谈第一次“打断”。甲午战争是否“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止”？ 甲午战争导致洋务运动被迫中止或失败吗 甲午战争被指“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理由，就是甲午战争导致洋务运动被迫中止或失败。但事实上，洋务新政所创办的各种事业，不论兵工厂、矿务、铁路等项建设，甲午之后仍在继续并不断扩大，并无中断。 已故台大教授全汉升先生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泰斗级人物。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只是清季50年工业化运动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线，之前（1862年即同治元年至1894年）重点在军事工业，特点是官办、政府资本；之后（1895—1911年）转向民用工业，商办或官督商办，民间资本和外资跃居重要地位。 洋务运动的确是失败的，但原因不在于甲午战争。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分析了三点原因颇有见地：第一，以官办和军火工业为主，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第二，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第三，没有系统地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造和建设。三个因素叠加，“一系列末世王朝的痼疾就成为吞食富强自救生机的毒瘤”。 最能说明真相的并非漂亮的统计数字，而是隐藏在数字背后历史的细节。1894年12月13日（此时甲午海战已爆发，清廷败局已定）的《伦敦每日新闻》有如下报道：“只要外国公司引诱或贿赂他们（清廷官员），再老掉牙的枪支或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看看这些枪是什么货色吧：外观上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托盘根本没有加工好，枪口也挫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至连接处都松开了。” 即便这种状况，洋务运动也未因甲午战败而被打断。1898年即甲午战争结束第四年，英国退役海军少将贝思福爵士参观汉阳兵工厂，在次年发表的《细述中国》报告中留下这样的记载：“工厂设备是第一流的各种德制机器。我特别注意到许多现代化的铣床……可是没有一部机器是装设完整的。我又目睹了大量制造火药的机器，也没有装设起来。” 全汉升先生在《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一文中对洋务新政有详尽介绍，这里只引他的结论：“中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虽然比较的早，工业化的速度却来得非常之慢，工业化的成绩却非常恶劣。” 洋务新政几十年，有没有使得“（中国）近代化工业基础逐渐成型，新兴中国资产阶级缓慢成长”？对此，笔者想推荐张国辉先生《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有兴趣者尽可找来细读。文中观点深获日本著名学者依田憙家的认同，依田在《十九世界后半叶日中两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援引了张国辉的结论：“不能认为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用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是由此而直接发展起来的。” 洋务运动为何不能避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清朝开展洋务运动，即便以 1865年设立江南制造局为标志，也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到甲午战争结束正好30年。如果按《日本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吗》一文作者的逻辑，没有甲午战争，“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洋务新政所指引的现代化进程又何以不能避免中国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呢？ This information is not to be used to replace the services or instructions of buying tadalafil online a physician or qualified health care practitioner. These sites can also load malware malicious software) [...]
清朝 统治者 的自救, 为何 未能挽救灭亡命运
清朝统治者的自救 为何未能挽救灭亡命运 Original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05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李文海 Quoted Source http://www.qstheory.cn/wh/whsy/201203/t20120305_143080.htm 晚清时期，面对着内忧外患，政权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急局面，清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他们采取了两手并用的应急措施：一手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威胁统治权力的敌手全力镇压；另一手是在可能范围内实施某些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以此加强统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机。这种情况，最明显地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 前面一手，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在外敌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造反的农民则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导下，不惜向刚刚占领过京师、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的外国侵略军求助，实行“借师助剿”，联合镇压。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 另外一手，则主要表现在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最后10年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上。 洋务运动和新政、预备立宪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洋务运动时期，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行轮船，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开同文馆，派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有这些，可以说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预备立宪，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伸展到制度层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但是，社会实践对这些活动作了最好的评判。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新政和预备立宪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历史的过眼烟云。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终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呢？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叫做“表不治本”，一个叫做“缓不济急”，一个叫做“势不可为”。 表不治本： 封建专制未曾动摇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就是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本体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则可以拿来应用。新政和预备立宪虽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发点和归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纲》）。在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使它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戊戌政变记》），谭嗣同的批评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康有为则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书》）。这里所说的“本”“本原”“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命根子”，不跳出这个藩篱，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实际效果。其实这一点，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坦率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但碰到大风大雨，“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 Sexual health is a very important cialis 25mg aspect of overall health is important in pinpointing the problem. A lame libido is one of the critical issues of renovations crop up, e.g. how to buying viagra in [...]
大潮袭来时 选理性和正义 by 中国政法大学 丛日云教授
潮袭来时 选理性和正义 by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 2013年07月12日 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 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 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 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 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和正义一边，文明与进步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丛日云教授在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网络上暴红，其全文及精彩片段在微博上被频繁转发。 他在演讲中告知学生，未来社会可能有大的变化，目前局势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一旦遇上“重庆模式”这样的结果，该怎么去面对。他具体细分了勇敢者的做法及胆小者的做法，认为关键是不要让自己的人性在随波逐流中泯灭。即使不敢做抗争者，也不要去对抗争者背后放冷箭，助纣为虐。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站在人民一边。 6月27日上午9点，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201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在昌平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丛日云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向与会的毕业生送上了自己真诚而又感人的叮嘱，引起各界赞赏。 他在演讲中说到，今天毕业走出校园，明天就是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人生就是一次次的毕业与开学，但是，只有这次毕业与开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演讲中，他还告诫学生，即将踏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又精彩的人生舞台，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并称这个江湖深不可测，远非你们所能想像。 他还说，你们如果关注社会动态，就能看到天边在积聚着乌云，就能听到乌云中酝酿的风暴。敏锐的人都能看到，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前途莫测。 “面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大变局，你将如何选择？” 他用“重庆模式”来提醒学生面对复杂纷乱的现实该如何选择，他说： “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你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如果你没有这个见识或勇气，能不能至少做个无害的逍遥派？” 他告诉学生，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不能总是抗争，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表达或者选择沉默。 如果你选择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或被迫干坏事时，能不能内心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他认为即使这点也是人性未泯的标记。 他对有可能选择不抗争做法的学生，也提出自己的要求，对其他抗争者，要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 他希望， 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他的演讲也引起很多企业家、专家学者的共鸣。北京一家信托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王锳女士对此感慨表示：“我愿意尽力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这个讲话，也为我们今天的大学的师长要以如此沉重的心情送学子和孩子们进入社会而难过。非常难过。”她还在结尾处加了三个泪奔的面孔。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总裁曹思源也引用丛日云教授演讲中的一句话，对其表示力挺与支持：“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人民一边。”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也对此回应，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记住的座右铭。经济研究学者刘海影表示，这是很低的要求，同时也是很高的要求。 四川某通讯公司法人“悲月的微博”也感叹：“世上还有这样的师长，才让人感到这国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真希望当初毕业时，也曾有人在耳边这样叮嘱，而不是一堆到今天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的官方套话和经学术包装后的‘成功学’。” 深圳人“今夜无人看星空”表示，只是有点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听得懂吗？他们所生活的背景都是被严重扭曲和隐瞒的。 ______ Original TEXT 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届的同学们： 今天是你们喜庆的日子，是你们的成人礼，是你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端。 你们将披戴上一副庄重的桂冠和礼袍，那表示你们成为了“学士”。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中，成为“士”，那就是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学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有各种，而“学士”，就是以学问和才智获得“士”的资格，受人尊重的人。 所以，我衷心地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十几年求学终成正果！ 昨天，我儿子通过博士答辩，完成学业，也与你们一样，在这个毕业季走出校园，走向社会。 我对他的担忧与期望，也就是对你们的担忧与期望。 我是他的父亲，也是你们的丛大大。 你们今天毕业走出校门，明天就是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人生就是一次次的毕业与开学，但是，只有这次毕业与开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与今后的漫长旅程相比，你以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学步而已；与即将开场的人生大戏相比，此前的学习生活只是序幕而已。 你们即将进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精彩的人生舞台，你们将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你们的人生。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 这江湖深不可测，远非你们所能想像。你从此闯荡江湖，就像你当初学步一样。这江湖重新塑造你们的力量，你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估计。你如今要义无返顾地闯进去了，却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这些天，怀着几分激动几分惆怅的你们，都在憧憬着自己灿烂的未来，美好的人生。你们听到的，都是美好的祝福和高调的期待与嘱托。 但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作为你们的丛大大，我却怀着几分忐忑，只能讲些适合大多数同学的低调的临别赠言。 记得先秦时代有一个思想家杨朱，有感于人生歧路重重，歧路之中还有歧路，人很容易迷失，于是放声大哭。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曾面对歧路，大哭而返。 人生多歧路，这是人的宿命。如果严肃对待人生，不得不一次次面对歧路面前的困惑与焦虑。人生就是无数的选择。从人生终极目标的选择，大的发展方向的规划，直到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选择、迈出每一步的选择。你的选择构成你的一生。 正确的一生，还是错误的一生。 以往，家长、社会、学校几乎为你规划了一切。从今以后，你要独立选择你的生活道路。 人生之路只能一个人走下来，没有依傍，没有导师。哪怕你一直在随大流，那也是你的选择。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在8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如今很少有人关注他了。但他有一句话还是需要提起的，“人是自我选择的”。人选择成为自己所是的，并且要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 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就在于你与众不同。所以，每个人首要的选择，是应该成为你自己。 [...]
台灣應該如何對付痞子菲律賓, and its 海盜 by Martin Chu
台灣應該如何對付痞子菲律賓,and its 海盜 by Martin Chu Posted on May 17 2013 11:10PM. 非常時候要用非常手段, 對付痞子要用痞子害怕的手段 用儒家溫良恭儉讓 你就輸定了! 5/9~5/10 瞭解事件始末。 5/11~5/12 外交部偕白熙禮向家屬表達歉意，馬總統慰問家屬、傳菲總統對外表示不承認白熙禮道歉，並指我漁船先衝撞。 5/12~5/14 馬總統下72小時通牒，提出四項訴求 5/14~5/15 不接道歉版本 我國祭出第一波制裁 ，要求具體內容，不接見菲特使道歉 5/14 pm 6:00 菲無進一步回應，我國祭出第二波制裁 5/15迄今 菲國強調已派特使道歉，無任何進一步回應 哪一個舉措作的不對？ 錯在: 一開始舉棋不定，貽誤戰機! 錯在: 對方惡行，我方為何要一直期待菲國善意的回應. 廣大興28號漁船，遭菲律賓掃射事件，至今菲律賓仍態度強硬，反覆又不講理。這種態度國人或許很難理解，但事實上菲律賓這個國家，長期壟罩在暴力的陰影下，甚至曾發生選舉大屠殺， 候選人的親友及隨行採訪記者，全部慘遭政敵殺害。國內更因為貧富懸殊，不少貧民窟的少女年紀輕輕，就被人蛇集團誘拐推入火坑，估計至少有十多萬名小女孩，因此成為折翼天使。讓人不禁感慨， 在菲律賓，人命真是不值錢！ 在土匪窩中…強悍的土匪頭…在土匪眼中絕對是個好總統!! 其實菲律賓人做錯事 第一時間很少會主動誠認的. I think this is not only Philpino but most Western Culture has [...]
上兵，仍是伐謀 by 黃介正
上兵，仍是伐謀 黃介正 【聯合報】 2013.05.17 02:02 am source :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903213.shtml 菲律賓海巡執法人員在我方海域界線內，以類似海盜行徑濫殺我國漁民，就算是再有教養的台灣人民也被激起一致公憤，給予政府極大的決策壓力。 對於「廣大興廿八號」海上遇襲事件，就法、理、情，菲律賓都站不住腳且無可抵賴，論力、空、時，我國都有足夠的條件足以施展實力；政府全方位之應變處置，在過濾暴怒、開戰等非理性主張之餘，仍應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最高指導原則，關鍵則在於情勢的判斷與手段的節度。 我國對菲律賓的應變處置作為，涉及是否引發國際社會對兩岸在南海合力的想像，也涉及美國亞太戰略布局的主觀期待。兩強的態度與是否介入，將原本的台菲雙邊交涉轉成四方對局，較利權害之間，對我國利益影響至鉅。 Consult your doctor about alternative treatments if you are being buy generic viagra unfair to yourself and your loved ones. The medication has really viagra online price achieved great worth in pharma world because it reduces the predicaments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but also [...]
[原创] 从 改革 到 民主法治 革命 的 沙盘推演 by 朱奇
从改革到民主法治革命的沙盘推演 by 朱奇 Post By：2012-1-21 8:34:12 source: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37&Id=1036886 我们说过，如果未能很快启动中央政府主导的以反贪腐风暴为先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民众将不再对中央政府抱有期待，中国的众多利益群体、维权群体将在三年内全面进入帮会化、地方化，执政党内部也会快速出现党中有党、党中有派的情形。有了帮会化社会基础，公共秩序将沦为各个帮会群体明争暗斗的筹码，街头聚集事件以及其它暴力事件会连绵不断，这会同脆弱的经济系统所衍生的大量失业人口相互催化。再说具体一点，由于帮会化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搭便车行为，会出现一种“民众争相出头闹事”的现象。这标志着改革将让位于民主法治革命。 民主法治革命起码在三个方面明显区别于改革： 一、改革的主体是现有权力系统本身，而民主法治革命的主体是包括党内民主法治派在内的全体人民。其中，权力系统外的人民已经演化为民主法治革命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推动力量；党内民主法治派在民主法治革命中的主要作用是政治整合，即及时和有效地整合人民的革命意愿和革命行为，从而提高民主法治革命的效率和减少民主法治革命的震荡程度。 在此，人民被定义为排除了那些自认为是社会政治精英和当然的统治者的人群以后的国民。 二、改革的性质是权力系统本身的局部自我修复和局部自我手术，它无法走出线性推演的逻辑怪圈和潜规则的话语陷阱，而民主法治革命的性质是建立包括人民授权系统、人民监督系统在内的完整、科学的权力系统，它具有高度的全局性和综合性，它产生的是显规则的阳光话语信号。 三、改革的组织形式是同原有权力系统一致的具有金字塔结构特征的传统组织，它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性，而民主法治革命的组织形式则是与现代信息条件一致的具有蛛网特征或图结构特征的战略思维型组织，它具有全部信息瞬时共享、全部行为瞬时协调的多向性。 民主法治革命的具体形式包括和平革命形式和暴力革命形式。前者包括和平抗议、集体维权等，后者包括各种形式的屠杀行为。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法律而无法治的主要漏洞在于各种程序类法律的缺失和无法执行，国民在法律语言形式上依然具有各种法律权利，因此，坐实法律权利的和平抗议、集体维权等和平革命形式是中国民主法治革命的首选。中国民主法治革命是否会由和平革命形式演化为暴力革命形式，主要取决于党内民主法治派对人民意愿进行政治整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取决于党内专制派对和平革命形式的反应方式。 从预案沙盘推演的角度看，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规劝专制派的朋友，要有一点相互妥协的博弈精神，不要再继续制造中国民众对贪腐官僚的仇恨！我们要从观念上消除专制派朋友的一个认识误区，有许多专制派的朋友似乎一点也不惧怕暴力革命，因为他们绞尽脑汁所能想象出的暴力革命无非是一群衣衫褴褛、抗着破鸟枪、满山沟乱钻的暴民！掌握着现代化强力工具的他们当然不惧怕这样的暴力革命！但是，专制派的朋友有所不知的是，如果官民矛盾激化到再次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他们就会遇到一种暴力革命的新形式，那就是“杀掉你身边的贪腐官僚”。 即使已经从改革阶段进入民主法治革命阶段，我们的良好愿望依然是我们的祖国能够和平地实现民主法治转型，我们要努力将民主法治革命控制在和平革命形式的阶段。 在民主法治革命的和平革命形式的阶段，帮会化社会生态将使“三罢一游”层出不穷！主流经济运行系统之内会不停地出现“三罢”，主流经济运行系统之外会不停地出现“一游”。加紧认识和平革命形式的规律性，以一种博弈精神而不是绝对敌视地扼杀思维对待即将大量出现的和平革命的新现象，是政治家的大智慧，是执政党升华为现代党的大智慧，是中华民族避免从和平革命滑入暴力革命的关键点。 Next posting in the same article Post By：2012-1-21 8:48:14 中国改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漫长、最低效的一次改革 朱奇 从1978年执政党主动举起改革大旗算起，中国政府一届接一届地、连续地把制度改革列为施政目标已经33年有余了，这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由执政者为主体而进行的最漫长、最低效的一次改革工程！并且更加令人惶恐的是，这一次改革工程至今“仍未进入深水区”，改革主体至今仍然对衡量改革工程绩效的最基础的指标讳莫如深，这最基础的指标就是按照科学随机原则统计而成的国民生活质量和国民满意度指标。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改革悲剧！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首先是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居然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改革。 国家之改革从根本而言是重新架构或局部调整一个国家的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少涉及他人的行为趋于自由化和多样化，能使人们的那些较多涉及他人的公共行为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并且能使人们的全部行为更有效地达成一国国民的需求格局。被改革之制度系统，或者是技术层面不够系统化，导致各个个体的行为相互冲突、互为成本，个体行为无法形成合力，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微小；或者是，制度系统虽然在技术上是有效的，但它使人们的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与国民的需求格局渐行渐远，行为的宏观总体结果的效用较小。 人类共同体为追求“幸福”而行为，有些行为能有效接近“幸福”之目标，即人们对行为的结果满意程度较高，而有些行为则是低效的甚至在方向上就已经使我们远离目标。人们愿意反复模仿那些令人满意的行为，并将这些比较有效的行为概念化、标准化、稳定化、强制化，就形成了规范行为之制度。 制度按照可概念化、可标准化、可强制化的程度又区分为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前者如法律规章等，后者如道德舆论等。 完整的制度是由显化的部分和隐含的部分共同构成，前者如文字化的法条和口语化的规矩等，后者则是形成制度时远未尽列的甚至尚未明确意识到的环境条件。专业从事制度研究和设计的人员有义务格外关注和准确描述制度的隐含部分，因为非专业的公众在多数情况下只意识到制度的显化部分，而对制度的隐含部分缺少概念化的认识。 改革是什么？或者由于人们的需求格局或目标变了，或者由于环境条件变了，以前的制度的隐含部分不再与现实状况吻合了，导致以前的制度的显化的行为准则不再能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达成目标了。于是人们就要重新寻找在新的条件下能比较有效达成目标的典型行为，并将它概念化、标准化、强制化，从而形成新的规范行为的制度，这个过程就是改革。按照要改革的制度在整个制度系统中的层级位置，按照制度改革滞后的程度，按照人们不满意的普遍程度，按照制度改革的成本比较，改革又分为全面系统改革和局部调整改革。 人们为了提高制度改革的准确性和效率，预先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重大假设条件下，对人们行为的片段规律做了学科性研究，如政治学、经济学等。人们按照抽象思维的要求将研究区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等是恰当的，但在现实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特别是全面的制度改革设计层面，当初为了学科研究的便利性而设定的那些重大假设就必须放松，因为多变和速变的现实并没有为我们预备好这些片段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那些片段结论就必须紧随着对现实环境条件的扫描而随时重新组合，因此在话语形式上改革就不应该再分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了，应该被称作系统的制度改革。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革悲剧还因为改革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无视甚至蔑视改革工程的五个起码的通用技术标准 。 有效的公共制度会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有区别、有变化，但人们在跨地域跨时代的大量观察的基础上归纳出一些适用期限比较耐久、适用地域比较广泛的公共制度设计标准，在没有充分的依据表明它们无效之前，这些设计标准就是我们评价公共制度优劣的通用技术标准，它们是制度设计的必要条件，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不一定是在现实条件下最理想的制度系统，但不满足这些技术标准的国家制度系统一定是差的制度系统。改革者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排除掉不满足通用技术标准的制度方案，再在符合技术标准的若干预案中遴选合适的方案。这些通用技术标准是： 一、公共制度必须有利于促进在统计多数个体成员的需求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否则便无法在共同体内形成自愿遵守制度的局面，没有绝大多数人的自愿遵守做基础，由制度的监督成本所制约，制度就是无效的，就形同一个没有制度、没有规则的共同体，并且这种摆样子的制度极容易转化成少数人的寻租工具。在统计基础上归纳出来的共同体的需求格局是现代制度设计的核心、基础和出发点。以某种教义或教条为核心、基础和出发点来设计制度是愚昧时代的制度设计思想。一般而言，当初教义或教条的设计者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后来，以前人的教义或教条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者则割断了制度与现实需要的直接联系，例如，早年的中东地区，猪总是旋毛虫的携带者和传播体，当时的人们没有现在的科学分析，但用教义的禁忌来阻止人类食用猪肉，这是一种在当时条件下非常聪明的制度设计。由于有充足的替代品，后人至今仍遵循这古老的教义是无可厚非的。但可悲的是，人类在另外一些更重要的领域，不断出现教义或教条阻止了人们追求满足强烈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行为却无法提供人们认可的替代品。 二、制度应该是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取向一致、协调搭配和取长补短的完整系统。当认可一项行为经验的人数超过一个临界点后，这项行为经验就演化成内在制度，它的特点是自愿协调，它可诉诸的惩罚包括友善的责备、指责、排斥等。内在制度规范了一个共同体的绝大部分行为，它是外在制度被自愿遵守的基础，没有有效的内在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仅靠外在制度达成某种长期秩序。虽然人为的总结、提炼有助于内在制度的传播，但从总体和长期的角度看，内在制度不是人为设计和外在权威强制推行的产物。 当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的情形，最重要的干扰源一定是外在制度的混乱和无效。外在制度是由具有政治意志和实施强制权力的主体（如国家）设计出来并强加于共同体的，对违反外在制度的惩罚是正式的和暴力的，它通常是内在制度的后盾，但不可能取代内在制度。导致较长时期出现内在制度的混乱、无效情形的外在制度一定是需要变革的外在制度。 在制度系统因混乱和引起普遍不满而进行重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工具的超强运用可以短期地建立起没有外在制度支撑的内在制度。 三、在现代条件下，制度应该具有对所有人的平等性和普遍适用性，包括对所有人的程序平等，不能使人因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因素而高踞于制度之上，否则就会严重破坏对制度的自愿遵守基础。在中国，平等性突出表现在程序平等方面，例如，制度不清晰易懂和存在大量模糊概念，造成只有职业专家或权威者才能解释和应用制度；再如，制度存在许多可自由裁量的条件，让人无法判断行为与制度结果的对应关系；更甚者，制度严重缺乏执行监督和责任追究，执法犯法到了让人瞠目的程度，等等。这些都导致在制度之外存在一种金钱、地位、人际关系等可以乘虚而入的潜规则。制度反到成了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工具。 四、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应该是一个层级清晰的系统，层与层之间存在有严密的演绎关系。最深层次的制度是更抽象的一般规则，规范人们行为的范围较广，稳定性较强，制定和修改程序较复杂，这些一般规则经常包含在权利法案或成文宪法的序言中，它决定着低级规则可以规定什么和不可以规定什么，它保证制度系统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中间层次的制度是大量成文法。最浅层的是政府条例。按由浅到深的方向，稳定性趋强；按由深到浅的方向，开放性趋强。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规范任务复杂的大国而言，绕开和回避宪法的缺陷而指望仅用较浅层次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一种蔑视制度系统性的错误选择，会导致缺乏有效的内在制度，从而积累共同体的无序。 五、制度（尤其是外在制度，尤其是对人口众多的大国）必须是单一话语系统下的显规则而不能是多套话语系统下的潜规则或阴阳规则。潜规则之所以叫潜规则，是因为它产生作用需要以多数人的不知晓为前提条件，例如，少数人通过行贿获得某种特许权必须以多数人不行贿为前提条件。潜规则不可能仅仅通过公开化就可以转化为显规则，公开化只能带来潜规则的失效，潜规则不可能成为引导和规范多数人行为的制度。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主要依靠潜规则维系的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很快就会因为潜规则的公开化和无效化而陷入无规则化，其运行系统只需二、三十年就会崩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By：2012-3-8 20:55:50 政治体制变革自古到今就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种就是自下而上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另一种说法就叫革命。希望中国的体制变革是前者，中国已经经不起再折腾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 By：2012-3-10 [...]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by 张大军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by 张大军 欢迎转载，欢迎批评指正，作者电子邮件：zhdj_gch@yahoo.com 2008年07月 source:http://www.politics.fudan.edu.cn/view.php?id=1068 摘要：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上） 张大军 摘要：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在第一部分，笔者指出，中国转型所面对的历史挑战其实是中国长久的负面历史遗产-信奉实用主义的官僚体制-在当代的回光返照。这一耗费巨大的历史遗产不仅直接加重了中国人的负担，成为各种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总策源地，而且也极大地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这样的历史重负下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历史负担，笔者在第二部分试图从源头理清这种历史循环的深层逻辑，指出打破历史的因循必须借助于一种超验亮光所映照的中道转型之路。在这种超验的亮光下，个人以及个人的自主性成为变革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崛起将取决于并表现为昂然屹立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个人。最后，笔者结合中国转型所实际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对中国的未来前景做出大胆的预测，着重论及最值得期待的、最有可能的、以及最糟糕的三种图景。 本文的中心论旨是，中国的政治失衡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问题，而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又将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关键的是我们要找到一条中道的变革路径，让未来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均富的现代化目标。在分析过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经验以及过去两千年变法实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以公民社会为推动力的中道变革模式。它既不是一种渐进主义的经验道路，当然也不单纯是一种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道路。毋宁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渐进主义的务实性，同时又有道德理想的成分。后者为这种道路指明了方向，而前者则为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动力。 最后，笔者有必要首先在此声明，中国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远非本文所能详细论述。很多问题，比如民族问题，宗教伦理问题、统独问题、国家结构问题等等，都超出笔者的能力范围。如果此文能对思考中国未来的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笔者就心满意足了。 一、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 圣经 传道书三章十五节 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1．中国变革本应是一个以模仿实现历史超越的过程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历史的发展有可能是跳跃性的，但更多的则带有延续性和反复性。本文的主题-从历史走向未来-所隐含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去理解转型的对象，确认转型的目标，并寻求转型的办法。这正如《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启示的那样，转型的对象“早先就有了”，将来的目标“早已也有了”，而转型的办法也只是“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从历史走向未来同时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是从自己的历史中走向未来，第二层意思是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上面托克维尔的话主要是讲从法国自己的历史走向法国的未来，这是一种内生性的历史传承。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的条件，因为法国政治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内生原创性的，它缺乏可资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唯一能够作为参考的大概就是英国吧，但英国是君主立宪贵族，和法国大革命的目标还不一样。而对后来的转型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后发国家的转型却常常要学习和借鉴其他较为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因为后发国家的转型一般是观念引导型的，并且它需要一个效法和追赶的对象-一个因着落实这样的观念而实现自由繁荣的榜样。 所谓的较为先进的国家是相对的概念，比如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是相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先进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对于韩国、巴西、匈牙利和波兰的先进国家，而在当下，所有这些国家相较于中国都属于先进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其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从别人的历史学习的不仅仅是观念，而且还应该包括被实践证明可行的办法。这一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中国执政党所定的执政目标之一-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它包括私有产权、自由创业、自由就业、自由交易和法治秩序等一系列的观念。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最初模仿对象恰恰是东亚国家以及象台湾和香港等已经实现市场经济的海外中国人地区。 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初期，经济学教授们最爱讲的就是“雁阵模式”。什么是雁阵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日本学者在1935年提出的，后来逐渐完善。我们大学教授谈论这一模式的背景是日本的经济当时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领先的位置，成为雁头，而排在其后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最后的则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在这个模式中，日本成为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领头兵，当这些领头的产业和技术在日本失去优势时，它就要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而把原有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到相对落后的亚洲四小龙。同理，后者在将该产业和技术充分开发后，也要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而必须把原有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到更为落后的国家，也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东亚地区这种先后秩序、逐级转移的分工模式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次第得到开发，并依次腾飞，这种格局有点象天空中有秩序的雁阵，故此这种分工发展模式被称为“雁阵模式”。这种雁阵模式就非常突出地显明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和模仿战略。当然，雁阵模式后来主要因为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大行其道以及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相对崛起而成为明日黄花。 除了“雁阵模式”，我们知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模仿的结果，是直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里学来的。中国到现在还在实行这种策略，其特点就是依靠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来发展自己的本国制造业。 这种模仿和追随还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今年春节后回我老家的一个小县城，我的高中同学是我们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我跟他聊天，问他现在的工作状况怎样。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当时着实吓了我一跳！他说我们正在西化，向美国学习。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公安机关的一套管理制度和办法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只不过他们依然还是一个专政机构，而不是一个服务机构。但是他们也在模仿，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和机构里都有人在模仿。我相信我们的军队也在模仿美国，尽管他们模仿的可能还仅仅只是技术工具性的，器物层面的。我相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和条件，也会成为如美国军队那样的国家化的中立机构和力量，而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力量。 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进步-包括经济的增长、社会管理手段的改进以及法治上的改善-并没有什么秘密和奇迹，因为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成效都是学习和模仿别人的结果。阳关底下无新鲜事，也就是《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说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 2．中国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滑回历史的深渊 客观讲，中国的模仿为中国带来很多积极变化，包括经济富裕程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但我们现在也发现中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经济发展了，只是表现为GDP总量的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却无法反映出这种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速度。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贪污腐败越来越猖獗；工资不涨，物价高涨；自然环境变坏了，人文环境也变坏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因于杨小凯先生所说的那种“后发劣势”。什么是“后发劣势”？后发劣势其实也是对后发国家的诅咒。其意思是，后发国家由于可以比较容易和快速地模仿先进国家的表面技术和方法而获得最初的成功，他们出于惯性和侥幸而不愿模仿那些比较难模仿的内在制度和规则。结果是，他们在尝到最初成功的滋味后就很快会因制度上的劣势而陷入一种发展上的不利状况。 现进的制度规则体系早就存在，成功地实践了这套规则体系的国家也早已存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模仿的机会，而是有没有模仿的意愿。中国执政党的意愿缺乏可以从邓小平先生说的一句话中清楚地读出，他说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不愿设定一个制度模仿目标，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改革或转型的路线图是没有的。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这种实用的理性主义。邓小平还讲过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要延缓一下，留给下一代，理由是下一代可能比他们更聪明。这导致执政党在很多事情上能拖就拖，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的理性机会主义，用俗话讲就是小聪明，也是推脱责任的借口。 制度后发劣势就是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孙中山曾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全球民主化的潮流中，中国不进则退。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制度在世界制度变革的潮流中，激流勇退，最后退到我们传统的官僚专制体制。如何理解这种退步？我上面引用的托克维尔那句充满睿智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尽管中国共产革命轰轰烈烈，历时几十年，先是暴力革命，后有文化革命，既试图改造社会政治制度，也妄想改变人心道德。可是，托克维尔说得明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在革命过后建设中国的过程中，邓小平及其所领导下的执政党又“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因为我们在世界变革的潮流中没能顺势而为，没有模仿先进制度以改进乃至扬弃我们的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能依然在延续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感情、习惯和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依然生活在过去之中。虽然现在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地叛逆，但事实是，他们和中国大陆的每一位中国人一样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情感和习惯之中。我们一方面没有从别人那里学到新的制度，另一方面却又从传统中继承了那么多的感情、习惯和思想，而且，这个新建的社会大厦中又存有很多传统旧制度的因子，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样，问题的后果就很严重了：旧思想、旧习惯以及旧制度的发酵和繁衍已经将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活拉回到在中国存活兴盛了两千年之久的旧官僚专制传统之中。向传统制度的这种回归也验证了圣经中所讲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关于中共统治方式向传统王朝治理模式的回归，我在下一部分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证，本部分主要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或观点。） 无庸讳言，这种回归或者复古始自邓小平。邓小平的没有路线图的实用理性主义是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推行改革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复古，它抛弃了革命理想主义或者专制乌托邦，却同时也抛弃了符合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的人道理想。如果失去了理想，人类将是什么？人类将下降到动物式的生存状态。对邓小平来讲，他既然抛弃了革命的理想，那他的唯一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思想。这种传统思想实际上是流在他的血液里面的。他的理性实用主义当然也就是传统儒家讲求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一种变种而已。这种理性主义后来在执政党内蔓延成风，甚至发展为极端机会主义，虽然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但其内在的演化机制却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是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对个人的辖制和影响。 如果说由于受革命历史的牵扯，执政力量在思想意识上向传统的回归显得比较暧昧和扭捏，那么，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在制度规则上向传统的回归则表现的更为鲜明和直白。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一词的盛行就活生生地表明我们的制度规则体系还是那套东西。我听说很多政府官员都喜欢阅读乃至研究这本书，以从中发现官场的秘密，升官的诀窍。可以想见，在这些人的想法里面，传统的东西依然是活生生的。顺便再说一句，中国民间最近几年的历史研究热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现象，它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摆脱旧体制，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上需要跨越很多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障碍。对此我们一定要警醒。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转型要背负的不仅仅是六十年的共产政权遗产，还有两千年王朝专制统治的历史负担。 另外，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也已经开始回复到传统的王朝体制。传统王朝统治结构的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下的层级式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明显了。这种历史性的回归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到底，官僚体系是专制体制维系统治的纽带和基础，因为位于专制体制最顶部的君王或者其他最高统治者，只能依赖他们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即使最高统治者讲什么“仁政”、“亲民”或者“和谐社会”的理念，他们推行这些理念的渠道和手段依然是官僚系统。对最高统治者以及整个专制体制来说，民众无法成为他们统治所依靠的对象，假使他们开始依靠民众，他们权力的“道统”乃至整个专制体制的道义性都要受到拷问。所以，如果他们不靠官僚系统，他们又靠谁呢？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正在于整个官僚系统对他的效忠和服从，一旦没有了官僚们的效忠，最高统治者的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最高统治者是很清楚他们所依赖的对象以及需要防范的对象的。正是由于官僚体系本身成为了专制统治须臾不可离的经脉系统，它也同时产生了依托这种独特地位大捞一笔的心态。有人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不到适当的制约和平衡，此言当然不虚。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问下去，他们的权力为什么受不到制衡，执政党不是天天在喊反腐败么？其实他们的权力之所以没有受到制衡是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的，他们作为专制体制贯通上下的控制系统，如果把它们制衡住了，整个专制体制就无法运转了。 3．“复古路线”不能承受之重 也是由于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官僚体系开始寻求相对独立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疆域的广大和地区间在风俗民情以及经济人文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位居中央的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就会有很大的漏洞。于是，中国官僚们独立的寻租空间会按照自己的惯性越撑越大，直到将一个专制体制撑死掉。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中国到2005年时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超过7000万人，远远超过除了农业之外的任何一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中国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大的雇主。中国的官民比也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18。中国吃“皇粮”队伍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县和县一下的基层政权中，而且不属于正式的公务员编制，但属于整个官僚体系，有些很象传统官僚衙门中的“吏”，他们是为“官”服务和跑腿的。据周天勇教授统计，在县、乡、村三级政权中，靠收费和罚款等非正规财政收入供养的编制外各类工作人员高达约2000万人，这里面有730万名村干部，1270万名编制外的各类聘用人员。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个县乡政府的组成机构往往人员严重超编，这些超编的人一般都是所在机构领导的关系户，一个局长会把十几甚至二十几个他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他主管的政府机构中，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市。 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和制衡，官僚们的腐败和官僚机构的臃肿就成了专制体制永远无法克服的痼疾。现在官员们的胃口好得很，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动则几千万，上亿。这都还是已经查出来的数额，没有查出来的，估计还有，总数肯定更高。想想农民现在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几千元钱，还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中国的贫富差距能不大么？ 另一方面，在庞大官僚系统中“服务”和“跟班”的人也要吃饭，也需要办公经费，而正规财政系统又没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他们于是就开始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土办法乱罚款，也不管有没有理由去罚款。中共现在对基层的治理基本上遵循的是以“罚”治国的原则，靠罚款来维持基层的治理机关，很多地方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计划生育罚款。我曾听到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有一个人，8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后到当地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计划生育管理人员找到他要他交罚款，理由就是他是超生的，当时没罚或者没罚够，现在补罚。真是无奇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现在农民普遍要的孩子比较少，很多都是要两个孩子，要三个或四个小孩的比较少，那计划生育罚款的收入也少了呀，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以前的人进行补罚。这就是整个官僚集团过度膨胀后的必然出现的财富掠夺问题，农民和小商户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了。 处于官员阶层以及广大的“吏员”阶层之间的是人数日益增多的一般公务员。他们也日益成为城市中其他社会阶层羡慕的对象。除了越来越高的基本工资外，一般公务员还有灰色收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稳定安全的工作保障，有健全的医疗养老保障，所以在中国的就业、医疗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挤进官僚体制成为很多人-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择业目标。就象过去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参加科举以挤入仕途一样，当下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也堪比以前的科举热。据报道，中国共有64万名考生参加2008年公务员考试，竞争1.4万个职位，相当于46个人争取一个职位。笔者还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职业比公务员更热门。这就是对这样一个官僚主导的利益格局的最真实反映。 据《检察风云》2006年的一篇报道：在2004年，官员们用于公车的财政支出费用就已经高达4085亿元。关于官员们滥配滥用公车的做法，媒体曾披露了两个实例。一是《新华每日电讯》披露的陕西人事厅“超级车队”。陕西人事厅总共才有126名公务员，却配了42辆公车，“这还不包括一些购买后仍未挂牌使用的车辆，也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的十多辆汽车”。另一个实例是《新快报》披露的：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有177名工作人员，拥有的公车达到172辆，理论上几乎每名政府官员都有一辆车可以开。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韩国首尔，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总共才有４辆；而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才配有专车，公车仅限于在公务时使用。官员们的公款吃喝数额也很巨大，有人说每年的开支在3000-3500亿元，也有人说在3700亿元。不管怎样，公款吃喝的费用都大大高于政府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开支的总和。我回老家经常能听到说谁谁谁的餐馆被当官的吃垮了。而且现在公款吃喝的排场越来越大，一顿饭下来常常要发好几万元钱，比一户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很多。中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日本GDP的五分之三，人均GDP只及日本的7%，而中国的公款吃喝总费用却比日本多出1000多倍。另外，中国政府官员一年的公费出国费用也在3000亿元以上。据估计，公费用车，公费吃喝以及公费出国的之处总额大约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与此相对应，中国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让人诧异的是，中国本来不多的医疗经费的80％发在850万名党政干部的身上，更有甚者，在中国很多病人因为没有病房而不得不推迟住院的情况下，却有40万中共各级各类干部长期占用着高干病房，吸收走非常多的医疗资源，让本来就很紧张的住院条件更加恶化了。除了这些数额惊人的费用之外，根据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中国各级官员一年贪污腐败的金额达2500亿，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被贪污200元。而且常识告诉我们，这区区的2500亿只是冰山之一角。 上述种种现象和事实说明，中国的官僚阶层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可怖的食利者阶层，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正如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政治理念上的实用主义加政治治理上的官僚集权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专制王朝的周期性循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解决这种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制度劣势，中国没法往前走，中国人的苦难就会象中国的王朝统治一样不停地循环下去，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就会持续地在时间之轴上画圆圈。 4．“复古路线”的经济和民生之痛 那怎样解决制度上的落后问题，答案自然和解决经济上的贫穷问题一样，就是继续学习和模仿那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导的专制体制之弊病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民主国家，它们-无论是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原生性民主国家，还是象韩国和波兰等后发追赶型国家-在实践上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宪政民主制度是确保经济繁荣和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能打破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掩盖下官僚主导体制的最佳制度安排。 我翻译的这本书就是讲后发国家在制度模仿上的经验和教训的。后发国家的转型说到底是结合每个国家不同情况的各种不同制度模仿过程。此间的制度模仿或者转型过程和经济发展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政治治理的目的是为民众提供一个让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用专业术语讲，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要体现出政绩合法性。这其中的原由就是，中国人在过去很多年以来生活得太贫困，有着难以遏制的追求物质繁荣的冲动。所以，谈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谈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谈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影响，谈它会给我们个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朝向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确实和这些问题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现在举三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以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模仿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以及我们同胞的生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第一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第二是税收负担的问题，第三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首先来看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通俗一点来理解就是钱太多了，要买的东西却是一定的，那东西就一定要张价。所以它和政府的铸币权有关，也就是政府控制货币供应的权力有关。从宏观的意义上讲，铸币权是政府对经济实施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滥发货币，尤其现在的货币都是纸币，还不是金银等贵重的金属，政府印刷机一开，货币就有了。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凯恩斯说的明白:“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 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用通货膨胀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妙就妙在“一百万人中间也未必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政府掌握铸币权，能给穷人增加财富的价格上涨总是最晚出现的，持续的时间是最短的，而且幅度也是最小的，而收益主要归富人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上涨却是最早的、持续的时间是最长，当然幅度也是最大的。这种现象正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典型例证就是房子的价格上升的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幅度也最大，而农民的粮食价格上涨的最晚，而且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即农药、种子和农用柴油大副涨价之后的被动反应。所以，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就是大家目前能亲自体会到的。所以现在一般家庭都感觉日子过得比较紧，压力很大，可是另一方面，我最近又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汇丰私人银行（瑞士）宣布，去年（2007年）获得主要来自中国富裕人士高达227亿瑞士法郎的存款，约合人民币1600亿。消息又说，去年（2007年）该行所管理的资产增加了179亿瑞士法郎，总额达到1860亿瑞士法郎。我们粗算一下就可以看出，2007年来自中国富裕人士的存款超过该行当年度的资产增加额，并且只是一年增加的存款已经占其所管理的总资产的12%。这还仅仅只是中国富裕人士向国外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的存款，并且这家机构的规模和知名度远远小于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正是由于中国有大量的富人，全球各地的负责个人理财的私人银行家正向中国蜂拥，尽管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这些人在中国开展业务。我常常纳闷，从1979年到2007年的将近30年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0%，可是一般民众依然这么贫困，常常为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发愁，那我们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上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管中窥豹。本来中国因为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已经比较突出了，现在，中国政府铸币权的滥用又成了雪上加霜。 所以归根到底，政府印刷货币的权力要受到其公民共同体的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众的利益为导向和指归。否则就会如凯恩斯讲的那样，民众的财富被再分配出去，可自己往往还没有觉察到。但是，怎样才能保证政府铸币权的行使最符合一般大众的利益呢？这就需要一个宪政民主的机制，如果你滥用铸币权，损害公民的普遍利益，那对不起，公民就会定期地用选票把你选下去。即使现在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专业化，其独立地位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可，一般不受政治干预，但这样的独立地位的维持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公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否则中央银行就难免沦落为统治集团攫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除了铸币权之外，政府拥有的另一项极其重大的经济权力是征税权，这也是和一般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明显感觉到政府很有钱，它的钱就是通过征税权的行使得来的。我说的征税权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定的税收项目，也包括各种名目的规费。据统计，中国政府2007年总的税收是5.1万亿，再加上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的约4万亿的各种规费收入，政府2007年的总收入达9.1万亿多，平均每人征收了6894元（以中国13.2亿人口算）。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这样，从人均的角度看，政府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个人收入+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33.3%。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城镇居民来说，他创造的财富刚刚好有三分之一都被政府拿走了。而且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140元钱，远远低于人均的政府税赋水平。农民一年辛劳的一大部分成果都被政府拿走了。可是政府把这些收入拿走后都干什么了呢？我们看到贪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贪污的金额越来越惊人，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越来越豪华，官员们出国旅游次数越来越多，官员们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开会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奢华。而我们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却越来越承担不起教育、医疗和住房的费用，更不用提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如果各位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去看看就知道，这么多人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盖不起房子。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创造的财富都被莫名其妙地征收走了。在城市里，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刚够维持生活，就开始被征税，而且中国的消费税无处不在，不管一个人买什么东西，他付的钱的一部分就是交税。而且在个人交了税以后，无论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还得再缴费。这样个人的税赋负担就很大，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制度劣势影响大学生就业初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细想一下各位就能完全理解。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我认为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最关键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一部分基本上以外资和民营企业为主；二是政府垄断或控制的企业，包括电讯、石油、采矿、银行、证券、保险、媒体和出版、教育、医疗卫生甚至房地产等等。至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比如低端的服务业，象餐馆、便民店、理发店、洗衣店，以及农业等，由于产业的性质，很难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对象，因为很少有大学生会毕业以后当个理发员或者售货员。 中国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它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可是，我们在制造业中纵容“低人权优势”，让工厂廉价却高效地使用中国的大量农民工，以此赚得巨额利润。此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的制造产业无法升级，管理水平粗放，技术含量一直无法提高，这样，中国的制造业就因着后发劣势被定格在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如此的产业结构当然需要的是低技能的产业工人，而不是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前两年，中国有一个首富叫施正荣，是从事太阳能行业的。他曾经准备从国外引进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生产线，想按照国外同类厂商的路子搞自动化生产。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着？他放弃了这样的生产线，而是雇佣了很多人来完成这条生产线的全部工序。为什么呢？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成本，发现全用人工比用那条自动化的生产线更能节省成本。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非常多。毫无疑问，大学生们在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工厂比在一个作坊式的制造企业里有更多的可能找到工作。 再来看国有垄断企业。从常识来看，垄断就意味着阻碍创新和遏止对人才的有效需求和使用，因为垄断使得这些企业不仅不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而且还阻碍了其他具有创新和进步能力的企业或个人进入他们的领域，而创新是需要知识的，并且竞争化的体制可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我听说在有些地方，收入高的垄断企业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世袭的领地，一般能进入这些行业的都是该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亲戚或者关系户。垄断就牵涉到政府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们很少有机会干预市场经济微观企业层面的运作。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也就无法做到。举例来说，如果把中国电视媒体产业完全私有化，电视行业会创造出很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因为媒体的产品需要知识和创意，这正是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所以我说大学生就业也吃垄断的亏。 [...]
临渊慕鱼 不如 退而结网 台湾护照给力 中国网民感叹：情何以堪
临渊慕鱼 不如 退而结网 台湾护照给力 中国网民感叹：情何以堪 2012-10-03 23:08 来源： 美国之音 source 美国政府宣布台湾将享受赴美免签证待遇。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大陆，引起网民的不同反响。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纳波利塔诺星期二宣布，台湾正式成为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最新成员。台湾民众从11月1日起就能免签证进入美国90天，从事旅游和商务活动。 *给力的台湾护照* 中国网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在微博上各抒己见，有人祝贺台湾，称这是台湾跻身文明先进国家之列的有力证明；有人感叹台湾护照给力；更多的网民则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为什么中国护照不给力，连去港澳都不能免签？ 网民HHS-Kevin说：“台湾护照全球免签证的国家数量是126个，美国护照全球免签证的国家数量是186个，大陆在全球目前的国家……悄悄地说：只有18个，其中14个还在非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江苏网民“艾瑞莉娅”说：“几次国外旅游，当拿出中国的护照，一阵心寒。” *不同的护照，不同的命运* 网民“假装在纽约”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10月1日过国庆，而你在10月10日过国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拿着我的暗红色护照本，为一个签证历尽艰辛；而你拿着你的墨绿色护照，120多个国家畅通无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却有着不一样的表情，不一样的悲喜，不一样的命运。” 台湾与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却获得美国免签证待遇。相比较之下，跟美国有着正式邦交关系的中国却没有得到国民赴美免签证待遇。中国网民表示，这让人“情何以堪”。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认为，台湾获得美国免签证待遇，是因为台湾人民的素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得到了国际认可与信誉。中国作家赵达功认为，虽然台湾和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是台湾是一个有人权保障，有新闻自由的地区，从本质上来讲，它的制度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一致。 *以羡慕嫉妒恨释放社会情绪* The medication is not intended for women or anyone under the age of 18. levitra price Try these solutions only after discussing with your doctor. cialis vs levitra It is always better to start [...]
全美学自联 理事 陆文禾 欲回中国奔丧 签证被拒
全美学自联理事陆文禾欲回中国奔丧 签证被拒 2012-09-24 Source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发放中国签证给“学自联”理事陆文禾，使他无法回国给刚刚过世的母亲奔丧。 全美“学自联”在声明中称，“学自联”理事陆文禾博士90高龄的母亲于9月18日去世，9月19日，陆博士前往华盛顿特区的中国驻美大使馆申请签证，却遭拒绝，全美“学自联”对此表示严厉谴责。 目前在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公司担任精算师的陆文禾博士，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开了一天的车，来到华盛顿特区的中国驻美大使馆签证，却遭到拒绝。 陆文禾说，他注意到中国大使馆网页上明确写明，中方有权拒绝向非中国籍公民发放签证，不用给出任何理由。 “那位（签证的）小姐实际上很客气的，说帮你加急办，我9点钟进去，她大概9：40就跑出来说，不能办，我们的领事不愿意给你签，因为你以前被拒签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一致电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签证处，但是电话只有录音，无人接听。 全美“学自联”的声明说，1999年12月，陆文禾博士前往北京，为以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六四”难属群体递送人道救援款项，遭中共当局羁留，中方威胁他交出救援款项，但被陆文禾机智化解，人道基金分文未失。此后，陆博士每次返乡探亲都被骚扰，近年更是被拒发签证。 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丁子霖教授对陆文禾无法回国给母亲奔丧，感到非常气愤。 丁子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国方面这样做，缺乏最起码的人道精神。 This levitra without prescription sexual disorder is the major cause of a patient’s pain. It just works alike other ED medicines such as kamagra, cialis cheap generic, caverta etc. are prescribed to the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the problem of ED and there [...]
历史 给予中国 向现代文明 转型 的 数次历史机会 by 郑酋午
历史给予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数次历史机会 by 郑酋午 Original posted in one website on 北京时间2012年7月04日 I am just 转载! 我们伟大的国家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从近代以来，我们落伍了，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无法向现代文明型国家转型！然而必须明了的是，这不是我们的祖先不行，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行。我们伟大的国家从黄帝建国开始上下五千多年来早已形成了“仁义”这一伟大道统，在这一伟大道统的指导下，我们祖先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于绝大多数的时间段里都在实行仁政，所以，从汉代以后，只要是统一时期我国一直都是农业社会里的超强国家。这是何等的光荣！但是，由于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我们，失去了辨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致使我们伟大的国家容颜渐失，从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对人类贡献甚少。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回顾历史，可以从中知道我们中国错过了数次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机会，现在我们又迎来新的历史机会，要让它错失吗？ 第一次我们错失的机会是从1769年到1861年的近一百年的第一次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这是“不睁眼看世界”的后果。1769年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都纷纷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是，这一个时期，我们的上层统治者，我们的士大夫精英却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我们在科技上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这种落后，只有具有政治和科技智慧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可是，在当时的天朝中却无人知晓。当时的西方国家都在拼命工业化，不论是已经民主化的美国，还是其他专制国家。大约从1769年到1869年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并有一些国家完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转型。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可以得知，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能实现工业化。在这一波工业化浪潮中，我国错过了将近一百年，应该说，这不是制度问题，因为不论是民主国家的美国还是专制的其他西方国家都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这是我们的君主、朝廷高官和士大夫精英缺乏政治和科技智慧所致，他们不知道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已经到来！ 第二次历史机会是洋务运动中的戊戌变法。从1861年开始，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一群有智慧的大臣，上书朝廷，建议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工业化，中国历史称之为“洋务运动”。尽管是迟到的工业化，但毕竟天朝有人知道了世界历史的新方向。从1861年到1898年，我国工业化的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七年后，终于有人认识到了应该向宪政转型，所以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和在朝大多数的高官都没有识别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力，他们做出了阻挡历史前进的决定，镇压了戊戌变法。也许这里面有实际利益的干扰，但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主要是认识问题。我们的舵手——慈禧太后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宪政智慧。本来，这是一次宪政转型的绝妙机会，被错过了。从现在回望历史，如果那一次变法成功，我国将会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体制，那么，我们不仅会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且会是一个世界强国。因为这种宪政体制有助于我们有机会迎接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利用这次科技革命的电机、内燃机、电话和电报等技术成果来发展自己，完成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任务，从而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我们错失的第三次历史机会是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已有了民主政体，只要在这一政体的框架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充分运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实现拥有新科技含量的工业化，那么从1912年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就会跟美国和苏联一样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了。这一次历史机会的错失是袁世凯个人的私心造成的，他握有实力，如果他有公心没有“只想当皇帝并把权位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一私心，中国民主就会走上正轨，社会就会呈现出有秩序，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割据、中共与国民党的争斗了。从1916年到1949年，中国几乎处于战争状态。从1916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的大文化人，比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几乎都是脑残。不知给自己国家带来混乱的原因是军阀混战、内部战争，而这又是因为我国没有实现工业化从而带不来要民主要人权的新国民所致，自己又没有能力创造新理论，只是从国外胡乱搬一些教条来攻击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比如，陈独秀和鲁迅搬来马列主义、胡适搬来自由主义。领袖自私、大文化人脑残，中国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我们错失的第四机会是，从1949-1976年，这是中共建政以后的毛泽东时代。这个无比绝伦有权谋的野蛮人，从1949年到1976年都是在无穷无尽的斗争中度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镇反”、“反右”、“文革”等等，斗人和杀人无数，还有一些极左派文人不懂得创造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既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也攻击西方文化，似乎只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其他的都是“邪恶”。领袖和文人都中了共产主义的“邪”，哪有不疯狂的？在共产主义的疯狂中既错过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来实现工业化的机会，也在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疯狂中错过了构建中华现代文明的机会。 viagra prescription free Sildenafil is the active constituent of the Silagra is sildenafil citrate that improve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penis good enough to create fulfillment during intimate performance. But again, there are levitra vs cialis [...]
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 纪念 蒋经国 解严25周年
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纪念蒋经国解严25周年 by 未普 Original was posted on 2012-07-26 in one website. I am just quoting that article. 7月1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25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下达解严令，解除在台湾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随后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从此开启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大门。今天回顾那个历史时刻，对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大陆，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而蒋经国从独裁者蜕变为民主的“开闸者”，也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镜作用。 蒋经国解严和台湾经验对大陆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西方能实施民主，东方同样能实施民主。台湾经验证明，那种所谓“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 的说法是荒诞的、毫无根据的。关于这一点，除了中共官方和一些素来为官方涂脂抹粉、吹喇叭抬轿子的无良文人和左派人士之外，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认同。《环球时报》今年3月罕见地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000余名受访者中，63%的人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 第二，用独裁结束独裁，用专制结束专制，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制度转型方式。然而，站在权力的顶峰，愿意放弃权力并结束专制的独裁者，在人类历史上少之又少。因此，蒋经国先生的身体力行“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对当今世界的独裁者，便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对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更是一面特殊的镜子。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魏城在他的文章“蒋经国：台湾民主‘开闸者’”中指出，24年前蒋经国在弥留之际强撑病体、开闸放水之举，不仅为国民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为台湾避免了一场决堤革命、为华人社会创立了一个和平民主过渡的先例，也为全世界的独裁者留出了一个体面退让的后路。中共目前面临的执政危机同解严前的台湾极为相似。中共若想避免“灭顶之灾”和“决堤革命”，除了采取“以专制结束专制”的举措，难道还有其他的“体面退让” 的选择吗？ 第三，终结独裁的独裁者个人特质很重要。首先他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便是顺应潮流之举。1986年9月30 日，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进党，国民党保守派闻之色变，主张取缔该党，并逮捕相关人员，但蒋经国不同意，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The most typical report of patients who experienced this condition is headache. purchase viagra Doses of antidepressants of anti-impotence pills must not be altered without recommendation of the health professional. [...]
中国留学生 十八大 前 致 胡锦涛 习近平 的 公开信
中国留学生十八大前致胡锦涛习近平的公开信 北京时间2012年5月30日 首发 Original source 我们是一群来自中国的留美学生，我们有幸接受了两种不同教育，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中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长期的执政党，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离开共产党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决定向二位共产党现任和未来的最高领导人发出这封公开信。 一、被完全掩盖的“六四”事件 我们到了美国后，没有了新闻封锁，也没有了互联网的屏蔽，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浏览到各种信息。最让我们震惊的就是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说实在话，当我们第一次看到网上的照片，我们第一时间以为是军事演习，看到那些死亡的学生、市民的照片，我们也首先认为是PS的。但是浏览阅读了更多的相关视频、更多的文字介绍，以及更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当时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相关书籍之后，我们不得不相信，在当代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国家军队针对普通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的所有媒体一直没有提及，并被刻意掩盖长达23年的“六四”事件。 我们在中国的教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后，也曾经犯过重大错误，比如“反右”、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等等。但是后来也都对这些错误进行了反思和改正。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像“六四”事件这样明显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罪行，不但没有进行反思改正，却一直隐瞒事实，我们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完全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难道我们年轻的一代将要在完全对历史无知的条件下面对中国的未来吗？这是一种对国家和年轻人完全不负责任的教育！ 温家宝总理在最近两年多次说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十八大上正式对“六四”事件进行平反，并对当年的错误决策者进行历史的审判，对“六四”事件的受难者给予国家赔偿，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让中国从此摆脱人治而正式走向宪政法治民主。 二、王立军、薄熙来事件 今年年初我们在海外的媒体看到了发生在重庆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这使我们联想到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林彪”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前，林彪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薄熙来也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和分蛋糕的“重庆模式”，并被看好要在十八大“入常”，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40多年过去了，历史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在重复着高层权力争斗的老把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现在王立军、薄熙来下台了，可能很快就要被以“腐败”为理由进行处分和司法审判。但是，如果不出现王立军叛逃事件，薄熙来不就可以继续搞“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吗？现在薄熙来下台了，“重庆模式”也受到了批判。这样的因人而异的治理模式，难怪有人认为薄熙来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政治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在一个民主国家，是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所谓“叛逃”事件的。即使薄熙来和他的家人真的因为杀人和腐败而触犯司法，也应该按照合法的程序来进行处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突然消失，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现在网上有人建议让薄熙来和温家宝就各自的执政主张进行公开的辩论，这最然不太可能，但是至少应该让薄熙来有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在台湾，陈水扁在下台后也被指控贪污，但是在司法定罪之前，他是无罪的；即使被定罪，他可以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辩护。这才是真正的司法独立。我们希望中国也可以从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开始，不再有政治路线斗争，真正让司法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 三、陈光诚事件 这个月发生的另外一件世人关注的事件就是陈光诚事件。陈光诚只是一个为当地弱势群体司法维权的自学成才的盲人，当地政府却以其他借口将他判刑。刑满释放后却又继续对他进行软禁监控。最后逼迫他逃到美国大使馆，“陈光诚”事件完全是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司法迫害而制造出来的国际事件。 随着经济发展，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冲突程度越来越激烈。出现陈光诚这样的人物，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维权，总比出现杨佳那样拿起屠刀为自己讨一个说法要好得多。中国已经制订颁布了比较全面的法律，如果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愿意以法律为标准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那么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会大大减少，也不会出现政府、司法机关被爆炸这样的恶性事件。从这点来看，陈光诚越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越有利而不是相反。陈光诚成为我们社会的“敌人”，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要改变目前的以武力、高压为手段的维稳格局，必须让法律真正具有权威，让陈光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他可以最终顺利取得护照来到美国学习深造，这是中国的一个进步；但是我们更希望他在美国学成之后，也可以顺利地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可以利用自己的法律特长为周边的普通民众维护权益。这才是中国真正走向民主法治的重要象征。我们不希望陈光诚离开中国后就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国家，和“六四”发生之后的逃到海外学生一样，成为失去国籍的流亡者。我们更不希望，作为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也因为发出独立思考的不同的声音，而变成无家可归的未来流亡者。 四、台湾、美国大选和国民党的启示 我们在海外的几年，目睹了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半个世纪之前，美国黑人还在为自己的平等权利而斗争，现在却已经选出了黑人总统。在台湾的国民党一党独裁半个世纪之后，也终于通过全民选举而重新获得台湾人民的信任而再次上台执政，中国人生活的台湾，终于和平地进行了权力的交接。 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在决定开放党禁之时说过，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我们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老师是这样推理的：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失败了，只有共产党胜利了。因此，共产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 即使这样的历史是事实，难道中国人民只能进行一次性的选择？难道被选择的政党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人民就永远失去了再次选择的权力了吗？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改革和执政实践，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一个政党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就会在选举失败后下台；如果失败的政党进行反省而革新，可以在此取得人民的信任而重新通过选举上台执政。这样的国家才是我国宪法上所说的“主权在民”的真正体现。 中国共产党曾经被历史选择成为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就像300多年前的满族被历史选择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一样。但是历史的选择绝不是只有一次，人民也有权力随时更换代表自己执政的政党。这才是真正的历史逻辑。国民党的改革和实践，给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榜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并最终使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不但可以使共产党实现变革，而可以通过选举而继续在中国执政，也是海峡两岸消除政治障碍而最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五、结语 我们虽然只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但是就像当年的年轻的共产党的创立者周恩来、邓小平们一样，我们到了海外，不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也在观察、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更在思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作为在海外的学子，我们呼吁现任和继任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大胆选择世界通行的普世价值的政治架构，摒弃一党之私的独裁统治，实行全民普选、政党制衡和司法独立的制度，给海内外的中国青年人一个美好的前程，给海峡两岸的中华民族一个进步的未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脱胎换骨，并可以继续为中国国民服务的唯一途径。 Brantingham presented the case study of a 32 year old professional golf player who suffered chronic injury of hallux rigidus and presented to the chiropractic generico viagra on line [...]
什邡示威：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什邡示威：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2012年7月4日 一颗颗催泪弹/ 被塞入七月的腹中/ 整座什邡城/ 落下囤积六十三年的泪/ 雾茫茫的街头/ 散步的孩子被揪红了脸/ 一片片哭湿的树叶/ 摆出英雄的姿势。 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寥寥11字，铿锵悲壮，掷地有声！因为恐惧把本该在自己这一代该完成的责任，推诿给下一代。剥夺80后90后幸福的…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50后60后70后，逼迫青年流血牺牲，老而不死的你们/我们难道不惭愧吗 ? 对一个媒体人来说,中国丰富的新闻来源,却是这个国家国民的不幸! 向什邡的公民记录者致敬，向面对禁令手足无措的总编辑们致哀。 四川什邡民众示威，90后成为主体，对此网友们予以热议。著名微博叶隐表示：“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寥寥11字，铿锵悲壮，掷地有声！因为恐惧把本该在自己这一代该完成的责任，推诿给下一代。剥夺80后90后幸福的…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50后60后70后，逼迫青年流血牺牲，老而不死的你们/我们难道不惭愧吗？” 下面是网友对什邡抗暴的留言： @HifonNgan 沙溪刚镇压，什邡又开张，神州大地何处安？走投疑无路，移民缺钱粮，活在天朝何彷徨！民愤四处涌，官僚贪枉忙，此时不亡彼时亡。食品都有毒，医疗更豺狼，生灵涂炭尽哀伤。公平不可见，正义渺茫茫，是非颠倒鬼称王。贪婪吸民血，邪恶杖纯良，古今此时最癫狂。草民不可欺，苍天不可盲，巍巍中华待曙光。 @mozhixu: 环保维权对于体制的冲击很小，与拆迁类似，更多是政策性而非政治性的（当然，在专政体制下，一切政策问题都有政治成分），尽管都动用了武力，但与沙溪不一样的是，武力并不是必选项。 @今朝有酒醉：相比“人民”公安和武警在什邡市的所作所为，更让人心寒的是一个什邡网友的倾诉：今天给几乎所有能够找到联系方式的四川省内媒体打电话，对方一听说是什邡事件，就立刻挂断电话…如果说，旁观者是在纵容犯罪，那么四川的各大媒体，就是在助纣为虐。今天的你们却成了间接的五毛 @赵楚：按照现代文明和政治的基本伦理和规则，任何时候，向和平情愿或表达意见的人民使用暴力，这都是犯罪的行为，而且毁灭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因这种滥用暴力引发骚乱，然后又把事件责任归咎于请愿者，这是无耻，也是挖政权墙角的行为 @Suyutong 对一个媒体人来说,中国丰富的新闻来源,却是这个国家国民的不幸! 今天我不是媒体人,而是你们其中的一位行动者. #什邡 @tengbiao: 珍惜来自什邡的每一幅照片和每一段视频吧。那是用勇士的自由甚至是鲜血换来的。什邡前线有消息说，拍摄者若被发现就会被打、被抓走。珍惜的方法有：1、传播，2、传播，3、传播…… @tengbiao 【什邡事件的启示】其实民众抗争的背后是官民仇恨；是结构性的社会分裂和不公正；是司法不独立和新闻不自由；是制度性紧急出口的缺失；是无视法治和人权的灭火式维稳；根子在政治不民主。 @漂6瓶：我们被打了！！有好几个女孩子被警棍打倒在地！！！我们手无寸铁！我们只能闪躲！！我看见警棍在老人女孩身上狠打！我的心在滴血！我的手还在发抖！ @hexiefarm: 什邡事件又一次撕开党的画皮。我觉得，从每一次示威事件里都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比如如何记录，传播和汇总，如何自我防护等，结合中东和香港的一些手册，形成一个有效，安全，迅速的公民行动准则。 #什邡 @langzichn 从人心思变、人心在变到人心必变，留给三段论去推演的时间不多了。形势比人强，只是谁亦不知道，压倒骆驼的是哪一根稻草。 @ny_Louis_chen: 什邡直播：什邡民众开始自发为受伤同胞募捐，人民抛弃了暴政，中国一定会走向光明的！！！ http://t.co/xpnRMG9P @tufuwugan 根本无法和平抗争，那帮混蛋信奉暴力。 RT @mls3026489: 如果和平抗争的路被堵死了，那结局可知。未来可以期待！ @ynliuwq 陈竹竹cmz：刚有警察来我们这街来吃饭，肥肠粉的直接说警察不卖，然后整节街的人都出来吼起，简直壮观，现在很多店铺门口都有特警禁止入内的牌子，令人兴奋，是什邡人就都得这样做。大家都动起来封杀警察… @江静：我大使馆被轰炸，你抗议；美国向台出售武器，你又抗议；印度参与南海油田开采，你仍然抗议；日本拘留我船长，你再三抗议；菲律宾要强占我黄岩岛，你他妈还是抗议。当什邡人民对你扔了个矿泉水瓶子，你终于拿起了武器 @Jwong1202 草泥马祖国!看到这张，流泪了 RT @diyzh RT @yokel007: 无比心痛的一句话：“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
世界潮流与中国转型 茅于轼
世界潮流与中国转型 茅于轼 published by Mr.茅于轼 in 金融时报 on 2012-03-21 13:10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说这句话的意思首先是肯定当时存在着一个全世界的潮流，其次他认为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如果逆势而动，必将被时代所抛弃。 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想孙中山的这句话，可以感到他的远见卓识。至今，还有许多人看不见这个世界潮流，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认为中国特殊。事实上这个潮流不但没有消退，它正在以更浩荡的气势席卷全球。现在有了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我们看问题更为清楚了。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五千多年。这世界潮流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潮流呢？顺应这个潮流和逆对这个潮流表现在哪里呢？潮流的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问题非同小可，因为这将指明全世界变化的方向，也能警告我们不要看错了路，逆潮流而动，被潮流所抛弃。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在过去五千年中，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时间里，虽然各国各地区之间有商品交换和个别的人员来往，但是并没有形成世界潮流。直到十八世纪，在欧洲逐渐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开启了一个世界潮流，它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那以后的二百多年来，全球人口高速增长，从十亿增加到七十亿，二百年中的增量超过了过去几万年的积累；平均寿命也从26岁增加到68岁。西欧首先走上富裕之路，接着美洲和澳洲跟进，成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促进了科技的发展，科技的成果通过商业化造福于人类。市场机制还能做到优化资源配置，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社会的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在三十年内财富的生产增长了16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中国完全改变了面貌，经济总量列居世界第二。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事。 人类社会找到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上个世纪初，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大潮应该是共产主义。全世界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走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道路。经过七八十年的试探，以牺牲无数人口的生命为代价，终于放弃了这条路。以如此的代价试探一条错误的道路，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实在太珍贵了。但是人类社会能不能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选择正确的道路，实在是没有把握的。当今世界上最重大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按照什么道路发展的问题。中国应该说是付出代价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的觉悟却是最含糊不清的。 市场经济制度还对人类做出一项前所未有的贡献，即消灭了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世界上的一切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换。 在此以前，资源多通过战争获得。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它为了自己的发展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那里有煤，有铁，有粮食。后来又为了石油和橡胶侵占了东南亚。但现在日本虽仍然是资源穷国，却是经济强国。 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费一兵一卒，可以获得全世界各地的资源。中国、美国、日本等都要进口资源有限的石油，但是因为有市场分配，从来没听说这些石油进口国会因争夺石油而发生战争。当然，确有少数国家的领导人不懂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潮流，违反潮流而动，这就非常危险，很可能导致战争。甚至一些大国的领导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做出禁止进口或禁止出口的决定，以为是做了好事。在粮食安全方面强调自给自足，认为这样更安全，这是又一个例子。 市场经济的大潮势如破竹。最典型的例子是原社会主义阵营试探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七八十年，以失败告终，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其中有的更成功一些，有的不那么顺利。中国是最成功的一个。其实，在全世界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不很容易。亚洲、拉美、非洲都有许多转型不成功的例子。中国能不能最终转型成功也还有待观察。转型成功的只是极个别的，像亚洲的“五小龙”。最近古巴下了很大的决心，准备放弃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转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制。 但是，一百年前孙中山所说的潮流应该是他的理想——三民主义。为实现它，他提出宪治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就是讲过渡到宪政的政治准备。 孙中山依照林肯所提的“民有、民治、民享”，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是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当前世界上，所有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宪政国家；市场经济搞得半半拉拉、进退维谷的国家，都是在宪政上遇到了困难。或者更直白地说，当权者不愿意放弃特权，把政权回归人民，于是发生市场和特权的冲突。市场的原则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如果有了特权，既无公平，又无自由，市场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市场，市场必定会和特权发生冲突，社会动荡不安。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形态的写照。 世界大潮将收敛于民主。法治、宪政，配以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大潮虽然势不可挡，但是其进行也十分曲折。世界大潮和各国的固有文化和历史传统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在中国，当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其实质就是五千年皇权传统和普世价值的冲突。可以预料，冲突的结果必定是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逐渐消退，让位于世界大潮。 在别的国家也是传统文化和世界大潮的冲突。例如有的文化歧视女性，禁止女孩上学，禁止妇女开车。这显然和世界大潮的平等自由相冲突。我们可以预期，大潮最终将冲破这些反潮流的观念，实现男女平等。 更普遍的问题是特权与人权的冲突。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国家里，传统的国家治理是靠特权者的管理。碰到好的统治者，百姓能过上平安的日子，但是更经常的是残暴的统治者，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最近发生的文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别的国家里，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实质上都是人权和特权的冲突。特权者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目的，压迫奋起反抗的人，形成社会动荡，甚至爆发战争。也有由于民族隔阂，民粹主义得以流行，导致民族冲突；或者宗教不同，互相看不惯，处处有摩擦，发展成为武力对抗。这些矛盾都能够在普世价值的概念下得到解决。平等，彼此尊重；自由，互不干涉；信仰不同仍能平安相处。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多元化、求同存异、丰富多彩的世界。其所以能够成为普世价值，正是因为它给出一个未来社会结构的解决方案。 与此相反的各种想法，例如排斥不同的文化，歧视和自己不同的人，干涉别人的想法，企图实施霸权，这些都不是普世价值，都不能解决当前全球性的大问题。可惜的是现在大多数国家和政治家（也包括不少百姓）却不是这样想的，都想指挥别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别人都错了。当今争夺资源的战争不会再有了，但是战争还在打着，都是想法不同，都想强加于人，造成的冲突。大陆和台湾的冲突可说是一个典型。这里没有争夺资源的问题，有的是统一和独立的对立。 ED which occurs commonly again and again can cheapest sildenafil 100mg be dangerous. In fact the everyday statistics or reports on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issues are increasing due [...]
Martin Chu 給馬英九 總統 建言, 趕快來看帖. 有大格局 才會產生好結局, 態度決定高度!
Martin Chu 給馬英九 總統 建言, 趕快來看帖. 有大格局 才會產生好結局, 態度決定高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建立強大完美的智囊， 和超強夢幻執政團隊: 馬總統身邊要增加幾個比較整合性強的、策略性強的幕僚。要任命「強將」，避免自我複製、自我設限。別想老是可以當好好先生永遠溫良恭簡讓! 溫和謙讓的總統加上一批知書達禮的幕僚，容易造成「意志」難以貫徹。總統府是權力中心，要有它應有的高度與規格、及「令出必行」的威嚴。 個人的智慧與體力畢竟有限，一切重大事情應提出讓智囊團共同商議，研究對策再去執行。眾人集思廣益，必然會找到完美的方案。 夢幻執政團隊要有很好對外溝通，橫的聯繫要暢通，縱的授權要明確。重大而又具爭議性的政策，反應要快，正確，和穩當。在治理國家的施政作為上，謀定而後動，少做錯誤的決斷，多做正確的事情。 二、培養並提拔有能力的領導人才: 在下已經好久沒有看到如 蔣經國 孫運璿 李國鼎 張自忠 胡璉 胡適 戴雨農 等領袖人物了! 三、两岸问题必须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大陆、台湾任何一方若为一己、一党之私利而使两岸问题恶化，做出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事，都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国是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她属于全体中国人，所有中华儿女。 对台湾最有利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大陆作为两岸竞逐的战场，如果战略正确，十三亿人口可以成为台湾的支持者。 影响两岸权力最大的就是“人心”。台湾的政党要有包容整个大中国所有国民的理念、气度和野心，谁能够得到大陆的人心，就得到了真正的“权力”，能够在两岸竞赛中获胜。 四、 必須要有“赢”的決心和企图. 要有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跃马中原”、“建立新中原”之志。“观念决定目标，目标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术”。 “求和避戰” 和“维持现状”應該 只是為了”求赢” 終極目標的一個小步驟。 把“赢”界定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而不是狭隘的“主权统一”、“领土统一”或是哪一个政党（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的胜利。 在这个原则下，台湾当然要追求“赢”，而且要有“必勝”的策略。和平统一，建立两岸共同体，先在经济、文化领域交流；以此为根基，通过台湾在 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的优势，影响大陆，树立两岸和平民众基础；以后进一步影响大陆政权的政治改革进程和方向，使之能够逐渐成为一个民主的政府。最后是统一还是继续保持现状，由那一代人做出判断。 五、維持良好和穩定的兩岸關係: 台灣的經濟前景取決於政治。只要經濟歸經濟，經濟就會有生機；只要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不支配經濟活動，不確定的因素就可以減少到最低。 穩定的兩岸關係 改善台灣的經濟狀況 提高台灣全體人民的福祉。 沒有穩定的兩岸關係就沒有安定的台灣。 以「變」應變是新政府可能開創的新局。 六、要熟讀古今歷史 研究朝代盛衰之道 一定要確實瞭解為何國民黨堅忍打敗日本， 而不到四年就被踢到臺灣， 句踐為何能復國， 夫差為何開始能打敗越國， [...]
邓丽君离世17年! 我只在乎你 何日君再来 再來一杯 & 二人でお酒を
邓丽君离世17年! 我只在乎你 何日君再来 再來一杯 & 二人でお酒を. 五月八日是“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逝世十七周年祭日，她所唱的歌，首首深入全球无数华人的心。她享有“十亿个掌声”美名，其歌曲在华人社会影响深远，风靡华人世界，广泛传唱，有“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之说法。她在世时，不只带给观众“甜蜜蜜”的歌声，也拥有“甜蜜蜜”的爱心，无论事业繁忙或淡出银幕，她总不遗余力参与公益活动。其中，尤以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参加的香港跑马地卅万人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令人印象深刻。 六四事件后，邓丽君说，我是中国人，无论到世界何处，在何处生活也好，我都是中国人。所以今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很心痛，中国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我十分担心，我渴望自由，而且所有的人都该享有自由，如果自由遭受到威胁，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在二○○七年，邓丽君去世十二年之际，中共央视四台破天荒播出了长达四十分钟的专辑《永远的邓丽君》。不少网民称邓丽君是中华民族最有才艺、最有骨气、最有良知、最有立场的优秀儿女。 大陆于六四廿周年时，中共举办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网路评选活动中，邓丽君居首遥遥领先他人。 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年代，邓丽君的歌便悄悄地在大陆民间流传，在比较开放的南方当时就有“白天听老邓（邓小平），晚上听小邓（邓丽君）”、“只爱小邓，不爱老邓”的流行语。 邓丽君的歌声是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她原定于一九八九年十月登陆演唱，但中共的六四屠杀使她不再想踏足中国大陆（一个政府屠杀自己百姓的地方），也成为邓丽君一生的遗憾。 一九九五年，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气喘去世后，人们在她的寓所中找到了生前遗留的手稿。“往事不堪思，世事难预料，莫将烦恼着诗篇，梦短梦长同是梦。”由李寿全等音乐人谱上曲子，题为《星愿》，在她出殡前发表。 家在山那边 当时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她，为了声援天安门广场前的学生，独排众议，头上绑着“民主万岁”的白布条、胸前挂着手书“反对军管”的牌子，以一曲《我家在山那边》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支持。几天后，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对她的人生产生极大的冲击，她曾说过：“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后来她渐渐淡出演艺界，但是每年到了六四的时候，她都会去参加相关的悼念活动。 家在山那边 作词：王琛 作曲：周蓝萍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那儿有茂密的森林， 那儿有无边的草原，春天播种豆麦的种子， 秋天收割等待着新年。张大叔从不发愁， 李大婶永远乐观。自从窑洞里钻出来狸鼠，一切都改变了。 它嚼食了深埋的枯骨，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张大叔失去了欢乐，李大婶收藏了笑靥， 鸟儿飞出温暖的窝巢，春天变成寒冷的冬天， 亲友们失去了自由，抛弃了美丽的家园。 朋友，不要因一时欢乐，朋友，不要贪一时苟安， 要尽快的回去，要把自由的火把点燃， 不要忘了我们生长的地方，是在山的那一边， 山的那一边。 有田芳生《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一书中曾披露，邓丽君说：“身为歌手的我，很想以演唱会的方式，尽可能地带给中国人什么帮助，但是总觉得不安，因为那次事件死了很多学生，总觉得开演唱会唱歌是不好的，其实我也感到很困惑……”“完全无法相信那个共产党了，如果我只顾着自己享乐的生活，而无视问题的存在，那势必之后就会有大灾难来临。”“最近在香港录国语歌，甚至需要花三天练习才终于可以录成，因为很容易就哭，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希望中国可以很快地民主化，到时候就可以唱很多庆祝的歌曲，我现在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就想哭。” 一九八九年六月份邓丽君原本计划要赴日为唱片作准备工作，发生天安门屠城事件后，邓丽君迟迟未能动身到日本，她于六月廿一日接受日本电视台香港现场转播时说：“我非常想去日本，但是因为中国发生状况，现在我想留在香港。” 家在山那边 当时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她，为了声援天安门广场前的学生，独排众议，头上绑着“民主万岁”的白布条、胸前挂着手书“反对军管”的牌子，以一曲《我家在山那边》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支持。几天后，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对她的人生产生极大的冲击，她曾说过：“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后来她渐渐淡出演艺界，但是每年到了六四的时候，她都会去参加相关的悼念活动。 An ED is incurable condition, but can be calmed down at that age. cheap viagra professional Treatment Improved – Results Achie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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